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陈世松 解密四川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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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
陈世松，汉族，生于1940年，四川三台县人。
1958年至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
1963年至196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
1978年11月至今，在四川省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
主要学术代表作有《余传》、《蒙古定蜀史稿》、《宋元战争史》、《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通史》、《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在天府之国的腹心地带，生息着一支保留着独特风俗习惯、操着被称为“土广东”方言的民系。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对四川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鲜为人知的四川客家秘密，在四川学者的潜心研究中渐渐解开，并逐渐为海内外人士知晓。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客家海外联谊会副会长、66岁的陈世松便是这样的一位解密者。
从研究蒙古史到客家文化
四川省社科院的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古色古香的桌椅，透出一种传统的文化特质。一排深褐色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关于客家文化的各种书籍和刊物，书的主人陈世松，大概是因为伏案过度，一副厚厚的镜片后面有着很重的眼袋。“现在手头有两个重头项目，一个是重修《四川通史》，要在今年底完成；一个是国家研究课题《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计划明年9月拿出来，现已完成总体设计。”陈世松微笑道。
其实，陈世松最初的研究方向不在客家文化，而是蒙古史。作为川大蒙古史研究生，陈世松在宋元史研究方面早有一定成就，著书达7本之多。一些偶然和必然的因素，让他年届花甲之年转向四川客家文化。
1988年，出版《宋元战争史》后，陈世松意识到：“如果再局限于政治、军事领域，已经做不出多大成绩。”苦闷之际，美国哈沃伏德学院史乐民博士的到来，让他的研究发生转机——两人决定以“元王朝的兴衰与四川人口变迁”为题，研究移民史和社会史。
时隔5年，在史乐民博士的促成下，陈世松获得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远涉重洋来到美国。在那里，陈世松结识了运用电脑技术研究中国历史的高手克拉克教授。克拉克把福建一个宗族的族谱输入电脑进行研究，并演示给陈世松看。“简直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历史还可以这样研究。”感慨之后，他立即在美国买了台486电脑用于研究。
1994年春，陈世松回国时带着那套486。回到成都，他也想找个族谱来试试。突然想起在三台县老家见过一本族谱，便找来一看，发现父辈也是从福建来的，但并不知道是客家人。他让搞计算机工作的女婿为自己编程，把族谱中几百个人的名字、性别、生死时间输入进去，尝试用电脑处理族谱资料并进行研究，由此写出了“老成都与新移民”等10篇文章。
“其实，四川的现实社会和文化生活都跟清初‘湖广填四川’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大批客家人充当了西部开发的先锋。那次移民影响到四川的人口、方言、民俗、人才乃至人的性格。”陈世松认为。但当时，他并没把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作为主攻方向，而仅仅是“业余爱好”。
没有经费，把研究中心设在家里
1996年，“老成都与新移民”等文章被四川客家海外联谊会会长邱林发现，他邀请陈世松到省客联会，并顺便把族谱拿过去看看。“你是客家人。”看过族谱后，邱林肯定道。活了大半辈子，陈世松才知道自己也是客家人。
后来，陈世松渐渐发现，客家文化研究在四川基本上是空白，“客家族群的学术研究尚无多少文献资料可查，更多是建立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于是，1988年，陈世松与专家万本根、李绍明等一道向省社科院打报告。
翌年3月，省社科院批准成立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属民办科研机构性质。摆在陈世松眼前的现实是——没钱，没办公地，更没影响力。怎么办？没得办公地，就把中心设在自己家里；没影响，就先搞点折页、发送信件进行自我推广；没钱，就在自己负责的旅游中心筹措点钱作为启动资金。“只要我认准要干一件事，我就会想方设法把它干起来。”陈世松凭着一种执着，终于把中心成立起来。
中心成立后，陈世松启动了“成都东山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第一课题。他组织7个专家，租了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来到新都木兰乡找客家人。经过一个茶铺，下车休息。与老板一搭话，发现老板讲一口流利的“土广东话”。陈世松顿时欣喜万分：“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对象。”
茶铺老板叫林伦发，是个20出头的客家小伙子，陈世松问道：“你祖籍是哪儿的？”小伙子答道：“广东长乐。”又问：“有什么依据吗？”答曰：“有族谱为证。”“可以拿来看看吗？”小伙子立即从家里取来一部表面略有破损、但保存基本完好的《林氏族谱》。该族谱详细记录了林氏祖先从清代雍正癸丑（1733年）以来，从广东长乐迁居成都的历史与世系，陈世松当即认为“这是研究东山客家极为重要的资料”。随后，一行人还跟着小伙子去看了祖坟、墓碑、宗祠与神榜等。离开前，陈世松提出想借族谱复印一下，小伙子不仅满口答应，还主动要求帮助收集族谱。最后共收集了34部族谱，并加以整理出版，于是就有了《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
不久，陈世松又组织一些专家到龙潭乡走村串户，查看祠堂民居，访问文物古迹。起初当地客家人并不“卖账”，不愿拿出自己的“传家宝”。经过说服，他们拿出了族谱、祭祀牌位，有的还把藏在草堆的祠堂木刻对联翻了出来，让尘封几十年的黑漆金字对联重见天日。
此后，他又4次来到龙潭乡，发现威灵村95%以上的村民都是客家人，其中范氏家族为宋代著名宰相范仲淹之后。还发现，范氏祠堂始建于乾隆年间，下厅及正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廊柱雕花承檐无损，天井及阶沿石砌皆为旧物，具有典型的客家建筑风格，是东山地区罕见的客家祠堂。为此，他专门致函成华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建议予以保护。
在洛带看到当地百姓玩一种“猫公牌”，上面有很独特的文字和图案，他把它带回去研究，寻求其来源；还收集研究东山农民油印传抄的小儿歌，客家的姓氏源流等。经过悉心研究，陈世松先后出版了《四川客家》、《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等著述。
走市场，策划打造洛带古镇
陈世松希望探索一条客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路子。中心成立后不久，便与洛带镇政府磋商，能不能把有85%客家人的洛带镇打造成“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以该镇丰富的客家文化遗存会馆、祠堂、民居、民俗等为资源，发展特色旅游业。
切入点在哪儿呢？当时，洛带街上人烟稀少，城镇萧条。一次，陈世松叫了一辆出租回成都，他告诉司机自己是来洛带搞开发的，司机却嘲讽道：“我们这里搞了几年开发了，最后连人影都开发没得了。”陈世松偏不信这个邪，要搞出点名堂出来。
经过深入调查，他发现洛带“刘家龙”很有开发价值，而2000年正值龙年，可以此为突破口，于是提出首届中国西部客家人“火龙节”策划方案。殊不知，方案报到成都市旅游局时却遭到反对：“成都已经有黄龙溪‘火龙节’了，你还搞啥子洛带‘客家火龙节’嘛。”陈世松据理力争：“客家火龙具有深厚的客家文化内涵。每年除夕夜至元宵夜，洛带客家人有烧火龙的习俗。特别是从江西赣南入川的洛带古镇宝胜村‘刘家龙’，以舞龙而名闻遐迩。”最后，“客家火龙节”得以批准。
陈世松精心设计一套完整的祭龙仪式，洛带“客家火龙节”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并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名气由此打响，并一直保持至今。
首次市场运作，就获得成功，令陈世松欣喜万分，但他并没有丢失善于研究问题的本性，对古镇建设提出建议：文化内涵发掘不深，“硬件”建设花的功夫多，而对于与之配套的客家文化“软件”建设重视不够；市场发育机制不全，粗放经营，缺少能够生产出巨大商业价值的创意文化产品等。
于是，陈世松又开始了自己新一轮创意——打造江西会馆。请来西南交大建筑系专家，为江西会馆恢复原貌。随后，又给会馆增加内涵：修牌坊，挂牌匾，写对联，花几千元从赣南买下一个民俗文化陈列室并搬到洛带，举行移民与会馆报告会等。渐渐地，洛带镇的定位与特色越来越清晰。
话天府情缘，引来世界客亲
如何扩大四川客家的国际影响力，这又成为陈世松关注的新课题。
由于历史的原因，世代生活在成都近郊东山丘陵区的客家人，过去一直被人贬称为“土广东”、“苕管儿”。“客家意识长期处于压抑之中，怎能奢谈客家文化的价值？”客家意识需要释放。陈世松首先就想到了“花为媒”。在陈世松的竭力促成下，2001年，借龙泉桃花节平台，成功举办了“第七届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和我国11个省市及港、澳、台的180多位客家学者莅临盛会。连续3年，龙泉驿区实现了“客家文化”与“桃花”的联姻，使“一节一会”成为龙泉对外宣传的品牌。
去年，“世界客属第20届恳亲大会”在成都举行，陈世松又成了大忙人，记者几次电话专访都被婉拒。参加大会策划，写提案报告，为本届盛会撰写主题词等，他还把世客会的主题活动之一——“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承揽下来，广泛邀请法国、日本等国家及港台地区的客
家研究专家赴会。全球客家面对面交流，畅抒亲情，共话发展，陈世松也乐在其中。
四川日报
http://www.map028.com/city/city_detail.asp?newsid=27399 陳世松主任
福建永定移居四川的第八代客家人
對四川地區客家的研究成果豐碩
其發揚客家文化的精神令人感佩 他对洛带的包装是成功的，包装出一个西部客家第一镇，对客家的宣传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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