“人工牛黄”发明人蔡红娇（大埔人）
巾帼英杰创奇迹——访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蔡红娇教授本报记者辛奋
当这位外表纤弱、朴素，看似极为普通的都市老人出现在眼前时，很难让人一下就发现她的与众不同，更难看到她身上还闪烁着科技智慧的光环。只有在听完她以柔中带刚的语气、如数家珍地讲述一项项科技成果，并了解了她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投身科技创造的感人事迹后，才会感到与你面对面交谈的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女中豪杰，她就是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蔡红娇教授。
一、在“药香”中度过童年
1938年1月，蔡红娇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的一个中医世家，祖辈五代行医。在蔡红娇一周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去了越南。
远离父亲的蔡红娇很小就被母亲送到了由表叔主持的中药铺里，抽中药格子，做识字的启蒙。在这充满了草药香味的小屋子里，蔡红娇不仅全部认下了药格子上的字，还了解了许多中草药的药性和用法。能像父辈那样悬壶济世，成为她自小的理想。
1944年，蔡红娇6岁时，母亲又把她送到了当地的小学堂。学费靠母亲砍柴扎扫帚换来，而蔡红娇每天带到学校里去的粮食，是一点点的大米，再掺进很多剁成小块的红薯。有一年，粮食没有了，红薯的收成也不好，不够吃，母亲就将香蕉树上的蕉头砍下来，剁得碎碎的，拌上盐，用蕉叶包成团作为女儿在学校的中餐。
1949年全国解放后，蔡红娇有机会上了新中国建立后新办的初中、卫校，她激动地说：“读书全是国家包了”。
1955年夏天，蔡红娇从广东汕头卫生学校毕业，被分到了刚从上海迁到武汉的同济医院当外科护士。工作后的第二年，由于她工作出色，被医院当作“又红又专学员”送到武汉医学院（现同济医学院的前身）医疗系的业余大学学习。
二、难忘的人生经历
1956年和1957年毛主席两次在武汉畅游长江，同济医院接到了一项光荣使命，那就是负责中央首长来汉的保健护理工作。蔡红娇从众多的医务人员中脱颖而出，两度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保健护士。并先后为刘少奇、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保健服务。
最令蔡红娇终生难忘的是1956年夏为毛主席当保健护士。那天，她接到上级通知说要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在进行严格的封闭训练后，又乘小船随武汉公安局和体育馆的两名游泳健将作横渡长江演练。
7月16日那天，毛主席视察了武汉国棉六厂后，便来到武昌中华路轮渡码头。长江两岸，红旗招展，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三位保健人员在警卫的严格保护下，随毛主席来到码头。当蔡红娇帮助毛主席由快艇下水时，毛主席对她说：“小姑娘，走，下水呀！”蔡红娇不好意思地答道：“主席，对不起，我不会游泳，我只能在船头与您老人家为伴了。”毛主席就有说有笑地下水了。当时，随行的还有罗瑞卿、江青，以及王任重等湖北、武汉的党政负责人。
毛主席的伟人风采，深深地感染了两岸热情欢呼的湖北人。他从武昌中华路轮渡码头下水，到汉口滨江公园处上岸，长达两个多小时。其间不仅没有休息，而且还不停地与船上的人谈笑风生，正像他在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诗词中所写的那样：“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主席上岸后，对为他擦背的蔡红娇和蔼可亲地说：“你怎么身上还是干的，真的没有下水呀！”，蔡红娇答到：“是，主席。”毛主席又语重心长地说：“青年人，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锻炼”。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莫说能为毛主席做保健工作，就是与毛主席握握手，都感到幸福极了。因此，后来每当蔡红娇遇到困难时，就回忆起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总是感到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三、开始“培育牛黄梦”
蔡红娇成为外科医生后，长期与胆囊炎、胆结石患者打交道，常常看见患者撕肝裂肺的痛苦，使她心情十分沉重和难过。强烈的责任心使她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能不能不开刀，用溶石排石的药物治疗来解除人们的切肤之痛呢？于是，她痛下决心，一定要闯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来，救病人于水火之中。
她认为搞清胆石形成的原理，了解成石的影响因素，也许就能找到溶石的方法，至少也能寻求到一些预防的措施。1972年她便开始着手这一研究。为了解决自己功底不足的问题，她又参加了同济医科大学西医学中医班和中医理论提高班的学习。通过不懈探索，1983年她和同事研制成功第一颗体外模拟人胆固醇结石，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等奖。
蔡红娇每每谈到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时，总是感慨万千，并一遍一遍地提到她的恩师——中科院院士、著名外科专家、同济医学院教授裘法祖先生。1985年，在裘法祖教授的全力推荐下，她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习，她一边留学，一边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她的才华深得导师的欣赏。1987年成功地模拟了人胆红素钙结石之后，导师执意挽留她在澳工作，她却想立即回国将这项科研成果转化成牛黄的研究。的确，这里的生活条件和研究环境较国内要好得多，还有已在这里定居的父亲和几个弟妹，但一想到国内还有未完成的研究，想到出国前裘教授充满信任与期待的目光，蔡红娇归心似箭。临行前，弟妹们都来劝她留下来，面对手足深情，蔡红娇激动地说：“我也想留下，可我是个中国医生，我的事业在中国，这里再好也是别人的国家，我不愿意将我的成果只为外国人服务”。
医学界有一句行话：“千金易得，牛黄难求”。牛黄用途非常广泛，尤其是我国的中成药生产，需要大量的牛黄，是出口创汇的一大资源。无奈，人们只能在屠宰场从牛的内脏里寻找牛胆结石，但牛胆内有结石的发生率只有千分之一二。可见，牛胆结石极其珍稀奇缺，我国每年都要花大量的外汇进口牛黄。所以，不知有多少代人想培育出牛黄替代品来，但却一直是一个难以成为现实的美好梦想。
体外培育牛黄研究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它涉及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药学、药理学及生物工程学等多学科领域。写写论文进行一些探讨也许还比较容易，但要动真格研制成功并成为国家一类新药，不仅需要耗费大量钱财，而且能否真正成功确实有很多未知数。据说，在西方研制一个一类新药仅资金就得花数亿美元，因而，一些同事和朋友纷纷劝她，写两篇文章结束算了，别在那里搞天方夜谭了。
1988年底，第一颗体外培育形成的牛胆红素钙结石试验成功了。生产体外培育牛黄取材容易，主要成分和含量可以控制，质量相对稳定，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要是能进一步研究开发，将可为国家节省大量外汇，解决中药牛黄资源奇缺的问题。想到这里，蔡红娇兴奋不已，更坚定了她研究的决心。
四、努力“梦想成真”
蔡红娇一直“固执”地认为，西方有资金设备与技术等优势，但我国有博大精深的中医与中西医结合优势。于是，她又一头扎进实验室与图书馆，翻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几年下来，仅各类笔记就达数十万字。为了搞清胆红素钙结石中残渣的成分问题，她一方面在裘法祖教授的指导下进行深入地研究，另一方面她跑遍了国家卫生及医药管理部门、药材公司、北京医科大学、图书馆等，请教、学习、查阅资料。1993年春节前，几经周折她找到北医大的周孝思、傅贤波教授。两位胆石分析专家在她的精神感动下，利用春节假期休息时间，帮她做出实验分析资料。当她拿到满意的实验结果时，春节早已过完了，她却只是孤身一人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地下室招待所里。
科学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在将要对体外培育牛黄进行临床前实验研究时，蔡红娇遇到了棘手的难题，需要大约2百万元的科研经费，这对蔡红娇来说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做实验研究牛胆结石需要大量的胆红素，当时要280元才能买到1g胆红素。为了尽量减少研究费用的开支，蔡红娇就土法上马，准备用猪胆自己提炼。于是，她成为了距同济医学院20公里外一家屠宰场的常客。一年365天下班后都进入实验室，其中每周两天她要赶到郊外的屠宰厂去取回20～30斤重的猪胆，必须干完从猪胆中提取胆红素的部分工作以后才能回家。1989年的大年三十，她怕屠宰场放假，一吃完午饭就赶到屠宰场，一直等到傍晚才收足一桶30斤重的猪胆。再等她提着一桶猪胆去搭末班公共汽车时，哪知人流如潮，她使出浑身解数，无论如何也挤不上去。最后只有把牙一咬，走。隆冬季节，寒风刺骨，她的手脚都冻僵了。一走一停，她提着30斤重的猪胆走了整整两个小时，直走得全身大汗淋漓，却还不到10里地。后来遇到一位好心的货车司机，才专门把她带了一程。等她赶到家里，一家人正焦急地等着她回来吃年饭。
蔡红娇有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在同济医学院哲学教研室工作的丈夫余火光不仅自己工作出色，还全力支持妻子的事业。丈夫不仅承担了全部家务，还给她当助手，帮助整理文字材料。在做动物实验时，给参与牛黄实验的老师们送饭。搞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儿子为她提供实验支持，在药理教研组工作的女婿则帮她进行药理分析。在过去的20多年中，她常常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搞科研，丈夫也曾埋怨过：“别人做科研都有经费，可你把工资都贴进去了还不够。”她总是耐心解释：“是国家培养了我，要谈钱，这笔账怎么也算不清”。
她长期从事提取胆红素工作，而胆红素中的氯仿对人体的肝脏有刺激作用，以致肝痛彻夜难眠，她因此两度住院。有一次，她的痔疮病发了，她在病中却忘不了研究。在病床上她将祖传秘方加以研究后制成牛黄痔清栓，并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结果，在她病愈时，牛黄痔清栓也随之研究成功。
一种新药的产生，要经过成分、结构、质量标准等一系列药学研究，在做药效学以及毒理学方面研究时要进行大量的试验。为此，蔡红娇当起了名副其实的实验动物饲养员，先后饲养了7000多只白鼠、100多只兔、70多条狗，进行了700余次体外培育实验，检测了数百个指标。为了一个准确、有效的处方，就做了80个天然牛黄的样品，每个样品又做了10多种成分和结构分析。做生殖毒性试验要求检测的老鼠需要连续服用3个月的牛黄，连续观察三代无畸形才能满足实验要求。那时，满屋全是老鼠。由于老鼠会吃掉畸形的小鼠，所以在母鼠受孕20天就要对它们进行剖腹产。要确定剖腹产的准确时间，掌握受孕时间是关键。于是，她每天从近百个老鼠粪盘中翻找老鼠受孕的标记阴栓。别人都下班了，她还在动物房里专心工作，有很多次她被同事锁在了动物房里，或在实验室里。家人常常不是找钥匙为她开门，就是搬来梯子，让她从窗户里钻出来，由此，她成为医院出了名的“牛黄迷”。
工夫不负有心人。1993年，蔡红娇取得了中国专利局颁发的“体外培育牛黄”专利证；1994年，她又荣获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先进个人，以及全国侨联与中央电视台颁发的侨界十杰提名奖。
五、让珍稀牛黄惠泽大众
蔡红娇申报了体外培育牛黄专利以后，首先想到的是要将这一技术迅速转化成药品。可是，获得新药生产证书，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其难度不亚于发明专利。为此，她从1992年申报之日起，就经常奔波于武汉与北京之间。有一年竟有186天往返于京汉之间，接受由卫生部组织的全国医药专家在北京举行的多次评审。
1992年，在她到京接受审评时，看到其他前来申请新药的对象，不是被否决就是被退回时，心里十分紧张。时值恩师裘法祖院士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并亲自赶来赴审，使蔡教授倍受鼓舞，她说：“裘教授，我搞研究花了那么多钱，如果通不过，真不好交待啊？到时我不跳长江才怪。”裘教授知道她搞这项研究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所以，他充满激情地对她说：“你放心，相信你一定能成功。”并对她开玩笑说：“即使你失败了，要去跳长江，我陪你一起跳！”顿时，蔡红娇感到浑身有一股无穷的力量，对评审充满信心。此时此刻，评审大厅里专家们正认真地审读着研究材料。看完材料后，评审会的专家提出了一些问题，她一一做了详细地解答。第一次评审会终于在严肃和紧张的气氛中结束了。
随后又经历了多次类似的评审会，专家最后的评价是：体外培育牛黄主要成分、外观性状、各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含量、药效与天然牛黄非常接近，各项检测指标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终于顺利地通过了一系列严格的“考评”，蔡红娇流下了激动的泪花。她不仅没有去跳长江，反而在1997年12月获得了卫生部颁发的“体外培育牛黄”国家一类新药证书和试生产批文，这也是湖北省建国50年来获得的第一个国家一类新药，被评为1998年武汉市十大科技新闻；2002年被列入“863”计划课题；2002年再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蔡红娇获得“体外培育牛黄”的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后，北京、广州、深圳、汕头等地的数家公司不惜斥巨资要买断她的专利。而且买主极力在她面前以内地开发与转化生产能力不如沿海为由，企图说服她转卖专利。对此，她说：“我不能同意你们认为内地开发能力差的看法，事在人为。武汉中联、健民不是饮誉全国吗？我就不相信武汉真的搞不出来”。
在有关方面的积极促成下，同济医学院将该科技成果转让给了武汉大鹏药业有限公司。为了更好地加速体外培育牛黄的产业化进程，蔡红娇不顾年事已高，仍亲自出任武汉大鹏药业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经常抽时间到生产车间进行技术指导，她期盼着这项凝聚着她一生心血的科技成果，早日形成强劲的生产力效应，使生产含牛黄的中药企业如虎添翼，使广大患者能够用上更加安全、有效的牛黄中药产品。
2003年9月，国家药典委员会组织了国内知名权威专家专程到武汉大鹏药业体外培育牛黄生产基地进行现场考察认证后，一致认为：“体外培育牛黄工艺成熟，质量稳定，安全有效，与天然牛黄可以等同使用。”2004年1月正式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可以与天然牛黄“等量投料使用”，以替代中成药品种、特别是急重症治疗药品中的天然牛黄。这些成就被媒体评为：“体外培育牛黄不仅仅只是解决了一个中药牛黄的使用问题，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实现中药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示范”。
在采访中，蔡红娇对记者说：“牛黄应用十分广泛，我国有600多种中成药需要用牛黄。但是资源匮乏，价格昂贵。制约了民族医药工业的发展。体外培育牛黄正好弥补了天然牛黄之不足。”
蔡红娇教授30年漫漫科学探索路，为人类健康事业创造出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优质牛黄原料，其功德无量，这才是真正的知识英雄……（毛嘉陵)B05.4
http://cntcm.39kf.com/shtml/2107-b-13.shtml 科技成果奖：690万重奖“人工牛黄”发明人蔡红娇
2003年03月10日14:37:08 人民网
武汉一项科技成果奖创全国之最
“人工牛黄这一科技成果转让费全部到位后，其发明人蔡红娇教授及其课题组，可望得到690万元重奖，目前已有160万元的奖励到位。”据了解，这是目前国内已知的科技成果转让提成费中数目最大的一笔。日前，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院长、博导陈安民教授兴奋地告诉记者。
现年55岁的蔡红娇研究员所负责的课题组，从1987年就开始研究“体外胆囊胆汁内培养牛胆红素钙结石”，培养出体外牛黄，该成果1997年被卫生部批准为国家一类新药，成为湖北省改革开放以来唯一一类国家新药。由于“体外培育牛黄”可以作天然牛黄的最佳“替身”，这项发明立即引起了众多药厂的关注。在一家风险投资商的操作下，这些科技成果已被转让给有关厂家，目前转让费高达2580万元。同时这项发明，已直接、间接为武汉市带来了1.2亿元的效益，其中仅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一项资助就高达6000万元。（吴志远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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