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关于中国商帮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商帮与商人精神2004年04月27日11:08 来源：北京日报
近年播出的《晋商》、《钱王》、《胡雪岩》、《昌晋源票号》、《驼道》等历史片、历史剧，都是以明清以来的著名商帮及商人的商业活动为背景拍摄的。了解商帮的历史，体悟传统的商人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把握中华民族精神。
明清各地商帮的崛起，为中国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刘兰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以下简称刘）：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商”，一直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明清时期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的商帮的崛起，更为中国的历史画卷平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封越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以下简称封）：
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名的十大商帮为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网络，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和组成的。而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是中国１６、１７世纪现代化的因素之一。
刘：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以晋帮（山西商帮）和徽帮最为著名。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谢肇浙《五杂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尤其是晋商，以其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居各帮之首。
朱荫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以下简称朱）：
前些时，我到山西参观晋商大院，作为经济史工作者，我们当然知道晋商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它绵延繁荣达５００年之久；商路踪迹遍布全国，并远及俄罗斯、日本、蒙古等地；从晋商中产生的金融机构票号，执晚清中国金融牛耳百余年，号称“汇通天下”，但此次参观仍使我受到很大震撼。晋商大院所传递的文化气息大大超出我的想象。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拥有这些大院的晋商大族大部分出身贫寒：渠家起家于小贩，王家起家于卖豆腐；常家则起家于背着褡裢小买小卖的“行商”。据资料记载，其他的晋商大族也基本如此。
封：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明洪武（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初年，为了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的“开中法”，使晋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投资，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但由于晚清金融倒账风波不断、票号缺乏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加之辛亥革命后战乱的影响，因而很快就走上了衰败没落之路。 刘：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与此相应，商人的成长也有三个生机勃发的时期。早在秦汉之际，就有“富商大贾周流天下”；唐宋时代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代商贾。宋代的文献中有“南商”、“北商”的称谓，但未见类似于明清商人集团的描述，也没有看到关于商帮活动的场所——商人会馆的描述。
封：徽州商帮形成于明代成化、弘治（１４６５—１５０５）年间，主要经营盐、粮、茶、布、典当、木材等行业。明代徽商的“足迹遍天下”，自称“山陬海土需孤村僻壤”无所不至，但到清代徽商的活动范围有所收缩，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北京等少数大城市。徽商财富在明代已达到百万两级，清代出现了千万两级的巨商。乾隆末年后，由于两淮盐区的徽商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危机，加之道光中叶清政府实行盐法变革、盐商因丧失垄断专卖权而纷纷破产，盐业作为徽商的龙头行业彻底衰落。晚清茶叶成为徽商的支柱行业，光绪后期由于洋茶冲击和外商压价等原因，徽州茶商很快由盛转衰，它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
朱：但是，如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明清时期商帮的发展尤其是商帮进行的长途贩运活动，却有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新经济因素出现的进步作用。例如，商业活动尤其是专业化的商业贩运活动，有利于农村副业的发展和城市间的分工；有利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进而会带动税制、法律、财产权的改革和农业的商品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变化。过去讨论资本主义萌芽时，认为明朝中后期开始萌芽的观点比较集中出现，应该不是偶然的事情。
“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形成晋商与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气质
朱：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有人说，晋商的发达靠的是地理条件，山西干旱少雨，不宜农耕，但四通八达，南下北上，扼商路咽喉，适合经商。有人说，山西人天生有经商才能，以“诚信”著称天下，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活动视为“陶朱事业”……当然，晋商能发达到如此地步，绝非一二因素所为，但我想，“学而优则贾”是晋商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重要因素，或许可以说是决定因素。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这与我们熟知的中国封建传统“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相差何啻万里！春秋战国时即以经商致富、后被尊为中国“商祖”的白圭，其经商取胜之道的核心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逆向思维，也可以说是“出奇”，“出险”之道。晋商的“学而优则贾”走的也是这条路。试想，当全国各地的聪俊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商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潇洒从商，坦然为贾，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海，用他们一流的脑瓜构想着商路的开拓、经营的改进、货物的运输和商业人才的培养选拔。他们有知识、有眼界、有对策，能以己之长，陷彼之短，能不异军突起吗？
刘：从社会史的角度观察，明中叶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士农工商”中的“商”，已不再被排在末位，“士商常相混”，亦商亦儒，甚至弃儒从商，在一些商帮崛起的地方，似乎成了普遍的趋势。即便是“儒风独茂”的徽州，民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崇祯本二刻《拍案惊奇》卷３７，转引自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第２１０页）。余英时先生在论及促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时，强调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１、中国的人口从明初到１９世纪中叶增加了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名额并未相应增加，因此考中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２、明清商人的成功对士人是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之路（参见前揭书第２１３页）。
封：明清时代的各个地方商帮都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文化和伦理精神。他们既有共性，也各有特点。譬如，徽商“贾而好儒”，商业经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１、“以诚待人”；２、以信接物；３、以义为利。徽商的“贾而好儒”又促使自身直接攀援封建政治势力，与封建宗族势力结合，把“贾为厚利，儒为名商”作为“亢吾宗”、“大吾门”的手段。 刘：徽商的“贾而好儒”，植根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有其他地方不可比的儒学传统。徽人广建书院，崇儒重道，形成了“儒风独茂”的地方风情。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徽商或“先贾后儒”，或“先儒后贾”，或亦贾亦儒，在贾与儒之间“迭相为用”，因此以儒道经商就成为徽商精神的精髓。
明清时期的商人精神中哪些仍有助于今天的经济发展？
朱：无疑，统治中国传统商人商帮的伦理精神，是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商人中形成的商业文化，除遵循商业活动的共同规律如诚信、讲究质量等等外，在成功的或是境界高的商人中，往往还表现出某些特别的特点：如重视对人的信用；在经商中讲究平淡恬和、宠辱不惊的境界，渗透着一种“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等。晚清状元张謇下海经商，以儒家“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名言为信条，讲究个人操守的道德自律，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和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思想等，就是典型的一例。显然，这些行为和文化道德中蕴涵的精神原则，在过去和今天，都是适用的，而且值得提倡。这种精神，对今天的经济建设和商业道德的建设，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刘：在明清时期的商人书中，我们常常见到那些被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视为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勤”、“俭”等伦理训条，“诚信”更是各个商帮共有的文化精神气质。这些伦理训条并不是为资本主义量身打造的，作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它不仅造就了昔日明清商帮的辉煌，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重要意义。
朱：是的。另外，经济史上还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资本总是在最短缺的地方发挥最大的效用”。知识是一种资本，知识能够创造价值，这种观念，今天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晋商“学而优则贾”是同样的道理，他们是从先天和后天的条件出发，把获得的知识这种“资本”用来经商，“在最短缺的地方发挥最大的效用”。从这些例子上看，传统商人和商业文化中可资借鉴挖掘的东西仍然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给予进一步的关注。 新商帮的困惑与未来：破壳之后会否是垄断?
www.sang8.com2006-1-6 来源:商帮 记者:辜勤(0002402002)
种种迹象表明，曾经消失的商帮正在重现中国。这股几乎完全起源于民间的力量，将以一种现代的自治组织形式——民间商会，出现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而最终，他们将成为中国社会格局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一场蔓延全国的刷卡风波
2004年6月，一场蔓延全国的刷卡风波进行得如火如荼。
先是6月初，深圳46家商场同时拒绝刷卡，理由是银行刷卡手续费太高，吃去他们大笔利润。但是银行拒绝让步。
于是这46家商家在深圳市零售商业协会的组织下，与代表深圳17家银行的深圳国内银行同业公会谈判。最终，在打谈结合的情况下，银行做出了让步，制订了新的银行刷卡手续费实施细则，决定从7月开始下调刷卡费。
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圳的风波引来全国各地的效仿。
6月18日广州传出消息，当地上百家餐饮企业欲集体罢刷。
6月20日，温州餐饮业较集中的鹿城区52家餐饮企业，统一张贴“拒绝刷卡、鼓励现金消费”海报。
6月22日，杭州饮食旅店业同业公会联合215家会员企业，就“要求降低刷卡手续费率”致函杭州市银行同业公会。在没有得到银行答复的情况下，25日，几十家餐饮企业老总召开碰头会，决定发出最后通牒，“如果15天内银行方面没有任何表态，会员单位将拒绝刷卡。”
到截稿时为止，又传来消息，重庆、宁波、南京等地众多商家搜集资料，准备和银行谈判。
至此，起源于深圳的刷卡风波最终发展成蔓延全国的银商风波。
其实，银商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第一次。2003年，上海、北京、成都等地就爆发过商家“造反”未遂的刷卡风波。那么为何以前的风波最终以商家妥协告终，而这一次“造反”能产生如此大的反响，以至于6月底，央行开始出面介入调查？
这就不得不提到民间商会。从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来看，几乎每个城市银商风波的背后，都无一例外地看到了商会的影子。而且，越是民间色彩浓厚的商会，他们的行动越一致、越坚决。而没有民间商会这个背景的银商之争则多数遇到了银行强硬的拒绝。
于是有人说，这场风波最大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最终能降下多少手续费率，而在于民间商会第一次显示出了自己的实力，这个正在成长中的群体就这样以一种激烈的方式登上了中国的商业舞台。
温州草根商会的成长
一个比较权威的观点是，中国当代民间商会起源于1988年。是年，温州诞生了第一批纯民间商会——温州三资企业联合会、温州食品工商企业同业会和温州百货同业商会，其最大的特点是：完全由企业自发组织。
随后，各种各样的商会就如野草一般四处蔓延开来，由此也发生了一系列精彩的故事。
1992年，温州烟具协会成立。烟具行业本是一个小行业，全行业最大的企业生产极限也不过5000万元左右。但是看起来不起眼的他们却办了好几件具有标识性的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制订《烟具行业维权公约》，该公约规定，如果有企业仿冒会员企业打火机的款式，一经查实，将配合工商机关销毁生产模具，没收仿冒制品。该会现任会长黄发静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有苦衷的。当时的温州打火机行业深陷同业仿冒泥潭，整个行业面临信誉危机。于是他们想出了这个办法，并严格执行，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并用各种途径将仿冒者曝光。很有意思的是，公约出台后，5年时间内只发生了5起侵权事件。
有了烟具协会示范，制笔协会、制锁协会纷纷效仿。就在2003年3月，当地一家锁具企业模仿了温州派力锁业公司已获行业维权的外观设计，温州五金商会锁具维权委员会当场没收了该公司3副模具和数万只产品，并在当地报纸刊登公告责令其停止侵权。“公告一登，谁愿跟一个不讲商业道德的企业做生意？”温州市某官员对此也深表赞同。
另外一件大事就是2002年舌战欧盟，温州烟具协会第一次以民间商会的名义到欧盟维护行业的利益。
这两件事对商会的发展几乎起着标识性的作用。其一，有着严格的自律性；其二，能在商业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成为行业的代言人。
随着温州本土的商会欣欣向荣，温州在全国各地的商会也开始成立起来。其中最早的是1995年成立的昆明温州总商会。不过他们的成立却是一波三折。
当时，昆明的温州商人已达3万多人。但是向来习惯抱团的温州人在遇到种种烦恼后却找不到可以诉苦的地方，渐渐萌发出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念头，于是向昆明市民政局申请成立商会。
谁知，申请遭遇了极大的障碍——当时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不鼓励成立异地商会和同乡会性质的民间社团。而且一些部门担心温州人成为帮派，扰乱市场。
此后整整一年多，商会发起者们四处奔走，反复阐明温州人只是商人，组织起来有利于更好地管理，更好地经营。温州市经协办也专门派人赴昆明游说。多方努力之下，民政局终于允许登记。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合法登记的异地民间商会。
随后几年，全国各地的温州商会相继成立，到目前为止，已有近80个异地温州商会成立。据南昌温州商会会长吴振汉介绍，于7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温州商会大会有近千人参加。
与此同时，其他区域的商会开始出现，其中以广东和江苏为代表。以深圳华强北商业街商家协会为例，据会长黄建跃介绍，三四年前，该协会还只是一个商家联谊会，纯属一个俱乐部性质，但是随着华强北商圈逐渐成熟，他们发现，很多事情靠一家商家没有办法解决，商家间需要相互沟通、协调和联合，而且越来越多的规划需要集体行动。到后来，他们开始主动讨论华强北二期改造方案，并形成报告报送政府部门。尽管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能获得名分，但“主管部门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们(民间商会)都在成长，都在起作用”。
到2000年前后，这种自发性的商会渐渐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他们或明或暗(开明的地方明显，保守的地方隐蔽)，却都有着与以往商会不同的凝聚力和自律性。他们制订的种种公约成为规范会员行为的有效规则。
运转核心：
会长、自律与差额选举
一商会人士说，一个好的商会离不开三个关键因素，一是会长，二是自律规则，三是选举办法。
一个好的商会离不开一个好的会长。对于商会这种松散型组织而言，更是如此。何必奖是四川温州商会的会长，他所领导的商会有上万个会员。据了解，2003年四川各地温州商会在成都召开年会，上百万元的会议经费，“我只在办公室用了20分钟，打了6个电话”就筹集完毕。他在商会里的权威无人能比，因此也成为1万多会员的大家长。
不过大家长也不是那么好当的，除了名誉上的风光外，更多的是承担责任，大到商业纠纷，小到夫妻吵架，都是大家长的“职权范围”。比如沈阳温州商会会长胡定海，他每年为商会自掏腰包几十万元，“做会长的，这些钱应该掏得起，而且必须要掏，否则没有人看重你。”
而何必奖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威信，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未利用会长的头衔为自己征过一块地，要过一项特殊优惠。何必奖曾说，“一个好的会长是把所有会员的无形资产聚集在一起，使之增值，然后由大家共享；一个坏的会长则是把大家的无形资产放到自己或家族的钱袋里。”事事出于公心，使得他获得了大家的信任。
和何必奖一样，南昌温州商会会长吴振汉也是个热心人。他的名片很有意思，正面印着一个头衔，“南昌温州商会会长”，背后才是他的企业职务，南昌某企业董事长。这印证了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近年来温州人对商会很看重，因此，常常将会长头衔置于所有头衔之前。
在6月，吴振汉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成立商会党支部，他认为商会的发展必须要跟上国家大趋势的节奏。另一件事情是帮一个死于医疗事故的会员索赔。该会员在一家医院就诊，医生在没有做皮试的情况下就贸然注射了青霉素，最终导致该会员死亡。事后，院方还破坏了现场。作为会长，吴振汉责无旁贷地以商会的名义出面，和院方商谈索赔事宜。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拉锯战之后，院方同意赔偿50万元。此事在当地温州人中引起了震动，“体现了温州人的价值。”
吴振汉的行动同样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自律方面，根据浙江大学教授陈剩勇和马斌的研究，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就是公约或者章程，比如温州锁具协会就规定了每月10日定期举行产品维权会，发布维权公告。但商会的自主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正式制度，还需要大量不成文的非正式制度来协调成员间的关系。
这里有两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其一，许多温州民间商会并没有明文规定，理事、正副会长必须向协会捐款，但几乎任何一位当上理事或正副会长的企业负责人都会每年捐出数目不等的款项，作为商会日常运作的资金。而且理事的捐款数通常不会超过副会长，副会长的捐款数也不会超过会长，这已经成了各个协会约定俗成的规范。
其二，温州市美容美发协会为了防止相互乱挖人才，在会员们的长期互动中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谁要是挖其他单位的人才，其他会员企业的老总们就会聚在天桥上对挖人才者进行谩骂，以道德谴责的方式对其进行惩罚。此外，像温州合成革商会，每次召开会长办公会议缺席者，将面临着自掏腰包请其他成员吃饭的“惩罚”，据说，因为有了这么一条潜规则，商会每次开会的到会率都非常高。
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一个经营者一旦被同行所排挤，他将失去很多发展的机会，也降低了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威望。这些规则不单单温州有，其他地方的商会也一样。这种由商会成员共同选择并自发演进的规则成了商会能正常运转的重要零件。
而民间商会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自主选举，不由政府派人担任任何职务。温州服装商会的选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00年，温州服装商会举行第三届换届选举。在换届选举期间，除了在任会长希望竞选连任之外，另有2位民营企业家出马竞争会长，还有一批民营企业家竞争副会长。温州总商会经与各方协商，最后确定会长、副会长均采用差额选举方式产生。选举之日，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极为精彩激烈。经会员推荐的3名会长候选人，在选举大会上分别登台发表竞选演说，然后由全体会员——500多名服装企业的老总通过无记名投票，从中选出其中1人为会长。结果，热心肠的庄吉集团老总陈敏以60％的高票当选。
据了解，这种差额选举的办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商会会员们的欢迎，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让自己支持的人上台，也可以让自己不满意的人下台。这无形中对会长形成了约束。
在深圳浮出水面
尽管民间商会在民间已经很火热，取得了不少成就，温州烟具协会会长黄发静甚至还被评为2003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但是这都不能掩盖他们法律地位的尴尬。
至今为止，我国行业协会管理依然按照1998年国务院出台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实行“二元管理”，成立行业协会必须要有业务主管部门，只有拿到主管部门的批文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社团条例同时又规定，“一行一会，一区一会”，这使得众多自发组成的民间商会无法获得名分。没有名分，很多行为就是非法。
作为先行者，尽管温州在1999年颁布的《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中，正式确立了民间商会的社会团体法人地位——这一政府法规同时还赋予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16项职能，为民间商会的自主治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作为一个地方性行政规章，仍然受制于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其他一系列法规。而且由于政府职能转换的滞后和现行体制的制约，《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所规定的16条职能，许多都未能落实到位。因此，一直就有人呼吁，民间商会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有待于全国性的《行会法》或《商会法》出台。
和这股潮流向对应的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
因为这不仅仅是企业自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很多事情是政府不方便出面的，政府与市场之间需要一个缓冲的组织。与此同时，国外的一些商会已经显示出了很强的竞争性。比如，美国新奇士协会，该协会由美国加州和亚里桑那州6500个美国果农、61家包装公司自发联合，所有成员统一使用“新奇士”商标，协会在全球各地设有代表处，代表处将获得的订单传给总部，再由总部分散到包装公司，包装公司再向农民收购并安排海运……整个产业链结合得非常紧密，松散的会员成了强大的商会力量。
另外一方面，一些国家想对中国实行反倾销，也往往是由民间商会出面。例如，日本的农业协会通过日本政府，要求对进口于中国山东省农民的大葱、黄瓜等蔬菜实施“反倾销”；美国的钢铁协会也有类似的举动。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面对的贸易摩擦将会越来越多。因此，有人指出，行业协会作为民间组织具有政府不可具有的功能，可以在世贸组织规则下对本行业企业进行政府所难以做到的公开保护。
而现有商会很多是官办商会，固有的缺陷使得他们很难担负起如此之多的责任，因此，民间商会的破壳已经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04年初，深圳福田区总商会副秘书长黄东和在深圳著名的因特虎论坛上发表了《深圳第二次腾飞须借助第三推动力——大力发展深圳民间工商组织的几点建议》，他认为，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联合自治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各种工商社团，特别是商会。
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似乎得到了回应。6月底，深圳正式成立行业协会服务署，“200多家各类行业协会从此有了‘娘家’”。
引人注目的是，署长葛明透露，正在酝酿中的《深圳市民间商会条例(草案)》将取消行业协会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新成立的行业协会将不需要挂靠单位的事前审批，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申请注册。
这意味着，一旦在拥有立法权的深圳特区试点成熟，那么以前困扰民间商会的种种束缚将逐渐消解。无独有偶，2004年6月，各地的民间商会突然放量成立，仅仅以江苏商会网上公布的信息为例，6月份就有上百家民间商会成立。
也许民间商会最终浮出水面的确是大势所趋。
困惑与未来
然而，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民间商会浮出水面之后又怎么样？是不是都像温州商会那样具有很强的自律性和凝聚力。有很多信息表明，民间商会绝非想像中那么简单。
仍以温州为例，尽管看起来没有政府的影子，但是熟悉温州的人都知道，当地政府官员和企业主关系密切是一个公开的事实，而且绝大多数商会往往聘请重要的政府官员为商会的名誉会长、高级顾问等职。有研究者指出，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很大程度上会强化政治权力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结合，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利益共同体。
清华大学NGO(民间非营利机构)研究所所长王名曾说，一旦这种利益达到垄断，使市场在这个行业协会的操纵之下，就有可能侵犯其他群体的利益。
其中两种典型的对抗是：一，可能跟消费者利益产生对抗；二，有可能出现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利益冲突。
这是有实例的。2001年12月底，北京发生一系列物业保安打人事件，为此，舆论大哗。某物业管理商会也在新浪网上发表了一则声明，不过该声明的主要内容不是谴责该事件，而是对媒体的报道方向提出了质疑，否认打人事件和物业公司相关，并暗示有幕后黑手。很显然，这则声明尽了商会的本分，但并不能说服大众。
另外，关于弱小会员受歧视的消息也时有所闻。一些大企业利用会长的身份，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商会之上，为自己牟取私利。有的甚至将商会变成企业的一个部门。
这些都不是好现象。从采访中得到的信息来看，一些商会会员缺乏热情也是一个问题。在江苏某商会的简报中，记者看到，会员“不缴纳会费，163家理事单位，只有68家会员缴纳了会费；不参与活动，积极发表意见的会员很少；不重视商会资源，商会推出的咨询、培训、信息、查询等服务几乎无人问津。”到了最后，会长也冷心冷肠，从2003年9月至今，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商会名存实亡。
另外，很多会长还面临商会和企业不能两头兼顾的问题，温州服装商会前任会长将6年的时间投入服装商会工作，而自己的金三角服装公司却垮了。
所以，从商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民间商会必不可少，但是从现实来看，民间商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明清时代的中国商帮曾经以“保卫商业，开通商情”为宗旨，但愿现时的民间商会也能做到。 商帮百年： 悲剧不是他们的宿命
www.sang8.com2006-1-6 来源:商帮 记者:辜勤(0002402002)
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一个曾经隐讳的词语“商帮”充斥着媒体和生活。这个词语背后，驰骋着一群商业骑士，他们的血液里奔腾着商业的力量。而用它所连接起来的，是一个跨度超过150年的经济转型历程。
这是一个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抒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
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行业经济；他们曾经官商一体，操控国家财源；他们自创流派，成为中国商人精神的载体；他们亦经历起起伏伏，但始终在延续商业经济血脉。
他们的过去是如此显赫，以至于没有人敢于平视那个年代，甚至缺少为之作出定义的勇气。
他们来自潮汕、宁波，来自山西、安徽。过往百年，他们就是国家商业的图腾。
有人说这是一个人的成功，也有人说这是一群人的成功。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阶级的成功。
几度辉煌
对于一个商业社会中人，即使相信时间可以沧海桑田——比如在畅销书上记载的豪富场面深信不疑，但也很难相信没有时间跨度的巨大变化。
正如对曾经被称为“海内最富”的山西的追忆。当地人顶多就是淡淡地说，过去是这样的。
在一个美国作家所写的宋蔼龄的传记中，山西这个以贫瘠著称的内陆省份的一个小镇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承载起这个伟大称号的是以“晋商”为主体的商业团队。
资料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
由此上溯到更远的时候，在南方千里之外的安徽，另外一个著名人物胡雪岩已经开始在家乡大兴土木，建造一个现在都堪称气势磅礴的大宅。
对于这个被称为徽商龙头的人——后世的记忆是“红顶商人”——以商业影响力在官商之间左右逢源，最终成为“二品大吏”。
这不是一个人的传奇。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
晋商徽商之后，宁波商人开始沿海而上，在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扎根，成为继二者之后“最具战斗力”的地缘性商人群体。和其他商帮不同，宁波商帮更乐意经营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营生，外向型地缘结构促使他们的经营方向由外至内——善于不断接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发展壮大自己。 宁波商帮独领风骚的态势进入上个世纪后发生了改变。随着口岸经济的发展，潮汕商帮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高潮而发迹于海外。
这是一场明显区别于其他商帮发展的商业经历。潮汕商人的资源绝大多数来自海外，并主导海外商品在内地的流通，积累自己的财富之后将自己的生活形态放置于海外，并影响当地的商业形态。而这种模式一直贯穿至今。
在更晚的1970年代，潮汕商帮终于走上巅峰。一个名叫李嘉诚的商人在口岸城市香港开始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并且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帝国的根基。
作为一个坐标，李氏家族在香港的升腾奠定了潮汕商帮在新经济时代的影响力和高度。
商帮的逻辑
李嘉诚家族在香港崛起之时，另外一个宁波的家族——包玉刚走上世界船王的宝座。
作为宁波商帮的代表，包玉刚家族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来验证了这个商帮的发展轨迹——利用靠近海洋的优势进行原始积累，当财富达到一定程度后走向陆地，并将海陆资源整合，从而影响产业走向。 这种逻辑和潮汕商帮非常相似，似乎殊途同归。
而在包氏从海洋走向陆地的过程中，潮汕商帮的领军人物李嘉诚成为他的同盟。
在李嘉诚的协作下，包玉刚在数日之内动用数以十亿计的现金，收购了老牌英资机构九龙仓的大部分股票，出任九龙仓董事会主席，从而成功着陆。而李氏在收购另一著名英资机构时亦获得包氏的帮助。二者之间的合作被誉为“香港商业史上最经典的商战案例之一”。
那是1970年代，商帮之间开始摒弃宗亲和地域界限，走向合作道路。这个时期的观点说，看似水火不容的两大商帮在共同利益前提下最终走向联手，这里面暗合着现代商业的必然。
学界的观点认为，当协作共赢成为现代商业的基础后，所谓的商帮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这实际上体现出一种“以义取利，经世致用”思想。
这种思想的发源地在沿海地区，包括浙江和潮汕——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已经成为当地的主导思想。
共同靠近大海，选择外向型经济的宁波和潮汕商帮的合作基础正在于此。一位学者说，从根本上而言，潮汕和宁波商帮的发迹实际上是对外开放前提下“民本经济”思路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必然产物。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商帮都存在这样的认同。当以民生为基本要素的商业思维决定下的潮汕和宁波商帮开始走向新的阶段时，地处传统经济腹地的晋商和徽商正在为历史付出代价，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趋向于“官”“商”合一。
这似乎和他们的经济转型相关。众所周知的是，当传统产业已经不能满足晋商和徽商的更大愿景后，他们选择了金融产业作为突围口。
他们几近成功。一个数字说，清朝光绪年间，政府财政储备将近1／3都存放在晋商、徽商的钱庄内。
这是一种近乎商业神话的格局。然而按照商业的逻辑看，神话背后的实质是复杂、脆弱而高风险的融资和同业拆解安排以及粗糙的产业链整合，它经不起政府对财政控制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冲击。雪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是雪崩很快就到来了。社会动荡、革命将徽商和晋商可能的突围方向全部打乱，并使之彻底无法翻身。
1914年冬天，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终于倒闭。从象征意义上说，这个事件意味着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就此终结。晋商和徽商长达百余年的商业哲学就此沉寂并受到质疑。
一位学者在央视论坛上分析说，“学而优则贾”与“贾而好儒”形成晋商与徽商不同的精神文化气质。而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只有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有可能使商业传统延续下来。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
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却走入了另外的一个极端。“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
从本质上讲，徽商和晋商是传统经济的载体，而宁波和潮汕商帮则是现代经济的萌芽——而这种萌芽暗示出主导此后商帮浮沉的决定性要素——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
因而，当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按照外向模式完成产业转型，并自我进行产业调整和完善时，晋商和徽商却因为文化传承的原因沉寂下来。
可惜的是，胡雪岩们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个现实。历史记载说，胡氏兴旺和衰败皆因“官”字——据山西民间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当两条龙都盘聚在同一座屋顶上时，对院落的主人而言，福祸就在两可之间。
事实确证了这一点。
文化的力量
2002年，一个名叫谢世东的潮汕年轻人带着“合生创展”走进京城。在他十分难懂的普通话强调下，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名字拗口的公司将在天津开发一个占地18000亩的地产项目。
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地产开发项目，而是营造城市。地产大亨王石用“后生可畏”形容了这个潮汕人的冲劲。
而这不过是潮汕商帮新人类突起的标志之一。此前稍早的2000年3月，李嘉诚次子李泽楷在香港开始了香港证券交易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依借家族的强大背景，李用不到三天时间动用了超过100亿港币(交易额估价为380亿美元，)的现金将著名的香港电信收入囊中，并将之改名为“电讯盈科”，从此在潮汕商帮传奇中刻下自己的名字。
行内人士笑称：“李泽楷一天就赚了他老爹一辈子的钱。”然而，笑谈过后，一场有关文化的反思正在进行。
驰骋社会数百年的商业骑士们，在一个遍地机遇的商业新时代为什么会境遇不同？有人将之归结为精神内核的影响。比如宗亲力量和地缘文化。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经数百年来时代变迁，潮汕和宁波商帮从没有改变过宗亲力量对经济模式的干涉，其中或有消极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宗亲存在的关系，他们变得更加团结”。
在潮汕和宁波商帮的发家路线图上，是一连串海外亲戚名单以及有如群星灿烂的宗亲社团名录；而在任何时候，以成败论英雄的商帮内部，提起本地本族的大户们都是带着敬畏之情，他们的发家故事被认为是个人和社会的双重必然。
如果对其发展作出一个详细的归纳，甚至可以无穷无尽的找出这样的案例，一个个体在某地的成功可以吸纳一个家族的搬迁；一个个体的成功甚至可以导致一个家族、一个社区的转型——这种思维在事实上延续着潮汕人和宁波人的商业血脉，并指向他们可以借鉴乃至依赖的发展方向。
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力量是不能忽视的。多次声称不会对儿子的生意行为进行干涉的李嘉诚在李泽楷生意不利之时动用家族基金“救市”即是宗亲力量的确证。
而在地缘特征上，靠近港口和海洋的地理优势更是在潮汕和宁波商帮血液中烙下痕迹——当他们还是一个幼童时，他们就已经懂得物质需求比空泛的意识形态更紧迫。从骨子里讲，外向型经济主导下的商业团体只能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达到什么目标以及怎么达成这个目标，“他们更关心看得到的东西”。
没人否认这样的文化或许存在一定的缺点，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一个经济模式迅速转型的华人社会中，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的成功保持了“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近一步提升。
而在传统经济腹地的商帮们，他们更渴望在官方层面的价值认同，而这种认同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有些时候是一个团队的牺牲，更加危险的是个体的倒下甚至有可能带来整个产业逻辑和基础的分崩离析。
或许正是这种区别导致了在潮汕商帮和宁波商帮开始伟大的复兴之时，徽商和晋商内部却还在进行着一场不休的讨论——历史对于现在，究竟还有什么借鉴意义。
这种讨论并非没有益处，至少它可以帮助曾经辉煌的晋商和徽商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线路以及商帮文化。但现在他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迅速寻找下一个突破口以取代目前自己正在失去的这个。
因为文化的力量，有些人正在失去传统，有些人则从传统中获得力量。这是商业社会的必然，或许更是商帮的宿命。 好帖,
晚上要抽时间认真读一读.
探讨商业的历史,也就是对明天发展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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