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连载[舒龙 主编]
《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序一编辑： 小陈 时间：2005-9-5 阅读：44人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代序）
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金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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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50周年之际，我们自然不能忘记当年在中央苏区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面，我想就有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两个重要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理解。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关系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常常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比原来看得更加清楚。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单单看它在成立时候做了些什么，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是不够的。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用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它，它的地位显得更为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跟俄国十月革命成立的苏维埃政权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立新政权时，几乎党的所有领袖和参加新政权组建的领导人，都没有过执政的经验。新任的部长（当时叫做人民委员）到部里去的时候，许多原有的工作人员都跑了，自己又从来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只能派赤卫队把那些人找回来，要他们打开保险箱，才能看到过去的档案，一切工作几乎都得从头开始。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夜，为了准备起义，一直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新政权一成立，许许多多陌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面前，这是非常艰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这样。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先开辟一块一块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建立起政权，又成立过全国性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央政权。无论在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建设等方方面面，都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并且培养出一大批各方面的领导干部和管理人才。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不像俄国十月革命成立苏维埃政权时那样艰难，而能比较顺利地发展起来，当然，这以前的准备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地方成立苏维埃政权，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有各解放区政权的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这个雏形留给了后人什么呢？我们可以先从一些大的方面来考察，比如说国体、政体、国民经济成份构成、阶级状况、社会改革等等。只要抓住这些重要问题去比较剖析，就不难看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
先谈国体。什么是国体？国体就是政权的阶级性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是这样讲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政协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全国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从这两个历史性文献对国家的定义中，会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共同纲领》有“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全国各民族”这句话，在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里没有。因此；《共同纲领》中叫做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叫工农民主专政。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不同的方面，更要看到它的相同的更基本的方面：“第一，在《宪法大纲》里面，规定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大众是苏维挨共和国国家的主人。他们有选举权、被选举权，有权选出代表来讨论和决定国家和地方的重要事务。这个政府是要为绝大多数民众服务的。这在中国历中上是第一次，以往从来没有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这个基础上有扩大，规定要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全国各民族。这种发展有主观、客观条件变化的原因，而根本点仍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两者之间并不是对立的。第二，关于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毛泽东在1949年写《论人民民主专政》，对这个问题他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就提出了民主专政的概念。当时一个重要表现是在选举上，选举的时候，分一个红榜，一个白榜；红榜的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白榜的人没有。这就从实际上严格地把国民和人民区分开来，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都赋予同样的权利。
这就是国体问题。
再讲政体。毛泽东曾讲过，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讨论过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哪一种政体，是用民主集中制还是议会制？决定采取民主集中制，也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体所实行的是哪一种形式？很清楚，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议会制。它由有选举权的人投票，先由各村有选举权的人选出乡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然后由乡到县、到省苏，再由省苏等选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宪法大纲》和《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人民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并定期对它们报告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最高法院。从以上政权组织形式可以看出，作为新中国雏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什么议会制和三权分立。
第三，从社会的经济构成来说，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当时国营经济很小，工业主要有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有32家工厂，2000多个工人，但苏维埃共和国对它的发展前途抱有很大的希望，并且也积累了初步的经验。1934年刘少奇在《斗争》上发表一篇《论国营工厂的管理》的文章，尖锐批评了那时存在的问题，如计划到时完不成，质量不能保证，生产的子弹打不出去，炮弹不能爆炸，成本高，大量浪费等。他认为这些主要是管理问题。他指出：管理问题要从责任制上来解决；厂长应当对全厂的生产和行政负绝对责任，当然事先应该征求党支部和工会的意见；责任要一层一层分解到各个部门、每个工人。同时提出要有科学的计划，要有一整套管理制度，要有成本核算、质量检测制度，可以实行计件工资等等。这些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思想，对今天仍具有现实作用。
合作社经济，当时农业合作化还没有发展起来，主要是手工业和商业（消费合作社）。
对私人经济也有很多重要规定。这里讲的私人经济，包括农民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家经济，还有一些小业主、个体手工业等。农业在土地制度改革后，主要是农民个体私有制占着主要地位，但有些地方由于劳动力缺乏，出现了“耕田队”，毛泽东提出还是叫“互助组”为好。在苏区内，由于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弱，对私人资本十分重视，并且鼓励它的发展。毛泽东在“二苏大”上讲：“应该容许并奖励私人商业；使他们为输出与输入各种必需商品而努力。”“应该在苏维埃法律范围之内，尽量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使苏区资本更加活泼。”后来，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又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提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的部分发展，并不是可怕的。当苏维埃政权没有力量经营国有的大企业，那末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目前不但对于苏维埃政权不是可怕的，而且对于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将随着苏区内工商业的发展，而增加它的作用与地位。但是苏维埃政权不是资本主义的崇拜者。”
新民主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这三种经济成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决定》中还提出了劳动与辅助劳动的问题，把富农与地主的区别也规定得很明确，富农是自己参加劳动的，地主是不劳动或只有辅助劳动的。到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出现过“左”的偏向，严重侵犯中农利益，并且对地主和富农界线混清不清。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又重发了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使偏向很快得到纠正。
第四，阶级分析。当时的苏区主要在农村，阶级分析主要是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问题。大家所熟悉的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划分农村阶级的一个纲领性文献。1933年10月《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解释中带有历史性的一个发展，就是突出地提出了“富裕中农”的问题，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它规定：“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它的剥削量不能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5％。如果群众不加反对，不超过30％的仍可以富裕中农论。这就从政策上把防止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解决了，把中农与富农的界线划分开了，保护了中农。
第五，是进行各方面社会改策。突出的是婚姻问题，最初通过了《婚姻条例》，以后又有了《婚姻法》。《条例》规定婚姻自由，废除包办、买卖、强迫的婚姻，禁止童养媳。值得一提的是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通过了这个《婚姻条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也是《婚姻法》。其他，在教育、文化、卫生、新闻等方面也有重大的改革。
还要说到，毛泽东在“二苏大”上提出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把这些联系起来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确实已有新中国的雏形。尽管它还不成熟、不完备，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新中国的基本特征在它身上已经有了。这样说，并不是把它说得完美无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在分散的、小生产的、农村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在苏区内没有大城市，连称得上中等城市的也很少，象长汀这样的不大的县城在当时就被称为“小上海”了，因此它还不是真正的全国性政权；它处在战争的严峻环境下，一切都要服从战争的需要；当时的“左”倾错误在中央占着支配地位，不能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工作产生相当影响。这些，都毋庸讳言。但是对于它的意义，不能仅从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来看，而且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积累起管理国家的经验，培养出一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并且在以上所说到的这些方面形成了一种传统，有了这种传统，人们在以后继承并且发展，就要容易得多。我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如果忘掉了红都瑞金，那是不应该的。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左”，倾错误的关系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十分重要。有一种说法，似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左”倾路线的产物。因为“左”倾路线急于形成两个政权的对峙，所以才出现这么一个共和国。按照这种说法，就不能把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说清楚。
胡乔木在1985年10月19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副组长薄一波一封信，里面讲到：“对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似不能只从消极方面去看。成立中央政府不但对我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加强了合法中枢指挥作用（否则‘中央红军’这一名词也缺乏法律根据），在以后对张国焘斗争中的意义不可低估，而且对尔后与东北军、西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发表《八一宣言》和在与蒋介石谈判中取得一定的对等地位；和成立各地边区政府，八路军，新四军自成系统也有重要作用。当然，指出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是必要的。”胡乔木还说，“左”倾错误应该指出，但不能因此抹杀对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起的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在这以前，虽然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有时也直接对某部分的红军和根据地发出指示信，但并不是系统领导，平时直接的领导往往是省委或某一个特委，各个根据地之间也是各行其是。陈毅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在中央军委的内部刊物上刊出时，编者的按语中也只是说要各地学习他们的经验。各根据地、各路红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这种状况本身不能长期存在。特别是随着红军和根据地一步一步有了巨大发展的时候，成立这样一个政府已不能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30年2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指出“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这是在“立三路线”形成以前的事，主要是客观上随着各路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农村越来越重要，许多事情需要有统一的章法和统一的指挥。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是在这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9月的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即已纠正。在三中全会上作出建立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后，项英受中央委派，到了中央苏区主持建立了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随之也加快进度。此时，王明“左”倾路线尚未形成。“一苏大”的召开最初定在1930年11月7日，后来几度延期到1931年11月，这是由于反“围剿”战争造成的。所以，不能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讲成是“左”倾路线的产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对内来说，先后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婚姻法等，使各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有着共同的章程可循。临时中央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可以对各地红军进行统一指挥，虽然这种统一指挥并不经常；但在长征前后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外来说，可以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进行对等的交涉或发出公开的号召。中国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933年1月和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两次以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的名义发表宣言，表明愿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订立反对日本以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战斗的作战协定。10月，潘汉年以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的名义同十九路军签定反帝反蒋的初步协定。1935年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是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发表的，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共同抗的准备，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巨大作用。
当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也有不少“左”的东西，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左”倾领导人在1935年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现在是殖民地道路和苏维埃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斗争，是国与国之间的决战，要以堂堂正正的阵势，御敌于国门之外等等。这些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红军的被迫长征。另一个是在政策上，规定有剥削的人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扩大了打击面；在土地改革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就是《劳动法》中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当时苏区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无法实现的。对于这些错误的东西，当然应该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综上所述，采取历史、全面、具体分析的态度来分析这段历史，要注意到两个区别：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当时客观局势的发展需要来看是不是应该成立，同它成立后“左”倾领导人对形势作出夸大的分析、鼓吹什么“决战”论等等，不能笼统地等同起来，把它们看作是一回事，不能因后者而连带地否定前者；另一个是既要看到它在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又要看到它所坚持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反帝反封建以及前面所说的在国体、政体、国民经济构成、阶级分析、社会改革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且要把这两个侧面的主次轻重作出恰当的分析。在当时“左”倾领导人的错误以外，不能忽视还有一些领导人所坚持的正确意见，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行。因此，这些历史性功绩应该是第一位的，它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如果不能审慎而恰当地看待这两个区别，就难以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作出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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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序二
编辑： 小陈 时间：2005-9-5 阅读：9人次
客家人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代序）
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总执行长、总会长
香港 （港、澳）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会会长
黄石华
在上个世纪，在武夷山南部山麓、南岭，以后的赣南、闽西、粤东一带的土地上，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像龙卷风式的人民革命——由朱德、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朱、毛红军”从井冈山出发，开创了中央苏区。在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仅数年就诞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赤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这个政权的旗帜下，聚集了中国人民的众多将帅、数十万精英和几百万民众。
值得惊叹的是， 这支钢铁般的红军与红色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都发生在客家人聚居的历史厚重的红土地上。这一幕幕历史活剧， 一件件人间奇迹， 是客家籍红军领袖、 广大指战员与劳苦大众创造的。在1934年赣南兴国县等， 便有10万客家子弟离开家乡， 追随朱德、 毛泽东二万五千里长征。客家人刻苦耐劳、 勇敢善战的精神， 自古以来便为人所称道。在殊死的决战中， 为求中国现代化， 用鲜血生命战斗， 使这星星之火， 终成燎原之势； 15年后， 熊熊之火将理想变为现实， 用无数鲜血铸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此站起了一位世界巨人。
舒龙先生主编、撰写的《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书，真实地记录了赣南闽西这块红土地上客家人与人民共和国这段血与火的情结。将客家人这种不屈不挠敢于抗争，英勇善战大智大勇的优秀品质昭显于世，而留给后人。书中还介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当年中国“朱、毛红军”中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高级领导人的生活和战斗经历，从这些平凡的事迹中，剖析出他们优秀品质中闪烁出的一种客家人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强烈生命力。
近百年来客家人为中国现代化，真是洒热血抛头颅，所以过去国民党元老叶楚伧言：中国近代史是客家人写的历史。
依历史记载，如清末曾国藩富国强兵计划，曾国藩是客家人。康、梁维新运动的核心份子，如梁启超、陈宝箴、黄遵宪是客家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是客家人。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国民国的国父孙中山、辛亥革命护国军统领黄文将军都是客家人。领导人民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朱德、毛泽东是客家人。中国抗日时期，分十一个战区，其中正或副的司令长官，有六个如张发奎将军等是客家人。在历史上抗元民族英雄文天祥与结义兄弟蓝关镇守使黄海龙，在失败后祖宗三代跳楼殉国，气壮河山。在海外称王建国的如叶亚来创建马来西亚，罗芳伯创建印尼共和国；近代李光耀建立新加坡共和国，所以客家人不但为国家建殊勋，亦为民族留正气。改革开放以来，本人结合两岸学者，如一代宗师国际名学者金教授耀基院士、名政论家郑赤琰教授及名学人郑海麟教授、郭益耀教授，与客家精英为台海和平，祖国和平统一奔走呼号，如客家人对这次中国和平统一，亦能作贡献，则叶楚伧先生所说：中国近代史是客家人所写的历史，则完全实现了，则轩辕华胄，永垂顷矣！
2002年11月，本人应邀从海外来到赣州参加《赣台客家文化研讨会》。在会上认识了舒龙先生。今年3月，我们到成都、仪陇出席朱德元帅的《母亲的回忆》六十周年纪念，举行《中国帅乡客家文化论坛》，本人为唯一代表海外致词者。在会上拜读了舒龙先生的《“红军之父”与“朱、毛红军”的客家情结》，舒龙先生在大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得到与会者的好评和赞许。在过去短短的五个多月，舒龙先生又主编、撰写并将出版这本研究客家人与红土地关系的大作，深佩舒龙先生笔耕甚勤；舒先生这本大作拟在本年十一月出版，作为本人首先倡导之“世界客属恳亲第十九届大会”在赣州举行之献礼。嘱为该书作序，是以乐为之序。
http://www.shulong.net/shulong.asp?id=61 《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言
编辑： 小陈 时间：2005-9-5 阅读：13人次
前言
我，本不是赣南人，却热恋红土地；几十年矢志耕耘红土地文化，然而一夜间痴情研究起客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着了什么魔？
历史学家誉赣南（赣州）、闽西（龙岩）、粤东（梅县）是为客家人的“摇篮”，也有的学者说是客家人的“大本营”；
1927年8月1日，朱德在南昌领导八一起义，打响了中国革命的武装第一枪；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发动秋收暴动，随即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根据地；1928年5月4日，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之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人们就用军长朱德与政委毛泽东两人的名字命名，叫红四军为“朱毛红军”；1929年1月14日，只有3600人的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在赣南、闽西客家区域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军事“围剿”，发展到“十万铁的红军”，用枪杆子打出了个红色政权。1931年11月，在红都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南成了共和国的“摇篮”；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央苏区（赣南、闽西）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
赣南、闽西，既是客家的“摇篮”、“大本营”，又是红军、苏维埃政权的“摇篮”、“大本营”。这仅仅是巧合吗？将客家与朱毛红军结合起来探讨，从红土地到客家文化研究的转型，不是我的人生角色变换，更不是改弦易辙，而是把红土地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这可以从我的文化积累与成长基因找到根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被安排到寻乌县菖蒲公社乐坑生产队劳动锻炼、体验生活。白天跟社员一起荷锄上工，晚上在“曾彩秀青年活动小组”一起读报、开展文娱活动。这里是伟大的革命家古柏烈士的故乡，革命故事、红色歌谣，成了我的首次大宗文化记忆。同时，这里是客家区域，客家的乡风民俗的薰陶，学讲客家话，学唱客家歌，从春播插秧到秋收割禾。半年后，带着生产队长为我们记满工分的小册子与三大本厚厚的采风本回到单位，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铸成了我红土地文艺的创作主体。客家人的品格影响了人生。我也隐约领悟到客家精神与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关系。在我看来：那些历史“巧合”现象，是发展的“必然”。“客家”与“红色”虽是两个学术题，却是一篇大文章。
通过较长时间的深入采访分析，我惊异地发现：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央苏区所辖区域赣南、闽西、粤北等21个县市，几乎都是客家人聚居地；红色根据地界与客家区域几乎重合；而更为突出的是，朱毛红军重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与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客家人；红军在客家区域建立根据地的大背景；客家人的长途迁徙漫游的生存特性与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术；客家妇女的传统美德与红军的巾帼风采；客家精神与红军的英雄主义气概；客家人的杰出贡献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等之间关系的研究，都属重大课题。五年前，我着手对这些专题进行悉心揣摩和精心探讨，也陆续写了些小文章。
直到2000年6月，我参加了在赣州举办的“客家与赣南”大型学术研讨会，有幸结识了国内外的一些从事客家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会上我就“朱毛红军的客家情结”为论题做了发言，与大家进行交流。当即得到香港世界客家研究会会长郑赤琰教授的首肯。继而，此文分三次在《赣南日报》的“客家”专版上刊登。
今年3月，应四川客家研究中心陈世松主任之邀，带着《“红军之父”朱德与朱毛红军的客家情结》的论文参加在成都与朱德故里仪陇举办的“中国帅乡客家文化论坛”。论文在“坛”上宣读后，引起了反响。得到香港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会长黄石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侨联副主席、文化部华夏文化促进会客家研究所所长邱权政教授等专家赞扬鼓励。在赴九寨沟与松潘等地的旅游途中，向邱权政教授透露：我正在主编与撰写一本《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书，向将在赣州召开的世界客属第19届恳亲大会献礼。聘请他当该书的总顾问。邱权政教授慷慨承诺。他是我敬重的治学严谨的学者。拜读过他主编的《客家与近代中国》、《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等著作。
邱权政教授办事热心，讲究效率，当顾问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我们首先关心这本书的名字，颇费了一些周折。开始叫做《客家与朱毛红军》，又感到窄了一些；以后又改为《客家与土地革命》，又觉得太宽泛；最后还是敲定《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苏维埃是俄语COBET的译音，意思是代表会议。在中国，苏维埃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工农代表会议制的国家政权的简称。一般情况下，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创建工农民主政权而进行的党的建设、武装斗争与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活动叫苏维埃革命运动。虽费解，但准确。同时，我还从选题到出版、写序以至题写书名等事宜向他请教。曾水生是一位学者型、诗人气质的企业家，他的经营理念中文化含量高，对红土地文化尤为青睐。建立“红土情网站”是他的原创，发展红色旅游情有独衷，出任本书顾问是他由衷的选择。
他们确是既关顾又照顾，既问进度又问痛痒的双料超级高参。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顾问指导，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推出这本专著。
短短的半年时间，梳理构想，整合已有的论文，除自己写的与收集转载的著作外，还有些骨干文章与中心论题尚需特邀名家权威，约请他们的力作优稿入集。谈何容易。当我铺开摊子，与对方约稿时，有的愿作为，有的不认同，有的喊忙，有的叫难。让我始料未及的是竟有人认为“不要把红土地文化研究硬往客家拉”，“搞客家恳亲会主要是吸引海外客家财团、富商来赣州认亲投资。宣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怕会伤害他们的感情”。对此书选题冷淡至极，不予支持。我甚至暗暗担心此书有夭亡的危险。
黄石华总会长对这种论调不以为然。他认为：客家在近代中国革命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朱毛红军与中国革命胜利是客家人的骄傲。他为本书写“序”，直言命题为《客家人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年逾八旬的黄老很看重这篇序文，反复斟酌，并三次将序文的改稿传真过来发排。
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主编《毛泽东传》与《周恩来传》的著名党史学家金冲及教授，他在瑞金市召开的全国性党史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重要学术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用科学的态度从国体、政体分析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贡献，是一篇批驳对苏维埃共和国种种偏见的檄文；更是第一次全面肯定苏维埃共和国地位的重要文献。由此而始，我们才理直气壮地大力度宣传评价“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根’”。当他知道我们正在编辑出版本书时，欣然同意将此文作为“代序”，同时亲笔签名、题词和寄来照片。中国社会科学院革命史研究室研究员、《瞿秋白传》著家陈铁健教授，两次寄来亲笔题写书名的墨宝。近代史研究专家、客家史研究权威韩信夫教授，他满腔热情地支持本书，在给我的信中说：“您主编《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书，很有意义。客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杰出的贡献。叶楚伧说，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客家人民革命史。朱毛红军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过去讲革命史、党史，对客家人的作用没有着重阐述，应是一大缺陷。我兄从事这一工作，可说是填补过去空白，功德无量，值得庆贺！”他在激励之余，不吝赐稿。
令我感动，催我奋进的专家不乏其人：南昌大学的吴直雄教授，龙岩市党史办副主任苏俊才，井冈山宁冈会师纪念馆的刘晓农副研究馆员，瑞金党史办的曹春荣副主任等；我们一起讨论选题，互通资料信息。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初稿，不厌其改。尤其是傅柒生馆长，这位少壮派学者，行政与研究一肩挑。他非常爽快地接选题，甚至在火车、飞机上仍用笔记本电脑坚持写作。初稿完成后，还十分谦虚一本正经地用电子邮件发过来征求意见。他从整个“土地革命”的大视野来解读客家精神，难能可贵啊。由于这些资深学者的努力，保证了书的正式出版。
相形见拙，自惭形秽，主编这本学术专著简直是个误会。我的专业是文学创作，俗称专业作家。有人戏说我们是坐在家里编剧本，做小说。文学创作的法则是允许想像、虚构，为了突出主题，为了好看、好听，甚至好卖，可以动用浪漫主义技巧，进行艺术加工。搞艺术创作可写已发生过的，也可以写可能会发生的，叫“失事求是”。文学为形象思维、史论为逻辑思维。我现在主编撰稿这部研究历史的论文集，是货真价实的学术专著。这种体类的东西不是闹着玩的，要严谨认真，“实事求是”。我这种写作手法的错位，把我难坏了。搞“实”的真的比玩“虚”的难。几年前我参加主编、撰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一书，送审到最后时刻，想不到来了四位编辑，对书的注解逐条进行校对核准。书是顺利出版发行了。我算学乖了，发誓再不搞这种历史研究书。谁知这次又遭遇上了。毫不夸张地讲，我是自作自受，自找苦吃，但是这次，我是心甘情愿，愿打愿挨。我感到自己是在做一桩很有历史意义的，很有学术品味的，挑战自己的，苦中有甜，苦中有乐的事业。
记得有一家《客家报》创刊时要写几句话，我献上了一首七律：
报林独帜曰《客家》,红土绿野一奇葩。
中原来客成望族， 南赣闽粤聚精华。
崇农尚武擅商贾， 芳踪伟迹遍欧亚。
客家研究应客观， 抖擞雄威为开发。
客家人杰，红土地灵。用客观的态度研究客观存在的客家与红色的关系，目的是为了张扬客家创业的精神，在红土地上开发拓展我们伟大的事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再大的苦果，也能吞得下。也许这正是我编著这本书的良苦用心与难言的初衷。文史同源，情理一家。请原谅一位外行、一介业余历史爱好者的浅陋，竟弄出这么一本不文、不史的，既是逻辑思维的又像是形象思维的玩意儿。好在是作为十九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献礼。献礼也罢，现丑也罢，礼物轻情义在。不成敬意，仅作为学术探索尝试而已。特在“前言”中申明，请求指迷扶正。
2004年初冬。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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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之一
编辑： 小陈 时间：2005-9-5 阅读：18人次
第一部
赣南、闽西既是客家
更是朱毛红军的“摇篮”与“大本营”
舒龙
朱毛红军的客家背景
一
1928年5月4日，华夏一代将帅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之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人们就用军长朱德与政委毛泽东两位的名字命名，把红四军叫“朱毛红军”。以至，1929年向赣南闽西进军，红军壮大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1930年，一、三军团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党中央将赣南、闽西根据地划为中央苏区，由中革军委领导的为主力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又把红一方面军称为“中央红军”。尽管这支红军名称有变，但都是在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因此，现在老一辈革命家如肖克等写回忆录，以至军史研究也还习惯统称为“朱毛红军”。
地处江西南部的赣州，属赣江上游，它“南控百越，北达三江”，据五岭之要会，扼粤闽之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发源于赣州境内的赣江，是连接内外、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自古为中原南下闽粤的必经之地；据文献资料记载，赣州从东晋始就有大批中原汉人迁入。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张九龄开凿梅关成功，古驿道全线告竣，使这条自秦汉以来的南北通衢更加繁忙，近四万平方公里的赣州大地吸引了大批拓展八荒的“北客”。此后，无论是北宋“靖康之乱”之后南迁的中原人，还是元明清因战乱等北来南去的汉人，多是沿着赣江这条古代“水上丝绸之路”进入赣州，或落脚生根，或继续辗转南迁。据康熙年间李世熊所纂《宁化县志》载：“客家先民，大抵先自中原南下徙赣，再由赣徙闽，复由闽徙粤。”赣南成了客家人最早的聚居区，也是明清以前南迁闽、粤的客家人集散地和中转站。
有的历史学家誉赣南（赣州）、闽西（龙岩）、粤东（梅县）是为客家人的“摇篮”，也有的学者说是客家人的“大本营”；
朱毛红军下井冈山只3600人，而在赣南、闽西客家区域建立发展红色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军事“围剿”，发展到“十万铁的红军”。用枪杆子打出了个红色政权。1931年在红都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南是共和国的“摇篮”；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央苏区（赣南、闽西）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
赣南闽西，既是客家的“摇篮”、“大本营”，又是红军、苏维埃政权的“摇篮”、“大本营”。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于是，对此发现我开始作大量调查考证。
通过较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分析：我还奇怪地发现，从井冈山根据地与中央苏区所辖区域赣南、闽西、粤北等21个县市，几乎都是客家人聚居地；作为军事家的朱德、毛泽东从井冈山到中央根据地征战以至开始长征的整整七年，都生活战斗在客家人的工农大众中。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他写下的十多首军旅诗，都是咏颂客家风光胜地：“鼓角相闻”的“井冈山”；“炮声隆隆”的“黄洋界”；“分田分地真忙”的“龙岩上杭”；“风景这边独好”的“会昌”；“关山阵阵苍”的“大柏地（瑞金）；“风展红旗如画”的“宁化、清流、归化”；“前头捉了张辉瓒”的“龙冈”（永丰）；“战地黄花分外香”的临江楼；“红旗跃过”的“汀江”；“风雪迷漫”的“赣江”；“郁郁葱葱”的“南粤”；还有“广昌”路上，“吉安”城下……有大量资料证明：红色根据地界与客家区域几乎重合；而更为突出的是，朱毛红军重要领导人与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客家人。
二
明、清时期，定居于闽、粤、赣山区的客家人，鉴于当地人口日益增多和田少人多的尖锐矛盾，以及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来经济的诱惑力，还有朝廷颁布的“内廷令”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为谋求生存与发展，或被迫无奈，又不断地从其客家祖地播迁海内外，如分布于广东中部、广西、四川、云南、湖南、海南、台湾、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其中内迁的四川是西南各省中客家人最多的区域。因为客家人入川时间，主要在清康熙、雍正、乾隆期间（即公元1644～1795年）。当时，朝廷明命“凡川县卫所荒地，分给流民或官兵屯种”。“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居乐业”。同时，还将劝垦荒地的成绩作为官吏升降的考绩依据。对川县以上官员“咸以劝垦多寡，催督勤惰为殿最”。又据周询《蜀海丛谈》所载：“清顺治、康熙间，始招湖北、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人民入川开垦。且有强迫而来者，准其随意插上，纳数亩之粮，即可望耕数十亩之地，此后即有转售，而粮仍旧额，割者亦按其原纳粮数分拨”。由此可见，客家人入川，乃出于朝廷政令。但内中亦有奖掖办法，且还含有“天府之国”的吸引因素在内。所以这种迁徙的自愿程度较其先祖为高，条件也大有改善，这就决定着内迁四川的客家人多以一家一户或联家联户行动的方式为多。《原籍徐氏族谱》就说：“德尊康熙五十八已岁迁四川泸州、利市杉丁市坝”。四川新都《徐民族谱》称：“子进带家眷于康熙六十年辛丑正月二十六日，在老余窝起程，移居上川”。“焕章于雍正四年丙午正月二十八日，带家眷在榕树塘屋起程移居四川。”
从族谱和当地方志以及人物传记等史料调查所得，入川客家的大多数来自广东，其中粤北人迁仪陇为多。素称“红军之父”的朱德其祖上便是其中一例。
据《朱德年谱》载：“朱德于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今丁家湾）一个贫苦佃农家里。其祖籍广东韶州府（今韶关市），清嘉庆时迁居仪陇，世代为地方耕种……”朱德生前在《回忆我的母亲》中也说：“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亦有资料说其祖先为嘉应州五华县人，是由五华入川的）客籍人，在湖广填川时迁四川仪陇县马鞍场……”记载更为详实的是1993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朱德传》：“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省韶关县的客家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流行严重的疫病，使四川人口稀少，荒地很多，有些城镇甚至成为虎狼出没之区。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它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一系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的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大群大群的外省人经过长途跋涉，迁移到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历史上称它为‘湖广填川’。朱德的祖先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朝乾隆末年，朱氏第三代的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场。后代在马鞍场的大湾定居。随着家庭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氏大湾’了。朱邦俊是朱德的祖父，在他上一代还有老业田三十挑（一亩约五挑），到他那一代，四兄弟平分，只得到七挑多地，加上人丁兴旺，这点地已不够维持生计。于是，在1882年把土地和草屋典了三百吊钱，作为资金，领着全家到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琳琅丁麓李家湾的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土耕种。从此，朱家沦为贫苦的佣农……1886年12月1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辰时），朱德就诞生在琳琅丁麓李家湾的这户佃农家里……”上述史料所载均表明，朱德是地道的客家人。所以，曾生活在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朱德用仪陇客话可以和叶剑英（广东梅县客家人）通畅交谈，而叶剑英使用的是纯正的梅县客话。
在述及朱德元帅的客家背景时，不能不提到其母钟太夫人。因为正是这位被世人誉为民族英雄贤母的客家妇女之杰出代表，以其独到的人格魅力影响并孕育出一代客家巨子朱德，成就了“红军之父”，也成就了赫赫有名的红四军。据朱德《回忆我的母亲》（该文原标题为《母亲的回忆》，刊载于1944年4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今据《朱德选集》重印）和相关史料（如《朱母钟太夫人传略》，原载1944年3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孕育一代客家巨子朱德的伟大女性——钟太夫人》，作者：陈泰阶、陈明祥，原载2003年第2期《四川客家通讯》）所载：钟太夫人1800年4月23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周河乡钟家山下一位客家籍的贫苦流浪艺人家庭，卒于1944年2月15日，享年84岁。钟太夫人从小就很懂事，女指针红、置茶办饭，样样入手，其体格高大健壮，曾裹过脚但没成功，最终还是一双大脚。及笄之年（19岁），嫁入朱家。她在这个劳动的家庭里更显出是一个劳动的能手。农家日常工作如挑水、担粪、种菜、喂猪、养蚕、纺棉、缝衣，事无巨细，她都亲自动手，数十年如一日。此外，她还得做一家20口人的饭，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整日劳碌着，常常忙到深夜。朱德出生前一分钟她还在灶前做饭，临终时也同样还在灶前转动。但她吃的主食却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和其它杂粮饭。
钟太夫人的辛苦还不止于此。她先后生子女13人，因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8人，朱德总司令就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在那样的家境里，这个负担是沉重的。但是钟太夫人并没有被困难所压倒!她一面紧张的兼顾母亲和农妇的双重工作，一面还注意以自己的榜样来对孩子们进行教育。她是一个有宽大胸怀和深厚同情心的人，她的人格力量是不仅及于她的子女，而且使全家所有长幼伯叔妯娌之间，相处十分欢洽。对于更贫穷的亲戚，她往往减损自己，勉力周济。诚如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所述：“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钟太夫人惯于忧患、惯于勤劳、惯于忍耐。如甲辰（1904）那一年，厄运降临朱德总司令家里：地主因增收佃租不遂，于大年除夕夜强逼总司令全家搬走，不让继续承佃。朱德总司令一家人都哭了，连夜分散到两处住。因为人手少，生活愈加困难，恰恰接着又是一年旱灾。面对厄运，钟太夫人仍以她惊人的毅力领导全家来与险恶之环境搏斗。同时，对于究竟是谁把农民投入这个贫困的深渊中，她也愈加看清了。因而，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也愈加强烈了!钟太夫人沉痛的三言两语之诉说,以及朱德总司令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朱德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他决心寻找新的生活。不久，朱德便离开母亲去读书了。作为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朱德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但鉴于那里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和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钟太夫人和其丈夫钟必顺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钟太夫人和世林府君终于排除万难，送朱德总司令入学。以至，朱德总司令不仅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1905）还考了科举，以后又到了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而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钟太夫人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朱德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后来，朱德又去云南投考陆军讲武堂，钟太夫人依然十分同情和支持。正因如此，才为朱德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知识之基础。
同样，对朱德日后跨出校门、走向社会、选择投身革命的举动，钟太夫人也是一个有力的鼓励者。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朱德从成都返回故里，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朱德与一伙热血青年怀抱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但守旧的豪绅们却出来反对朱德等青年。为此，朱德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朱德到云南后，从家信中得知，其母对他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朱德许多慰勉。
随着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朱德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他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便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朱德和家庭完全隔绝了。其时，世林府君已去世，钟太夫人的二子朱代风早于1905年病逝，长子朱代历、四子朱代炳、五子朱代均已为国捐躯，朱德系国家民族命运于一身，长年征战在外，只剩下一个幺儿子朱代庄和一大堆孤儿寡母在钟太夫人身边。而幺儿子朱代庄又无心家事，故整个朱家大家庭的生活和责任，便由钟太夫人独自一肩挑，直到她的暮年。抗战以后，朱德才能和家里通信。钟太夫人从信中得知朱德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仍然在家过着勤劳的农妇生活。朱德总司令是永远挂念着慈母的，钟太夫人同样永远想念着爱子朱德。但是，朱德总司令决心向全中国的人民尽他的大孝道，他要消灭那使母亲（以及千百万的母亲们）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社会原因；辛亥革命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他继续奋斗追求，从宣统元年（1909）至1944年的30余年间，朱德不曾回家过一次。朱德总司令最后是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同时也遭到了一连串的艰难危险，但是钟太夫人和朱德总司令一样，对这个命运是泰然的，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如：1933年国民党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部下戴连长一伙大挖朱氏祖坟，割颅烧尸，逼得朱家子孙纷纷改姓隐名，四处躲藏；1935年，红军撤离仪陇后，国民党政府的地方团防武装，反攻倒算，四处追捕、残害红军家属，逼得朱母全家四处逃避，钟太夫人和幺儿朱代庄逃到泸州，得到朱德好友戴与龄多方掩护，才得以脱险；1937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钟太夫人才又回到仪陇马鞍老家。但因年荒，无果腹之粮，又是戴与龄捐助200块银元，钟太夫人等才顺利度过了荒年）。抗战以后，尽管朱德总司令的处境比以前要好得多，但钟太夫人还是在自己家里继续过着贫穷的勤朴的农妇生活。据1943年朱德外甥的一封家信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直到临终前夕，已是84岁高龄的钟太夫人，还在灶后转动，帮着媳妇做晚饭。
1944年农历2月15日戊时左右，钟太夫人不幸病逝。临终前，她遗嘱后辈，不要将她葬入早已修好的墓室，而要葬在屋左侧的一棵大松树下，不修坟头，不立墓碑；种树栽刺覆盖坟墓，任何时候都不得砍伐。因为钟太夫人担心自己，也会像朱家其他早已作古的先人一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挖掘曝尸。
一代客家巨子和中国革命的伟大领导者暨“红军之父”朱德同志的母亲，就是这样生活了一辈子的。这就是客家妇女和伟大的中国数亿善良劳动人民之本色!朱德元帅的伟大，从根本上说，是长期与广大劳动人民一起进行革命，但是钟太夫人的影响，毕竟是不可磨灭的!钟太夫人送朱德总司令上学和慰勉总司令参加革命活动，对于总司令参加革命活动及其事业固然有重大的意义，而钟太夫人与困难斗争的精神，以及她的勤劳仁爱之美德，也在朱德总司令乃至红四军全体将士的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其时，中国人民看到朱德总司令在前方领导战争，在后方领导生产，看到朱德总司令鞠躬尽瘁百折不挠的革命忠诚和视民如父、爱民如子的恢宏风度，都难以忘怀辛勤养育朱德总司令的钟太夫人。
钟太夫人仙逝的消息传到延安，朱德悲痛万分，一挥而就写成《母亲的回忆》（后该文标题改为《回忆我的母亲》），发表于《解放日报》1944年4月3日延安版，以示祭奠。朱德在这篇文中对钟太夫人的品德、劳动以及对子女的教养均有详尽的回忆。他充满深情地写道：“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劳累。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知识和革命意志，鼓舞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认识到‘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钟太夫人的事迹，经过新闻媒介的传播，在当时延安各界反响强烈，要求表彰这位贤母的呼声很高。于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主办，邀请延安各界代表一千余人，于1944年4月10日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集会，追悼表彰钟太夫人。会场庄严肃穆，挂了很多挽联。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领导人也前去参加大会，并送了挽联。党中央的挽联写着：“八路功勋大孝为国，一生勤劳吾党之光”；毛泽东的挽联写道：“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人的挽联写道：“教子成民族英雄，举世共钦贤母花；毕生为劳动妇女，故乡永葆好家风”；谢觉哉的挽联写着：“红星入怀，盖世功名光子余；白云在望，漫天暗怛（睛澹）陨慈辉”；中央党校的挽联则写道：“唯有劳动人民母性，能育劳动人民领袖”。
在会上，谢觉哉代读了《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作为朱德的祭文。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贺龙分别在会上讲话，赞扬钟太夫人的勤劳俭朴，支持儿子革命，为党分忧，为民济国之美德，号召中国千百万做母亲的、千百万做儿女的，都要学习钟太夫人和朱德。
这就是孕育一代客家巨子和“红军之父”朱德的伟大女性——钟太夫人。她的名字永垂不朽!也必然和朱毛红军的客家情结连在一起。这些，上述史料已足资为凭。
三
再说说朱毛红军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毛泽东（时任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毛泽东也是客家人，据史料所载表明，其祖上原是江西吉安客家人。“韶山毛氏原籍江西。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自治县内，笔者注），在当地娶妻生子。明朝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毛太华年老移居湖南湘乡县。10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又迁到邻近的湘潭县韶山冲。这里位于湘潭、宁乡、湘乡县的交界处，地处湘江中游西岸四十公里，群山环抱，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从此，毛氏宗族在这里垦荒务农。到毛泽东这一辈，已传二十代，大约五百年了……”（见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第1页）。而1997年2月28日由《江西日报》第一版《两位伟人，一个祖籍》（作者丁仁祥、邹晓明、史爱国）一文所载则更为详实：“距今600多年前的中国，已是元朝末年，阶级矛盾激化。头裹红巾的农民起义军——红巾军使元朝的统治渐渐显露出落日的气象。这时，江西吉州龙城（今吉水县）有一位年轻力壮的农夫面对纷纷乱世，不愿继续受压，不愿老死蓬门，毅然丢下手中的锄头，拾起狩猎的长矛，投奔了安徽朱元璋那穷人队伍——造反去。这位后来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为江西老表的人，就是今天湖南韶山毛氏的始祖——毛太华，他出生于公元1341年。吃苦耐劳、英勇善战的毛太华在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时已被提拔为‘百夫长’。毛太华带领着一百多人马，跟随着明代大将军傅友德、蓝玉（吉安人）远征大西南。云南归属大明版图后，朱元璋令自己的养子沐英世代治滇，毛太华也因此留守边陲。当时，南疆汉人甚少。毛太华也同其他人一样，娶了个少数民族女子为妻。妻子共为他生育了四个儿子：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毛太华由一介农夫，成为戍边有功者。叶落归根，年老的毛太华告老还乡，被奖励准许携妻儿回内地。毛太华带着妻子和老大、老四，先由朝廷分配在湖南乡城北门外鲱柴桥住，分得田产几十亩。至于当时为何没有回吉安老家，想必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数年后，毛清一、毛清四又迁移到湘潭的七都七甲（今韶山）。从此，从吉安走出去的毛氏家族便在韶山繁衍。过了552年，也就是1893年，韶山毛氏家族的第20氏子孙毛泽东诞生了!……据此，毛泽东与朱德一样，也是客家人。”
无独有偶，客家巨子毛泽东也是在其贤母人格魅力的影响和孕育中而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母亲姓文，因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故人称文七妹。其娘家在湖南省湘乡县唐家坨（后改为棠桂阁），同韶山冲只有一山之隔，相距十余华里。文家也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七妹十八岁时和毛顺生结婚，共生五男二女，但有四个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
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务，抚养儿辈。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平时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毛泽东九岁时和母亲认真讨论过用什么办法让父亲也信佛的问题。十五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衡山进香许愿。当时，他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贫弱，乐于助人。例如，附近一个毛姓农民，曾收下定金把猪卖给了毛顺生。过了几天，当父亲派毛泽东去赶猪时，猪价已经上涨了。为此，这个农民唉声叹气，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还说少了几块钱对富人不打紧，对穷人家里却是个大空缺。毛泽东听后就把这桩买卖退掉了；又如，毛泽东十一岁那年，毛顺生要买进堂弟毛菊生赖以活命的七亩田产。毛泽东和母亲的态度是一致的，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毛菊生渡过难关，不应该乘机买他的田产。毛顺生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母子俩的劝说自然没有效果，却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建国后，他多次对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而母亲则不然”。（见毛泽连的回忆，1973年2月，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8页）正因为母亲的纯朴善良和极富同情心及宽厚仁慈，使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一九一八年夏，他从长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特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次年春返回长沙，便把母亲接来就医。十月五日，文七妹因患瘰疬（俗称疝子颈）病逝，终年五十二岁。闻此噩耗，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一篇情深义长的《祭母文》。在文中是这样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当时，毛泽东还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已的，利已不损人的，可以损已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的影响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正是母亲人格魅力的影响，为毛泽东日后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人格基础，由此造就了一代客家巨子、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一位世界巨人。
此外，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发现，不仅朱毛是客家人，而且在朱毛红军的其他将领及普通士兵中，客家人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原名邓希贤，后改为现名）其祖上系原由江西省吉安庐陵府播迁至四川省广安县的客家人。邓小平生于1904年8月22日，父亲邓文明，母亲谈氏，世业农，以业闻。据《我的父亲邓小平》介绍：在明朝时，其先祖因在朝廷兵部主事从江西吉安入川，定居入籍。据前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得?伊文思所作《邓小平传》介绍：“在邓小平出世二百年以前，邓文明的祖先从华南移居四川（注：即为清康熙年间入川）。他们本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原居住在中原，后来迁至南方，……客家人所讲的方言和所保持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南方当地的其他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不同。然而，邓家或许在迁至四川前就已经放弃了客家人的生活方式，到十八世纪初更加可以肯定。因为此时邓家出了一位名人，他在朝廷里做了大官。这个人叫邓时敏，在乾隆时当过翰林、大理寺正卿。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他死后不久，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村口建起了一座牌坊，上面雕刻着皇帝的御笔，这个村子从此便叫牌坊村了。邓小平便是邓时敏的后裔传人。”
又如：时任中央苏区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和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及少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其祖上系由江西迁入湖南浏阳的客家人。据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对《百家姓》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祖籍来自中原，系客家人”。查中国姓氏通书《胡姓》；浏阳胡氏为黄帝裔孙，多为宋初、元末或明、清时期由江西迁入，现约有八、九千人。其中高平胡氏源于江西奉新的华林胡氏，于宋末迁入，始祖为胡福二；朱陵胡氏，于明初由江西丰城县瓦子街迁入，始祖为胡均彰。
再如，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叶剑英系广东省梅县丙村客家人；时任红一方面军第二师政委的刘亚楼系福建省闽西武平县客家人；时任中央苏区少共国际师政委、红一军团组织部部长的肖华和时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均系江西省赣南兴国县客家人；时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参谋长的赖传珠系江西省赣南赣县客家人；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系江西省赣南寻乌县客家人；时任红一方面军团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委的杨成系福建省闽西长汀县客家人；时任红四军第四纵队代表的张鼎丞系福建省闽西永定县客家人；时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的傅连璋系福建省闽西长汀县客家人；时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团长的袁文才系江西省吉安市宁冈县客家人；时任红一军团红军驻吉安办事处主任的毛泽覃系由江西吉州龙城（今吉水县）播迁至湖南湘潭七都七甲（今韶山）的客家人；时任红一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肖望东系江西省吉安客家人；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的肖向荣和时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团长的朱云卿均系广东省梅县客家人；时任红四军一纵队政治部主任的谢唯俊系由江西省吉安市播迁至湖南莱阳的客家人；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红军报》主编的张如心系广东兴宁客家人……
而朱毛红军中的普通士兵，则多数来自赣南、闽西的客家子弟。据史料统计，苏维埃革命时期，仅赣南苏区参加朱毛红军的人数便达33万。其中，作为赣南纯客县的兴国，参加朱毛红军的就有5.5万人（注：该县当时总人口为23.1万人。就是说，平均每9人中至少有2人参加朱毛红军。以此计算，在当时全县的总人口中，有22%的兴国客家子弟参加了朱毛红军）。
这，就是历史。朱毛红军两位领袖人物及其将领们和众多的普通士兵之客家背景倘若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它本身又昭示着什么？但有一点无疑使我们感染至深：两位伟人和他们的将领及众多普通士兵都秉承了其客家祖先知书达理、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宽厚仁爱、善良正直、敢于斗争、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开拓进取、勇于探索、尊祖爱国、忠于人民的性格和美德，在中华大地上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创下了万古流芳的伟业!尤其是1928年4月下旬，朱、毛两军会师井冈山，将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在这块客家人聚居的湘赣交界的红土地上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并组成了红四军。尔后，又将革命根据地扩展到客家人摇篮和大本营的赣南及闽西，建立了以瑞金、汀州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并于仅仅数年的时间，便在这块四万多平方公里的红土地上，诞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赤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此掀开了我党我军乃至客家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在这个赤色政权的旗帜下，在一代客家巨子和世纪伟人毛泽东与朱德的引领下，聚集了华夏众多的客家籍将帅、数十万精英和几百万民众，于这块客家人聚居的历史厚重的红土地上，演绎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创造了一件件荡气回肠的人间奇迹!最终以无数英烈和客家将士鲜血铺就的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之路，使赤色政权从瑞金走向了北京。新中国的诞生，不仅站起了一位世界巨人，更使伟大的中华民族昂然屹立于环宇之东方!而朱德与毛泽东所进行的长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遂使俩人的姓氏始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朱毛红军也因之名闻中外，永载史册!闽、粤、赣等红土地上客家人与人民共和国这段血与火的情结，以及客家人那种不屈不挠敢于抗争、英勇善战和大智大勇的优秀品质，也将昭显于世、传之后人。
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其后撰写的《客家与中国》一书中说：“客家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系）”、“客家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这些说法，虽不够全面，甚至有偏颇之处，但是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真实情况。从朱毛红军的客家背景及其创造的英雄业绩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结论。 《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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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迁徙漫游与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
舒龙
一
客家先民衣冠南下,带着中原的先进文化，跋山涉水、辗转迁移，侨居，返迁，再转移，以至他们的足迹遍及海内外。千百年来远播、漂流、漫游，客家在行走中远避险恶灾祸，在长途奔徙中选择生活空间，在不停往返中开创基业，铸造辉煌。善于行走、擅于流转成了这一优秀民系的生命存在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客家先民为避战乱和灾荒，以求生存和立足，曾出现过多次的由北南移。如唐玄宗统治后期，安史叛乱，形成藩镇割据，长期战争频繁，中原城乡残破，百姓死伤流离。相对安定的江南，则成为逃难者的目的地；再以后，又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唐朝统治者对农民军进行疯狂镇压，大范围的战争持续多年；而朱温反叛农民军，随后篡夺唐室，杀戮十分惨烈。加之梁、唐、晋、汉等小朝廷的反动统治，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异常严重。为此，接连出现的复杂的社会阶级矛盾，长期的战乱破坏，引发中原汉族人民（即客家先民）多次大量地向南方迁移，出现北方人口锐减，江南人口剧增之变化。从《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各州户口数字中，便可得到具体的证明。江南、湖南、剑南、岭南四道合计127.8万余人，超过了北方；江南一道超过全国总人数的1/3，是密度最高的区域。人口重心向江南倾斜的发展趋势，在宋代继续存在。许多人口迁入江西的史实，在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许怀林所撰《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一文中已有记载；而不少江西居民如廖、钟、温、古、罗诸姓迁移至赣、闽、粤的史实，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也已经列举。由此可见，于唐后期开始陆续迁入赣闽，以及由赣迁入闽粤的中原汉族人，因与后世的客家比较接近（即从客家语言角度来衡量）故可以看作是客家的先民。就这样，客家先民自中原衣冠南下,跋山涉水、辗转千里，披荆斩棘、历尽艰苦，进河滩、渡江汉、逾钱塘，转徙南疆，渐而闽赣、越五岭、入东粤，迁移——侨居——再迁移——再侨居，最终定居于闽、赣、粤山区，并保持汉唐文化。至明清时代在这里形成自己的民系——客家民系（当然，判断其客家形成为汉族的一个支系的重要依据，除方言之外，还有聚集在赣闽粤交界山区的众多户口数量、小盆地农耕生活环境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风俗习惯和与外界的广泛联系中所产生的共同性社会行动。因限于主题和篇幅，这些便不展开来说，点到为止）。由客家人定居的江西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和广东的东北部均属多山密林区域，交通闭塞、偏僻冷清。这里的封建统治力量薄弱，且远离政治中心，受冲击小，山高皇帝远，相对安定。故既是躲避战乱的安全境界，又是愤起反抗官府的人们之聚集点。此外，这里山林聚木，形成无数溪流，赣江、东江、北江、九龙江的上源大致集中于此，大小溪流在山谷中穿行，形成了无数个大小不等的盆地，也是无数个适宜农耕的小天地。山峰环抱的小盆地可以种植、狩猎、饲养、采集，其谋生条件较之战乱、灾荒频频的中原平川无疑较为优越。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客家先民在迁徙的过程中，寻找并最终选择了赣、闽、粤这块较为理想的生存空间，并在此繁衍生息，逐渐形成自己的民系。然而，这里的地理环境生产容易复苏，却不利于大范围的经济交往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加之这一地区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低水平的自给自足和原地循环的简单再生产之局限与经济暨人口发展需求的矛盾，以及外来经济的诱力，许多客家人为谋求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或在原客家聚居区不断向山顶开垦，或经营新的小盆地，或举家迁徙远走他乡，不断地从其客家祖地流转、播迁海内外，继而过台澎、迁粤西、去湘川琼贵，甚至出门过蕃、跨洲越洋，分布于广东中部、广西、四川、湖南、海南、台湾、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故有言道：“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客家先民的南迁，不仅有上述实际动因与情况，还有其每一次大规模南迁的实在背景。首先，两汉以后，江南经济的发展为中华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而南方优越的发展条件与生活环境又对处于动乱环境中的北方居民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加之北方的割据、王朝的频频更迭，逼使北方土族南渡，更从政治与经济上确定了华夏重心南移之格局。原居于北方的汉民族南迁反映的正是这一历史发展的趋势，且成为构成这一趋势的重要内容；其次，有识者审时度势、避凶趋吉，在汉族人民“安土重迁”观念的支配下，毅然南迁。这既是人类自身“种”的生存与发展的本能选择，又是明智者顺应潮流、保国利族的自觉举措。在明智者的带动下，南迁者于是如过江之鲫，一呼而百应，遂成为由“司豫流人”、“青徐流人”组成的南迁大军，开始了中国移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主南迁行动……再者，生存需要是人类最基本、最强烈也是最实际的需要。“安土”首先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当“安”受到威胁时，就不得不慎重考虑迁移，另觅生路的问题了。由此看来，“安土”与“重迁”实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在汉民族的人生哲理宝库中又还有“树挪死，人挪活”一说，经典中亦有“穷则变，变则通”之古训。由此可见，“重迁”并非不迁，而是不轻易的迁，将“迁”与个人、家庭、宗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反复权衡轻重得失之后才作出抉择。正是上述诱惑客家人外迁的“拉因”和促使客家人再向外播迁的“推因”，又驱动着客家的新一代远行。而这种迁徙、流动的客家文化，又被世人称之为“东方的吉普赛”。
二
绝大部分来自客家子孙朱毛红军，继承发扬了先民的善于行走、擅于流转的基因，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创造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争的十六字圣经。以至在反对敌人军事围剿战斗中熟练运用的“诱敌深入”、“七百里行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千里回师”、“避敌主力”，将敌人牵在根据地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双脚行走中选择克敌致胜的条件，大步进退中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数百年来，客家这种迁徙、流动的文化，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朱毛红军的运动战术中得以传承和张扬。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付出了大量鲜血的代价后换得了一个正确的结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先后举行了1927年8月1日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9月9日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从当时全国范围看，革命尚处低潮，而中国共产党内出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导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继受挫、失败。身为“秋收起义”领导者的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准备发动“长沙暴动”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于是，他冒着将会被加上“逃跑”和“机会主义”的罪名，以极大的勇气，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面转向农村，毛泽东毅然带领农民起义军“走”上了井冈山。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大力开展游击战，与敌人在山由转圈子。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剧的新局面。
为了回避敌人的“三省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走”下井冈山。向广大的客家区域赣南闽西进军。
红军在客家人区域中如鱼得水，还是凭红军战士的一双腿，运动、游击了敌人。便基本上实现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开割剧闽赣边界二十余县的计划，创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尤其是打破敌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后，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尤其是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客家迁徙、流动的文化与朱毛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3次反“围剿”战争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其中千里回师、诱敌深入、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至今为人们叹为观止。
1930年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东固附近的小布镇召开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亲手为大会写了一副对联，高悬在主席台两侧：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毛泽东、朱德正是运用这幅对联中提出的策略，对付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
这年10月，中原大战刚刚结束，蒋介石立即调集10万人的大军南下，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大举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在新余县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首先指出，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刚刚进占龙冈的张辉瓒，由于红军行动迅速，根据地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根本不知道红军已逼近龙冈，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尚在50公里之外，于是毫无顾忌地准备由龙冈继续东进，不料顷刻间成了瓮中之鳖，全军覆没。张辉瓒见大势已去，换了一身士兵服装，在山中藏了起来，但最后还是被红军战士搜抄“活捉”。
第一次大“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不久，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为了达到“3个月内消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目的，这一回，调集了20万人的大军，比上一次增加了一倍。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人数只有3万多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破第二次大“围剿”呢？毛泽东、朱德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仍然采用“诱敌深入”的打法。
红军由西向东横扫，连续取得白沙、中村、广昌、建宁战斗的胜利。自5月16日到31日，短短半个月，红军5战5捷，横扫350公里，从江西赣江之滨一直打到山色秀丽的福建，歼灭敌人3万多人，以排山倒海之势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获胜后的毛泽东又兴奋地填写了一首《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其中说：“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红军战士硬是用双脚跑了七百里，横扫千军。
在第二次“围剿”失利不久，1931年6月，蒋介石便带着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的一批军事顾问，气急败坏地驾临南昌，开始部署新的“围剿”。这一次，蒋介石亲自出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并调来5个嫡系师担当主力，比第二次“围剿”又增加了10万人，大有踏平苏区之势。以30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围剿”3万装备很差的红军，蒋介石认为必能马到成功。可是，他们东奔西走，转战近月，却处处扑空，找不到红军的影子。红军主力哪里去了呢？原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时，红军还在远离赣南的闽西、闽北分散活动。毛泽东、朱德为了避开敌军主力，毅然决定向南实行千里迂回，先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后背。7月28日，红军主力抵达兴国西北部的高兴圩，完成了“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红军战士在大热天急行军。步行千里，又把敌人引到根据地来消灭。
3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仅将客家迁徙、流动的文化和朱毛红军的游击、运动战术演绎到极致，使其更加张扬和凸现!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三
长征二万五千里。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客家子弟兵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驮在马背上，历尽艰险，突破生命极限，用客家人特有的铁脚，一步一步将“红色政权”扛过雪山草地，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客家人流转迁徙的特质，为毛泽东创造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定意义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就神在用脚调动敌人，用脚打仗。
他誉“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原则运动战的“得意之作”。
客家迁徙、流动的文化在朱毛红军实施二万五千里长征战略转移之“四渡赤水”中，得到了更为精彩的凸现与张扬!如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3500余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为严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935年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红军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朱毛红军曾试图利用道路两边的山谷地带及土城以东的青杠坡之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对孤军深入之追兵——川军郭勋祺师进行围歼，这场由毛泽东提议，经红军总部决定的战斗，就是土城战斗。28日，鉴于各路国民党军队正朝土城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由毛泽东提议召集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人会议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29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其时，川军潘文华部三十六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之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2月8日，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进驻扎西镇，并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当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再渡赤水河。中央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把握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20日前后，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回师黔北。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的黔军，乘胜夺取遵义。这次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接着，当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时，中央红军又由遵义向西开进。这时，由于红军的行动忽东忽西，飘忽不定，迁回曲折，穿插于国民党重兵之间，使蒋介石无法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只得分散兵力，四面防堵；为了进一步迷惑对方，调动国民党军队西移，红军在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分别以茅台附近三个渡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山沟丛林里隐蔽集结。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果然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集各军迅速奔集川南古蔺地区。20日，蒋介石还得意地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军队大举西向的目的后，红军决定立刻掉头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20日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示：“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红军主力在3月21日晚至22日晨神速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朱毛红军随即挥师南下，大踏步越过遵义仁怀大道。31日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尔后，又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则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进入云南后，红军又趁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敌军空虚之机，以最快的速度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三个渡口抢渡天险金沙江。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从皎平渡渡江。从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国民党追兵在薛岳率领下赶到金沙江边时，已在红军过江后的第7天，船只已经烧毁，只能隔江兴叹，就这样，在毛泽东“不要会打仗，就要会打圈”的军事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央红军主力临危不乱、沉着应对，通过采取兜大圈子和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巧妙地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紧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四渡赤水”，作为毛泽东军事指挥生涯中的“神来之笔”以及传承客家迁徙、流动文化暨张扬运动作战方针之经典，则永远地载入了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
此外，红七军由广西突围后绕道千里转战江西赣南暨中央红军在实施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中（尤其是遵义会议后）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牵着敌军的鼻子走，最终突出重围；朱德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敌后，开辟抗日的敌后战场；毛泽东率部转战陕北，以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有力支持全国的解放战争；华东战场我军的南征北战，最终取得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实施进攻中决定性的胜利；东北战场我军避敌锋芒，诱敌深入、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林彪挥师四野挺进东北、决战辽沈、会战平津、进军中南、解放海南等等，无一不是客家迁徙、流动文化的张扬与凸现!
从攻打城市到进军农村，从湘赣边界转移井冈山，从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从中央苏区瑞金转战陕北延安，从延安挺进豫、鄂、粤敌后，从东北挥师海南，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内线作战到外线作战……朱毛红军在那漫长的艰难革命战争岁月里，正因审时度势，反复权衡轻重得失作出抉择而不断地适时大进大退、迁徙远征、转战南北，寻找更为理想的落脚点，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赤色红色政权，并在远征、迁徙的过程中善于选择战机、发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才得以生存、发展、壮大。“脚板底下出胜利”成了红军的作战经验。毛泽东甚至用洗脸的毛巾擦脚。他幽默地说：“不能怠慢了脚，脚比脸重要。”客家人流转迁徙的特质，为毛泽东创造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定意义上，“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就神在用脚调动敌人，用脚打仗。他誉“四渡赤水”是自己军事上的“运动战”得意之作。
客家子弟兵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驮在马背上，历尽艰险，突破生命极限，用客家人特有的铁脚，一步一步将“红色政权”扛过雪山草地，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送到了西柏坡，送进了北京城。最终推翻蒋家王朝，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人民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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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精神与红军的英雄气概
舒龙
一
在客家人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杰出作为和贡献中，有一种特别鲜明的东西尤其令人瞩目，那就是所谓的“客家精神”。而其最显著的特性，便是艰苦卓绝,冒险犯难，不畏强暴，宁折不弯，英勇顽强，敢于斗争，尊祖爱国，为了正义和民族利益不惜舍弃身家性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英雄气概!
已有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客家人是由于历史上中原汉人辗转南迁，在闽粤赣边交界地区逐渐形成并进而由此走向祖国各地乃至世界的一个颇具特点的群体，是汉族中富有特色的一支民系。汉族中这支民系的最大特色，便是谋生方式的迁迁停停走走。客家文化在迁徙的文化、流动的文化中积淀出了客家精神。如历史上，因战争、灾祸，客家先民跋山涉水，辗转千里，才找到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便落地生根。在中国古代，这样的地方常是偏僻山区、丛林荒野。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不畏艰险，用自己的双手披荆斩棘、改造自然、艰苦开发。长期的转徙生活和艰苦创业的磨炼，养成了客家人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品格。因他们生活的环境关系，当受到欺侮凌辱时，又能举族一致，敢御外侮，反抗压迫，从而使客家精神中又具有反抗欺凌、酷爱自由、英勇尚武的一面……就这样，客家人在改造环境和挑战人生险恶之同时，也在不断地塑造着自己，成就着自身和品行。对此，历代到过客地、与客家交往过的寓贤或者客家自己的名达都有许多评说。如苏轼曾两次旅居赣南，亦曾以讥斥先帝的罪名，被权奸贬至岭南，在同为客家居地的惠州生活了三个年头，交了许多客家朋友。如与隐居于赣州通天岩的北宋虔州名士阳孝本曾结下刎颈之交；与孙中山先生24世祖孙誗之后裔孙志举兄弟亦为通家之好。最后他对客地民性以“亢志厉节”四字相概括。李太初则用“劲健尚义”来表述。文天祥曾在赣州为官，当元兵南侵，进犯南宋都城临安时，又在赣州组织以客家人为主体的义军勤王，转战于赣闽粤，对客家人的了解可谓深矣。他论及客家人的性格时是这样说的：“山川之稠缪，人物之亢健，大概去南渐进，得天地之偏，不可以威慑，而可以礼义动”这些性格，自然接受了古百越人“好相攻击”及奚人、俚人“俗好相杀，多构仇怒”那种勇武骠悍，善于拼搏一类阳刚之气的影响，但其好“攻击”、“构仇”又绝非横蛮失礼、嗜斗好杀的野性可比。它们的根基是儒家礼仪，是在此基础上体现的严格区分是非善恶，为着伸张正义，洗雪耻辱，不惜抛弃身家性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气概使客家人为官则清正廉明，为民则忠贞正义，为国则挺身而出、英勇斗争、甘抛头颅、血洒疆场、前仆后继!这就是为什么自唐宋至明清，赣闽粤的农民起义、佃农斗争总是此起彼伏，始终不停。
如唐末赣南客家农民起义领袖卢光稠和谭全播，目睹唐朝经安史之乱后步步走向衰落、崩溃，唐王朝内部皇帝、宦官、新旧官僚、藩镇之间互相倾扎与攻杀，封建势力和地方官吏残酷榨取人民血汗，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陷入痛苦深渊之现状，满腔愤怒、激情鼎沸，加之在以黄巢为首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暨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南方农民继续纷纷揭竿起义形势的推动下，以“如今天下动荡不安，民情鼎沸，正是我们起事的大好时机，我们不能甘做任人欺压的贫贱懦夫，坐以待毙”之誓言，当即率众起义，攻占郡县。于僖宗光启年（公元885年）正月率部攻占虔州（今赣州）；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卢光稠又率部众攻占韶州（今广东韶关）。从光启元年起义占据虔州起，至贞明四年即公元918年谭全播艰苦守虔九个月后被杨吴攻破止，卢光稠和谭全播（其间还包括卢光稠之子卢延昌）在虔、韶二州割据政权，潜心经营，剪奸除暴，减少租税，救济贫困。以人为政，深得民心。通过在军事上的浴血奋战和经济上的大力建设及政治上的忧国为民，使卢光稠和谭全播的武装割据“以二州之象雄峙于淮南岭表两大之间”（引自《读史方舆纪要》），从而保持了30多年的相对稳定。这个稳定时期是客家民系形成所必需的。而更为世人所称道的是俩位赣南客家早期领袖及其众部整体所凸现出来的那种独有的客家精神!
除暴抗恶、宁折不弯、英勇顽强、敢于斗争的英雄主义气概在元至清代的赣南客家农民起义中继续传承、延伸，如元代宁都蔡五九领导的反对“括田增税”斗争，曾经震撼全国，朝野为之变色。即元延二年（公元1315年）四月，宁都客家人蔡五九因不满元朝廷的残酷统治、横征暴敛，在会同兔子寮五王庙，聚众起义，攻占了宁都、瑞金、石城以及福建汀州所属各县，震动全国。对此，元统治者急令赣、闽、浙、苏各省大军围剿。起义军终因一时聚合之兵，寡不敌众，不久即被元军击败。同年九月五日，蔡五九兵败湛田木麻坑，被擒就义。又如明中叶崇义客家人谢志山发动的农民起义。波及赣湘粤三省。其背景是：明正德初年，崇义连年天灾，民吃山芋野菜充饥，官府租税有增无减，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四月间，谢志山、谢志田等先在横水发动起义，接着左溪、铅厂、稳下、长龙、鸡湖、文英、聂都、上堡、思顺、桶岗等地的农民，也在薛文高、陈日新、蔡积昌、唐洪、蓝天风等领导下举行起义。正德六年（1511年）聚众万人，在横水起义，推谢志山为首领，后自称“盘王”，并与广东、福建、湖南的义军秘密联合，相为犄角之势，纵横千里连成一片，劫富济贫，惩办贪官污吏。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京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以文臣武帅的身份，出巡南赣、漳、汀，纠集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八湖一州的强大兵力，分十路进攻，进行“围剿”。农民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谢志山率余部退守桶岗。十一月初，王守仁乘农民起义军迟疑未定之机，突袭桶岗，农民起义军仓猝迎战。桶岗失陷，农民起义军被围剿失败，谢志山被俘英勇就义。
还有定南下历客家人赖清规，在无法忍受的官府勒索情况下于清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聚集乡民数千人起义，占据下历寨，起义风暴波及信丰、龙南、会昌、龙川、和平、兴宁等地。清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官府派大军进攻下历寨，赖清规兵败被围，遂引刀自刎。
此外，因响应太平天国起义而在赣南起事的宁都客家人谢云彪和安远客家人李元古，以及响应义和团运动的崇义客家人重要首领叶贵发、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兴国烟兵首领肖国忠（文溪客家人）和姚章甫（坝南客家人）因率部抗清而相继殉难……这一个个赣南历代客家人可歌可泣的史迹，无不被“反抗强暴、宁折不屈”的斗争精神之红线所贯穿。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中法战争中，客家人更是威震四海的举旗人物及整个斗争的核心力量!如太平天国宗教的发起者洪秀全、冯云山、洪仁轩、李敬芳，太平天国起义的密谋者和领袖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以及后来捻军的领袖遵王赖文光等，几乎都是客家人。拜上帝会的其他会众亦多为客家人。诚如《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所说：“拜上帝会的教徒多为客家人。”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太平天国运动是客家人的运动，因为参加运动的客家人就其经济成份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之家，寒苦之家”。这就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是农民运动，而不单纯是客家人的运动。太平天国所反对的是清朝政府的种族压迫和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外来的侵略势力。他们在西方侵略势力面前，毫不畏惧妥协，并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由客家人洪秀全所点燃的太平天国革命烈火，曾燃遍大半个中国，几乎颠覆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最终被西方列强和清王朝共同镇压而归于失败，但它却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在当时的国际上“像地震似的，使香港、新加坡、印度、英国和美国都同时感到”（见《历史问题译丛》，1953年6期。转引自丘权政：《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第35页）。尤其是太平天国全体将士那种舍生取义、不畏强暴、宁折不弯、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更为后人所敬仰!
“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冯”。时人论起近代中国反侵略民族战争中唯一获得重大军事胜利的“中法战争”，总也绕不开“黑旗军”和它的统帅人物刘永福；同样，也不能不提“萃军”和那位奋身陷阵的七旬老将冯子材。即使是在今天，人们也仍把刘、冯二人称为抗法斗争中的双壁。如果说，冯子材的英名主要是同镇南关——谅山大捷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刘永福则应是最先举起抗法义旗并把这一斗争坚持到最后的勇士。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刘永福的“黑旗军”和冯子材的“萃军”中，上至最高统帅、下至官佐兵士，绝大多数都是客家人。客家子弟投入这场反侵略战争，不仅有力地保证了战争的军事胜利，也构成了中法战争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其实，刘永福及其“黑旗军”也好，冯子材及其“萃军”也好，他们在中法战争中建立起的卓越功勋，首先是同他们不畏强敌、不甘外侮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相联系。而这一点，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屹立不亡的根源所在，也是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数万万中国人民不屈根性之所在。
至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客家人亦超群卓绝，在其中担当着或领导首义、或指挥战斗、或浴血冲杀和效命疆场的重任，在人类正义斗争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有资料表明，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32名会员中，有31人是客籍侨胞或客家先民的后裔。庚子（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就是在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发生，并由客家人郑士良发动和指挥的，起义军也基本上由客家人组成。190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青山附近，秘密创办的一所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共有14名留学生在这里接受训练，其中就有李锡青、刘群立、饶景华三位客籍青年。次年，先后赴日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的客籍青年，有谢逸桥、谢良牧、温士珏、饶真、梁笙圃、何天烟、何天翰等。其中谢逸桥、谢良牧、何天烟、何天翰曾参与成立同盟会的筹备工作，成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员。谢良牧和谢逸桥还分别担任了会计长和岭东代理主盟人（参见房学嘉：《客籍华侨在推翻封建帝制中的贡献》，载吴泽主编《客家研究》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入盟的广东籍会员112人中，有客家人73人。其后，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中都有客家人和客籍华侨参加，他们不仅慷慨捐输，而且有许多人直接参加武装战斗，有的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如在影响深远的广州“三·二九”起义中，英勇奋战而牺牲的客籍志士，就有林修明、张学龄、陈文褒、饶辅廷、周增等五位烈士。他们均为同盟会会员，其年龄最长的33岁，最小的仅20岁。他们死后，与其他死难的烈士，同葬于黄花岗，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际为八十六烈士）。巍峨的纪念碑，永远记载着他们的英名，他们也永远受到后人的崇敬和怀念。在1931年为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时，在他的身边，仍然站着廖仲恺、何天炯、谢良牧、邓铿等客家革命志士，成为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骨干。在1924年以中国国民党“一大”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为推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总之，应该说，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始终都有客家人的奋斗和贡献。“在辛亥革命的各个阶段、各个层面，都有客家志士的身影。”“从宏观角度考察，作为一个群体，辛亥革命既是对客家精神的检阅，也是客家精神一次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事实上，在团结、任劳任怨、不怕挫折、勇于进取和不图个人名誉地位，以及使用客家语言仅赖以增强和维系友情却不拉帮结派等方面，客家志士的表现是十分突出的。客家志士献身革命，根本上是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长徐辉琪研究员所撰论文《客家与辛亥革命》P102页）。
在北伐战争中，由客家人叶挺为主帅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时称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的一部为北伐先遣队。叶挺独立团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它是北伐军中政治素质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该团从团长到士兵，85％为客家人。1926年5月初，叶挺率独立团从肇庆出师北伐，途经广州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给独立团连以上干部作了政治动员。独立团官兵肩负着党的重托，出韶关，向湖南进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5月中旬，独立团击溃陈炯明的粤军1000余人，占领汝城，取得首战胜利。5月底，叶挺接到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告急电报，又率部冒雨兼程驰援安仁。经过两日战斗，先后击败敌军4个团的兵力，并乘胜追击，占领攸县，解除了唐生智部侧背所受的威胁，为北伐各军进入湖南创造了有利条件。两战两捷使叶挺独立团威名远扬。
为了实现占领武汉的部署，四军奉命进攻平江。其时驻守平江的是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心腹部队一万多人。他们妄图利用汩罗江阻隔，构筑工事，凭险固守。8月19日拂晓，北伐军对平江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在农民向导的带领下，通过山径小路，绕到敌人守备薄弱的东北侧后，突然发起猛攻，率先打进了平江城。守敌师长逃走不及举枪自戕。北伐军19日占平江，22日入岳州，前锋抵达湖北境内。随后，四军、七军分别攻克通城、薄圻，准备直捣武汉。
北伐军兵临武汉，吴佩孚急忙调遣近3万人的兵力，企图利用粤汉路上三面环水、一面高山耸立的天险汀泗桥，死守待援。因此，北伐军攻打汀泗桥，是北伐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8月26日，第四军的6个团对汀泗桥发起猛烈攻击。敌人据险顽抗。吴佩孚亲临督战，将“大刀队”分为8路监军，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双方隔桥对峙，争夺十分激烈。北伐军连续冲锋10多次，汀泗桥4次易手，双方伤亡很大。27日拂晓，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的一部由农民带路，迂回到敌人背后，前后夹击，终于突破敌人阵地，占领了汀泗桥。接着，独立团乘胜追击，占领咸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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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之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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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精神与红军的英雄气概
舒龙
吴佩孚又在同样地势险要的贺胜桥建立指挥部，集中4万多人的兵力，布置了三道防线，亲自坐镇指挥。四军奉命首先攻打贺胜桥。叶挺独立团担任第一线主攻。叶挺指挥部队连续作战，乘吴佩孚喘息未定之际，乘着夜色快速前进，直插敌人纵深阵地，完成了中央突破的任务。叶挺在孤军前出、三面受敌的情况下，严令部队向前攻击，接连突破野牛都山、铁路桥等敌军核心阵地。经过激烈的肉搏战，吴佩孚丢下设在贺胜桥的铁甲列车指挥所，仓皇逃跑。这时几万人的北洋军已经完全为独立团的声威所吓倒，不战自溃。吴佩孚为了挽救兵败山倒之势，亲自枪毙了一个旅长，把他的头悬挂在贺胜桥上，也没能把军心稳定下来。在后续部队的支援下，独立团又乘势突破最后两道防线，打通了通向武汉的门户。
9月初，第四军直逼武昌城下，与一军、七军各一部，对武汉三镇发起总攻击。7日，敌人内部分化。北伐军第八军主力渡过长江，于9月6日、7日分别占领了汉阳、汉口。9月中旬，北伐军先后拔除了武汉北面的孝感、黄陂等敌人据点。吴佩孚率残部逃往河南信阳，留下刘玉春率两万人据守孤城武昌。10月10日，北伐军再次总攻武昌。叶挺独立团在通湘门附近用云梯爬城，首先突入武昌城，迅速攻占蛇山炮台，并协助友军与顽抗之敌展开巷战。敌两万余人全军覆没。至此，武汉三镇全被攻克，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反动势力基本被消灭。北伐战争在两湖战场取得了伟大胜利。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役中出生入死，英勇善战，所向披靡，一举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取得辉煌战绩，为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叶挺也被公认为“北伐名将”。
在上述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古、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客家志士在祖国面临内忧外患、民族危亡之时，为了祖国的独立、解放和振兴，纷纷挺身而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斗争，前仆后继，书写了壮怀激烈的爱国诗篇。特别是其斗争精神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整个客家史，使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客家大本营的朱毛红军中得以传承和张扬。
二
客家大本营的赣、闽、粤边之所以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几次革命斗争的中心地带和可靠的根据地，尤其是朱毛红军善于战斗、敢于战斗、艰苦卓绝、百折不挠、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赣南、闽西、粤东革命根据地的客家儿女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铮铮铁骨、气冲霄汉之悲壮，正是客家精神一脉相承，在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充实升华的结果暨客家人在其中作用的凸现。以下史实便可见一斑：1928年4月下旬，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及其后井冈山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在全国产生的重大影响，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更使国民党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1928年11月7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于1929年1月14日兵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国民党方面集中如此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此前还从未曾有过。由于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边界山中积雪不消，加之敌人的经济封锁，使“产谷不满万担”的井冈山军民给养告罄、粮弹缺乏，衣履饮食极端困难，处境险恶。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时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的毛泽东镇定自若、运筹帷幄，遂于1929年1月4日至7日，在宁冈县柏路（露）村主持召开井冈山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攻势防御方针，即留下由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配合边界各县地方武装，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则由毛泽东、朱德率领向具有“天然和革命双重优势”条件的客家大本营赣南、闽西出击，以吸引“会剿”敌军离开井冈山到赣南、闽西去，减轻井冈山压力，并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待在赣南寻机歼灭敌军一部后，红四军再绕道返回井冈山，与守山红军内外配合，击败敌军，恢复根据地。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主力3600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朱毛红军主力在向赣南出击的最初阶段便历经艰难：由于脱离了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斗争时期完全不同。加之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又受着敌军重兵的尾追和袭击，故屡次遭遇险境。如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大余县城一战遭到失败，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牺牲，且被国民党两个旅五六个团兵力前堵后追；特别是同年2月3日凌晨，红四军军部在赣南寻乌圳下村遭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刘士毅部第十五旅突然袭击，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军部领导人险遭不测，朱德的夫人伍若兰受伤被俘遇害，部队一度士气低落。正如后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然而，面对艰难险境，秉承了客家英雄性格的朱毛红军却无所畏惧!一方面，红四军指战员战胜饥饿与严寒，以每日45公里的速度强行军，向赣南、闽西进逼；一方面，从战术上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其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以利于红军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我方的主动地位。1929年2月11日在瑞金大柏地一线，红四军歼灭尾追的国民党“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部两个团，变被动为主动。这次战斗，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这次战斗，也使朱毛红军所秉承的客家人敢于战斗、善于战斗、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勇于献身的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在同年2月13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又经吉安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独立第四团会合。后鉴于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守，彭德怀已率部队突围下山，救援井冈山的计划无法实现，且国民党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及其他军队对东固采取包围之势，而原“追剿”红军的江西国民党军队则奉命北调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赣南敌方兵力空虚，同时在闽西乃至福建境内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加之赣、闽两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便于红四军的发展，故朱毛红军主力于同年2月25日离开东固，先后绕道永丰、广昌、石城等县，再东进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同年3月14日，红四军在闽西长岭寨全歼国民党福建省防军郭凤鸣旅，乘胜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城，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大量给养。接着又回师赣南，同年4月1日在瑞金同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同年5月至10月间，红四军乘福建军阀部队主力去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的机会又先后两次进入闽西，在闽西工农武装的配合下，歼灭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赣西南和闽西的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两处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就这样，朱毛红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以艰苦卓绝、冒险犯难、大智大勇的英雄气概，战胜了一个个险恶，最终赢得了主动。
嗣后，经过“三湾改编”、“赣南三整”和“古田会议”洗礼，具有优良的政治、军事素质的朱毛红军（红一军团，后为红一方面军）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这支所向披靡、威震敌胆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又以“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的正确战略方针和战术暨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在中央苏区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捍卫了苏维埃红色政权。尤其是当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进行长征时，朱毛红军（即中央红军）的全体指挥员在极端艰难恶劣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百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硬是靠双脚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十一个省，历经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克许多城镇，最终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使敌人的围追堵截以失败而告结束，中国革命由此转危为安。朱毛红军长征的传奇性故事，传遍国内外，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在上海的鲁迅曾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发来贺电：“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人民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共产国际也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英雄斗争的模范。”长征精神不仅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且更加充分地阐释了客家精神之内蕴，凸现了客家精神之特质!
客家精神不仅在朱毛红军中得以传承和张扬，同样在朱毛红军所创建的中央苏区（客家大本营的赣南和闽西）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朱毛红军之所以在苏维埃革命时期能不断发展壮大，并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一次次战胜敌人，其根本原因在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广大客家子弟踊跃参军，从多方面支持革命战争，尤其是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正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客家精神暨革命传统!由此，英雄的性格造就了英雄的壮举：在闽西，盛传祖、孙三代当红军；在兴国，更有满门忠烈为革命!据资料不完全统计，在闽西就有10万余人参加红军游击队，有2万余人参加长征，有23700多名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13万人口的地区长期保留了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有610个基点村一直坚持斗争到全国解放。赣南客家人参加红军和参加赤卫队、担架队等支前作战的革命热情更是令人钦佩。据统计，苏维埃时期，赣南总人口只有240万，而参加红军的就达33万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的约60万人。兴国县作为赣南纯客县，总人口231000人，参加红军的为55000人，每9个人中至少有2人参加红军，22％的兴国人参加了红军，尤其是1933年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提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号召，整个苏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扩红热潮：兴国模范师全师5116人率先全体加入红军，编为红三军团第6师。这一壮举被临时中央政府嘉誉为“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
在他们的带动下，瑞金模范师4200人、胜利模范师2895人，博生县17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博生团”、石城8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石城团”和一都模范师1900余人、赣县模范师1860余人，均先后整师、整团地加入了红军。仅“红五月”1个月内，江西苏区全省就扩大红军约25000人。1933年夏，中央苏区还先后创建了苏区“工人师”（后改称为“中央警卫师”）和“少共国际师”。这两个师中，大部分是赣南客家子弟。在扩红运动中，赣南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兴国县长岗乡，青壮年男子80％去当了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瑞金下肖区有红军家属800家，在前方的红军战士有1100余人。这个区的一户农民，8个兄弟一起报名要求参加红军。甚至许多年仅十几岁的少年，也软磨硬缠地要求当红军上前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6000多人。其中赣南客家人便有50000多。在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的五次反“围剿”中，赣南客家人更是踊跃支前。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期间，赣南各县参加各种支前组织的共约60万人，其中既有青壮年男女，也有白发老人和儿童团员，尤以妇女为多。瑞金县苏区人口240000人，支前作战人数达50000人；于都县苏区人口344000人，支前作战人数达64300人。1932年8、9月间，红军发动宜乐崇战役，宁都县动员长短夫14000余人参战支前。这年10月据兴国县委统计，全县参加支前的担架队5024名、救护队2519名、洗衣队3254名、破坏队2474名、运输队6790名、慰劳队2754名、向导队1564名，全县16个区支前客家群众达24361名。1933年2、3月红军第4次反“围剿”期间，毗邻战场的宁都东韶、肖田、吴村及黄陂、小布等地客家居民，不分男女老幼，自觉组织担架、救护、洗衣、运输等各种支前组织，奔赴前线，其中仅担架队就有几百人，战斗中负伤的红军伤病员全部被及时抢救回设在肖田的“野战医院”。客家群众还将蔬菜、猪肉、果品等送往医院，慰问伤病员。在踊跃参军和支前的同时，赣南客家子弟更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传统，作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赣南在苏维埃时期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10.8万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16。兴国县苏区时总人口23万人，为苏维埃革命牺牲的烈士便达23213人，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约12000人，平均每1公里的长征路上就倒下了1名兴国籍红军战士。瑞金县苏区总人口24万人，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也有17200余人。此外，赣南还有千千万万被国民党杀害的普通客家百姓。据解放后调查统计，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的干部群众，瑞金有18000人；兴国被杀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一个乡被杀500多人、沙心乡全家被杀绝的37户；寻乌被杀4520人，被杀绝的900余户；宁都被杀4820人，其中干部1442人、群众3378人；上犹被杀干部1466人、群众658人。这些牺牲的英烈绝大多数为赣南客家人……就这样，身为苏区的闽、赣客家子弟，在那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里，为了捍卫苏维埃红色政权暨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心跟着党，艰苦卓绝、不屈不挠、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新的革命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客家的光荣传统，更张扬了客家人独特的精神个性。
又正是这种独特的英雄精神个性之熏陶和经过苏维埃革命的锤炼、孕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苏区客家优秀儿女暨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他们当中，不仅有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一批叱咤风云的开国领袖，还有张鼎丞、胡耀邦、康克清等一大批治国精英，更有人民共和国的一代开国将帅朱德、叶剑英、肖华、陈奇涵、赖传珠、杨成武、刘亚楼暨114位中将中的曾思玉、温玉成、廖容标、黄志勇、傅连暲、邝任农、朱明、刘浩天、邱会作、康志强、谢有法，还有谢振华等119名赣南客家籍少将和百分之六十以上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客家人……尤其在1955年至1965年授衔的解放军将军中，仅赣南籍的便有132名（其中有3名上将、10名中将、119名少将）。
赣南纯客县的兴国更是成了驰名中外之将军县，解放军将军达54名之多。由此可见，由客家人集聚所在地的赣、闽中央苏区和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中央红军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藏龙卧虎、精英荟萃的人才库!在这块客家大本营的红色土地上，秉承了客家英雄性格的朱毛红军暨闽、赣苏区的客家子弟，更是以其英雄的性格创造出了英雄的业绩。诚如中国共产党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使我们党在创建、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积累了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使中央苏区的40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翻身作了主人；培养了以“苏区干部好作风”为特色的优良革命传统；发展了苏区的各项建设事业，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武装斗争中创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领导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初步学会了治国安民的本领，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骨干力量，为尔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这块红土地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共和国史上的诸多“第一”……朱毛红军暨赣、闽苏区人民正是以其卓尔不群的客家英雄性格和在现代中国革命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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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之四
编辑： 小陈 时间：2005-9-5 阅读：9人次
客家区域的赣南寻乌县何以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最早策源地
舒龙
在江西最南端的一个山旮旯里的寻乌县城里，聚集着一大批来自北京的国家顶级的党史学界权威、全国名牌大学教授以及闽、粤、赣三地的党史研究者40多人，参加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西党史研究室与寻乌县联合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暨《寻乌调查》与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革命方针，不照搬马列主义的教条（本本），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创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73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客家区域的寻乌县作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写出并发表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从这意义上说，寻乌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早期策源地。为什么呢？
一、寻乌县有一位出色的革命家、最了解县情的好书记古柏
古柏，1906年生，寻乌县篁乡塘背村人。祖上是从梅县迁来的客家人。1922年到广东梅县东山中学求学。在读书期间接受马列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25日，古柏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寻乌“三·二五”暴动。1928年8月至1930年6月，担任中国共产党寻乌县委书记。
古柏自见到毛泽东与朱德之后，思想与工作都起了质的变化。
1929年1月中旬，鉴于井冈山因国民党当局“会剿”封锁而发生的经济日益困难的状况和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为实施“围魏救赵”之计，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绕过敌人的包围，从井冈山出发，沿着粤赣边境山地向赣南闽西进军。31日下午2点，已甩开敌军尾追的红四军主力来到了寻乌县境的菖蒲圩，部队决定就地宿营。当晚8时许，由寻乌县城星夜兼程赶到菖蒲的古柏，在毛泽东住处——菖平局的一间堂屋里，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和朱德。在这里，古柏详尽地向红军统帅汇报了寻乌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领导“三·二五”武装暴动受挫和尔后坚持武装斗争的情况。眉清目秀、英俊风发的青年古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古柏对寻乌情况了解详尽细致，对他领导的全县武装斗争更为满意。毛泽东鼓励说：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有计划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朱德也高度赞扬寻乌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很有起色，他勉励大家说：“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要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坚持就是胜利！”毛泽东、朱德的亲切会见和谆谆教诲，激励着古柏。根据朱毛的指示，古柏在寻南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革命武装，开创了寻南革命根据地。
1930年3月赣州城外楼梯岭前委会议后，红四军开始在赣南分兵，扩大红色区域。4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经赣州城外、南康、大余、信丰、会昌进入寻乌，在澄江击败了嚣张一时的谢嘉猷、钟文才反动武装力量，于5月2日进驻寻乌城。当天下午，住在寻乌城南门外马蹄岗的毛泽东，不顾满身征尘和长途跋涉的疲劳，前往县委所在地“天主堂”接见了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主要干部。在这里，毛泽东第二次与时任县委书记的古柏会面，并认真地听取了古柏关于寻乌土地革命斗争、城镇商业和手工业情况的详细汇报，以及对寻乌所处地理位置的介绍。毛泽东从古柏的汇报和介绍中得知：寻乌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地处江西赣南与广东东江地区商品流通的中转位置，对了解城市工商业状况能提供很好的资料。同时，若弄清了寻乌县的情况，闽、粤、赣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就大致相差不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自晚清以来，寻乌县商业兴衰的变化很大，是“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引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2页）。此外，寻乌因受湖南、广东等邻近省份及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影响，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加之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下，曾三次来到寻乌进行伟大的革命实践，推动了寻乌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实现了全县赤化，建立了革命政权。
自下井冈山以来，好多人身子在山下，头脑还在山上。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盘了解，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引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1页）。而红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于1930年2月7日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的会议上，虽然确定了红军和根据地的统一领导机构及土地分配的政策等问题，但却没有解决当时急切的富农问题，对中国的工商业状况也还没有全盘的了解，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认识也模糊不清。这些问题，又正是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所必须正确解决的。
鉴于上述情况，毛泽东早就决心下大力来了解中国农村中的富农问题和城镇中的商业、手工业等情况，以便指导中国革命和解决革命实践中提出的新任务。然而，过去总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一是长时间忙于打仗；二是没有合适的调查对象，即找不到能充足地提供材料的人；三是没有强烈吸引力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调查地点）。但是，随着红军部队分散在赣南的安远、寻乌、粤东的平远一带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打土豪、分田地，这就为毛泽东了解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情况以及全盘了解农村中的富农问题提供了契机。
若选择寻乌作调查，总结寻乌革命斗争的经验，无疑对巩固和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为我党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沟通闽粤赣三省红色区域，推动全国革命形势进一步向前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早期革命中，教条主义者盛行。他们不研究中国国情、不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以致几乎把中国革命引上绝路。毛泽东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较早地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同时也是在我们党内大力倡导调查研究的杰出代表。无论在调查研究的实践方面，还是在调查研究的理论方面，毛泽东都是我们的楷模。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间（1927年1月），他为了回答社会上的封建势力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先后深入湖南省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作了系统的实地调查，其中在长沙里亭的调查助手是毛泽东的爱人杨开慧。上述湖南五个调查经杨开慧的协助整理，由此产生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文献；在大革命时代的1927年11月，毛泽东和红军部队为了弄清“井冈山这个地方是否适合于作革命根据地，它有些什么特点，有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等问题，在贺子珍的协助下，又先后到永新、宁冈塘边对罗霄山脉的“自然条件、经济、政治”等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比较，确定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走工农武装割据，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正因寻乌是个具有强烈吸引力和典型意义的调查点，加上后来因古柏介绍又找到了能为毛泽东充足提供材料的人，再则红四军分兵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使毛泽东得以有充分的时间在寻乌开展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所以，因为有古柏这样得力的助手，毛泽东最终选择寻乌县作为典型的调查点，在古柏的全力帮助和组织下，毛泽东进行了有生以来最有史料价值之一的最大规模的“寻乌调查”。
二、毛泽东在寻乌开了一个最成功的调查会，写出了一个最有典型意义、文献价值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
寻乌城自晚清以来，一直是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1930年，寻乌县城约有人口2700人。在其一道坚城的内外，平日似乎显得有几许寂寞和冷清。但每逢一、四、七的圩期，则会出现几小时的热闹。毛泽东到寻乌城后的次日，正是县城逢圩（当街）的日子。这天，古柏陪同毛泽东来到南门街。只见寻乌城里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各类商号琳琅满目，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加上肩挑小贩的叫卖声和沿街摊贩的吆喝声，倒也令人感到有几分热闹。古柏同毛泽东边走边细声交谈，并不时地介绍寻乌的“商业、手工业、农业、物产、土地、人口、文化、风俗、方言”等情况。由此，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以这个便利机会，特别把“寻乌城”这个市场仔细观察了一翻。在观察过程中，通过古柏的介绍，毛泽东首先结识了郭友梅、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并同他们交了朋友。毛泽东从古柏的介绍和两位老先生拉家常中得知：郭友梅，祖籍万安县，时年59岁，是寻乌城里第一大酒店——“郭怡和”杂货店的老板。自打12岁来到寻乌，在该县城已经商48年。他既有文化，又曾做过二任寻乌商会的会长，对寻乌城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商业、手工业情况了如指掌，既是个“寻乌通”，又是商业行家；范大明，时年51岁，也有一定文化，曾做过几年小学教师。他出生在寻乌城区一个世代贫苦农民家庭，对旧社会的辛酸苦辣体会最深，参加革命斗争非常坚决，已担任寻乌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对革命前后的情况及城郊邻居对革命的态度都非常清楚，也是当时的“寻乌通”。对古柏介绍的这两位能为自己开展“寻乌调查”充分供给材料的老先生，毛泽东感到非常高兴！因此，一连几天，毛泽东都把这两位老先生请入自己的住处，像小学生认生字一般，一桩桩、一件件地向这两位老先生请教，一时未听懂的地方，还通过古柏的翻译，不耻下问，由此从两位老人口中了解到寻乌城的大部分情况。事后，毛泽东深情地说：“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但不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引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
为了协助毛泽东更全面地掌握材料，连日来，古柏陪同毛泽东穿街走巷，深入商会、商店、作坊、集市、田间、苏维埃政府、工会、群众家中等处进行走访座谈，不拘形式进行调查，先后与店员、手工业工人、小贩、游民、农民、商会会长、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工会主席、城镇贫民等人促膝谈心，广泛地接触了工人、农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到了各行各业群众的思想、生活及社会各阶级的生活之真实情况，弄清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问题。
著名的《寻乌调查》，是我党历史上最具光辉的文献之一，也是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调查研究实践及其理论方面贡献最为突出的生动体现！毛泽东同志于1930年5月进行的其一系列农村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之寻乌调查，不仅具有实际意义，为当时的工农政府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等许多方面的政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具有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为后人研究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的近代经济和政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具体的历史资料；更为我党树立调查研究之风和坚持实事求是提供了光辉的范例；这次成功的大规模调查，有位历史人物功不可没。他，就是全力协助毛泽东组织这个调查的时任中国共产党寻乌县委书记——古柏。诚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所言：“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说到此，人们不禁要问：古柏是如何全力协助毛泽东组织大规模的寻乌调查？在上述调查中，古柏又起到了怎样的组织协调作用，从而成为毛泽东同志开展系列农村调查的得力助手？只要我们循着历史的上溯轨迹认真寻找，个中答案便不难解。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毛泽东为我们党规定的基本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和精髓。而毛泽东所倡导的这些思想原则，是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智慧的结晶。
基于古柏在寻乌调查中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更对古柏寄予厚望并委以重任。1930年6月，古柏被任命为红四军前委秘书长（毛泽东当时在红四军任前委书记）。从此，古柏就在毛泽东身边战斗和工作，跟随毛泽东转战闽西赣南、赣江两岸和袁水流域；1930年8月，古柏又任新成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继续跟随毛泽东左右、南征北战。并先后于1930年10月初和11月18日，再次全力协助毛泽东组织开展了“兴国调查”和“木口村调查”，使毛泽东纠正了寻乌调查中的缺点，对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游民等都作了比以往历次都更为深入的调查和专门分析，对中农问题的认识更清楚了，对贫农与雇农之间的差别也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对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现实也有了清醒的认识和了解。所有这些成果都补充了“寻乌调查”的不足，同时也反映了“兴国调查”和“木口村调查”的新收获和新特点，也更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的实践和调查研究的理论内容，为我党留下了宝贵的文献和财富。
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发展到10万人，革命根据地遍布全国十余省。这时，党内一些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某些“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新发展。同时，红四军自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以来，先后解放了一些城镇，因而迫切需要掌握城镇中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以便及时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管理城镇，发展城镇的生产和商业，解决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物资供应。为了指导中国革命和解决革命实践中提出的新任务，同时鉴于“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盘了解，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毛泽东早就决心下大力来了解城镇中的商业和手工业情况。但总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然而，随着红军部队分散在赣南的安远、寻乌和粤东的平远一带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打土豪分田地，这就为毛泽东了解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情况提供了契机。
1930年5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寻乌城。当天下午，毛泽东不顾满身征尘和长途跋涉的疲劳，在县委所在地“天主堂”接见了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主要干部，听取了县委书记古柏关于土地革命斗争情况的详细汇报和对寻乌所处地理位置的介绍。寻乌县城，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明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相差不远，都可以有一个大略的了解。于是，毛泽东就以寻乌为调查点，在古柏的帮助和组织下，对寻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一天，正是县城逢圩（当街）的日子，古柏陪同毛泽东来到南门街。只见寻乌城里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各类商号琳琅满目，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加主肩挑小贩的叫卖声和沿街摊贩的吆喝声，令人感到分外热闹。古柏同毛泽东边走边细声交谈，并不时地介绍寻乌的“商业、手工业、农业、物产、土地、人口、文化、风俗、方言”等情况。由此，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以这个便利机会，特别把“寻乌城”这个市场仔细观察了一番。在观察过程中，因古柏介绍又找到了能为毛泽东充分供给材料的人。首先是结识了郭友梅（时年59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和范大明（51岁，贫农，县苏职员，城区人）两位老人，并同他们交了朋友，这就更加激起了毛泽东同志作寻乌调查的兴味！在第一次会见郭友梅的杂货店里，毛泽东一坐上就亲切地同郭友梅拉起家常。古柏对毛泽东说：郭先生曾做过两任商会长，在寻乌城生活了四、五十年，他非常了解寻乌城的商业状况及它的过去和现在。毛泽东听了古柏的介绍，很为高兴，与古柏商定请郭友梅参加调查会。
连日来，古柏陪同毛泽东穿街走巷，深入商店、作坊、集市和田间，先后与店员、手工业工人、小贩、游民和农民促膝谈心，广泛地接触了工人、农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各行各业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及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几天后，毛泽东又在他的住处马蹄岗找到了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和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调查会的第一天，毛泽东除已认识的郭友梅、范大明两位老人外，其余均是初次会面。古柏一一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边听古柏介绍、边微笑着同他们握手，热情地请他们坐下。毛泽东说：从今天起，就请你们到这里开会，我是向各位调查、请教的。到会人见毛泽东如此谦逊，这样平易近人，原先紧张拘谨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随后，毛泽东打开一份调查提纲，谦和地说：我提一个问题，你们就回答一个，知道多少说多少，随便谈谈。毛泽东一个个地提出问题，从寻乌的行政区划问到邮路交通，从店铺商号老板姓名问到店员生活，从货物来源到商品销路，从商家本钱问到对国家的态度……每提一个问题，到会人总是认真反复地思考，有的自言自语地屈指默数，有的冥思苦索地竭力回忆，有的互相小声议论。经过短时间思考，大家把话匣子打开了，争先恐后地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特别是郭友梅和范大明几个人，更是侃侃而谈。对于会上每个人的发言，毛泽东总是静静地听、认真地记，边听边点头微笑。听不明白的地方，就请古柏“翻译”；有疑义的，则让大家争论，会场上始终充满着活跃而又热烈的气氛。由于这次调查对象的选择范围比较广泛，各行各业和各个年龄层次（老、中、青）的人都有，加之毛泽东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调查方法和采取登门访问、直接观察和调查会的方式，尤其是古柏的全力帮助和组织（包括介绍、翻译、核实及其本身所具的发言权等），不仅使毛泽东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寻乌县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文化、客家民俗、娼妓、各阶级尤其是域镇商业和手工业的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更使得调查到的材料真实、具体、丰富、生动，得出的结论切合实际。这次调查的高效率，也是前所未有的。对此，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详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56页）并对古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由衷的钦佩，称其为：“在寻乌调查中，最有发言权的是古柏。在这方面，古柏是我的老师。”
在这次调查之后毛泽东于宁都小布圩对所调查到的大量丰富材料进行了分析整理，写了《寻乌调查》，并于1931年2月2日，写了后来被称之为“前言”或“序言”的整理后记。《寻乌调查》洋洋洒洒八万余字，三级构架。全书除卷首交代调查动机与调查过程之外，分设9章、39节。从调查的内容看，全面展示了寻乌一县的自然、社会之历史与现实的状况，尤其是寻乌城镇的商业、手工业以及县城内农村的旧有土地关系暨当时的土地斗争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它于主题之外，明显地客纳了大量的寻乌县农业、手工业、物产、土地、人口、文化、风俗、方言、民间文学以及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而且条分缕析，所有调查内容的记述都相当客观。因此，毛泽东称这是他当时作的一系列农村调查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毛泽东的这次调查，不仅具有实际意义，为当时的工农政府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等许多方面的政策提供了依据；而且具有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为后人研究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的近代经济、政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具体的历史资料。
三、在寻乌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酝酿已久的激情爆发，挥笔写下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文献《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寻乌成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最早策源地
历史记载：1930年5月，当时的党中央正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准备委员会”，即“苏准会”。当时立三左的路线统治中央，甚至已做出攻打大城市，打下长沙，以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按照教条照搬苏联革命模式：宣布阿芙诺尔号巡洋舰起义，用舰炮攻下冬宫，夺取大城市，最后从城市出发解放农村。当时中央明令通知毛泽东出席苏准会。而毛泽东却来到大山深处的寻乌县，作艰苦的农村调查，寻思出立足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都是根据中国国情的独特创造与正确路线。
调查研究是了解中国情况的基本功，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通过艰苦的调查研究，生下了一个“孩子”——毛泽东写出了《调查工作》一文。并及时发到部队和地方党组织，普遍地开展学习，在红军与地方党的工作人员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热潮。
可惜，因长年累月在赣南闽西艰难转战，毛泽东本人保存的这篇文章手稿和翻印的小册子不幸丢失了。对此，他比失去自己的孩子还难过。值得庆幸的是，27年后，闽西特委石印版的小册子，竟然有两本历经战火保存了下来。1957年2月间，上杭县东一区关山村有一位当年曾任乡苏政府主席的苏区老同志，名叫赖茂基，将其珍藏的一本石印《调查工作》献了出来。龙岩地委很快将它送到了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
1961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这本小册子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捧着失而复得的这篇珍贵文章，毛泽东欣喜万分，连说：找到了，我失去多年的“孩子”找到了！无独有偶。大文豪高尔基与他的孩子们有过一张合影。他在这心爱的照片上题字“高尔基与他的作品”。一个把孩子比作品，一个把作品比孩子。
毛泽东的《调查工作》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发行单行本并收进了“毛选”。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贡献，这在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上也是具有首创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61年3月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中，对《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作过高度的评价，指出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由此，我们可以说，《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系统论述调查研究问题最早的一篇专著，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他最早的一篇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著作。它集中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标志着他的调查研究理论的形成，并且反映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形，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此而始。
在这里回答前面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能在寻乌搞出这么好的调查。因寻乌是客家区，客家人像古柏一样，具有开拓进取，善于学习，善于纳新，特别有革新与创造精神。客家人迁徙流动带有开放性的生产、生活的历史实践，逐步形成了心胸开阔，穷通达变，不满现状，冒险犯难，敢于拼搏，自强不息，聪慧豁达，百折不挠的品格。他们在一个地方客居起，就善于向当地的土著人学习，很快适应，营造生存的新环境；善于把外地学习的新事物与当地条件相结合，创造出一个新东西。比如，客家人在北方有包饺子的食俗，到了南方没有面粉，就用豆腐中间塞肉馅，创造出客家的传统菜酿豆腐。客家人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和愈挫愈奋的创业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客家人在中国近、现代每个阶段的革命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成为一支强大的动力。在中国现代史上杰出的客家代表人物——朱毛红军的领袖毛泽东，更以其非凡的胆略和睿智以及开拓进取，顽强探索，实是求是，善于学习，富于首创的精神，在半个多世纪中，巧妙地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党和我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订了一套适应中国情况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光辉著作。这堪称是客家人开拓进取，善于学习，富于创新之典范。
处于历史大变动年代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陌生而繁杂的问题，马克思经典主义者把革命活动的重点放在城市，然而，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反动统治者不可能控制全国极为广大的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党只能把革命活动的重点首先转到农村去。可是，党不可能在领导革命的初期就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作出准确的选择。对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只能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经过多次的反复摸索和检验，才能认识清楚。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的深刻教训，使毛泽东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将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毛泽东毅然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并与朱德、陈毅率领的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会师，组成红四军，共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经过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实践，尤其是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后，在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出现了一场农村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进一步确立把党的工作长期放在农村，在农村长期积蓄力量，待到条件成熟时再去夺取全国胜利的思想。在极端复杂的革命环境中，毛泽东善于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适时地对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从1928年开始，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思路。
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乃至新中国的诞生，在那漫长而又艰难的革命岁月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善于向群众学习，从而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以及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后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同时，也为客家人的开拓进取，善于学习，勇于革新与创造精神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的做法，却引起了当时党中央“左”倾领导的极为不满和一味指责，并在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上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严厉打击和错误批判。1932年10月初，毛泽东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宁都会议”上再次受到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些人的批判，并于同年10月12日由中革军委正式免去其所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从而被迫离开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左”倾机会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打击，也因此牵连了古柏等同志。1933年初，随着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苏区，苏区的政治局势也日益恶化。2月，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为了推行“左”的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代表的正确主张，在福建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批判了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无情打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他们无理地给上述四人扣上“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制造者”和“反党的派别与小组织的领袖”的帽子，说邓、毛、谢、古是“反党集团”。邓、毛、谢、古之所以遭受批判，是因为他们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反对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认为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以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们还主张粉碎敌人的“围剿”，应“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者把红军拉到白区去硬拼的作战方法。同时，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的“武装一切工农群众”和不顾民力而大量发行公债等错误作法。在土地问题上，邓、毛、谢、古又坚决执行泽东关于按人口平均分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政策，反对王明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正因如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于1933年4月16日至22日策划召开了“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的工作总结会议”，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毛、谢、古四位同志两次申明的决议》，大规模的围攻邓、毛、谢、古四位同志，勒令他们“立即解散”所谓“根据罗明路线而组成的宗派和小组织”，威胁要“立即开除出党……”面对“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古柏毫不动摇，他写了整整15张的第二次声明书，义正严词，以予回击，在会场上同“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公开的辩论。他和邓、毛、谢一样，以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陈述了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下，古柏同志始终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在工作中依然保持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结合实际，在自己所负责的范围内，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为革命和人民工作着、战斗着，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和对党的无限忠诚。
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军区和赣南省的机关、部队被敌围困于仁风山，形势异常紧张。为此，留守在中央苏区坚持领导游击战争的古柏率领部队转战在于都、安远、寻乌一线，与敌人进行着顽强而又英勇的斗争。同年3月6日，在率部向东江至龙川鸳鸯坑的途中，因叛徒出卖而受敌包围袭击，于突围激战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9岁。
1937年秋，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为失去了一位诚挚热情、少年英俊、奋发有为的战友而深感痛惜！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脑海里激起了一层层回思的波澜：菖蒲会见、马蹄岗灯火、寻乌调查、闽赣硝烟、瑞金风雷、于都分别……一件件往事犹如一幕幕历史剧重现于眼前。于是毛泽东在给烈士家属的复信中深情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甚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上，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打击迫害的邓、毛、谢、古四位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4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为“古柏烈士纪念碑”题字：古柏烈士，永垂不朽！
记住古柏，记住客家人的独特创造。
客家人对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与革命策略理解深刻，且执行坚决。其代表人物是罗明，这位客家人是福建省委书记。他成了毛泽东的替罪羊。左倾路线推行者，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说成是“罗明路线”。挨批判，遭撤职。另外还有四位了不起飞的客家汉子：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他们因坚持毛泽东的路线。被打成“江西的罗明路线”被左倾划定为“邓毛谢古”宗派小集团。全部遭到“残酷斗争，无情地打击”。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毛泽覃、古柏英勇牺牲，谢唯俊在快到陕北前作战负伤而身亡。邓小平曾在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时，因所谓的“寻乌事件”连遭厄运。唯有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百折不挠，继续毛泽东的独特创造，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凭这一条独特创造，毛泽东让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了。
江泽民同志为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时，作了一个深刻题词：“发扬江西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产物，是江西的革命传统，是客家几代人的创造。
记住古柏，客家人的骄傲；记住寻乌，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早期策源圣地。 《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之五(上)
编辑： 小陈 时间：2005-9-5 阅读：15人次
客家妇女的传统美德与“朱毛红军”的巾帼风采
舒龙
大量历史事实表明：客家妇女“吃苦耐劳、勇于开拓、善良贤淑、宽厚仁慈、心系社稷、为民济国”的传统美德在朱毛红军女将士暨中央苏区妇女中得到传承和张扬。她们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和牺牲精神，是永远值得论道的。
众所周知，客家妇女的传统美德是在其独创的历史、地理和家庭环境长期形成的。客家人由中原南迁，路途遥远。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只能靠双脚跋涉，日晒雨淋、风餐露宿，行路之难便可想而知。千里奔波当中，客家妇女肩挑背负、烧米煮饭、洗衣缝补、照顾老人，其中辛苦是不言而喻。但是，她们却不怕艰苦，毫无怨言，一直跟随男人由北方来到南方定居。当时，闽、粤、赣三地非常落后，居住条件、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各方面都很差。在这种环境下，客家妇女耕田、采樵、织麻、缝纫之事无不为之。尤其是明、清时代，客家地区的许多男子外出谋生。这样“耕耘劳作、持家教子、侍奉公婆”等家庭重担，便历史地落在了客家妇女的肩上。
一代客家巨子、“红军之父”朱德的母亲——钟太夫人，从小就很懂事，聪明能干，女指针红、置茶办饭、挑水砍柴、栽秧打谷，样样入手。自19岁来嫁世林府君，在这个劳动的家庭里更显出是一个劳动能手，且极能任劳任怨。面对贫穷的家境和成群的孩子及沉重的生活负担，她兼顾着母亲和农妇的双重工作。自朱德元帅能记忆时起，钟太夫人便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忙乎着做一家二十多口人的饭。饭煮好了，还要种田、种菜、担水、挑粪、喂猪、养蚕、拈棉纺纱、洗浆补丁，常常忙到深夜。作为当时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均由钟太夫人分派，并拿扫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砍到家中的柴，挽成小把码起备烧，或帮着织麻纺线，喂猪喂牛。临终时，也同样还在灶前转动……这些，既是客家妇女“聪慧贤淑、吃苦耐劳”的缩影，又是当时客家妇女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可以说，劳动是她们生活的全部。
客家妇女不但自己异乎寻常地勤劳俭朴，同时还把这一美德传授于自己的子女，从小便培养他（她）们。正如客家童谣所唱：“一岁娇，二岁娇，三岁拾柴爹娘烧，四岁、五岁学织麻，六岁、七岁纺棉纱……”客家妇女就是这样以其美德影响子女，以致一代又一代，形成了其勤劳、吃苦的传统精神。在这方面，朱德母亲钟太夫人尤为令人称道，因她正是注意以自己“勤劳吃苦、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榜样来对孩子们进行教育，以自己“宽大胸怀”和“深厚同情心”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她的子女!朱德元帅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记述：“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在《孕育一代客家巨子朱德的伟大女性——钟太夫人》（陈泰阶、陈明祥文）一文中也有段记述“那年麦播时节，朱德随父一起挑粪上山，谁知山高坡陡，不小心摔了一跤，桶毁粪倒，泼了自己一身，臭气熏天。下种覆土，锄头又不听使唤，净往自己脚上铲。钟太夫人手把手地教朱德，如何根据山路的特点进行肩挑背磨，如何抛粮下种，打窝覆土……就这样，年轻的朱德很快就熟练掌握了一整套农业生产技术……”对于钟太夫人的为人，朱德在其《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也深情地记述道：“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在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面对人生的厄运、生活的困苦和家境的悲惨，钟太夫人也是勇于直面、毫不畏惧、处惊不变。如甲辰（1904）那一年，地主因增收佃租不遂，于大年除夕强逼朱德总司令全家搬走，不让继续承佃。由此，朱德一家人都哭了，连夜分散到两处住。因为人手减少，恰恰接着又是一年旱灾，家庭生活便更加困苦。然而，惯于忧患、惯于勤劳、惯于忍耐的钟太夫人，却并不灰心和沮丧，仍以她惊人的毅力领导全家来与险恶的环境搏斗!同时，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更加强烈!对究竟是谁把农民投入到这个贫困的深渊中，她也愈加看清了……正是钟太夫人在朱德饱尝家庭艰苦的境况下，教给他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使朱德在日后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所吓倒；正是钟太夫人给了朱德一个强健的身体和勤劳的习惯，使他从来没感到劳累；又正是钟太夫人教给朱德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朱德走上革命的道路，才使朱德日后具备了在前方领导战争、在后方领导生产的高超艺术，以及那种鞠躬尽瘁、百折不挠的革命忠诚，从而成为一代伟人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客家妇女还素以“大足”为美。追溯其源，是因历史上汉族不少地区的妇女大都有缠足之风俗。姑娘若不缠足，不是细足婆，便视为不美，也就会嫁不出去。而客家妇女则多数不缠足，这与当时客家人的辗转迁徙有密切关系。长期艰苦动荡的迁徙生活，要求客家妇女必须与男人一样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勇于开拓，创建新的家园。因此，客家妇女一向以“大足”为美。偶有缠足者，倒会被人鄙视。朱德母亲钟太夫人就是在及笄之年以一双大脚和健壮高大的体格而嫁入朱家的。所以，在客家地区很少有固守闺房的小姐，而多有“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健女。
客家妇女还素以聪明勇敢而著称。历朝历代，不乏许多有胆有识的刚烈客家女性。如太平天国中的“女军”便是其中代表之一。据典籍介绍，金田村起义后，起义妇女即组成女军投入战斗。建都天京后，又兼负守备任务。其装束与男子相似，“当腰横长刀，窄袖短衣服，骑马能怒驰，黄巾赤其足”。每军设军帅一人，下设二十五卒长，每卒长领四两司马，每两司马管二十五人。女军共四十军，共有军师四十人，帅一千率长，两司马四千，计女兵十万众。天王洪秀全之妹洪宣娇便是其中之一分子。由于这些客家娘子打仗英勇异常，连曾国藩也感到这些“大脚蛮婆”难对付。在《革命诗抄》中有位广东曾城客家的女游击队员，牺牲前视死如归，说到：“杀头好比风吹帽，枪毙不过碗大个疤”。其豪放之情令人敬佩!
正是上述这些吃苦耐劳、勇于开拓、聪明能干、善良贤淑又不乏坚强刚烈的客家“大足”健妇们，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极其浓重的一笔：文天祥率兵抗元，“势到梅州而大振，男执干戈，倾邑勤王”；太平天国的女将士们（如洪宣娇、苏三娘、曾晚妹、石益阳等）则将个人的生死爱恨之命运归宿与天国大业溶为一体。由天王洪秀全妹妹洪宣娇统领的客家女兵妇将英勇善战，“妖兵大战坪后石金鸡岭”的事迹举世闻名；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千上万砸碎了封建统治枷锁的中央苏区客家妇女，在朱毛红军的引领下，更是为保卫红色政权和革命理想参军参战、英勇杀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一、砸碎封建礼教的桎梏，苏区客家妇女的大解放
谈到客家妇女的勤劳、刻苦、俭朴、温柔顺从，极易联想到她们的社会地位。勤奋无疑是客家妇女的一种美德，但她们超乎寻常的劳苦，日复一日，除了劳作没有其它，甚至连必要的睡眠都没有，这是她们心甘情愿，还是被迫无奈？看到一些客家妇女极度辛劳的材料，特别是那首《客家姑娘》民谣，常令笔者掩卷深思……
勤俭姑娘，鸡呜起床。梳头洗面，先煲茶汤。
灶头锅尾，洗擦光光。煮好早饭，刚刚天亮。
洒水扫地，担水满缸。漫有食朝，洗净衣裳。
上山砍柴，急急忙忙。田头地尾，种菜种粮。
讲究养猪，煮汁拌糠。纺纱织布，不离间房。
针头线尾，收拾柜箱。家头教尾，顺理有方。
不生是非，不敢荒唐。爱惜子女，如似肝肠。
推砻踏碓，不声不响。留心做米，没谷没糠。
拾柴割草，歌声飞扬。出门讲伴，在家守房。
人客来到，轻声细讲。欢欢喜喜，拉扯家常。
鸡卵鸭卵，豆豉嫩姜。备好酒肉，请客先尝。
有米有麦，细算用粮。粗茶淡饭，朴素衣裳。
越有越俭，不贪排场。丈夫出门，有事敢当。
就无米煮，耐雪经霜。捡柴去卖，不蓄私囊。
不偷不窃，辛苦自当。不嫌丈夫，不怪爹娘。
这样的客家姑娘，是人还是牛马和机器？事实上，客家妇女虽然对家庭、社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比男子付出了更多的辛劳，但她们的地位与权力却与之极不相称。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封建道德的长期压迫、束缚下，她们俨然成了机器：种地的机器、干家务活的机器、传宗接代的机器。所以说，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客家妇女那些所谓的“传统美德”，又是她们出于生活所迫并受封建礼教的桎梏，由于她们的家庭和经济社会地位的低下，只得安分“认命”，逆来顺受。她们终日劳作，受苦受累的程度甚于男人；她们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更谈不上政治地位和人身自由。客家妇女的这种悲惨状况只是到了苏维埃革命时期才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中国历史上，由社会制度确定妇女的社会地位应得到保障与尊重，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就是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苏区社会。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4年1月。载《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客家妇女在这场关系到自己前途和命运的革命中，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胆识和智慧。她们竭力争取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独立平等和婚姻上的自由自主。在政治方面，客家妇女大量地而并非个别地进入一向由男子垄断的社会权力机构，参与政权和社会的管理。据统计，在苏区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客家妇女代表一般占代表总数的25％以上。而闽西上杭的上、下才溪乡，妇女代表分别占60％和66％（见毛泽东《才溪乡调查》，载《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6页、第341页）；在赣南苏区的16个县中，1933年有县一级妇女干部27人，兴国县有20多名妇女担任乡苏政府主席（见江西省妇联编《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258页）。在经济生活方面，客家妇女普通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并且作为农业生产所依靠的一支主要力量。“上杭才溪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妇女参加生产，占了全体劳动者的半数以上，而她们做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见娜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的妇女》，《斗争》第71期，1934年3月29日）同样，兴国县“农业生产也几乎全部由妇女承担。”（见江西妇联编《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258页。）在文化教育方面，客家妇女享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她们绝大多数参加了夜校和识字班的学习，基本上扫了盲。在兴国，有将近半数的女孩入了学。在婚姻家庭方面，由于废除或摆脱了买卖和包办婚姻、童养媳制度、蓄婢娶妾的一夫多妻制、贞节牌坊的观念、翁姑丈夫对妻媳的虐待等等，客家妇女真正实行了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婚姻自由，从而使苏区的两性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总之，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客家妇女的斗争热情持续不衰，各项权力普遍得到落实，社会地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在争取自身解放和建设苏区社会的双重目标下，客家妇女确实成为苏区的伟大力量。
二、不怕牺牲，参军参战，保卫革命政权
早在1929年，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时，两地各县的客家妇女就纷纷起来革命，参加赤卫队和暴动队。不少妇女还直接参加到红军部队中去，有的则在红军医院工作。以后，妇女参军参战更为普遍。“韭菜开花一管心，剪掉髻子当红军。保护（祈福之意）红军万万岁，劳动妇女得翻身；韭菜开花一管心，剪掉髻子当红军。保护红军久久长，彻底解放妇女们。”这首在苏区时家喻户晓的民歌，至今仍仿佛在耳边回响。
当时，从16岁到25岁的青年女子都基本参加了少先队、赤卫队，和男同志一起参加武装斗争，站岗放哨，而且还担负帮助部队侦察、通讯等任务。如兴国县坝南乡客家女李美群，时年（1927年）17岁，她在朱毛红军发动的兴国革命斗争形势的鼓舞与推动下，革命热情勃发。她带着摘下发髻上的银饰，剪掉辫子，上下三村的姑嫂姐妹亦学着她的样子，梳理得利利索索、精精神神。在李美群的带领下，这些客家姐妹个个挺胸昂首，甩开大步、臂戴袖章、脚打绑腿、手持梭标、背挎马刀、捉土豪、斗劣绅。并多次深入白军虎穴，用食物向白军士兵换来子弹交给红军，还为红军筹粮、筹款，刺探敌军军情等；寻乌县上下三村的客家女李桂英原为童养媳，1929年初年仅15岁。当她碰上红四军军长朱德后，像完全变了一人。她在当地妇女中第一个解下缠脚布，以一双大脚行走于岭头岽垴、坡霏坑凹和县城乡间、四邻八村。又是她，第一个剪去了长辫子，以“不男不女”招来毁誉参半的议论。还是她，第一个解除了童养媳的婚约，与“老老么”脱离了关系。也正是从这三个“第一”作为起始，使她跟随红军，踏上了艰难曲折的革命征程。据有册可查的闽西汀瑞游击队部分女战士就有26人。1932年2月后，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福建省军区，都设于长汀县城（汀州市）。这一时期，有贺子珍、康克清、曾志、李坚贞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女革命家、杰出的客家女的代表在长汀战斗、工作过（在此前后，也曾在赣南中央苏区战斗、工作过）。1933年初，长汀县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在新加入赤卫军的2400余名队员中，客家妇女就占了1000余人。她们均剪短了头发，扎上了皮带，和男同志一起参加训练；朱毛红军中的巾帼英雄贺子珍、康克清、李坚真、危秀英等，更是客家妇女的骄傲。
贺子珍，江西永新客家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永新县县党部妇女部长，兼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和中国共产党永新县委妇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暴动，是最早上井冈山的红军女战士之一，随红军参加了多次战斗。1928年和毛泽东结婚后，曾在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机关、中央军委、中央办公厅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长征途中，遭敌机扫射，为救护伤员全身十余处受伤。到达陕北后，在中央银行工作，曾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去苏联治病，并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47年回国。建国后，曾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政协委员。
康克清，江西万安客家人。中国妇女运动著名领导人、社会政治活动家。她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万安罗塘湾妇女协会秘书、万安县巡视员。1928年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直辖交通大队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1934年至1936年参加长征，三次过草地，历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红四方面军中央党校总支部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共产党中央学校学习，先后任八路军总司令直属队政治处主任、晋东南妇女救国会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妇女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是中国共产党七大代表。1949年出席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全国妇联第一、第二届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第五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主席，全国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主任，中国儿童二届中央委员。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届人大常委，第五、第六届副主席
http://www.shulong.net/shulong.asp?id=68 客家妇女的传统美德与“朱毛红军”的巾帼风采
舒龙
李坚真，原名李见珍，广东丰顺客家人。1926年在彭湃的启发教育下参加农民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任县革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东江区委妇委书记、中心县委妇委书记、闽粤赣特委妇委书记、长汀县委书记，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位女县委书记。1933年起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常委和妇女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妇女部部长。长征中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第二纵队民运科科长、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带领工作队开展群众工作，并与战士一起运送伤病员和弹药。曾参与筹建遵义县革委会……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妇委书记、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监委书记、中央监委委员、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危秀英，江西瑞金客家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西兴国县工农革命政府常委兼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在蔡畅领导下，刻苦学习政治文化，深入妇女群众，开展群众工作，成绩显著。后随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亲自抬担架、救护伤病员。抗日战争中，任中国共产党陕北省委妇女部长。1945年随三五九旅开赴东北前线，历任中国共产党敦化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吉南地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吉林省委委员、妇委书记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建国后，历任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妇委书记、省妇联主任，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华南局垦殖总局副局长、广东省农垦厅副厅长、中国共产党监委书记等职。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第一届候补执委及第二、三届执委，江西省政协常委……正是上述优秀的客家妇女，构成了朱毛红军暨革命战争中的不可小视的有生力量，并充分发挥了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当时，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央苏区所辖的每个区乡的客家妇女都组织了运输队、洗衣队、担架队、救护队等，以备支前所用。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中，仅赣南各县参加各种支前组织的便达60万人之多，其中尤以妇女为最。1930年5月，红军攻打闽西上杭石背北时，涂坊、宣战斗中负伤的战士连夜抬回百里之外的四都红军医院。四都客家妇女还送来鸡蛋、蔬菜、黄豆、花生等慰问伤病员，有时还演出节目和伤病员联欢，使受伤的红军战士从精神上得到鼓舞。长汀福音医院是苏区的第一所红色医院，不少省立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的女教师、女学生纷纷主动到医院当护理人员，从而弥补了医院人手之不足。在1934年长达几月之久的“松毛岭战斗”中，长汀广大妇女自觉担负起送水、送饭和抬伤员、运送弹药等后勤工作，有力地配合红军打击了敌人。而在1933年2、3月朱毛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毗邻战场的赣南宁都东韶、肖田、吴村及黄陂、小布等地客家妇女，更是自觉组织担架、救护、洗衣、运输等各种支前组织，奔赴前线，其中仅担架队就有几百人，战斗中负伤的红军伤病员全部被及时抢救回设在肖田的“野战医院”。客家妇女还担负起各区乡的站岗放哨、查问路条、维持治安、严防敌人破坏等保卫工作。长汀南阳区的客家女在站岗放哨中，严格查问来往行人，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受到了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张鼎丞的赞扬。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广大客家妇女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诸多客家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曾任中华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的兴国客家女李美群，于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在一次战役中被俘，历经一年多监禁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因体伤和饥饿导致肺病加剧，遂于1936年春被折磨致死；曾任宁都县城北郊区妇女指导员和城市区妇女部长的宁都籍客家女朱秀香，于红军北上后留在敌后坚持工作，在安福的阜坊、西甲山里打游击。后在石井村的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关押在国民党的十八军军部，经受了种种毒刑拷打，她始终不畏敌人的恐吓、利诱，敌人没有从她口中得到一点情况。在监狱中，有的姐妹含着泪水劝她：“好好说也许能被放出去。”朱秀香扭头一笑：“没什么说的，死吧”。她的坚定信念和牺牲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姐妹们。1935年农历4月13日，是朱秀香就义的日子。临刑前她对低着头、流着泪的姐妹说：“姐妹们，你们得胜利出去，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没有走远，坚持革命，吃苦下去”。她坚定地朝刑场——城西门外儒学坪走去。她面不改色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敌人将朱秀香刺死后，又把她的乳房割掉，并剖开肚子、取出心肝五脏，放进鹅卵石。朱秀香牺牲时，年仅32岁；曾任会昌县妇委书记（即妇女部长）的兴国籍客家女李桂荣，1934年9月在反敌军第五次围剿而往会昌以西北和广东、福建、江西交界的秀排、乱石、罗田、庄布等山区打游击期间，不幸被敌人抓捕。面对敌人的乱棍、火烧等酷刑，李桂荣宁死不屈，坚定地说：“我死也要死在共产党的旗帜下，不会投降你们的!”对此，敌人恼羞成怒，遂于1935年2月10日把李桂荣拖到会昌县南门外的官钉脑用梭标刺死。匪徒先把李桂荣下身阴部尿门用刀割下，然后再用刀把两个乳房割下来，刺死后尸体被分成四块。李桂荣烈士牺牲时年仅24岁；曾任上犹县苏维埃妇女主任的上犹籍客家女何桃英，在1932年8月24日国民党反动军队疯狂进攻苏区、干部随军队作战略转移时，因其身怀有孕、行走困难，故主动要求留下苏区坚持斗争。不幸得很，于当年9月被捕，并随即押至营前。面对敌人的诱骗、鞭抽、灌水火烧……挺着大肚子且浑身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何桃英尽管几度昏死，但却始终只字未吐，没供出我党情况。当她从地上慢慢苏醒过来后，硬是强忍巨大的皮肉痛苦，挣扎站起来指着敌团长彭林森大骂：“匪首、贼头、打吧!杀吧!共产党是不怕打、不怕杀的!你们的狗命只有菜梗这么长了……”她大声说到这里，声音嘶哑说不下去了。最后，她拼尽所有的气力，高呼着：“共产党万岁!”被其大义凛然所震慑的敌团长彭林森吓得连忙叫刽子手“给我再打!打!打!”最后敌人以灭绝人性的毒刑——剖腹而惨杀了这位身怀有孕的无畏女烈士；还有时任中国共产党信丰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县委妇女部长和县妇女协会主席的信丰籍客家女肖牡丹烈士、曾任兴国县上社区园岭乡妇女协会会长的兴国籍客家女李华仁烈士、时任寻乌县苏维埃妇联主任的寻乌籍客家女古婉玉烈士、以及曾任兴国县长迳乡妇女主任的兴国籍客家女马贵连烈士、时任大余县新梅乡妇女主任暨副乡长的大余籍客家女吴已秀烈士、曾任兴国县里溪乡妇女干事的兴国籍客家女杨洪招烈士和时任会昌县罗田区妇女主任的会昌籍客家女潘桂招烈士等等，无一不是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恐吓而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毛泽东堂妹毛泽建（湖南湘潭县客家女），在大革命失败后，参与组织衡北游击师，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任游击队队长，亲率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同年，在作战中不幸陷敌重围、被捕入狱。她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29年8月20日壮烈牺牲；闽西新泉客家女杨风英参加游击队，作战勇敢，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她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直至壮烈牺牲；1933年3月，闽西白砂客家女、共青团员傅翠玉带领群众以石头、木棍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头，最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1934年，长汀河龙头客家女陈二妹家，有一名养伤的红军作员，只剩有一条腿，不会走路。当被反动军队包围时，她毅然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将伤员背走。当敌人赶上后，两人同时牺牲；1933年3月，曾任闽西永定县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的客家女罗荣德，因掩护游击队而被捕，在狱中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秘密，被敌人枪决侥幸未死。同年秋调任永定红军医院院长，年底福建省苏维埃授予她“不屈的女战士”锦旗。1935年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机关工作。是年冬在执行任务时再次被捕，受尽酷刑，宁死不屈，临刑前高呼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闽西永岐岭下山客家女陈康容，于1930年15岁时随父母从缅甸仰光回国，和其胞姐一道入厦门集美学校读书，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她以当小学教员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担任厦门慰问将士工作团宣传股长。1933年，国民党顽固派进驻闽西老林区，实行“三光”政策。她组织成立一支武装力量，打击敌人，不久被敌军逮捕。任凭敌人威胁利诱、逼取口供，她却英勇不屈、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25岁。在狱中时，陈康容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诗篇：“青春价无比，团聚何须提；为了伸正义，岂惧剥重皮”……据统计，从1927年4月至1949年10月，仅闽西牺牲的客家女英烈便达438人（其中龙岩116人、永定92人、上杭132人、武平14人、长汀53人、连城19人、漳平12人）。而赣南牺牲的客家女更是多达1432人（其中兴国382人、瑞金213人、会昌140人、于都131人、寻乌130人、赣县96人、安远91人、宁都91人、信丰70人、上犹68人、崇义45人、石城32人、南康22人、大余2人、全南1人、定南2人、龙南1人）。上述这一批又一批为了革命而奋不顾身、英勇拼搏、前仆后继、光荣就义的客家妇女，不愧为女中豪杰、民族之魂!历史，将永远铭记着她们。
三、送夫送子，踊跃参加红军
赣南、闽西苏区广大客家妇女动员亲人和送夫送子参加红军的革命热情，也着实令人钦佩。在“扩红”运动中，赣南苏区到处可以看到母送子、妻送郎、妹送哥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并广为传唱革命山歌《送郎当红军》。兴国县坝南乡妇女赤卫队中队长李美群，1933年5月刚结婚就送丈夫、小叔和胞弟参加红军，由此推动了当地送子、送郎参加红军的热潮。而闽西广大客家妇女则组织各区乡扩红宣传队，在每年的五月、“八一”、十月的“扩红”月中，积极配合各级工农政府做好宣传工作。如1933年5月，长汀涂坊、南阳的妇女宣传队、利用民歌、登门动员等形式，动员了200多人参加红军。她们热情地唱道：“五月里来喜洋洋，我送丈夫去前方，家中事情我会理，前方作战你担当。”长汀七星乡客家妇女吴秀英在1931年扩红运动中，1个人就动员了10余个男同志参加红军，被县苏维埃授予“扩红模范”。当时出现了许多母亲动员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当红军的动人情景；才溪发坑村客家妇女王永玉把其3个儿子都送去当了红军；宁化县禾口少共区委女干部张香香带头送自己的丈夫当红军，从而带动了100多人加入红军部队……所有这些动人场景，诚如中央苏区当时盛行的《十送红军》歌唱道：
一送郎，当红军，革命道路要认清，资本主义切莫走，官僚财阀是仇人。
二送郎，当红军，劝你处处要留心，谁真革命谁是假，切莫把假当作真。
三送郎，当红军，阶级兄弟团结紧，自己阵地巩固好，冲锋杀敌不费神。
四送郎，当红军，服从指挥听号令，临阵脱逃是丑事，革命史上留污名。
五送郎，当红军。冲锋杀敌要力争，纵为革命牺牲了，伟大事业永继承。
六送郎，当红军，要爱家乡老百姓，工人是我亲兄弟，农民是我自家人。
七送郎，当红军，豪绅地主莫留情，仇人相见饶不得，日后他会起恶心。
八送郎，当红军，莫贪钱财莫爱金。高举红旗向前进，切莫回头念家人。
九送郎，当红军，红军战士人人敬，革命才是大出路，最后胜利属人民。
十送郎，当红军，临别赠言要记心，哥哥打仗妹生产，消灭白匪享太平。
不仅如此，中央苏区的客家妇女还掀起了制作布、草鞋的热潮。1933年7月，为了响应少共中央提出的“青年妇女制作10万双布草鞋，支援前方”之号召，宁化县妇女完成了1753双布草鞋的任务；汀东县的妇女也完成了1570双的任务。许多妇女还用自己的嫁妆作原料，一针一线地精心制作，把一双双崭新的布鞋送给红军战士。
此外，中央苏区的客家妇女还认真开展“拥军优属”工作。赣南闽西各地普遍组织了妇女代耕队，担负起种好红军田和红军家属田的重任。如兴国长冈乡和瑞金叶坪、才溪乡的青年客家女专门组织检查队，帮助解决红军家属的困难。每逢年、节，还组成慰问团（队），为红军家属送“年糕、猪肉、年画、毛巾”等，使红军家属倍感温暖，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广大红军将士的士气，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四、大展身手，在苏维埃经济建设中充当主力军
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大批青壮年男子参加了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奔赴前线，与敌人作战，致使所在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因此，中央苏区的广大客家妇女便成为当地生产建设的主力军，用她们柔弱的双肩担负起了经济建设的历史重任。她们积极参加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帮工组、犁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开展广泛的劳动互助活动。仅1934年5月的统计，兴国县客家妇女参加劳动互助社的就有48586人，占总劳动力的80％；长汀县客家妇女参加劳动互助社的就有536人。最突出的是上杭才溪的劳动互助社共有女劳力559人，占总劳动力的89％。赣南、闽西两地客家妇女在生产支前中经过艰苦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1933年冬至1934年春，赣南苏区旧有的山塘、水圳、水坝等几乎进行了一番整修。瑞金9个区的客家妇女仅用50天时间，兴建新旧陂圳1400座，水塘3379口，新旧筒车88乘，水车1009乘，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94％。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广大客家妇女又不辞辛劳，大力开垦荒地，消灭荒田，整个赣南苏区至1933年春已开垦21万担谷田的荒地；在广大客家妇女的辛勤耕耘下，赣南苏维埃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连续几年增产，到处可见一片丰收的景象。许多地方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1933年的农业产量比1932年增产15％。兴国县早稻产量1934年比1933年增产10％，有的区、乡高达20％；上杭才溪客家妇女因挑起生产支前重担成绩显著，受到《红色中华》的表扬。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为了表彰才溪区模范事迹，授予“福建省第一个模范区”的光荣称号。1933年，毛泽东为总结和推广才溪人民的典型经验，亲自来到了才溪，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解放后，毛泽东还亲笔题写了“光荣亭”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通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形式，广大客家妇女合理调剂劳动力，保证了中央苏区生产的顺利进行。
广大客家妇女还掀起了学习生产技术的热潮。长汀、上杭、永定等县都设立了教育生产委员会，负责指导妇女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她们还通过乡与乡、组与组之间的劳动竞赛，调动了千家万户的妇女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就肯定了竞赛成绩：“开山开得女同志‘争’起来，我要开，你也要开，竞赛的效力大得很。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差甚远，去年已够食，今年则已有余了。”由此可见，中央苏区客家妇女不愧为苏区经济建设中的“半边天”。
此外，在工业、商业等其它经济战线上，广大客家妇女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为保障红军供给、改善人民生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担当重任,积极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
中央苏区客家妇女还与男子一样成为苏维埃国家的主人,她们不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各级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客家妇女均占有一定比例,如1933年下半年的选举中,市、乡苏维埃代表中客家妇女占25%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60%以上。经过不懈的努力，大批客家妇女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兴国县全县有30多名客家妇女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有17位客家妇女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1934年第二次全苏大会上，中央苏区有17位客家妇女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江西省妇女部部长李美群、福建省妇女部部长李坚真、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直属交通大队政治委员康克清等客家妇女。由此，中央苏区广大客家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中央苏区的各级苏维埃客家妇女干部与男干部一道，深入实际，艰苦奋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求利益，涌现了“兴国模范县”这样的榜样，她（他）们创造的“第一等工作”，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也体现了客家妇女和客家男子一样的不断开拓和勇于进取的革命风貌。
就这样，中央苏区的广大客家妇女和朱毛红军中的客家女将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以自己的大脚片和健壮之体魄造就并传承了客家母亲“聪明贤惠、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风情与美德，更以一种强烈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自省意识和一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子岂能无责”的忧国忧民、同舟共济之心，与千千万万的客家男子一样“执干戈卫社稷”，为了保卫红色政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为了全民族妇女的彻底解放而义无返顾、奋然前行、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开垦荒野、创建家园、驰骋疆场、威震华夏、前仆后继、英勇献身，从而以其光辉的形象和骄人之业绩，在客家人、中国人、乃至五洲人的心目中，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成为客家民系和中华民族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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