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直面历史真相 反思覆灭原因
直面历史真相反思覆灭原因评谢友祥的《梦断嘉应州：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最后一个传奇》
许龙
一、太平军的历史真相
也许有一些人并不知道，马克思早在1862年就对太平军做过如下一段否定性的评述：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e（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中国记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545-548页）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长期以来，国内绝大多数相关的学术论著、历史教科书和文艺作品，却都对太平天国运动大加颂扬，将它视作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具有历史前进动力性质的“伟大的农民革命”。20世纪曾有过两次美化太平天国运动的高潮。一次是在世纪之初，同盟会为宣传革命，推翻清王朝而拔高太平军。另一次出现在50 年代。不过，自２０世纪７0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对太平军的批评性论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冯友兰先生的意见。冯氏指出，之所以要否定太平军运动，是因为它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军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关于这一问题，还可参考史式《太平天国不太平》一书（重庆出版社2004 年版）143-147页。
新世纪伊始，人们对太平军普遍存在的各种历史误读，由于2000年复旦大学潘旭澜教授的《太平杂说》一书问世而再次得到清理。潘氏在他这本颇具社会影响力的论著中，以史实为根据，以其“所了解的人类文化良知为准则”，具体详尽地列举和阐述了太平军“种种暴行尤其是反人类、反文化的罪恶”。这可谓回应和证实了早在138年前马克思所做的那段经典性论断。值得注意的是，潘旭澜还明确表明了自己写作的内驱力，那就是不愿“阿世曲说”，不想让历史被人“随意颠倒”。同时，他热切期待今后不断能有“直面历史真相”的中青年学人和作家，用他们的鸿篇巨制来真实地“细说太平军的兴亡”。而在我看来，谢友祥教授新近出版的小说《梦断嘉应州：太平天国在南方的最后一个传奇》（后文简称《梦》），无疑就是潘氏所期盼的那类作品。
二、《梦断嘉应州》的民间底色
《梦》以太平军在南方的最后一支残部覆亡于嘉应州的一段真实历史为框架，创造出一个亦实亦虚而极富传奇性的艺术世界。谢教授在小说中不仅塑造了列王洪德、平东王何明亮、禾禾与粟子等众多个性相当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设计了像塔子坳之战、中道亭之战、“蛤蟆跳井”千人坠崖和平东王剑杀叛徒黄十四等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此外，还有英雄慷慨赴死的悲壮场面、谭体元为所有死难太平军将士集体举丧的奇思妙想。洪徳和何明亮等末路英雄身上异样而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性，尤其令人感动。我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文化蕴涵相当丰富的作品。
客家文化色彩浓郁是小说的突出艺术特点。除了大量地方传说、地方习俗的自然融入，就是作者特别用心地将客方言中一些有生气有表现力的日常用语，包括俗语、民谚成功化入行文，或完全保留其原貌，或略加修饰，尽量让更多的人读得懂。客家歌谣随处可见，不仅增添了作品的地方风味，且使小说流动着一种特有的诗意。粟子在五指石山上唱的“月光光”，禾禾在洪德坟堂里低吟的“八月秋风渐渐凉”，都很到位地烘托了氛围，尤其后者，让人在秋风萧瑟中感觉到彻骨的悲凉。就这样，整部作品散发出一股客家文化的馨香。这是属于民间的味道，“民间”确是《梦》的底色。正如作品首页所言：“这传奇来自民间，多有演绎，可贯穿其中的始终是泥土的灵魂，泥土的气息，甚至于泥土的智慧，智慧在民间，不在书本和庙堂。”至于客方言的使用，还有另一层意义。谢先生在提供给我的一篇创作谈的电子稿中表示：“我用客方言不仅仅为了突出小说的地域背景和加深小说的地方色彩，也出于语言试验的动机。我想让客方言中那些精华的东西永远活下来，这就必须依靠文艺作品了。”（《关于〈梦断嘉应州〉》）
三、对太平军覆灭的深刻文化反思
但《梦》最打动我的，还是它的思想力度，是多年从事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谢友祥教授对太平军覆灭历史的独特而深刻的文化反思。有心的读者都可以从小说中总结出南方最后一支太平军“梦断嘉应州”的诸多原因，比如孤军奋战、寡不敌众、决策失误、将士内讧和叛徒出卖等等。但就整个太平天国的覆亡而言，其根本却在于，他们对文化的不分青红皂白的仇视和“丑恶万状”的破坏。关于这一点，可以说，谢先生凭着一位学者应有的文化良知，敢于“直面历史真相”，在作品里以小见大地给予了有力的表现。太平军攻克长乐县城后，小说第10章写道：（他们）将（长乐学宫）大成殿上的孔圣人塑像推倒打碎，圆硕的头颅滚出老远，嘴巴朝上，露出那两颗著名的大门牙。这也是太平军的老规矩，对孔孟佛陀太上老君张天师之类，一律称之为妖，见庙折庙，见神捣神，无非为了独尊天父皇上帝，也便是独尊上帝在人间的小儿子秀全洪天王。（143页）
这不禁让我想起曾国藩《讨粤匪檄》里那段话：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1580页）实际上，在太平军经过或占领的十几个省中，文化古迹都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例如湖南永州的柳子庙、湖北武汉的归元寺、安徽安庆的迎江寺、江苏南京的大报恩寺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其中有不少因根本无法修复或重建而成为永远的历史遗憾。
太平军之所以极端仇视和破坏文化，正如小说所点明的，不过为了维护一人独尊的局面。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既是天王，又是教主，对臣民实行一套君权和神权相结合的专制主义的恐怖统治，这种统治需要偶像，也只需要一个偶像！。
反文化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仇恨和抵制。小说写太平军石镇吉部占据大埔县城茶阳时，一位能写诗的将领前去拜访老儒生饶一丹，见其孤苦无依，令小兵拿来鸡和米，饶一丹拒收，说不愿受此玷污。将领大怒且声言要杀他，饶一丹竟自己把头搁在凳子上等死，将领踢翻板凳而出。总督闽粤赣三省清军合围嘉应州的左宗棠听说此事后对士绅们说：“读书人多鄙薄长毛，所以长毛走到这一步。”
与非文化相联系的会是什么呢？是野蛮，是小说204-206页描写的“点天灯”，355页叙述的“开水烫活人”等等；是迷信，是目光短浅，是迫不及待地追求享乐，是不近人情，是残酷至极的自相残杀，是所有笑话的相加！对此，小说第5章通过柯树坪绅士蔡九爷之口做了很好的阐释：天王乃短智之辈。东乡登基，永安封王，企求富贵，何其迫不及待！自家妻妾成群，却禁绝他人夫妻同房，逆情悖理，莫此为甚！天王一大独尊，反让东王代天立言，一山两虎，岂能相安？我听讲天王的太子名洪天贵福，在我们乡下，也只最俗不可耐的财主才会给儿孙取这样的大号。凭此数条，足见其心智之浅，胸怀之啬，故而又有废古俗、排孔孟、食大灶、宠亲戚之类污七八糟之举，自相残杀，仅争迟早。亦凭此数条，我断其非真命天子，而是借势侥幸于一时的草头王，……他们说得好的行不得，行出来的令人怕。骂这个妖那个妖，他们身上倒真妖气重重。这妖气是衰本。（64页）作品第21 章写白举人对谭体元等人讲太平军为什么失败，指出“败在不以正而以邪”，说“邪魔小道从来不足以成帝王之业”。
所以，太平军一步步走向灭亡，最后“梦断嘉应州”。它终于被别人更被自己所毁灭！
不错，“洪秀全的天父天兄之说与清王朝奉行的儒家正身正人之道相比不过是一堆垃圾”（311-312页）。许多读书人先后加入清军，拼死捍卫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太平军最终被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一批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开阔精神视野的儒家知识分子所战胜势在必然。在我看来，太平军与清军的这场殊死对决，相当大程度上是两种文化观念的较量。潘旭澜说：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读书人，历尽艰险，打败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传统文化战胜野蛮、反文化、劣质文化的邪教军事割据，他们在维护了中国的统一的同时，也就挽救了古老的传统文化。他接下来的一段议论更加中肯：诚然，传统文化已经龙钟老朽，有不少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于经过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的欧洲，必须进行根本性或重大变革，但一切变革都不是从零开始，不是退回到蒙昧时代为起点。（《太平杂说》，272-273页）
“我坚信太平天国的缺陷是一种根本性文化缺陷。” 谢先生在《关于〈梦断嘉应州〉》一文里的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要害，同时给了我们一把解读《梦》的钥匙。
当然，小说也点出了清朝不可救药的腐败和其灭亡的必然性，肯定了农民起义本身的合理性，描写和歌颂了部分太平军将士身上的英雄气概、美好情怀和人性闪光，这就较为客观、公正和全面。 洪秀全及其一众人等，在我眼中一直都是魔鬼。我在人前，愧说洪是客家人！ 改朝换代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是和宗教信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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