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思考.吸收.创新.跨越式发展——潮商
潮商 刘群、袁少雄（主持人）“潮商是继晋商、徽商之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有人说，有大海的地方就有潮人。大海赋予了潮人不畏艰难、开拓进取的性格。“潮商”的崛起和长盛不衰，一直是海内外人们广泛关注的对象。他们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他们敢于离乡背井、漂洋过海的超人魄力，他们强大的活力和生机，他们始终如一的抱团精神，为许多地方的人们所津津乐道。”
潮汕人善于营商的禀赋来源于百载商埠独特的人文地理优势。潮商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起步，早在清代中期，红头船就“来往东西洋，经营南北行”；潮商在大量海外移民中崛起，足迹遍及东南亚，普及世界各地，学习吸收，开办实业，惠泽当地，勇于竞争，造就了以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为代表的一代现代潮商，跃入国际经济主流；潮商在改革开放中走出本土，抓住机遇，闯珠三角，入沪宁杭，挺进中原，涌现出一批前途无量的潮商后生。他们的崛起成为潮商的一个明显标记：敢于冒险、勇于创新、诚信经营。潮商们备受瞩目，“东方犹太人”是世人给予这个群落的美誉。
如今的潮人和潮商，已形成了三分之一在海外，三分之一在潮汕本土，三分之一在国内其他地方的新格局。为加强海内外潮汕商会之间的联系，构筑潮商的合作平台，为广大潮商寻求发展提供商机，去年5月18日，国内20个潮汕商会在南京共同倡议召开首届潮商大会，并推举汕头市总商会承办，“交流 合作 服务 发展”作为潮商大会的宗旨。
600多潮商精英汇聚汕头，畅叙乡谊交流经验，寻求合作发展商机。这是汕头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也是万千海内外潮人的大事。赢得全球性声誉，被认为最有活力、最懂得赚钱的潮商，素来有奋发图强、抱团作战、诚信经营的优良传统，而今，一脉相承的族群将以首届潮商大会为新的起点，再创新业绩。
（主持人）“市场经济潮起潮落总会创造许多商机，总会催生一些传奇式的商业人物。“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先天的禀赋和人文环境的熏陶令更多的潮汕商人捷足先登。2004年荣登中国大陆首富的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就是很好的一个实证。这位凭着4000元起家的潮阳青年与他一手创办的国美电器成为中国商界的一个传奇。”
“我成功的秘诀是六个字：敢想、敢干、坚持。多年来，我办企业的感受是，成在系统，败在细节。没有系统就不可能成功，失败就是细节的忽略。忽略了细节，急于求成，就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就不可能得到持续发展。干事业不局限于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地方。俗话说，“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一个人要发展，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和目标。汕头在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一些迷茫的状态，这其实十分正常。近几年来在各级的努力下，目前已走出发展的低谷。为此，在潮汕也好、到外地也好，都有一定的发展机会。但是总的一句话，机会不会自己找上门，要创一番事业，就应该放宽视野，主动出击，寻找合适的机会。潮汕人在经商方面较有经验，为此，如果要发展自己的事业，我建议还是应该从事贸易业。”
年轻的黄光裕是和年轻的中国市场一同成长起来的，改革开放为他们提供前所未遇的商机以及更为广阔的平台。他们敢闯敢冒，敢为人先，走出家乡到各地经商创业。二十几年前，最早的大陆音像市场是潮汕人车推肩扛主打天下；奇巧实用的塑料制品、五颜六色的化纤服装等随着潮汕推销员的脚步销遍全国。而今，汕头已成中国音像产业重镇，塑料制品塑料机械制造重镇。汕头人成为我国音像产业的制作、生产、出版、发行一条龙的领军人。
无论是“国美电器”、“京文唱片”，还是“中凯文化”“腾讯ＱＱ”，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的背后都有潮商创业的传奇。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刚刚活跃起来，就有潮商勤奋拼搏的身影。如出席本次潮商大会的27个外地商会中，主要经营建筑装修、房地产开发的内蒙古潮商会，主营建材生产和物流的新疆潮商会，主营塑料化工和房地产的广西潮商会，从事建筑装饰、酒店餐饮及不锈钢的郑州潮商会和经营生物制药、印刷、电讯器材的云南潮商会等，会员们都是当地行业经济的“开荒牛”，受到普遍的认同和尊敬。
（主持人）“潮汕学者的骄傲：肖灼基教授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他的很多关于经济发展方面的思考和建议，已经融合到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践。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虽然身在北京，但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事情，很多次到家乡来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潮商面临的发展机遇很难得，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经济在平稳快速发展，潜力很大；二是中国正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是非公有制经济有着很大的发展机遇。潮商这几年来在全国各地发展很快，但我们潮商有几个弱点，一个是我们从事传统产业的比较多，从事金融保险和现代服务业的比较少；二是中小企业比较多，大企业集团比较少；三是投资的范围要扩大，现在主要在东南沿海，其实中部和西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为应对经济发展形势，我有一个建议，潮商要把汕头作为总部基地。把汕头作为潮商的经营管理中心等，这样既可以为家乡作贡献，也可以使到潮商能够进行横向联系、强强联合。
潮商遍布海内外，人们称之为潮汕商帮。潮人爱国爱乡情系乡梓，反哺母土叶落归根的情结，比任何族群更为强烈，这是潮汕文化世世代代熏陶的结果。潮商大会建立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大平台，进行资源、信息、人才的互动，开拓视野，籍此鼓励潮籍企业家回乡投资兴业，促进汕头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美好家园。
（郑定平 汕头市总商会会长、大印象集团总裁）
“潮商向来就是一帮智慧的人群。面对当今的大趋势，潮商从来不乏关于合作的智慧：“一根筷子容易断，十根筷子不易折”；“伸开五根指头，不如握成一个拳头”。在我们所处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联盟、合作，已经不仅是一个出自直觉的判断，更成为一个源于现实的必然选择。在孤立的、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每一个经济体只有纳入合作、联盟的格局中，才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才能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在这一个相互开放、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日益加深的时代，潮商必须寻求有效利用资源、实现资源共享的智慧。”
（主持人）“100多年来，“潮商”这个称呼既有魅力，又很神秘。“潮商”既然被认为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具活力、最会赚钱的经商人群，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改善汕头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在外的潮商回乡营商创业，让他们多做爱家爱乡而又义利统一的好事，把汕头人经济转化为汕头经济，把潮商这块招牌打得更加响亮。”
(来源：潮汕风网) 潮商与中国其他商人群体和犹太商人的比较分析 有所思网站 文 / 李智平
一、宏观成就的对比——政府对商业文化环境的引导和塑造
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日本是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作为一个狭小岛国，战败后经济一溃千里，资源极端贫乏，人口基数庞大，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相比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谓是有过之无不及。日本经济之所以有今天的发展和成就，与日本政府密切关注并积极顺应世界发展形势和技术革新浪潮，大力引导并鼓励民间经济发展并建立良好的政企协作关系密不可分；江浙地区的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强有力的服务和引导作用，政府甚至有时亲自为企业出面协调，政府在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府应在如何把握历史发展机遇、优化产业结构、规范和整顿经济秩序等方面发挥极其重大的主导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潮汕地区对国家把汕头确定为首批经济特区中的历史机遇就没有真正把握住,发展到今天，汕头已根本无法与同批的其他经济特区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可以说，汕头建立经济特区之后的十年间，是潮汕在新中国后直接面对的最重要、意义最重大的“战略机遇期”。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潮汕目前的状况，建立经济特区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潮汕就没有真正抓住，长达十多年的大好时光几近被浪费：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部分产业畸形发展；实业基础薄弱，基础建设投入不够；商业交易规则和信用缺失，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社会治安逐步恶化，社会风气严重污染；政府形象严重受损，地区经济一蹶不振；等等，都说明地方政府和有关公共管理机构以及民间社会没有发挥应有在作用，在有些方面，甚至还存在放任和失职的情况。从另一个角度讲，目前潮汕面临的状况和挑战，也是可以转化为有利的机遇，这也是一个地方政府和公共管理机构以及民间社会塑造责任主体意识的关键时期。
二、企业家精神的对比——商业价值观的对比
潮商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尽管人类已进入一个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思想的财智时代，但潮商这种特点并未发生多大改观，潮汕老板们只喜欢追听演讲，喜欢面对面地沟通、交流。但对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尤其是相关的理论书刊文章，他们则很少认真地分析和研究，甚至有些瞧不起读书，他们最看中就是实际操作。但在浙江就不同，今天浙商中的精英们90%以上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与潮汕商人不同的是，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这种追求必将使他们在财智时代如鱼在水、如鸟在林。在中国商帮的博弈中，浙商之所以越来越让人敬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浙商固有的注重文化的传统和习俗。而犹太商人的学习能力是其他任何商帮所不及的，一方面是犹太民族是一个知识丰富的民族，他们的文盲率是最低的。他们有一句谚语：深井中的水是抽不完的，浅井却一定见低。犹太商人认为一个商人要拥有各方面的丰富知识，这是商人的基本素质，是在生意场上能赚钱的根本保证。正因为他们的丰富知识，所以视野就十分广阔，能使他们形成正确的判断。
另外一个就是浙商具有开放精神，他们抱团但不封闭因而更具公信力，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抱团能力，可以说是任何能称之为商帮的团体的共性特征。在潮汕商帮中他们的抱团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它更多的是基于血缘、宗族和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外人很难有插足的机会，十分封闭。而浙商的抱团虽然最早也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却并不封闭，而且能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换代，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
三、企业制度文化的对比
浙商能获巨大成功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而在潮汕商帮中，你很难看到类似浙商那样完整、发达的市场建制。
浙商也有家族企业，但他们在家族企业中也十分注意用外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他们抱团，但不排外，这一点在潮汕企业中就难以做到。而犹商就更不用说，基本上都是用外人来帮他们赚钱，世界上的一些著名的犹太财团，除了老板，其他的都不是犹太人。
浙商在流向全中国的时候，与其总部的联系就像心脏和毛细血管的微循环系统一样，来自市场末梢神经的大量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总部，总部经过分析、处理，又迅速地反馈回来，从而形成一种遥相呼应之势。如果说潮汕的“前店后厂”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系统——通过香港、台湾的中转拿到国外定单，组装完毕，三分之二出口，三分之一内销；那么浙商就类似于章鱼，有心脏，有四肢，有微循环系统，它是有自我更新、自我进化能力的生命机体。
表4－2：潮商与中国其他商人群体以及犹太商人的比较
潮商
浙商
晋商
徽商
犹太商
政治
立场
保持低调，不喜欢谈政治
稳健可靠，态度谨慎。不过激，也不过火
重商轻政，但是善于与政俯相依托
积极入政，红顶商人胡雪岩为榜
善于与政府打交道，去发政府的财
经商
理念
曾经领先于市场，但在市场竞争激烈与日趋规范的今天却显得有些落后
重视自学新市场理论，学习的方式更多是观察别人的言行，从而促进竞争意识和战略观的提升
明清之际，晋商富甲海内。一般注重稳健和理财
较敏锐的商业眼光，善把握时机，好儒表现为富而儒化，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
在保持国际富人地位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把学习得来的理论与自己的经验技巧完美结合
经营
哲学
强调“爱拼才会赢”，精于发挥自己的力量以及家族的力量
精于“借脑生钱”，以开放的心态利用高素质人才帮自己做大事业
善于自身的优势和外部的力量相结合。
与政府关系密切，善于借助政府的力量
精于“驾驭核心团队”，强调契约与人文关怀并重的团队文化建设
经商
技巧
技巧性很强，更多的是经验性的延续
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技巧
善于理财，比较稳重
善于借助政府和国家政策
创业早期心态
敢拼敢闯
敢于冒险犯难
勤俭吃苦
灵活善变
勤俭敛财
守业中晚期心态
经营趋于保守
坚持稳健经营作风
坚持稳健的作风
趋于保守，喜弃商从政
比较谨慎，但时刻在寻找新的商机
对待学习的态度
不善于再学习，特别是不喜欢理论知识，有轻文重实际观念
善于吸取别人的一切长处，善于学习
也很善于学习，但更重实际
比较善于学习，儒商并举
时时刻刻注重学习，是世界上文盲率最低的民族
目前信用状态
一般且呈下降趋势
比较好
比较好
很好
非常好，注重契约
优点三字经
拼、义、精
勤、精、活
稳、勤、精
精、灵、活
信、忍、精
四、小结
如今，潮商相对于逐步兴起的浙商和长远优秀的犹太商，在商业价值观上已经落后于市场的发展形势，所以本课题小组最后提出的结论就是潮商要学会向犹商看齐，树立契约为首、义气为辅的经营道德观；向浙商看齐，时刻保持学习心态、创业心态和开放心态。 提示：阅读此文，有助你全面、客观地认识潮商
《中国商界》：潮商退“潮”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2年08月02日 13:31 《中国商界》杂志
陈智峰
潮商虽然从来没有像晋商和徽商那样称霸中国商业，但在世界商业史上，潮商曾经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光芒远比晋商、徽商耀眼得多。西方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智慧装在中国人的脑袋里，财富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而潮州人不仅具有中国人聪明的脑袋，而且还以善贾闻名，是东方的犹太人。“东方犹太人”的美誉无疑是对于潮商的极高的评价。但是，
到了今天，由于潮汕大地的诚信缺失，潮商的身份竟然成了潮州商人经商的障碍。
或许“潮商退‘潮’”的说法有以偏概全之嫌，毕竟，在全球约一亿的潮人中，三分之一在海外，三分之一在潮汕本土，三分之一在国内其他地方。因此，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潮商的发源地潮汕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退潮。但是，从根部开始的腐烂是最可怕的——潮汕地区经济中诚信的缺失已经严重损害了潮商的整体声誉，危及到全体潮商的生存发展。
商帮
粤东韩江三角洲的这片土地，曾经诞生了李嘉诚、陈弼臣这样的商业巨子。在唐朝之前，潮州是韩江的出海口，所谓潮州，就是指“潮之州，大海在其南”。唐朝以后，韩江三角洲逐渐南移，潮州成为内陆江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英《天津条约》里，潮州府被列为通商口岸，由于潮汕人坚决反对英人入城，于是将口岸设在出海口的汕头。1861年，汕头成为对外通商口岸，“楼船万国”、商业繁盛，赢得了“百载商埠”的美誉。从此，汕头逐渐取代潮州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所谓潮商，即是指潮汕地区的商人。
潮汕人善于经商，跟其地理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潮地远离河海交接之处，远离广东的中心城市广州，使之有可能自成吸纳粤东甚至闽西南、赣南货物集散地。同时，潮汕地区人多地少，这使得许多人不得不外出谋求生计。另一方面，“耕地如绣花”的细致作风也被其带入经商活动，诸多因素，使潮商逐渐名声远播。
潮商崛起的明清之际，也是中国大多数商帮形成之时。当时潮州商帮与广州商帮组成广东商帮，其人数之众、经营范围之广、商业资本之雄厚为世人所瞩目。潮州商帮经营商业的足迹遍及海内外，国内主要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更多的活动还是在海外。
与广州商帮的海上贸易不同，潮州商帮主要是亦盗亦商，而前者则是亦官亦商。造成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不是经商者的出身与社会构成，而是封建朝廷的海上贸易政策制约了从商者的经营方式，也决定了从商者的观念与社会构成。
自古以来，重农抑商是传统的观念，严格控制外贸口岸是封建王朝的一贯政策。广州是全国沿海城市中的幸运儿，从唐置市舶使直到明清的海禁时期，一直是全国仅有的少数几个通商口岸之一。广州的海上贸易与口岸进出货物，是合法行为。官方为获取税收利润，对其进行保护、鼓励，以招远客。相反，地处粤东一隅的潮州就难以得到这种待遇。唐宋时期的潮州城，虽是粤东一带的货物集散地，对外贸易日渐增加，但却并未有直接的外贸经营权。这种政策无疑限制了潮州的商业活动。沿海居民为了谋求生路，一方面由海外贸易转向经营沿海航运，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走私，一时海盗盛行。官府在打击无效的情况下，对海盗实行招安，由是造成了官、盗、民之间的界限相当模糊。直至1567年海禁开放，民间贸易才被视作合法。
从明初开始长达200年的海上走私贸易，不仅对潮州商帮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对潮州商人经营特点有深远的影响。潮商由是形成了坚韧不拔而又善于寻找
机会、铤而走险、四海为家而又勇于开拓的精神，以及重视血缘、地缘、团结的自立能力。
门槛
在农业社会，当地的人文往往是与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潮汕地区虽平原居多，但人口稠密，故以精耕细作而闻名，这就形成了潮商精打细算的经营作风。
从清朝末年，潮商开始纷纷进入上海，其精明至今仍令当地同行自叹弗如。上海人把精明能干、擅于计较称作“潮州门槛”。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潮汕人的精明。当年潮州商人得知上海方浜以北的黄浦江滩将被划入法租界后，抢先将位于此处的会馆地产卖给了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法国商行——富硕行，使潮州会馆
在法租界内保存下来。正是诸如此类的棋高一着的行为，使上海商界同行对他们不得不刮目相看。
1966年，大陆“文革”波及到香港，社会动荡，经济停滞。香港房地产市场价格疲软，价格猛跌，房地产商竞相抛售。潮商李嘉诚预料到香港社会不会崩溃，而且很快会恢复生机，于是不退反进，在别人廉价抛售地产之际，大量吃进，结果正如他所料，香港社会很快恢复平稳，房地产价格猛升。李嘉诚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了亿万富翁，成为香港的头号“土地爷”。
潮商精打细算、对市场极为敏感的特点在今天经济活动中仍体现得淋漓尽致。有位保健品公司经理发现，潮汕商人经常低于进货价出货，例如厂家给他们的口服液价格是21元一盒，他们往往20元甚至更低就卖去了，不是一次两次，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潮州老板。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这位经理发现了潮汕商人的秘密：这些潮汕商人是专门做批发下游潮汕小超市与小店生意的，为了吸引下游主顾,他们便经常用这种畅销产品作为诱饵，故意亏本出货，在引来更多的小店进货的同时，小店也往往要进其它高利润产品的，因此，对潮商而言总体来说他们还是赚了钱的。另外，这些潮汕商人经常与另外一些深圳大的潮汕系保健品批发商彼此低价换货，从而大家拿到的都是最低价格的货，同时，他们可以利用销售返点获取利润。这些小小的“伎俩”在一些外地商人看来很难领会，而潮汕商人却玩得得心应手。
喝茶
很多人不喜欢潮汕人，因为两个潮汕人碰在一起就会叽哩咕噜说别人听不懂的潮汕话，排外色彩太浓。但是，潮汕人的乡土认同感与抱团精神正是潮商走向辉煌极为关键的因素。
对此，潮汕人是这样解释的：由于人多地少，他们不得不飘洋过海，背井离乡；由于身在异乡，他们不得不抱团作战，苦心经营，聚敛财富。
潮汕人的老乡认同象征有两个，一个是其独特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远近闻名的功夫茶。几乎在每一个潮汕人开的店里，都可以找到一套功夫茶具，即使在现今上市公司的办公室里也不例外。记者在潮汕采访期间，每到一处，无论是政府还是知名的公司，都要喝上一杯功夫茶。一副茶具摆开，周围坐着一帮人闲聊，不但沟通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潮汕人通过功夫茶互通各处的商业信息。哪里有发财的
消息，他们就会朝着哪里去。“商者无域”是潮汕人的经营特点，什么赚钱他们就做什么。比如说，当一个新楼盘盖起来后，潮汕人会联合起来在一条新街上开一系列店，如装饰材料店、五金店、窗帘店等等，针对新住户家庭需要，店面服务与产品互相补充，互相带来人气。一两年后，潮汕系们又会改头换面，纷纷变为餐厅、药店、发廊等。
潮汕人认老乡与其他地方不同，老乡相互之间不讲等级，贫富同等交往，如果某一潮汕人得势，必然任人唯亲，且亲的一定是潮汕人。
潮汕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社团，这些社团包括会馆、商会、同乡会与各种艺术、娱乐、宗教、慈善团体等。仅目前在香港登记的潮汕人团体便达到了100多个，这是其他地方的人群所难以比拟的。这些团体之间互相帮衬、紧密团结、维护共同的利益，而且团体与团体之间也相互支持、相互激励。这种对地缘、血缘关系的认同意识对于潮汕人经商有莫大的好处。初次经商者，老乡的帮扶及经验的传授使之能尽量少走弯路，并且在困难时得到及时的支持。经商者之间广泛的商业信息沟通与合作精神，更使得潮汕人在商人群体中鹤立鸡群。
潮汕人林万任讲述的一个例子极为典型。香港的120多家潮商药材店，其中与他的一位老乡早年创设的药材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接近100家。那些店东有的是他的亲戚、朋友、伙伴，有的是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伙伴的伙伴。他们多数出身学徒，摸通药材业的门径，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再经亲友赞助，便自行创业，别立门户。
黑洞
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作为李嘉诚、谢国民、郑午楼、连瀛洲等一连串熠熠生辉的潮商名字背后的潮商大本营——潮汕地区，在20世纪的末期迎来辉煌的同时，也在迅速地滋生着腐烂。
早在1858年，恩格斯曾说：汕头是中国惟一有商业意义的口岸。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积淀。实际上，在长达数千年的武装行商的旅途中，汕头在19世纪末已变成中国最有商业传统的城市。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国务院才会将汕头设立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那时，东方明珠上海都没有这样的荣光。
可就在这样的商业沃土上，现代潮汕的黑色经济疯狂生长，走私猖獗、骗税疯狂、造假难禁……接连不断的经济犯罪活动，将潮汕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长期置于混乱之中，其直接后果是信用丧失、形象受损、经济遭创、百姓受苦。在外地人眼里，潮汕货就是“假冒伪劣”的同义语，潮汕人成了“坑蒙拐骗”的代名词。丧失信用的潮汕渐渐褪去了昔日的光彩，最终将自己送上了中国信用缺失地区的黑名单。
在中国日化两大生产基地之一的潮阳市峡山镇，假货遍地开花。国家税务总局的一位官员对那里的足以以假乱真而且价格极其低廉的假货表示惊叹的同时，也不无叹息：这种聪明才智如果用在正道上，应该多有前途啊！
2001年4月，广东省妇联对粤东“六合彩”赌博严重的地区进行抽样调查，发现100%的家庭都参加过“六合彩”赌博。 然而，真正彻底毁坏了潮汕声誉的，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系列骗税案。
2000年8月7日，在极度震怒的国务院领导的指示下，人称“807工作组”的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进驻汕头。此后，一个巨大的黑洞逐渐清晰：在过去几年里，仅潮阳、普宁1000多户出口企业，98%以上都存在违法犯罪。工作组撤离后，经受无数次大小地震的潮汕地区其真实面目开始浮出水面。经工作组检查认定，汕头、普宁两地犯罪分子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虚开金额共约323亿元，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在潮阳、普宁两地骗取出口退税案中，共有3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其中19人被处极刑。
最令人震惊的是在潮阳市铜盂镇一家宾馆，每间房门前都挂着一块铜牌，写着一个企业的名称，37间房37个公司，全部干着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的勾当。有一个干部管了16户企业，其中15户是虚假企业。一些不法分子连88岁的老太婆、16岁的小女孩的身份证，都租来开假公司骗税。
诚信缺失的恶果在2000年开始显现出来。这年1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下达了一条令潮汕企业难受的通知。通知明确要求税务机关严格加强对广东省潮汕地区出口货物的退(免)税管理。通知称“对出口企业出口的货物，凡供货地或任何一环节的供货方涉及广东省汕头市……必须在申报退税单证真实、齐全、有关电子信息核对无误且排除一切疑点的基础上方可办理退税，绝不能以单证齐全、真实为由而不顾及其他”。这条通知的实质，是将以汕头为首的粤东四市列入了骗税“黑名单”。
更为严重的是，曾经作为金字招牌的“潮商”两字，由于这场诚信危机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全国18个省宣称，不与潮汕人做生意，一些地方更打出招牌：“此地无潮货”。
汕头市新任市委书记李统书痛心地说，外面人已经把潮汕货和假冒伪劣产品划等号，不仅当地产品没有信誉，就连潮汕人的人格、道德水准也受到怀疑，潮汕人几乎成了“坑蒙拐骗”的代名词。身为潮汕人的他，每当看到或听到这些时，总不由得感到脸发烧、心发闷。
“潮商”名声一落千丈，终于使许多企业为避嫌疑，不敢与“潮汕两字”沾边。位于潮阳的拉芳公司将厂址印为“广汕公路旁”，更有许多企业纷纷外迁，或者将总部迁到广州等地。据统计，近年来汕头迁走的企业多达1200家，仅2000年就搬迁了450多家。
更多在外地经商的潮商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国美电器的幕后老板、北京鹏润投资公司董事长黄光裕就一直深受其发家资金来自黑钱传闻的困扰。实际上，当年黄光裕北上创业时，年仅18岁。
陨落
“807工作组”的入驻，使一批潮汕本土的“潮商”纷纷落马，而令潮汕地区最为震动的，莫过于中国桂光集团董事长张桂溪的东窗事发。
张桂溪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企业家，按一位前潮阳市领导的说法，“在潮阳市，甚至在汕头市，张桂溪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的桂光集团被称为潮阳市经济“四大台柱”之一，张本人也被誉为汕头市的“纳税之星”。
1998年，张桂溪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一时名声大噪，被奉为当地的“金字招牌”。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位前全国人大代表竟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7.9亿元。2001年4月，张桂溪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张桂溪及其父早先做木材生，1988年与港商合资创办了谷饶上堡桂光制衣厂，以生产“桂光一族”系列牛仔服装而闻名。产品曾出口到港澳、东南亚、西欧。1994年6月，张桂溪组建潮阳市桂光集团公司，并于次年出任总裁。1995年，张桂溪及其兄弟更是一次性投资四五千万元，从国外购进电脑绣花机12台，形成先进的电脑绣花生产线，为生产高档服装、文胸等提供半成品。据目前主管绣花车间的陈厂长介绍，仅这12台绣花机，每天生产出来的半成品价值便达24万元。很快，桂光集团的产值便名列潮阳市乡镇企业的第2位，每年上缴的利税达一两千万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桂光集团曾连续多年被潮阳市、汕头市和广东省政府评为“先进乡镇企业”、“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和“广东省模范纳税户”。
早在1998年，张桂溪就因偷税曾被国家税务总局直接查处，要其补税1亿多元。由于张桂溪的“特殊身份”，此事在当地没有张扬，后来也只补了几千万了事。但张并没有就此罢手，暗地里加紧虚开增值税发票，直到锒铛入狱。
2002年4月，记者来到位于潮阳市谷饶镇桂光集团的厂房，只见大门紧闭，没有开工，生产陷于瘫痪。
排外
几乎所有对于潮汕地区诚信缺失的矛头都指向了那些曾为人津津乐道的潮商文化基因。
从明初开始长达200年的海上走私贸易，使潮州商帮身上有着亦盗亦商的双重性。虽然大部分潮州商人还是本分经营的，但是这种双重性对经商心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是轻易能估计出来的。
在潮汕走私的重灾区潮阳市，人们的观念可用当地的一条民谚来形容：“亏本生意无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显然，这种价值观已经将法律理直气壮地置于一边。
在广州街头到处可见平价超市里悬挂着“岛内价”的字样。“岛内”两字源于20世纪30年代汕头市区小公园一带的金融黑市活动，相对于对外经济交易活跃的汕头，小公园一带被称为“斗内”，渐而成为有利可图的外汇地下交易的一个代名词，后来，“斗内”因谐音演变成为“岛内”。80年代初，走私商品泛滥市面，在汕头的镇邦路形成一个既批发也零售的市场，从家电到糖烟酒一应俱全，且价格低，成为各路商家及市民光顾之地，这里又被称为“岛内”。广州平价超市作为合法经营者却借用“岛内”的名称，可见这种法理观念的淡化。将一个有违法律精神的名字堂而皇之地用于店名，无论如何也是价值观的模糊，令人可悲。
与当年潮商亦盗亦商是由于受到官府的压制不一样的是，20世纪末期的汕头曾是政策的宠儿。80年代初期，汕头是全国首批4个经济特区之一。在这种天大的政策馅饼面前，潮商精明的特性发挥出来了，他们利用特区的优惠政策进口大量的商品和生产资料，但这些商品没有被用来发展实业，而是更多地被倒卖到其他地方赚取差价。不少个人和机构从中牟取暴利，从而助长了暴富的氛围。据粗略估算，整个潮汕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倒批文”超过3000亿元。
潮商的精明与贸易有关，但是忽视实业，注重短期利益，凭借倒买倒卖赚取利润，使本土潮商陷入了一种浮躁。在历史的机遇面前，这种浮躁导致的后遗症是触目惊心的。直到2001年，新上台的领导班子终于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实业兴市”。这在21世纪看似多余的方针，对于潮汕而言，却有深刻的含义。
在潮商的传统中，不得不提到的是抱团的精神。过去，人情关系曾是潮商发展的助推器，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人情关系虽然还是通过潮语与功夫茶来沟通，但却已经在变质。一杯功夫茶喝下，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于是在“帮自己人”的幌子下，法律被抛到了一边。许多潮商相信，没有什么是办不成的，而他们在这种人情观念的帮助下，确实也一度达到通天的地步。
这种人情关系渗透到潮汕社会的各个层面使法律形同虚设。本来，在严厉监管与惩罚的机制下，做“杀头生意”虽然可能会赚得大把高额利润，可一旦因为违法而被惩处，很可能会落得个坐牢与没收家财的下场，这就是“杀头生意”的高昂成本。这个成本实际上把所得到的高额利润冲走了。在法治严厉的环境下，从事“杀头生意”，平均利润率并不高，做这种生意的人就不会多。但如果监管者缺位，则“杀头生意”就成了一本万利的好生意。潮汕地区一些政府官员对自己角色定位存在偏差，其伴随而生的腐败，对企业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部分政府部门对于那些没有人情关系的企业，尤其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卡、拿、要”现象严重，杀鸡取卵，致使不少企业不堪重负，纷纷搬迁。对与自己有人情关系的企业，不少政府部门和官员则是拼命保护，任其弄虚作假，严重助长了一些企业不正当的私欲，导致骗税、造假横行。
从事过多年理论研究的原汕头市委副秘书长谢名家认为，重商的潮汕文化本来是开放的文化，侨居海外的潮汕人把这种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但在潮汕本土上反而从开放走向了封闭。改革开放以来，仅汕头一地留学出去的就达7万人。当地虽然也引进了一些外地人才，但由于本地独特的语言文化和无形的排外意识，外来人很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呆不了两三年就都走了。
人是文化的载体，先进的人才少了，潮汕文化的发展步伐自然就慢了，当地固有的商旅文化逐渐变味，其结果就是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和当地人常说的“吹糠见米”的短期行为滋长蔓延。
一些潮汕人成功的文化基因之所以在市场经济下纷纷变质，归根结底在于现代市场经济是用法律来调节商业关系，在法律的准绳下，如果潮商这些曾经优秀的文化基因不能进行适应性的创新，必然会导致从价值观到现实的混乱。
重来
潮汕的信用混乱，使潮商已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潮汕本土如果再不重建诚信，潮商数百年积攒的商誉可能被彻底玷污。对此，海外的潮商群体也保持了足够的关注。香港潮商陈有庆对于潮汕本土的情形非常不满意，他指出，港人在大陆投资，也因为自己是潮商的身份而使自己取信于人难度加大。
痛定思痛，潮汕上下决心重建潮汕地区的信用。
2001年3月，在一番深思熟虑过后，汕头新任市委书记李统书决定专程到香港与潮汕老乡李嘉诚见面。其时，潮汕上上下下对此事极为重视，视之为汕头重建城市信用十分关键的一着棋。
潮汕人都知道李嘉诚在潮汕败走麦城的一些事。走在汕头海滨，朋友们都会指着两座大桥说，东边的这座跨海大桥叫海湾大桥，是李嘉诚出资建设的，西边这座大桥叫宕石大桥。当年在建海湾大桥时，汕头市政府承诺在若干年内将不会建第二座大桥，而实际上，就在海湾大桥竣工后的第二年，汕头市就建起了宕石大桥。
李嘉诚的失算还远不在此。1994年前后，李嘉诚的长江基建集团在汕头共投资9222.18万美元，兴建了长浦、长海、长湖三家装机容量均在10万千瓦左右的中型电厂。作为回报，汕头市政府保证长江基建在十年内每年回收10%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年最低经营回报率保持在14%左右。但是这些承诺并没有兑现。
巨大的失望让李嘉诚不再考虑在汕头投资。很显然，不取得李嘉诚的谅解，汕头招商引资就缺乏应有的号召力。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会见李嘉诚，是想用李在商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重新唤回人们对于潮商这一群体的信任。
这只是信用重建的一小步。信用网的建设，官吏的整治与法规的完善等，都是一项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在汕头市政府信用建设小组办公室里，市委副秘书长刘锦庭指着墙上的信用建设工程进度表说：信用建设有如一场战争。
实际上，战争的双方都是潮汕人自己。把自己当作敌人，消灭或改造自我，潮汕的出路莫过如此。惟有如此，曾在世界商业史上写下辉煌一笔的潮商才能笔直地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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