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思考.吸收.创新.跨越式发展——浙商
浙商发展浙江财富新模式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6日 浙商网
东奔西走、南征北战、左冲右突的浙江人，曾经凭借着屡试不爽的“成本优势”和“低价竞争”策略，在国内外的经济舞台上演绎着创富神话。然而如今，在新的形势下，当低价策略渐渐失去效用的时候，敢于突破的浙江商人开始探寻着财富新模式，省外投资、反哺浙江、打造“总部经济”、创造国际品牌，为“浙江人经济”写下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模式一：总部经济把杭州打造成浙商的总部，吸引知名企业
【现象】1994年5月，康恩贝集团总部从浙江兰溪迁到杭州，这在当时成了大新闻。那时康恩贝的发展势头良好，迁移并非事在必行。但到杭州10年，其市场规模增加到了25亿元，销售规模扩大到20亿元，在兰溪纳税超过1.5亿元，杭州的纳税额也有6000多万元。
据相关部门统计，从2001年开始，杭州老城区(不包括萧山、余杭)共引入150多家公司总部，涉及商贸、旅游、制造等各个行业，其中包括康恩贝、吉利、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有调查显示，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75%以上已经在中国开办了其中国公司，400多家在内地成立了研发中心，今后10年发展总部经济将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脑力激荡】杭州市副市长金胜山：随着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日益突出，加速发展总部经济，将是不断促进杭州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提升和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今年3月22日，我们连续开了9个专题会议来研究如何发展总部经济，说明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杭州是浙江高技术人才集聚的地区，市场机制灵活，到目前有130多家企业把研发中心设在杭州，其中包括三星、诺基亚这样的著名企业，还有很多境外公司来杭州考察，由此可见杭州的吸引力。根据杭州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把总部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强化政策扶持，打造浙商总部，吸引国内知名企业总部，引进跨国公司。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祥荣：在浙江，杭州是最适合发展总部经济的城市，但总部经济的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浙江的很多企业仍停留在模仿、低价竞争，品牌意识不强烈，而创新要素的供给恰恰是建立总部经济最重要的条件。另外，还要考虑梯度与分工的问题，因为在长三角地区还有上海，而上海的总部经济发展的时间更早、优势更明显。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季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综合实力强的城市容易吸引企业在那里设立总部，就这点来讲，杭州在长三角地区的优势比较明显。当然，还有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比如说观念更新、政策配套要跟上、成本要降低等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高层次人才很难通过杭州这个平台找到，这是我认为杭州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模式二：反哺经济
腾出低附加值产业，换回高附加值的高新产业
【现象】：2004年7月，总投资6000万元，计划年产10万辆摩托车及15万台发动机的摩托车生产基地——浙江环松科技工业有限公司，开始动工兴建，它的“东家”是台州玉环籍企业家李松创办的重庆环松工业集团。
2004年12月，由富阳籍企业家张国标创办的民营企业——上海富春建业集团在杭举行了“杭州加气混凝土有限公司完成二次改制”揭牌仪式，标志着该集团反哺浙江走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2005年4月，由一直在上海创业的浙江巨科集团投资13亿元启动的巨科铝业项目首期在台州路桥正式投产。
从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大批走出去的浙商乡土之情难割舍，他们没有忽视家乡的商机和家乡的发展。当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浙商们首先想到的是回家乡投资建设。而从最初的现金回流到今天的项目投资，浙商反哺家乡的形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项项以高新技术产业、环保型产业为主的工业项目接连引进，资金、项目的反哺还带动了信息、人才、资源、文化等的反哺。
新时期下，浙商走出去后腾出的是低附加值传统产业的空间，换回来的却是高附加值的高新产业，这样的反哺无疑有利于浙江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带来了浙江提升产业层次的一次不可错失的良机。
【脑力激荡】中国巨科集团董事长李书通：这次被评为“回乡投资模范浙商”很高兴。台州、温州、宁波一带是中国最大的铝制品消费市场及全国最大的再生资源分解市场，所以我们回到台州发展铝业，不但地利，而且还可以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并拥有消费市场。同时，铝材特别是新型铝材是国家鼓励并大力支持的发展行业之一，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浙商的回乡投资要考虑促进当地产业升级这个问题。
浙江建龙钢铁集团董事长张伟祥：“地利”是浙江吸引浙商回乡投资的筹码。浙江省是资源小省，却是市场大省，而市场的因素恰恰是浙江最吸引投资者的地方。
浙江吉奥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擎峰：上海大企业太多，作为新兴的企业很难引起政府的注意和支持，而台州市政府扶持工业的气氛浓厚，并把汽车工业作为其主导产业。把台州与山东相比，虽然山东无论是用电还是劳动力都比浙江便宜，但是山东没有浙江这么好的产业链。因此，我们企业回乡投资这也有利于台州的汽车工业发展。
模式三：闯荡经济
从初级贸易、生产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跨越
【现象】：第一批西进云南的浙江人沈长虹，从经营一家小服装店起家，如今他创办的奥斯迪实业有限公司已经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西服生产企业；在贵阳，刚在“五一”推出的浙江商城招商引来热捧，预订的队伍排起了长龙；在内蒙古，由温州人投资的首府广场铜锣湾购物中心矗立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街上……在许多成功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浙商辛勤的身影。
有一项调查显示，4000万人的浙江，有400万人在省外投资创业，外出发展比例近1/10。而根据外省工商局反馈的资料，我省在山东、云南、湖南、广西等13个省、自治区中，共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49501户，其中，个体工商户为110432户，占73%。据对在外投资1000家企业的调查分析，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占了51%。浙商队伍在全国各地上演着“财富传奇”。
而回顾浙商闯天下的历程，我们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走街串巷，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到如今“做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走南闯北、东移西进，浙商的经营理念和创富模式都有了巨大的转变。一大批浙江企业带着资本、品牌、理念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实现了从商贸流通、商品生产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的新跨越，也带来了浙江人经济的一次新飞跃。
【脑力激荡】
海南浙江企业联合会会长、海南亚洲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志勇：由于能源紧缺等原因，促使很多浙商走出去。我认为，我们浙商对外投资的目的是进入市场，降低成本，但最终浙江商人创造的财富还是要回报浙江的，这从我们很多企业的行为中可以看出。
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浙商到外地去，不能丢掉自己的优势，但也不能去破坏当地的文化。在保持自己的原始竞争优势的同时，也要入乡随俗，融入当地。另一方面，浙商要头脑冷静，能做到十分的事，只承诺七分，这样有利于做到诚信。
模式四：品牌经济
在国内构筑品牌势力，再向国际延伸
【现象】从自筹资金3万元创业到去年“奥康”的品牌价值被评估为16.98亿元，17年，奥康成了温州鞋业的一块金字招牌。而奥康集团与意大利最大制鞋企业GEOX公司的全面合作，不仅开拓了中国制鞋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模式，更被经济学家看作国内名牌成功向国际延伸的典型案例。奥康集团董事长王振滔把他的品牌之路拆解成三个层面：加大技术改造、提高产品档次；通过寻找国外正规合作伙伴和大品牌销售商，建立国际化营销大网络；引进相关国际人才，进行国际规范化管理。
有专家分析，浙江GDP对外贸的依存度比较高，一旦国际市场有风吹草动，立刻会对浙江经济产生影响，比如美国、欧盟针对中国纺织品的“反倾销”问题，对浙江绍兴纺织业的打击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国内构筑品牌势力站稳脚跟然后再向国际延伸”，或许这不仅仅是奥康的经验，也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之路。
【脑力激荡】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祥荣：产品市场国际化是目前国内企业发展的明显趋势之一，但是国际市场是不是就能替代国内市场呢？以贴牌生产为主的出口贸易对中国企业而言是不是有益？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现在很多企业说，出口的利润在10%以下，比国内市场还低，但他们不得不做，因为没有了自己的设计、营销能力，他们无法重新回到国内市场。
因此我们需要把外部经济内部化，追求品牌，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先在国内构筑品牌势力，以“中国名牌”的身份去参与国际竞争比贴牌贸易更有优势。
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小勇：我们比较容易受到国际影响，特别是制造业，而浙江又是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最近关于纺织品的争端也反映了这点。企业到哪里决策或生产是一种选择，这由很多条件决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可以先把基础打扎实，在国内市场有了发言权以后再拓展国际市场，不必急于一时。
来源： 钱江晚报作者： 詹丽华 陈聿敏 浙商，如何创造百年辉煌？
http://www.zjsr.com 2005年06月06日 浙商网
在经历了20年急速发展之后，如今的浙商，正面临全新的考验和挑战。在今天举行的浙商论坛2005年峰会上，如何让浙商成长为中国最具生命力的商帮，是与会的2000多名著名企业家、专家和政府官员共同关心的话题。
突破“成长烦恼”，做百年商帮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浙商而言，在凭借“创新”、“创市场”等极具胆魄的创业精神摇身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创富集团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比起他们创业时所遭遇的艰辛，这样的考验和挑战显得更为严峻：如何用永续发展的“耐力”，来垒积百年的财富？
所幸的是，浙江的企业家们，如今正把眼光放得更为长远。在今天的论坛上，打造百年商帮、创造百年财富成为与会的浙江企业家们的一致心声。
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作了主题为浙商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演讲。他认为，以往浙商赖以生存和壮大的先发优势已经丧失。顺时应势、培育新优势是浙商们的出路。在困境中谋发展、在夹缝中求生存，浙江企业的潜能要再一次在当前的形势下发挥出来；借此机会，反思低水平、高能耗的生产方式，为尽可能消除外部瓶颈制约寻求新途径，将更适合企业的长远发展。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认为，浙商20年的奋斗过程，留下了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那就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才能和浙商赖以壮大发展的“浙商精神”。新形势下，“浙商精神”必须与时俱进，用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突破个体企业和浙商群体成长过程中的烦恼，获得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则认为，浙商已经完成了初始的创业过程，但接下去的创新创优比创业更难，浙商要创百年基业，创新是惟一的道路。在创新的基础上，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坚持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目标不动摇，浙商必将续写新的辉煌。
身体跳出浙江，“灵魂”留在浙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却走出浙江，到省外甚至到国外创业。有统计表明，目前到浙江之外的国内各地投资创业的浙江人已经多到390万。
浙商姓“浙”，大批浙商离开浙江，会对浙江经济、浙商自身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已成为浙江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们的共同追问。本次峰会的主题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兼论与时俱进的浙商精神”。为期一天的峰会，更是安排了四场由著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唱主角的“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主题演讲。此外，峰会期间还举办了“浙商回乡投资与总部经济论坛”、“浙商最佳投资城市论坛暨精品项目推介会”。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分析说，企业外迁，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但有一点值得思考，那就是美国的跨国公司早就跨越了国界到世界各地去发展，但其母公司和研发基地都留在美国，用独创的技术来保持其产业的领先地位。希望浙商的发展也是如此，在跳出浙江参与世界竞争的同时，把根留在浙江，反哺浙江。
专家的观点引起了浙商们的共鸣。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认为，跳出浙江的浙商，跳出去的应该仅仅是身体，而要把“灵魂”留在浙江。
事实也的确如此。眼下，许多在省外发展的浙商，正把投资的目光重新落脚到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在京浙企及创业人员返浙投资或汇入浙江现金总额为400亿元；在粤浙企返浙投资总额为500亿元，每年汇回浙江的现金超过100亿元；在沪浙企回浙江投资或现金返回又达150亿元以上。在出省投资，腾出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后，浙商重返浙江投资，换进来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这样的反哺促进了浙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成为“大象”还是“猴子”
一个兴盛的商帮，必然有一批象征其兴盛的著名企业，浙商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的“大象”？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王曙光认为，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在同一个平台较量，在同一个跑道赛跑。浙商的未来，是在众多产业里与世界巨头对抗。而与这些巨头抗衡，浙商需要告别现在的“小”，要变“大”，把自己变成一匹匹膘肥体壮的骏马，或是一头头魁伟的大象。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浙商需要整编。
要成为百年商帮，浙商固然需要有“大象”般的巨人企业，但许多企业家认为，浙商既要有大象的身段，更需要有猴子的身手。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国锭认为，在与世界巨头对抗的产业，浙商当然要成为“大象”，但在更多的时候，浙商应该当山中无老虎的“猴子”，成为“隐性冠军”。
位于杭州滨江区的“中恒电气”是一家专门为通讯、电力行业提供交换机电源的企业，由于许多国外企业不愿意生产这样低附加值的产品，所以“中恒”一举占领了国内市场。董事长朱国锭认为，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洛克菲勒，如果每个浙江企业都力争在各自的领域成为常胜冠军，那么，抱团成一个整体的浙商将变得强大无比。
来源：作者： 应建勇 金涛 重庆市委书记为浙商解难
http://www.zjsr.com 2006年02月27日 浙商网
昨日，解放碑，市委书记汪洋视察浙商企业
“我希望浙江商会发展成为重庆的品牌商会，为西部和重庆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昨日，市委书记汪洋在对重庆总商会浙江商会的视察中，不仅现场为浙商解难，而且还对浙商寄予了更高的希望。
现场帮爱德华医院解难
重庆爱德华医院是我市最大的市级股份制医院，也是我市的招商引资项目之一。然而，该院已两次接到要求搬迁的律师函。昨日上午，爱德华医院的董事吴雨霞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前来视察的市委书记汪洋。
汪洋听完后立即说：“把材料交给我。”
他看过后，将材料递给了市委秘书长范照兵，责成他妥善处理。看到书记这么关心企业的事，吴雨霞感动得当场掉泪了。当天下午，沙坪坝政府已开始和吴雨霞接洽，商讨解决之道。
原来，在2004年10月爱德华医院的投资商与重庆一家物业公司签定了租用沙区天陈路的原野大厦四层楼作为医疗用房的协议。而实际上该楼的部分产权已经抵押给银行。2005年2月，银行为了实现其抵押权，在没有告知医院的情况下，将该租赁房拍卖给了一家企业。该企业因此要医院搬迁。不得已，医院只好与该企业协商租金。爱德华医院称，但对方的报价为每月每平方米180元，是同在沙坪坝的国美和苏宁的5倍左右，是我市一些知名民营医院租金的5-6倍，就这样谈判陷入了僵局，不得不面临搬迁。
鼓励和不正之风作斗争
“要敢于和不正之风作斗争！”汪洋在座谈会上说，企业家要有自己的性格。他是听了一位建筑商的发言后说这话的。建筑商在发言中说，一些区县部门的服务意识不强，有要回扣等不正之风。
希望浙商会会长成“司令员”
在与浙商的座谈会上，汪洋问重庆浙江商会会长叶定坎：“你有多少会员？”“有千余家核心会员单位。”叶会长说。
“你只相当于团长。”汪书记说：“我希望你成为师长、军长、司令员！把重庆的浙江人团结起来，把浙江商会发展成为重庆的品牌商会，为西部和重庆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悉，在重庆经商的浙江人有18万人，有2万余家企业，主要集中在汽摩配件、通讯电器、低压电器、建筑装饰、服装服饰、皮革制品和房地产等行业。
来源： 重庆商报作者： 高翔 项前 天下浙商的年度盛会 浙商大会6月将在杭州召开
http://www.zjsr.com 2006年03月09日 浙商网
徽商有徽商大会，潮商有潮商大会，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人群体”的浙商，将于今年6月召开面向全球的首届浙商大会。
记者今天从浙商论坛组委会获悉，由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省私营(民营)企业协会共同筹办，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浙商》杂志社、钱江晚报、浙江经视承办的2006浙商大会暨浙商论坛、首届浙商投资博览会将于2006年6月2日至4日在杭州举行。
据介绍，首届浙商大会是在前两届年度浙商论坛成功举办的基础召开的。省政府办公厅日前批转省协作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引进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每年召开一次浙商大会，并与年度浙商论坛、联合会(商会)年会、反哺家乡活动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组织引导在外浙商回归的盛会。”
2006浙商大会的主题是：创新、和谐、发展。其宗旨是进一步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联络、团结天下浙商，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引导、推动浙商成为自主创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典范，促进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更快、更好、持续、联动发展。
2006浙商大会将采用大会表彰、论坛交流与投资对接等虚实结合的形式举行。除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主报告会之外，浙商大会还将举办全国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会长年会、民营企业创新论坛、浙商总部经济论坛、浙商(省外)投资论坛、艺术品鉴赏及投资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同时举行的以项目展示和投资洽谈为主的首届浙商投资博览会，将有来自浙江省内外众多城市所提供的数千个精品投资项目供浙商选择。
为进一步展示浙商风采，浙商大会还将评选、表彰“2006浙商创新奖”、“2006浙商社会责任奖”、“回乡投资模范浙商”和“浙商(省外)最佳投资城市”等。
2006浙商大会将是天下浙商的一次年度大聚会，届时将有国内外知名浙商，全国各地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及温州商会、台州商会、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等的代表，海外浙江同乡会(工商团体)代表，全国各大城市的代表，浙江省各级工商业联合会、各级私营(民营)企业协会会员代表，法国、日本、奥地利等国投资考察团代表等近万人次云集杭城。
目前，浙商大会的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当中，相关内容可在2006浙商大会官方网站(www.zbcc.com.cn)查询。 “拒绝接班族”说不 浙江民营企业遭遇接班难
来源：《观察与思考》杂志 发布日期：2006-02-21
新华网浙江频道2月21日电 一直以来，我们在讨论民营企业接班人的问题时，总是会涉及到大企业如何完成代际交替，却很少关注中小民营企业以及那些资本实力具备相当规模的个体工商户的接班问题。其实目前，在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有不少老板的子女都不乐意接班。并且，民企第二代拒绝接班的现象已越来越多，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
另类接班问题
“子承父业”历来是浙江民营企业家财富继承的首选。但日前一项针对浙商的调查报告却显示，仅有约14.5%的企业家明确希望退休后由子女来掌管企业。在极为敏感的接班人问题上，浙商所显示出的理性与开明之外或许还有几分无奈，因为一些企业家的子女并不愿意接班，甚至有人对接班持明显反感和拒绝的态度。
浙江有近40万家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制企业。第一代创业者大的已有70来岁，一般的也有60来岁，年轻的也超过了50岁。新生代浙商接班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必将在接下去的10年时间内，成为浙商群体中的一个大潮。尽管企业的接班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集团，但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和那些具备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的接班问题却未能引起重视。
自从2004年9月被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录取为研究生后，汤元宋就每天往返于学校和蜂鸟社区之间。在蜂鸟社区，他拥有自己的一套住房，这是父亲给他的礼物。而千里之外，他的父亲正在“中国印刷城”—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为自己的企业寻找着接班人。汤元宋是龙港镇汤家烊村出来的第一个重点大学学生。汤元宋和他的朋友们探讨前程：是继续在北大读博、出国深造还是去外企磨砺？他还没有想好。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有自己的兴趣和发展计划，不会考虑回去子承父业。
汤元宋不承父业的想法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外面人说温州人天生敢闯，但汤元宋的父亲却认为这是为生活所迫，其实心里还是很羡慕铁饭碗，希望儿女们有稳定的生活。和汤家相距不远的苍南县城灵溪，温州康达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老板徐余听也正为接班人的问题发愁。徐余听有个梦想：带妻子去西藏感受生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必须找到企业的继承者来管理这个刚刚投入几千万元的企业。他有四个孩子，这在当地同龄人中是少见的。30岁的女儿和28岁的儿子都在教书，老三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浙江规划院工作。老四在上大二，却根本无心继承父业。他只能寄希望在28岁的外甥身上，但“这么大的企业不能拿来开玩笑，更不能随便交给人管理”。他还在股东的孩子中选择后继者，甚至想要找个职业经理人来帮他打理公司。但股东的孩子有的也不愿来经营，有的资质不够，其余家族股东则不太赞成请职业经理人。这样，50岁的徐余听只得暂时搁置梦想，继续支撑着。 中小企业除了资金积累不够外，还因为产业层次低，对子女没吸引力。对于这些企业，浙江温州生意人中流行一句话：“不是下岗就是转行”。苍南塑料工业协会会长林增标认为，塑料企业的子女不回来接班，是因为这个行业技术含量低，而且附加值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今协会的企业正在商量如何更新换代乃至转产以改变现状。
截至2005年底，浙江拥有各类中小企业30.41万家，数量占总企业数的99.6%；资产总量35683.81亿元，占全省总资产的82.6%；从业人员1130.71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82.7%。从传统的小作坊起步，很多中小企业仍然摆脱不了低层次发展的模式，这已经成为关系到这些企业传承的重要因素了。与老一辈浙商们相比，新生代浙商演绎着完全不同的创富神话。他们不愿意像长辈那样从生产缝纫机、皮鞋开始慢慢积累财富。他们更希望凭借自己的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使财富飙升。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高新技术行业。 “拒绝接班族”现象正在蔓延
拒绝接班现象正在民企第二代中不断蔓延，尤其在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这种现象已经呈普遍趋势。
“30岁是件大礼物，不要浪费它！”通用公司(GE)前任CEO杰克韦尔奇说，“如果你在30岁时就开始做一件一成不变的工作，那太遗憾了。拿出勇气，去冒险吧！”抱有这种想法的人还真不少。
温岭是浙江省个体私营企业数量最多的县级市。而大溪镇又是这个市经济最发达的镇。大溪镇商会会长方正春曾做过10年管工业的副镇长，据他介绍，目前大溪镇有80%的企业主不希望子女回来继承自己的生意。他说，大溪的企业家多是35岁到50多岁，一般情况下，50岁上下的人有两个孩子，35岁到40岁的只有一个孩子。这些私营业主最重视的事情便是对子女的教育，即使是上了规模的企业(年产值几个亿)也不希望子女回来接班。他们目前完全有能力为子女在上海、杭州等地买房买车，不再需要他们回来辛苦赚钱。“我希望儿子做简单平淡的人，每月按时领固定工资。”
方正春认为，这些老板还有一个观念：家庭不可能代代都富下去。“富不过三代”的俗语盘旋在他们脑中，第一代创业成功未必第二代能够做得更好，这是他们现实的担心。大溪镇第二代接班人的问题在方正春的眼里是较为严重的。这些老总自己如今还可以亲力亲为，但过几年年纪大了，孩子不回来继承事业，企业就很可能办不下去了。大溪镇有一个年逾六十的老板，儿子不接班，企业产值已是每况愈下。“这个现象将会在10年后大量出现的”，方正春说。
作为第二代，首先要做好对企业原有运行机制和文化的认知和熟悉，要能够在具体的企业操作中有选择的进行继承，融合到企业的发展中，获得企业核心成员的认可。同时，企业发展要求创新，因此要做好知识资源的储备工作，能够用现代管理思想去提升企业，实现企业的制度和精神改造。
老一代浙商创办的家族企业，有着种种弊病：比如混乱的财务体系、任人惟亲的用人制度、模糊的股权安排、苛刻的工资制度、恶劣的生产环境等等。新生代浙商必须明白，企业要做大做强，以上任何一条存在，都将是致命的。新生代浙商接班之后的第一步，应是在若干年之内，完善财务、用人、股权等相关制度，改善生产环境、给工人以合理待遇。总之一句话，他们需要在家族企业里，建立起人性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些弊病和革除弊病所需要付出的勇气使得一些民营企业接班人望而却步。
资本盛宴下的文化缺失 “我无法想象，我将来的二十年、三十年就是这样度过。”王小姐向观察记者诉说她拒绝接班的理由。王小姐大学毕业两年，她父亲在温州市中心地段拥有一家自主产权的商铺，已经开了很多年了，生意也非常不错。但当提到接班的问题时，王小姐觉得如果要自己日后也像父辈们那样天天泡在商铺里忙碌，而且每天做着几乎同样的事情，那简直不可想象。
在王小姐的想法中，工作应该是一件惬意的事，工作的氛围应该充满文化气息，工作之余应该是一种高格调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每天拼命地忙碌甚至没有休息的时间。 在采访中，观察记者发现，拒绝接班的年轻人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和具有相当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当中，这些年轻人大多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所学的专业固然有与经营有关的管理、会计以及法律等，还有不少是学习理工科的，甚至还有学美术、音乐的。他们大都生活条件优越，并没有经历过多少风雨的磨砺。
有关专家指出，家族企业的兴起是在中国经济体制剧烈变革、游戏规则不断变更的背景下产生的。家族式企业以其特有的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也被认为是最有普遍意义的企业类型。然而，在庞大的中国家族企业大军里面，如何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几乎成为所有这些家族企业的头等大事。民营企业的第一代业主大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靠着自己的毅力和胆识打拼出来的，经过了市场经济的洗礼，至今能屹立不倒的，一定有其过人之处。而民企第二代的成长环境则不同，他们大多在父辈们创造的优越环境中长大成人，他们没有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的经验，即使有不少人握有经济专业的本科、硕士甚至博士文凭，但大多是纸上谈兵。
无论年轻的一代是纸上谈兵也好，确有真才实干也好，显然他们都对父辈们的产业经营思路存在不同的看法，思想的斗争使他们更倾向于不接班，而自主创业或者另谋职业。 不可否认，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文化建设这一块确实有些跟不上，至于那些个体工商户则更不用说了。对于在大城市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来说，那种全凭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精神已经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他们更注重经营中的文化内涵和业余生活中的文化消费，同时也大都希望把工作和生活分开，而不是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创业而转动。
“我的父辈确实依靠勤劳来创业，他们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是创业也应该有新的方式，应该是和现在的社会文化相协调的一种模式。如果是接班，我也希望对原有的经营模式进行变革，我不习惯于在现有的这种模式下接班。现在的情况是，经营到了一定规模，但仍然是按照老的那一套来操作，显然不行。”还在浙江大学读大四的小陈这样告诉观察记者，他说他不愿意在现在这样一种经营模式下接班，因为他觉得这样的模式无法适应新的竞争，完全有更新的必要。
当父辈们创业取得成绩，积累了一定财富之后，在资本盛宴中却缺少了必要的佐料，这样的大餐显得不能迎合惯于尝鲜的年轻人的口味。
破解“接班荒”
在传统观念中，“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子女真的不肯接班，那又该怎么办呢？破解民营中小企业“接班荒”成了新的问题。
虽然并非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已考虑到接班人的问题。由于培养一个接班人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事关企业兴衰，有些企业家也是半管半退。如果将接班人选局限于子女，企业接班人显然有着青黄不接的趋势，所以近年来如何推动职业经理人队伍发展也日益受到关注。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股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家子女成为企业股权拥有者自然无可厚非，但是否一定要插手经营事务则另当别论。因此，民营企业自身的体制也面临着改革的问题，改革的重点则是经理人和股东如何划分利益和权限。企业领导人关系企业的命运，乐清民营企业家要想自己开创的事业代代相传，必须及早培养接班人，让他们在市场的大风大浪里摔打磨练。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弃“世袭”择“禅让”，以开明的眼光遴选职业经理人更是胜人一筹的战略抉择。
希望改革家族管理方式但在浙江民营企业交接班浪潮袭来之时，许多浙商已开始认真思考企业的传承问题。家族制只是财产管理的一种形态，可以根据经济发展而变化，变化以后本身的财产关系并没有改变。企业家寻求的是市场扩展和财产增值，因此选择继承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强求。在家族企业经营上，职业经理人很好地解决了其中经营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家族企业把经营权交给专业的经理人来经营，这样可以实现双赢。但目前国内职业经理制度尚未形成，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外聘经理难度较大。目前可行的做法是，首先从家族自身做起，有效地避免“逆向选择”难题；除此之外，就要寻求职业经理人，尽可能优化委托代理合同。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凌认为，浙江的中小企业接班人问题尤为突出。大型企业已经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有实力为子女接班搭建配套的班子、系统的制度，为他们顺利接手创造好条件。因而，浙江很多大型企业完成了顺利交接。但对于中等企业而言，接班就成了问题，这些有上千万、上百万资产的企业目前仍处于创业阶段，对子女的吸引力小。而目前，浙江省工业企业总数的99%就是中小工业企业，2001年占全省工业总产值88%。陈凌认为，这些面临接班危机的企业可能会卖掉企业变现。
据统计，2004年，浙江全省每天约有240家民营企业注册登记，同时，每天也有130家企业注销关闭，存活率仅为45.83%。而没有人统计过，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因为后继无人而关闭的。
长期从事家族企业继承问题研究的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吴高庆教授认为，将家族企业产权内部股份化，按照股份进行继承；同时法律应当给家族企业的产权保护、继承制度变革、两权分离与控制、融资法律环境的营造方面以制度支撑。江苏省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陈爱蓓研究员则认为，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法人财产制基础上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是经过市场检验的可行的经营管理方式，也是应付未来突然危机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用制度来管理企业，而不是以个人的力量来经营企业，向现代化企业制度靠拢是一种必然趋势。 浙江家族企业眼前三条路 千万别选那第三条！
来源：都市快报 发布日期：2005-12-15
中新浙江网12月15日电 与其不羁的言谈一样，此次参加2005人才战略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国浙江)论坛的丁学良接受采访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从开始到结束，近一小时内，他不停地从宾馆房间狭长过道的一边走到另一边。讲到妙处，更是手舞足蹈。
由于他要赶飞机，我们不得不结束这场意犹未尽的专访。这位出生于安徽宣城农村、痴迷红酒的经济学家，最喜欢用的一个词是hungry(饥饿)：“明白吗，如果不好好读书，我就要挨饿”。看得出来，对于自己研究的领域，这位怪才持续地保持着饥饿的态度！
这次专访中，他对“浙江的家族企业要想打造类似国外的百年家族企业品牌，还有多长的路要走？”也做了独到的回答——
家族企业最大的困境就是如何从第一代传承到下一代。这是因为一个企业家的成功，是有其历史机遇、个人素质等诸多不可复制因素在内的。不过这个问题，在华人社会中已有许多国家和地区为浙江做出了榜样。
据我了解，第一代企业主一般会有三种安排：
最典型的是为了提高接班人的素质，他会把孩子送出去读书，接受比较系统的工商管理课程。一般来说，接受过正统工商管理教育后，至少会有比较规范的经营管理企业的方式，不至于太胡来；他们不一定能把企业做得更好，但规范的操作会让他们起码能够维护企业的正常运行。因此，送接班人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保险。
第二条路则属于有远见的创业者所走的路，当他发现自己的继承者的素质不足以接替自己，企业很可能会垮在他手上的时候，他很早就做出了安排，这种安排就是替接班人打造一个经营团队，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个团队中往往有一批是跟创业者一起打天下的人，他们熟悉公司的运行方式，足以保证创业者在交班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企业能顺着既定的道路平稳发展。
不过对于传统的中国父母来说，要走这一条路还是需要魄力的。
第三条路则是最笨的方式，就是不管接班人是否具备接班素质，父母无条件让其继承所有权和经营权。我观察过很多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往往就完蛋了。
通常前两条路都是正确的。浙江是国内民营企业做得最好的省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浙江省的民营企业如何走好这一步，具有标本意义。
丁学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1980年被美国评为健在的、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十大知识分子之首)的关门弟子，享有“社会学界的杨小凯”之美誉。在环太平洋诸国家和地区从事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先后工作于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近期因推出“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言论，引起强烈关注。(作者：金立鹏) 小的不敢接手 “接班”问题让浙商们迫在眉睫
来源：杭州日报 发布日期：2006-03-14
中新浙江网3月14日电 老的急于“传位”小的不敢“接手”
子承父业，历来是浙江民企财富继承的首选。但近日却传出消息：浙江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有不少老板的子女竟不乐意接班！
果真如此？曾开设民企“少帅班”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副院长王陆庄介绍，从“少帅班”情况来看，2004年毕业的学生中仅一人已开始在其父亲的企业中扛起重担，其余学生中尚未听说有正式接班的，而在读学生中，也无人表示一毕业就将接手父辈的大业…… “少帅”接班缺乏自信
这名毕业不久的“少帅”，在进入父亲的房产集团后，先从行政助理、总经理秘书等“虚职”做起，去年开始独立担任营销副总。前不久，他着手开发公司在黄山及温州的项目，拿不定主意时，除了有父亲从旁点拨外，还时不时联系母校，与商学院教授一起探讨：这些房产项目的营销战略究竟该撒大网还是精耕细作？
多数“少帅”对接班表现出信心不足。譬如厉臣良，其父亲从事服装贸易，他从六七岁开始就跟着父亲辗转苏浙一带，但至今尚未独立谈过一桩生意。厉臣良对马上接班有点不自信，他计划毕业后先到其他服装企业泡几年，多学点门道。
望而却步的还有周友学。他的家族企业从爷爷辈做弹棉花的机器开始，到周友学已是第三代。这几年，周友学明显感觉到父亲的着急劲。“每次打电话回去，老爸都不跟我聊家常，光聊企业的事，征求我意见的次数明显增多了。”采纳儿子建议，父亲在企业中引进“五S”标准化管理系统，而企业的员工激励机制、岗位职责、工作说明书等，也是由儿子起草。即便如此，周友学仍不敢贸然接手，准备再赴欧洲充电几年。他匡算了一下，等到自己能独当一面还需十多年，那时父亲差不多60岁了。
专家分析认为，浙江民营大企业已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有实力为子女的顺利接手创造好条件。因而，浙江很多大企业都顺利完成了交接。但对于中等企业而言，这些拥有几百万元资产的企业仍处于创业阶段，对子女吸引力也较小，因此接班人的问题尤为突出。 传位第二代心情迫切
王陆庄副院长介绍，目前，浙江大企业的新老交替基本完成，如宁波方太集团的茅理翔，宣称“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如今，由方太第二代掌权已进入第九年，茅理翔则较为轻松，到处讲学。相比而言，中小民企的接班问题确实有点棘手，而且，近40万的中小企业才是浙江民营经济真正的主力军。
据介绍，在三种情况下，浙江民企第一代会表现出对传位的迫切性：第一，第一代年纪较大，频频喊累；第二，企业正值扩张，摊子铺得较大，急需最信得过的帮手；第三，企业正值“风雨飘摇”之时，所谓上阵父子兵，只有父子携手共渡难关。不过，王陆庄认为，以上三种情况只是催化剂，“子承父业是迟早的事，如果不把事业传给子女，第一代就会认为，这辈子是白干了。”
浙大城市学院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主任邬家瑛认为，在现阶段，暂时不应批判家族制企业。“少数尝试过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企业发现，职业经理人掌权后，不是夺走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圈钱走人。所以，只有家族制企业才不会像有些职业经理人那样不考虑长远，而将企业资源一下子用光。”
第一代创业精神不能丢
愿意立即接班的“少帅”为何极少？与“少帅”们座谈时发现，不少学生十分眼红已接班的那一人，因为他家拥有几亿元家产，经得起摔打，但在浙江，资产几百万元的民企占了多数，若第二代仓促上阵，多扛不住决策失误的折腾。
因此，“少帅”屠鸣钻的父母谨慎地选择了小打小闹，只丢给儿子几万元。而今，大二的屠鸣钻在学校附近开了家饭店。他说：“父母除了给钱，其他选场地、聘厨师等一切事情都是我自己搞定的。”开业90多天，生意还不错。至于小钱是不是学到了大本事，屠鸣钻则表示心里没底。
中小民企第二代的客观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他们的主观因素如何呢？周友学的想法就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舅舅已经开始转行，做相对轻松的‘星巴克’生意，但我父亲居然还坚守在又辛苦、利润又薄的制造业。”小周承认，与老一辈们相比，他们这一代似乎不愿意像长辈那样沉住气，从生产缝纫机、皮鞋开始慢慢积累财富。
对此，“少帅班”的老师们也表示出一些担忧。最近对“少帅”们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与父辈想比，“少帅”的学习能力、自信心、成就感上升显著，但持续性、主动性、合作性则明显不足。有学生特别感慨地说：“父亲创业之初能每天只睡四个小时，面对一台机器，他能蹲在那里连续四五个小时，站起来眼冒金星。即使现在也不敢松懈，为的就是能让儿子接班时有个更好的发展平台，这些都令我们汗颜。”
有关专家认为，新生代普遍渴望走捷径，希望凭借头脑在知识经济时代使财富飙升，但是老一辈坚韧不拔的精神却不能丢弃。唯有既传承又创新，才能造就百年企业，这是浙江中小民企接班时不得不面临的门槛，也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作者：李晔) 更在乎慈善榜 浙江企业家代表委员热议"富豪榜"
http://www.zjsr.com 2006年03月15日 浙商网
《福布斯》2006年度全球富豪榜新鲜出炉，中国内地8人跻身其中，引发众人关注和羡慕。
企业壮大、资产增值，是诸多实业家的期望。然而，在企业家较多的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记者却出乎意料地听到了别样的声音：“我不在乎富豪榜，而更在乎慈善榜。”
有所贡献，才能有所代表
美国《福布斯》杂志10日公布了2006年全球亿万富翁排行榜，上榜人数793人，平均资产33亿美元。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共有30人上榜，内地上榜人数由去年的2人上升到8人，其中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与鹏润董事局主席黄光裕以17亿美元净资产并列排行榜第451名，黄光裕更是以4.5亿美元的增幅拔得中国内地财富增长速度最快的头筹。
中国富豪数量和财富的迅速增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引发了部分身为企业家的代表委员的热议。在感叹和鼓舞的同时，许多企业家表示，虽然希望中国企业家能够更多更快更早地登上世界富豪阶梯，但更希望有更多中国企业家能够登上慈善榜。
“创造财富是一种责任，使用财富也是一种责任。”曾连续三度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代表说：“我不在乎富豪榜，但想进入慈善榜和纳税榜。”
在浙江省，与南存辉一起成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有14位，而在298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更达到200位。在十届全国政协2280名委员中，也至少有65名是民营企业家。
“有所贡献，才能有所代表。”浙江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代表说，作为人大代表，我们首先要自问的不是自己的财富增长了多少，而是我们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做什么？
民企不履责问题不容忽视
“照章纳税，回报社会，是一个企业在搞好自身经营同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11日，南存辉代表领衔的议案《强化社会责任促进和谐发展》上，签写了包括多位民营企业在内的代表的名字。
“无论是构建和谐社会也好，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调整社会当中的利益关系。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企业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和谐。而要促进和谐发展，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非常必要，非常迫切。”
议案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等。企业社会责任最基本的是企业的法律责任，包括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不违背商业道德。在高层次上，是企业对社区、环境保护、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和捐助。
一项调查表明，我国的民营企业中有44%的业主参与了“光彩事业”，参与方式最多的是“捐款”和参加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规模越大的企业参与“光彩事业”的比例越高，亿元级的企业参与率为82%，千万元级的为76%、百万元级的是64%。
但目前民营企业中不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仍不容忽视，其主要表现如下：
劳动合同问题。南存辉代表说，我国目前中小型非公有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还不到20%，而且很多合同的内容不规范，各地普遍存在合同条款有不平等内容的现象。
生产安全、职业健康问题。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林中代表说，一些民营企业对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很不重视，火灾、爆炸、肢体外伤等事故比较严重。尤其是采矿业、建筑业等生产领域，伤亡事故频频发生。
工时和加班问题。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代表称，各地普遍存在超时劳动问题，一些雇主在超时劳动中只发计件工资，不发加班费，使工人所得少于法定最低工资。
社会保障问题。杭州华东医药集团公司董事长李邦良代表说，以养老保险为例，多数企业参保人员停留在企业管理人员、股东等层面上，一线的职工参保很少。而对职工实行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企业更少。
杭州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夏士林代表说，妇女儿童权益问题也面临挑战。一些企业，只要妇女一旦怀孕，就让其被迫离开。民营企业非法使用童工的问题仍时有发生。
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代表说，拖欠工资问题在民营企业中也常有存在。她说，少数企业往往以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为参考来确定职工的劳动报酬，尽量压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勇于承担做有责任的企业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应该关注弱势群体。”南存辉代表说，他所领导的正泰集团每年拿出资金，赞助读不起大学的贫困学生，总计用于慈善事业的款项目前已超过1亿元。2005年，南存辉以一年6800万元的捐赠位列民企慈善榜榜首。
“企业是社会的一份子，永远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而单独生存发展。”宗庆后代表说，“一家真正成功的企业，不应该只有埋头搞事业，也应该心忧社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到目前为止，“娃哈哈”投入在公益事业上的开支已累计达到两亿元。
然而，仍有很多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有误区。楼忠福代表批评说，有些人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办社会”；而有的则是本本主义，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国际劳工标准》、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和《SA8000认证》，或将其等同于企业捐赠或其他公益事业。他认为，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影响了民营企业家回报社会的积极性。
此外，民营企业也面临社会认识的“误区”：一些人认为民营企业的钱都“来路不正”，赚了钱一般会做善事来“赎罪”；更多的人认为民营企业都富得流油，钱用不完，这让民营企业难以招架。“如果企业做了好事都不能理所当然地获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正效应，那么他们在尽企业社会责任中自然有所顾虑了。”宗庆后代表说，“当然，利益的驱动和监管的落后也是企业社会责任落实不利的两大诱因。”
要促进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必须从引导企业正确认识社会责任入手，建立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同时，要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三方机制。“企业只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点，并适当地回馈社会，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支持。而这些支持，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南存辉代表在议案中写到。 亿万富翁雇凶杀害亿万富翁
2006年03月16日03:33 深圳商报
亿万富翁雇凶杀害亿万富翁
一个死于非命，一个亡命天涯；此案昨在包头市开庭审理
【据新华社包头3月15日电】（记者汤计白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亿万富翁林平为了独吞卖煤矿的财富，雇佣多名杀手，于2005年4月29日将另一名亿万富翁周锦新用刀砍死。2006年3月15日，赵伟锋等7名涉案人员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包头市检察机关提起诉讼。
据了解，2003年初，包头市金基伟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锦新通过关系拿到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的一块面积12平方公里、探明储量1.2亿吨的煤田。被害人周锦新找到了有“上层关系”的香港籍温州人林平（已潜逃国外），由周锦新出资委托林平办理采矿权证。林平以中税华通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取得了采矿许可证后，期间正赶上神华集团开始收购内蒙古乌海地区的煤炭资源，周锦新等人的棋盘井煤田也被列入收购范畴。按该煤田已探明的1.2亿吨储量，只要卖掉煤田开采手续，即可得到近3亿元现金。
检察机关指控，林平与被害人周锦新在煤矿的产权及转卖问题上产生了纠纷，林平认为周锦新破坏自己的生意，便在2004年授意其司机赵伟锋找人“教训”周锦新，赵伟锋将林平的意思告诉其朋友刘小兵。刘小兵于2004年底至2005年初找到湖南同乡曾昭明，要求帮忙“教训”周锦新。刘小兵让曾昭明将随其来包头打工的同乡饶海军、刘云国、张光远、金保杰（在逃）及吉林人丛森组织起来，从2005年3月开始跟踪周锦新。2005年4月29日晚上9时45分，曾昭明和丛森跟踪周锦新到包头市某酒吧，趁周锦新在酒吧门口打电话之机，在曾昭明上前确认是周锦新的情况下，饶海军冲上前去用菜刀猛砍周锦新的左腿，周锦新欲倒地时，刘云国、张光远、金保杰冲上去用菜刀在周锦新背部、腰部猛砍数刀后逃离现场。周锦新因大出血而死亡。
受害人周锦新的妻子以原告的身份出席了当天庭审，并向法庭提起了100万元的民事赔偿和连带赔偿责任。在法庭庭审中，7名犯罪嫌疑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翻供，特别是凶杀案件的主要策划人赵伟锋，在庭审中百般抵赖逃避罪责。但是，有一条犯罪主线始终清晰地呈现法庭：即林平出资10.8万元雇佣杀手，资金分3次通过赵伟锋流入刘小兵手中，刘小兵又把凶资分发给了曾昭明等杀手；砍杀周锦新的目的是为了争夺煤矿财富。经过一天的审理，法庭宣布择日宣判。
作者:记者汤计白冰
【转帖】八婺大地之商——我们共同扛起婺商这面大旗（1）
金华扛起婺商大旗来源：金华新闻网 发布日期：2006-02-20
不管你是在国内办厂，还是在国外经商，只要你根植八婺大地，就不能够忘记
大家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婺商。
不管你已是腰缠万贯，还是在商海当中初出茅庐，只要你身在八婺大地，就让
我们记住一个共同的名字———婺商。
(一)
婺商，就是八婺大地之商。现在，我们扛起婺商这面大旗，并不是炒作，而是
有着太多的理由。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活。金华古属越国地，
秦以乌伤县入会稽郡。自三国吴宝鼎元年(公元266年)置郡名东阳。南朝陈天嘉三
年(公元562年)改东阳郡为金华郡。至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我们生活的地方
有了婺州之名。至明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金华府辖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
康、武义、浦江、汤溪8县，从此“八婺”之称开始出现，我们生活的地方也被称
为“八婺大地”，一直延续至今。在八婺大地生活的每个人，都会留存着八婺传统
文化的因子。
据考古发现，我市的工商业历史源远流长。自春秋时期开始，这块土地上就已
经出现了市场的雏形———市井。唐、宋时期陶瓷、丝织、印刷、棉纺、造纸、五
金各业发达，至明、清发展成为多种手工业工场，永康、东阳、义乌一带从艺务工
者甚多，素有“百工之乡”美称。唐代境内商业兴起，明正德年间有主要集市40多
处，清末发展到百余处。清末、民初尤以兰溪为盛，故有“小小金华府，大大兰溪
县”的说法。借助兰江出钱塘的水运优势，兰溪一度成为八婺的商贸中心。在那里
，八婺大地的经商能手汇集，许多商人成为享誉一时的巨贾名商。他们给我们留下
了一笔弥足珍贵的工商业文化财富。他们吃苦耐劳，笃守诚信，在风云变幻的境遇
当中百折不挠，自强不息……
可惜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辉煌的历史被人淡忘了。为此，我们广泛
采访收集，积累了大量资料，披沙拣金，借助《金华日报》这一强势媒体，开辟“
辉煌婺商”专栏，倡导重新扛起婺商这面大旗。
(二)
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当代婺商各显风流，演绎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到2005年，我市的GDP已突破千亿大关，人均
GDP也达到了3000美元。这些成绩是值得当代婺商自豪的。八婺大地发展到这个时
期，已接近经济学家所说的现代化社会，也进入了一个经济大融合时期。事实证明
，在八婺大地已形成了金兰、金义、义东浦、永武优势互补的四大产业带及一大批
块状经济和小企业集群，在间距不到30公里的地方，形成了极具活力的浙中城市群
。这种地域和产业格局的交叉融合，尤其需要当代婺商团结一致，奋勇向前。
我们的理由还基于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
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平台，但国内和国际之间的商贸竞争、企业之间的技术
竞争也更趋激烈。据浙江省经贸委最新统计，我省已成为反倾销、技术壁垒、贸易
保护等国际贸易争端的重点对象。2005年，贸易技术壁垒已给我省47%以上的企业
造成25.5亿美元经济损失，估计也给我市造成接近1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义乌的纺
织服装，永康的五金产品，磐安、武义的农产品，浦江的自行车，磐安的艺术布业
等，都遇到了国外的技术壁垒。在国内企业当中，同行业之间相互压价等恶性竞争
时有发生。与国内其他优势地区相比，我市大部分企业发展速度还不够快甚至在原
地踏步。在最近公布的一份浙江百富排行榜当中，我市的企业少得可怜，仅占4%，
而且其中三家企业总部已迁至杭州、上海等地。
目前，八婺大地已拥有四五万家企业，但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还不到总数的3%。
如果单靠一家家小企业的力量，怎么能与国内外的同行大腕相抗衡，怎么能参与更
大规模、更高层次的经济竞争？现实告诉我们，单打独斗已成为过去，时代需要我
们抱团出击！2005年发生在永康的沃尔玛大订单流失事件，就再次显露了在国际经
济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之下永康企业单打独斗的弊端。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星月集
团总裁胡济荣曾慷慨陈词：本地企业之间相互倾轧、打打杀杀何时才能了？
(三)
我市经济为什么没有做到足够大？根本原因就在于与温商、宁商相比，当代婺
商还缺乏凝聚力，还缺乏一种具有更大视野的经济眼光。这种凝聚力缺乏症，这种
容易满足的“盆地意识”，不但有着现实生活的基础，可能还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原
因。我们必须承认，当代婺商大多来自民间，他们虽然不缺乏“草根经济”自强不
息的闪光点，但大多继承了独走江湖的“行商”衣钵，存在着遗传基因上的先天不
足。
时代需要我们抛弃“行商”衣钵，在现代经济格局下加以整合，形成真正的规
模优势和技术优势。我们应该看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仅仅依靠当地一些
企业抱团出击是不够的。我们面临一个信息互通的时代，信息不互通就要落后，落
后就要挨打和被时代抛弃。据不完全统计，八婺大地在国内其他地区经商创业的有
20多万人，在海外经商创业的预计有上万人，加上在八婺大地创业的婺商，我们已
拥有上百万当代婺商，并且已创出了不凡的业绩，尤其在义乌、永康、东阳等地表
现更为突出。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信息资源场。但从地域来说，各县市如将信息
资源分割，会是一种浪费，只有八婺大地的所有婺商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团结起
来，才能更好地利用瞬息万变的信息资源，在与国内外同行的竞争之中立于不败之
地！
扛起婺商这面大旗，这并不是我们心血来潮而喊出的一句口号。从今年节后上
班开始，记者就马不停蹄着手这方面的采访工作，采访地点遍及八婺各地。我们也
咨询了不少区域经济、方志等方面的专家。他们一致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向外界举
起婺商这面大旗，确实很有必要！
接下去，我们将陆续推出“辉煌婺商”系列报道和开展有关活动，让在各地奋
斗的当代婺商都能找到“家”的感觉，让当代婺商在艰难的拼搏过程中更加具有底
气和自信，创造更大的辉煌。(作者：蒋中意) 追根溯源话婺商
2006年02月25日 10:09:56 金华新闻网 本报记者 蒋中意
古代婺商的崛起，可以说发端于唐、宋。至明万历年间，八婺大地的工商业已形成相当规模，交易兴旺。旧时的婺商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主要是依靠三个机缘：历史的机缘、地理的机缘和文化的机缘。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和经商理财的成功经验。
兰溪成了金华最大商埠
金华古代的工商业大抵起源于农副产品加工、手工业和陶瓷、纺织、造纸、印刷等传统产业。比如起于汉兴于唐的婺州窑瓷器在全国就享有盛名，产品通过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港口运销世界各地。唐大中年间（公元847至859年），程姓铁匠父子三人创制出“永康刨刀”，至今仍被奉为刨刀祖师。婺州丝织业比较发达。据《宋商业史》记载，当时婺州产婺罗、清水罗、细花罗、婺纱、红边贡罗、东阳花罗一类丝绸产品，享有盛名。《唐六典》记载：“杭、婺、衢、越等州产上细黄白状纸。清时，婺州造纸作坊日趋发达，上细黄白状纸已是进贡名纸。南宋时，婺州已采用雕版印刷术，尤以婺州城内双桂堂的雕版印刷最为著名，现存《梅花喜神谱》就是南宋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双桂堂刻印的。
据志书记载，从宋代开始，八婺大地的农村已形成一定规模的集市。至明万历年间，这些乡村集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估计已拥有近百个。乡村集市的出现，推动了商品批发中心的形成，这是历史赋予兰溪的一个机缘。从唐、宋开始到明、清和民国时期，水路在八婺商人开拓市场当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兰溪有“六水之腰”（“六水”指衢江、婺江、兰江、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七省通衢”（“七省”指江西、福建、江苏、安徽、湖南、广东和江西）之称，自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82岁的方念裕是在兰溪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末代徽商。在他写的《义乌人群与兰溪旧日经济繁荣之关系考》里，开篇就提到“旧时兰溪得水域之优势，为金、衢两江汇合之冲，踞杭、严（即严州，今为建德一带）之上首，职衢、婺之门钥，扼富春（江）之咽喉，由苏州内河经沪、杭可达兰溪，由兰江上溯新安江则沟通皖南各地。金华港接东阳、义乌、永康、武义（包括旧时的宣平县）；衢州港横贯龙游、常山、开化；松阳港通云和、丽水、温州以及福建浦城，江西玉山、上饶、广丰、河口、景德镇，以上各港均在兰溪江水纵横之内”。
1776年，一个叫亚当·斯密的英国经济学家曾对世界各地市场发展的状况作出一个判断：由于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更为便利，因此水上交通便利的地区更能扩大市场的范围，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然首先发生在这些地区。
八婺大地因拥有兰江、衢江、婺江、义乌江、永康江、东阳江和武义江这些纵横交错的水路而迅速发展起来。据历史记载，鼎盛时期在兰江上扬帆而过的有数千艘客货两用的船只，白天黑夜沿江“帆樯林立，码头人声鼎沸”（见民国十九年《浙江省航政概要》），船夫号子、脚夫号子此起彼伏。兰溪因此成为南来北往各色货物的集散地。至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这些商人在兰溪开辟了95个行业、1739家行店，有独资经营的也有合资经营的。至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兰溪有批发商375户，资本额达到1151398元银元，营业额估计超千万元银元。
与兰溪商业繁华景象相辅相成的是，八婺大地的农村集市十分兴旺，而且就建立在水边，可以说“有水就有市”。明万历二十四年编纂的《义乌县志》当中列有16个集市，其中大部分建在水路的边上。在明朝以前佛堂还没有集市，原因就在于明朝之前的义乌江不经过佛堂。到清朝以后，义乌江改道经过佛堂，佛堂逐渐成为比义乌县城还兴旺的义乌商品集散中心，有“小兰溪”之称。
兰溪与八婺大地其他各县的商业关系，表现出一种相互依存的特点。从明代开始，考虑到兰溪的商业地位，朝廷专门在兰溪设立了“谷水驿”和“兰溪递运所”。每年，金华府支出的水夫、马夫及修造船只的银两为4753两6钱5分，其中支给兰溪的为2852两1钱9分，约占总支出额的60%。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国民政府铁道部调查，兰溪商业年交易额为1289万元银元，金华为437万元，义乌为78万元。根据方念裕等人回忆，兰溪当时市场上的商品价格是八婺大地的方向标。金华等其他地方的店面都会在发票上注明“本行价格，照兰发兑”等字样。
婺商受徽商影响很大
兰溪的繁荣可以说是由整个婺商群体创造的。据志书记载，在兰溪的婺商包括义乌商人、永康商人、兰溪商人和东阳商人等，同时还包括祖籍在宁波、绍兴、江西、福建和徽州等地的商人。在这些商人当中，人数最多的要数义乌商人，而资产最雄厚、影响最大的则数来自徽州的商人。
据《兰溪徽商人文志》记载，在北宋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徽州商人最早到兰溪经营的是花爆业。至明万历三年，由于八婺大地乡村集市迅速发展，到兰溪经商的徽州商人日渐增多，并向金华和其他各县扩展。在八婺大地的一些重要商业埠头比如金华、佛堂、永康、武义等地，都留下了他们创业的足迹。
离开徽州到八婺大地经商的许多人都知道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诗：“闻说金华渡，东连五百滩。他年一携手，摇桨入新安。”“新安”即西晋时对徽州的称呼。这首诗说明金华离徽州不但地理距离很近，而且商贸和人员往来也十分频繁。由于在新安江上来往的徽州商人增多，从明朝开始，朝廷为了保护徽州商人的安全，还专门设立了武装巡逻船。
徽州商人在兰溪先后创办的行业有花爆、估衣、茶漆、南北货、茶食糕点、山货、地货、蜜枣加工、典当、钱庄、绸布、卷烟、酱园等32个行业。在清末民初，以户数计算徽州商人占兰溪商人总数的33.33%，而以资金计算则占兰溪商户总资本的80%以上。
至今流传在兰溪、义乌一带的“金丝琥珀蜜枣”，就是由徽州商人推向全国市场的。据志书记载，清宣统年间，徽州商人、“元泰”茶漆号店主吴竹三回到老家徽州歙县探亲。看到村里人正在制作“金丝琥珀蜜枣”，他马上想到兰溪乡间的大青枣，决定将“金丝琥珀蜜枣”加工工艺带到兰溪。当年，他在家乡聘请了制枣师傅及工人来到兰溪，在兰溪县城开办了蜜枣加工厂。在销售时，他还不忘将此枣叫做“新安金丝琥珀蜜枣”。鼎盛时期，兰溪金丝琥珀蜜枣的生产厂家就达10多家，产品远销沪、杭、穗、京、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在香港京果杂货同业公会交易市场，兰溪“金丝琥珀蜜枣”还被列为挂牌上市的名优土特产之一。
徽州商人对八婺大地的贡献还包括文化方面。清乾隆中叶，徽州商人把徽戏班带入兰溪。经过许多年演变，徽戏成为婺剧的主要组成部分，还给婺剧带来了200多个大小剧目。
徽州商人在经商当中规矩很严、笃守诚信，这从送孩子当学徒的故事中就可见一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在徽州一带，历来流行经商的传统，孩子长到十三四岁就会被大人送到外面当学徒。不过为了避嫌，徽州商人之间立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自己的孩子不能在自己的店里当学徒。
在店里，徽州商人还设有“看货先生”（相当于现在的“分管业务副总经理”），专门负责产品进出。据徽商后代、曾任兰溪市委副书记的洪家骏回忆，他当时所在的布店就有“看布先生”。店里每次从兰溪后陆一带收购了土布以后，“看布先生”就要到货房内验看布的成色，将布分成“天”、“地”、“玄”、“黄”四个等级，从不马虎，从不作假。就这样，徽商逐渐在同行当中树立了威信。
婺商当中人才辈出
徽州商人这种经商之道，也影响着在兰溪经商的八婺大地其他商人。与徽州商人相比，义乌人最早到兰溪时并不是经商，而是从下层苦力干起。据末代徽商方念裕等人考证，义乌人到兰溪最早的行当是撑乌篷船（又称“义乌船”）、当脚夫和火头（厨师）等。
清人窦镇在他的《兰溪竹枝词》当中写道：“义乌老少尽堪怜，个个撑篙齐用肩。百货往来须纳税，巡丁高喝还停船。”可见当时的义乌人就在兰江上以撑船为业。另外，在义乌民间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妈不要帮我愁，我长大了到兰溪当火头”。据说，给徽州商人做厨师十有八九是义乌人，这主要是义乌人吃苦耐劳，给徽州商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这些义乌人在与各路商人的频繁接触当中，在逐渐积累资本的同时，也学会了经商之道。到清末民初，当火头的义乌人开始经营菜馆饭店。据调查资料显示，上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兰溪城区较大的饭店菜馆就有万春仁、冯恒顺、冯广顺、陈人和等18家，其中90%左右为义乌人所开。此后，义乌人还先后发展了为航运业做配套的牵索和麻袋、糖坊、炒货、箱包等25个行业。
与徽州商人一样，义乌商人也以诚信团结为宗旨。他们在兰溪建立了“互助互济”的同乡会和会馆，出现了杨镜华、丁承贤、冯光登、丁光银等一代巨贾名商。
丁光银从小爱好读书，年少时随撑乌篷船的父母来到兰溪。到了25岁，丁光银的生活依然拮据，“衣衫褴褛，粮无隔宿”。因无钱治病，他的父亲在乌篷船上去世，留下母子相依为命。丁光银接替父亲在兰江上撑乌篷船。由于他头脑灵活，给商人们运货时会替对方考虑，善于与厘卡（旧中国的征税机构）周旋，深得火腿行商人蔡源发等的赏识，举荐他为“驾长”，乌篷船的生意渐有起色。一些货主信得过丁光银，由他运货往往不随货同行。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的一天，严州的一位周姓粮商找丁光银托运200担白米。周姓粮商说，这些米是运往临浦（今萧山辖区）的，他三天后到那里取货。但是货运到临浦后，丁光银迟迟不见周姓粮商出现。于是他把载着大米的货船停在临浦埠头，在半年当中一直打听周姓粮商的消息。因船难以卸货，不能接货返航，丁光银的生活难以为继……他的诚信之举一时传为佳话。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后丁光银成为一代巨贾，在兰溪、香港开了火腿行，还在上海从事房地产业。
近代兰溪药商很活跃。据兰溪药商后代回忆，民国之前，除了张如泰、三益堂、鲍太和等少数行号以外，当地市场基本上被兰溪药商所左右，最著名的要数诸葛父子。清咸丰年间，诸葛堂斋跟随着岳父王老将，往来于广东贩卖药材图利。后来，他在兰溪城内水门上首开设了“天一堂”药店。他的儿子诸葛泰颇有儒商风格，注重人才培养。在兰溪西部办起了“宗高小学”后，他又支持当时举步维艰的兰溪县中医专门学校，自任校长，并重金聘请上海名医张山雷担任教务主任。到日军侵华兰溪城陷落学校停办时为止，已毕业12届学生，共计550多人。
当时永康商人、东阳商人在兰溪主要以铁业、洋铁业为主，也建立了自己的同乡会和会馆，出现了名震一时的大商人，比如陈子清、周新泰等人。清朝宣统年间，陈子清的父亲陈应道从永康老家一个叫前垄的地方出发，在兰溪开办了“陈隆顺铁店”，以零售为主。后来，陈子清在当地商校毕业后子承父业。但他没有走父亲的老路，而是将铁器店改造成批发店，从而带动了兰溪、永康等地铁器业的发展。在抗日战争前后，陈子清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看到一些紧缺物资在八婺大地十分走俏，就抽出一部分资金，做起了德国颜料和英国煤油的代理生意。解放初期，他把1000桶煤油捐赠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成为“爱国商人”。
在八婺商人共同努力之下，兰溪一度成为浙江商贸中心。清嘉庆年间，看罢重修的《兰溪县志》，金华知府严茶挥笔写道：“兰溪为浙东要会之区，甲于婺郡。”此后，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到兰溪考察后，也发出了“兰溪亦浙江大市场”的感慨。
不过，自从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杭州至江山铁路、金武永丽公路开通后，内外货物改道分流，金华的经济枢纽地位日益显现，逐渐超过兰溪，成为浙中经济中心。一些在兰溪经商的婺商纷纷把资本投向金华，建立了分店和独立的批发店。民国二十五年，金华与兰溪的商店数量已经持平，各为2000多家。民国二十六年后，上海、宁波、广州、汉口和杭州等地沦陷，浙江省政府及一些工商企业迁往金华等地，金华更加热闹，货物远销云南、贵州、四川等地，一度成为浙东南繁华的都市。
清朝时期，在金华开办的店行有估衣店、典当行、钱庄、火腿店和布店等30多个，仅仅布的月销量就达10万匹。在布行当中，最著名的要数祝裕隆布店。其老板祝丹山穷苦出身，因不甘忍受非人生活，只身从外地逃到兰溪谋生。在积累了一定资本后，他在金华设立了祝裕隆布店，首次建立了店主所有权与职业经理经营权分离的制度。据专家考证，这要比西方实行职业经理负责制提早了100多年时间。
祝丹山全权委托徽州商人打理店面，立下两条店规：一是祝氏店主除了年终由各房推举代表（董事）来店里议事、听取经理的经营情况报告、决定经理去留以外，平时一切经营权、人事任用权、奖罚权均由经理行使，店主一概不加干涉；二是祝氏店主亲属一律不得在店内任职，包括在店里当学徒或一般员工。住在城区的祝氏家族成员，不得在店里赊欠银两和货物或拿店中东西，住在乡下的祝氏家族成员有事来城里，只允许在店里住一宿食两餐，不得多作滞留。
祝裕隆在金华创业200年，传至七代，还在兰溪城里和游埠开了分店，附设染房，并在上海、宁波两地设立座庄，专事采购，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惯常说法。到鼎盛时期，祝裕隆资本超过百万银两，从业人员160多人，年销数十万匹布。
婺商的资本运作
旧时的婺商，资本来源多种多样，大致分为以下几种。一、共同资本，合伙经营。这是一种类似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在旧时婺商当中较为普遍，大致分成四个阶段：一家合资、同宗合资、同乡异姓合资和非同乡之间的合资。二、委托资本。由资本所有者授予资本给商人经营。这种现象在旧时婺商当中也较为普遍，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整个商店的业务和人事等。除了前面提到的祝裕隆之外，还有郑三阳布店、章恒升酱园等。从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开始，义乌商人陈孝三首次出现在职业经理人的岗位上，打破了完全由安徽商人充当职业经理人的格局。三、劳动资本。比如义乌人就往往是从底层干起，等到积累了一定劳动资本后才一步步走向经商之路。另外，还有同乡会和亲戚资助的援助资本等。
而且，旧时婺商的经营能够做到审时度势、灵活多变。民国初期，一些工厂为了打开销路，规定进货者可以先提货，到月底结付货款。许多婺商利用这种进货特点，以微利经营争取快销，同时采取“批发起点低、批发利润低”的办法来扩大销量。
旧时婺商与婺商之间、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还出现了“以票兑币”、“赊销经营”的方法。
在兰溪的商人们，除了与外埠的商人存在资金往来以外，在本埠商人之间也有资金往来。由于彼此认识，一个店行开具的票可以到另一个不相同的店行兑换成钱币，木行的票可以到纸行的店里兑钱，而且从不赖账，也不会延期支付。这种“以票兑币”的方法基于彼此之间建立的诚信关系，给资金更大范围的运作奠定了基础，算得上是当代银行业的雏形。
“赊销经营”则是在徽州商人当中先做起来的，随后传给在八婺大地经商的其他商人。据说，赊销生意的对象主要为一村一乡或一镇一城当中的常年客户。对每个客户，均采用立户头、记账摺的方法。客户只要拿着账签，就可以到店里购买产品或提货，不需要当场支付货款。根据账签，店里的账房先生只要在客户所列的户头上记下日期、货物名称数量和价格等即可。到端午、中秋或年关，店家就会上门收账。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之下，这种方法可以稳定各自的客户，从而广开销路。这种方法也基于彼此之间建立的诚信关系。可以说，旧时婺商创下的成功经营经验，并不比当代婺商逊色。 天下婺商是一家 崛起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http://www.zjsr.com 2006年03月31日 浙商网
考察当代婺商的奋斗历史，我们会自豪地发现，他们已经描绘出一份令人赞叹的创业图谱：全市拥有9万多家大大小小的企业(不包括当代婺商在外建立的企业)、以义乌为核心遍布全球的小商品销售网络、在全省名列前茅的个体经济和个体工业从业者队伍、由他们创造出的上千亿元财富。如果我们用更细致的目光去考察，就可以发现，当代婺商的崛起同样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A.经济生活中合作无处不在
从改革开放以来，八婺大地上的制造商和批发商大致在同一个基点起步，并沿着两条相互依傍的轨道向前发展。但在1998年左右，全国各地的零售商开始绕过批发商，直接与制造商建立合作关系，制造商和批发商的关系开始若即若离。大多数制造商向其他产业延伸，并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建立了销售网络，而批发商则从卖本地货发展到卖全国货，由内贸发展到内外贸相结合。
在制造商内部，则可以分为产品(整机)制造商和配件制造商，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产品制造商能够带动几个甚至上百个配件制造商发展。
当代婺商之间的合作，催生了块状经济之间的合作。“五金之都”从永康起步，到目前为止已突破原有行政区划，在永康、武义、东阳、婺城、金东乃至兰溪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五金特色经济圈”。其中聚集了有色金属、滑板车、整车和汽车零配件、防盗门、电动工具等10多个特色行业和一个销售额名列前茅的五金市场———中国科技五金城。在永康、金华、武义之间，“汽摩配经济一体化走廊”已基本形成。以变速箱总成生产为例，每天来自永康古山一带铸造基地的变速箱机壳等配件就通过330国道，一批批运往金华的“东风”、“清华”和“汤齿”等厂家变速箱总成装配车间。随后，各厂家组装好的变速箱总成又被运往“北京福田”、“二汽东风”、“江淮跃进”等整车生产厂家和分散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零配件市场。据业内人士不完全统计，“汽摩配一体化经济走廊”几乎每月都向外输送出2万多台变速箱总成。而义乌则与周边地区互动，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小商品加工销售经济圈。永康的五金产品、浦江的水晶产品、磐安的圣诞礼品、兰溪的纺织产品等，在义乌市场里都能看到。义乌成了连接国内市场和境外市场的销售窗口和周边企业原材料的采集窗口，而周边形成的特色制造业，则成了它的制造业基地和坚固后盾。许多生产企业在义乌采购原材料，制造成产品，再通过义乌销往国内外。
与此同时，在义乌和金华(金东、婺城)之间，当代婺商已创造了一条“金义经济一体化走廊”。2003年3月，金华市委、市政府着手规划，分别在金东区傅村、孝顺两镇和婺城区汤溪、罗埠、洋埠三镇之间，建立了金三角经济开发区和金西经济开发区。
感受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好处最深的是已在那里创业的当代婺商。在金三角经济开发区，浙江华丰电动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辛永良说，2003年前，他的公司占地面积80亩。金三角经济开发区建立后，给他的公司进一步扩张带来了机遇，他不必像本地有些企业那样要到外地去寻找土地。到目前为止，他的公司占地面积已达130多亩，金三角经济开发区还给他准备了100多亩留用地。随着规模扩大，浙江华丰电动工具有限公司还带动了“华发”等数家配套厂家进驻金三角经济开发区，在那里形成了从原材料到产成品一条龙的电动工具产业链。
在金西经济开发区和金三角经济开发区当中，最多的是来自义乌或与义乌市场沾边的企业。在金三角经济开发区引进的303家企业当中，来自义乌的企业就有200家。随着在义乌创业的经销商和制造商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经销商开始转变为经销和制造兼顾的混合型当代婺商，而在义乌的制造商则朝着更高层次的产品领域进军。但这些经销商和制造商的第二次创业受到了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的制约，当代婺商的资本开始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外溢。金西经济开发区和金三角经济开发区正是抓住了义乌资本外溢的时机不断发展壮大。
位于义乌的浙江真爱毛纺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期中，已在义乌建立起自己的“毛纺王国”，同时也在金三角经济开发区建立了另一个“毛纺王国”。与义乌生产基地不同的是，在金三角经济开发区的真爱人造毛皮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人造毛皮、珊瑚绒等新一代产品。到目前为止，仅珊瑚绒就已拥有10多个品种。这些产品借助义乌市场全球销售网络销往世界各地。
在交通闭塞的永康市龙山镇上蒋村，陈兰花正和女儿一起用缝纫机缝制着一些圣诞用品。几分钱的加工费不算多，陈兰花和她的女儿可能还不知道，她们的劳动正牵动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内圣诞用品的销售神经。她们缝制的每一件圣诞用品，都通过义乌圣诞用品市场销往国内外。
据我市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围绕义乌市场，在磐安、兰溪、金东、婺城、武义、浦江、永康、东阳等县市，已形成一个庞大的来料加工业，年产值达数十亿元，加工业务包括串珠、发辫、服装、头饰、贺卡、玩具、腰带、毛线编织、挂件、蜡烛芯等。同时，还涌现出了上万名来料加工经纪人。
家住婺城区蒋堂镇的郑根银就是一个颇为成功的来料加工经纪人。1997年，他从朋友手中拿回一些手链零配件，第一次知道了来料加工是怎么回事。此后，在当地有关部门帮助下，郑根银与义乌市场许多经营户建立起来料加工合作关系。他在自己的村庄和邻村拉起一支来料加工队伍，从业人员已达500多人，年加工产品款式100多种，年发放工资100多万元。在带动当地农民致富的同时，郑根银也实现了从农民向当代婺商的角色转变。
B.从“弱弱”合作走向“强强”合作
当代婺商之间的合作，就合作对象来看，既有“弱弱”合作、“强弱”合作，也有“强强”合作。而就经营业态来看，当代婺商之间的合作还可以分为基于市场交易的合作和基于产业链的合作两种形态。
义乌富美电器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丰富和武义冬冬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志超，当初就是依托义乌市场形成合作，逐渐发展起来的。最近，丁丰富正在浙江大学总裁研修班学习，心里却一直挂念着徐志超。
1993年，徐志超用跑供销挣来的两万元钱，在永康市西城街道西田畈村办起永康冬冬电器厂。当时，丁丰富已在中国小商品城经营两家电器批发店，销售全国各地200多家电器厂的产品。正是看中了丁丰富的营销网络，徐志超拎着三只电暖锅找到了丁丰富。
丁丰富销售的电器产品多数来自国有和集体企业。一谈到批发价格，丁丰富立即就被吸引住了：徐志超的电暖锅从外表和性能来看，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生产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价格却低20%左右。
两人一拍即合。过了两年，借助丁丰富的营销网络，徐志超的“冬冬”电器迅速挤占了国内原来被“大象企业”占领的部分市场份额。
1998年是国内家电市场的一个分水岭，全国许多地级以上城市已形成大大小小的家电市场，家电制造企业纷纷打出“决胜终端”的旗号，砍掉了一级代理商。一些二级代理商和零售商开始绕过丁丰富，直接到徐志超手中提货。看到全国家电市场的这种变化后，徐志超顺势而为，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自己的营销窗口。
徐志超说，从那时起，一批走南闯北的永康销售商就在全国各地站稳了脚根。除了港澳台以外，全国各省会城市都有专销永康产品的市场。“我只要找到永康人开办的市场，产品打开销路就不成问题”。到2003年，徐志超的资本开始外溢，在武义县桐琴镇买下1万平方米地皮，成立了武义冬冬电器有限公司，产品从一个发展到20多个。
国内营销网络日渐萎缩，让丁丰富看到了危机。依靠前期积累的300万元资金，丁丰富在义乌市江滨路买下一块地皮。楼房造好后，他首先在门口贴出“房屋出租，外商优先”的广告。约旦客商比拉乐原想在义乌市场进一批内衣裤。在交谈中，丁丰富对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些电器产品，您是否有兴趣看一看？”此话触动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外国客商。
乘飞机返回约旦后，他找了中东国家消费者喜欢的几个家电样品，请丁丰富找人批量生产。丁丰富找到徐志超，把徐志超的厂作为他的一个外贸生产基地，搞贴牌加工。就这样，丁丰富度过了危机，现已在义乌市场拥有五个商位，经营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种产品。他在国际商贸城针对外商的商位上，还特意给徐志超厂里的小家电产品设立了专柜。丁丰富说，他与徐志超的商海合作关系，就像鱼与水一样不可分离。
在基于产业链的合作方面，我们可以剖析一下“国字号”集团企业与零配件制造商之间的关系。如今，当代婺商已建立了10多家“国字号”集团企业。它们一边连接着国内外市场，一边连接着我市境内上万家配套厂家。2005年，我市上千亿元的产值当中至少有1/3是它们直接和间接创造的。
在永康市古山镇正崛起一个“星月王国”。中国星月集团有26家子公司，年产值15亿元。其中，16家子公司就位于古山镇，涉及防盗门、滑板车、柴油机、太阳能热水器、汽油机等10多个行业。为了共同的目标，“星月”和它的上千个配套厂家走到了一起。1994年前，国内汽缸头市场的中高端产品被日本企业垄断，而且价格居高不下。星月集团组织力量研制开发，以低于日本产品的价格打入市场，从而改变了国内汽缸头市场的格局。当年企业产值就由原来的100万元飙升到6000万元。
中国星月集团总裁秘书刘益辉总结说，年产值超过亿元后，星月集团与其他企业的关系，也走向了“强强”合作之路。如今，“星月”已与原中国鹰鹏集团总经理应明明合作，在金华设立了浙江星腾化工有限公司，并以参股方式在徐州建立了汽车整车制造基地。在“星月”的带动下，上千家配套厂家当中已出现10多个千万富翁。
C.当代婺商还要更广泛地合作
当代婺商的合作大多建立在互惠互利基础之上，主要体现为四种关系。
一、开放性的地缘关系。当代婺商之所以能够行走天下，就在于他们经过20多年努力，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建立起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营销网络。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我市至少有60%的产品是依靠这种地缘关系销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亲不亲家乡人。”地缘关系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它能够使婺商彼此产生信任感和认同感，这正是当代婺商群体成功创业的重要基础。
二、质量制约关系。经贸往来仅仅依靠信任感是不够的，在当代婺商之间现已形成以“质量保证金”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质量制约关系，它按一批产品销售额的10%至30%暂扣。一旦本地婺商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在外创业的婺商就要用暂扣的保证金来解决与零售商或消费者之间的质量纠纷。
三、集群发展关系。到目前为止，当代婺商主要生产低端产品，大多以物美价廉取胜。这一产品特色，必然要求其走集群经营之路，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聚集到一个地方，形成低成本经营的洼地，这样就能形成更大的辐射力，捕捉到更多商机。
四、和谐共生关系。有人说商场如战场，彼此的关系是对立的，但在当代婺商群体当中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在本地，当代婺商的这种共生关系促使形成各类产业集群；在外地，当代婺商的这种共生关系则促使形成别具特色的商品批发或交易市场。
但仅仅依靠以上四种关系进行合作还是不够的，在当代婺商的合作当中还留有不少空间，有待人们进一步拓展。在当代婺商群体当中，东阳、义乌和永康三地的合作意识最强，原因可能在于东阳、义乌和永康已形成依托各自产业特点发展起来的经济网络。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有没有形成享誉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和足以支撑产业发展的市场，将决定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命脉，两者缺一不可！因此，当代婺商群体彼此之间的合作还需加强。其他地方的当代婺商应从东阳、义乌和永康三地吸取成功经验，或者融入他们的创业环境中谋取发展。不管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都离不开合作，只有摒弃偏见，敞开胸怀，加强合作，当代婺商的创业版图才会不断扩展。
当代婺商的合作是否有成效直接影响着浙中区域经济的发展。浙江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郑文哲教授一直关注当代婺商和浙中区域经济的变化。日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浙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一个地区想更快更稳健地发展，既要对外开放又要对内开放。在浙中地区，义乌、永康、东阳等地借助小商品、五金和影视三大产业的影响，对外开放程度已经比较高了，但在对内开放方面似乎还有待提高。经济发展如果不打破行政区划制约，彼此之间的资源就不能充分共享，行政区划经济也就不能转变为区域经济。应该说金西经济开发区、金三角经济开发区和金磐扶贫开发区的设立，是当地党委、政府超越行政区划制约发展经济的一种有益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郑文哲教授说，东阳横店是一个国际化的影视产业区，而义乌是一个国际化的小商品市场。有人曾设想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和东阳横店影视城之间建立一条公交旅游线路，把来义乌采购的客商变成横店的游客，把来横店观光的游客变成义乌的客商，这样就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但此事的进展似乎并不顺利，到目前为止义乌和东阳横店之间还不能完全形成最佳的资源优化效应。
另外，在当代婺商和金华区域经济之间的合作当中，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等现象依然存在。在招商引资方面，各区域之间还没有树立“共建共赢”的理念。一些区域的产业设置依然自成体系，你搞什么产业，他也搞什么产业，不是分工协作，而是相互拆台，因而使得各区域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很好发挥，各区域之间的定位显得有些模糊。只有很好地解决了这些矛盾，当代婺商才会有更大的作为，金华区域经济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郑文哲副院长还认为，当代婺商整体要发展，还必须在不同县市区之间、不同产业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发展机制，包括市场对接机制、产业拓展机制、建立在区域经济基础上的创新机制和资源共享机制等，而且最终要归结为共建大金华、发展浙中城市群的有效机制。
携起手来吧，天下婺商！
来源： 金华新闻网作者： [发表评论] 记录温商成长过程大型专题片《温商》6月开机
来源：温州商报 发布日期：2006-04-06
中新浙江网4月6日电 为更好地向社会各界展现温州的商文化以及温州商人的精神风貌，8集大型电视专题片《温商》即将投入拍摄。
《温商》计划拍摄8集。该片以温州商人为主人公，通过记录温州人从商的历史传承和独特秉性，回顾温州商人的商业历史和人文根源，系统地梳理、记录温州精神与温州模式演变过程中显示出的特有的地域性商业文化。该片将展示温州商人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商业品格，为温州商人的过去和现在留下影像记录，也为当下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温商》剧本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黄亚洲担任总撰稿，目前剧本已基本完成。按照计划，本专题片摄制组将于下月成立。今年6月开机。
责任编辑：盛丽 温商频随国家领导人出访http://www.zjsr.com 2006年04月12日 浙商网
温州民营企业家频频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记者近日从中国贸促会国际联络部获悉，包括“最为活跃”的温州民企在内的沪苏浙民企，已成为近年来高规格“经贸团”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不久温州籍企业家黄静俊、叶龙和吴礼典，跟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在近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访美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中，共有111家中国企业的202名企业家代表，其中温州就有正泰、德力西、方大工具等12家民营企业负责人。
而事实上，自2003年12月，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等5位温州民营企业家首度有幸，跟随总理温家宝访问埃塞俄比亚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和“中国-非洲企业家合作大会”后，温州企业家即开始频频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2005年9月，随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加拿大的80名企业家中，浙江商人占四分之一，其中温州企业家占14席。同年12月，13位温州企业家随温家宝总理对葡萄牙进行访问。据温州市贸促会介绍，近年来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民营企业家中，浙江民营企业家占了相当部分，其中尤其以温州籍企业家最为活跃。
“目前，在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高规格‘经贸团’中，民营企业代表数量已完全超过国有企业。”中国贸促会国际联络部综合处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分析称，目前沪苏浙是民营企业家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最为活跃的地区，按不完全统计，约占出访企业总数的20%~30%之间。
该人士认为，要求参加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企业，最好要求“与出访国之间有经贸关系”、“企业较具规模且发展前景较好”、“出访人最好能说外语”、“出访人要遵守纪律”。 “和自己单打独斗开拓市场不同，参加高规格“经贸团”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对方提供的信息渠道会丰富、有效得多。”曾随同胡锦涛主席出访的温州冠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家儒说。去年9月，周家儒随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加拿大、美国。在加中贸易理事会安排的晚宴上，跟他同桌的有5人来自加拿大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饭桌上，我发现对方正急切寻找中国合作伙伴”，随后双方就“冠盛”的产品纳入加拿大销售网络进行了商讨。 中国贸促会国际联络部该人士认为，看好高规格“经贸团”蕴涵的信息与渠道商业资源，是民企频频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主要原因。另外，参加“经贸团”的绝大多数企业家有更多机会进行沟通交流，建立企业的人际脉络。
据了解，与国有企业相比，民企产权明晰、适应市场能力强，容易被海外合作方认可。但有关专家提议，在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之前，民营企业一定要做好“功课”，在了解对方市场的基础上，带着自己的“需求点”去，否则“象征意义会大于实际意义”。
来源： 东方早报作者： 陈周锡 提示：阅读此文，有助你全面、客观地认识浙(温)商
温州有“水分”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5-02-23 15:24:07
处于转折期的温州民营公司，需要挤干原始积累中淤积的水分，重新审视公司的竞争战略，否则就会像柳市镇的电器制造商那样日益陷入困境。
温州有“水分”
2005年度案例
本报记者 茅以宁 温州报道
温州市柳市镇一些公司把业务布局得很宽，在跟外资公司做电器出口贸易时，还可以顺便批发牙签、卫生巾、纽扣之类的小商品，以填补公司亏空。
对于温州柳市镇的政府来说，云集在该镇激烈争夺的低压电器制造商(占去中国近70％的市场)，越来越让他们感到迷惑，因为该镇低压电器领域前三名的公司宣称，它们在去年的销售收入总和超过400亿元，这三家公司分别是正泰公司、德力西公司和人民电器公司。而政府得到的官方统计数据却显示，中国的低压电器市场总值不过250亿元。
另外让当地政府感到迷惑的是，三家公司都宣称它们获得了高速增长，其中正泰和德力西公司宣称它们的销售额比去年分别增长了30％和60％。人民电器公司则宣称它的营业额比三年前增长了5倍以上。
“我们越来越难以掌握实际情况了，这些公司经常对我们抱怨，激烈的价格竞争已经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希望政府支持它们搞价格联盟。如今，它们又宣布获得高增长，事实上这让我们感觉到迷惑。”柳市镇的一位官员说，这些在低压电器领域崛起并且快速在其它领域疯狂多元化的公司，面临很艰难的境地。
温州的民营公司是否真像政府担心的那样有大量的水分呢？
数字假相
仅有11万常住人口的柳市镇却有上万间低压电器及零配件配套生产厂家，并且拥有分布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十多万营销人员。经济学家钟朋荣曾用“小狗经济”描述过这里：在特定区域形成产业集聚的格局，并通过区域内精密的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市场，形成整体制造业的强大。虽然单个公司的市场影响力很小，但做大了的“块”由于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高而声名远扬。
在过去的十年，柳市镇迅速地完成了这样的产业升级，“小狗们”变成了“虎狼”。原先，这儿80％的人在家庭作坊里当老板。如今，经过多年的发展，柳市低压电器业已经形成了金字塔型的区域市场。正泰、德力西、天正等少数几家公司占据顶端，大多数中小公司由竞争对手被“收编”为大公司的协作公司。根据公开的数据，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天正集团，这四家公司分列行业前四位。
不过，走在柳市街头，这些声名赫赫的民营公司，销售额数据掺杂大量水分似乎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很多温州公司，数字都是随便报的。都是熟人，大家坐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报。张老板说多少，李老板就往上加一点，不能折了面子。不过真实情况大家都清楚，也不会把数字太当一回事。”一位温州当地著名的企业家私下告诉记者，他认为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当地“习俗”而已。
其中，中国低压电器制造领域的“杰出”公司正泰集团，综合实力已连续五年名列全国民营公司500强前十位，去年销售额就号称突破100亿元，但是该公司却在当地遭遇广泛质疑。
根据记者实地了解，一种在柳市当地比较公开的说法是，除去关联公司的内部交易，正泰低压电器方面的真实销售额大约在50多亿元，德力西不会超过20亿元，而号称销售额超过110亿的人民电器，在低压电器这块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显然远在德力西之下。
“高报产值，相互攀比，这在当地是一种风气。比方，根据我们的了解，人民电器绝对不可能会高于天正。不过，在我们当地都是这样做，对数字极其不严谨。成千上百家都是如此，没人会对此感到奇怪。”一位当地电器行业的资深人士言之凿凿。
事实上，许多温州的民营公司很在意政治资源。一些公司老总甚至想做红顶商人，因此比较在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之类的头衔。许多公司开始努力往政绩靠边，客观上也就需要把产值做高。“许多评奖也很泛滥，这些公司跑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前面拍一些获奖照片，拿到温州到处发放，就是一种荣誉。”这位资深人士说，这些民营公司希望获得政策支持，因此与政治走得太近，这自然产生经营上的数字假相。
虚空的利润
一个令人迷惑的便是这些公司是否产生可观的利润。
“一些公司声称这个行业毛利润在5％－10％之间。但是，与我们调查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个行业利润很薄。去年，即使许多真实销售额是在亿元以上的大公司，收入也难以持平。”
一些公开资料显示的数据也令人费解。德力西公司宣称它依然保持高利润，其常务副总裁张智跃宣称该公司去年利润增长20％。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去年底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2004年公司销售额虽增三成，但利润没有丝毫增加。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去年以来与电器产品息息相关的铜、钢、塑料粉等原材料涨幅几乎在70％—80％，有的甚至高达100％。其中铜料涨价30％、铁螺丝涨价45％、矽钢片上涨30％。
“除了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能源供应的持续紧缺，也是这些年来前所未有的。全国电力最紧张的在温州，而温州停电最频繁的就是柳市。”一位从事低压电器生产近20年的正泰管理人员说。他估计，严重的停电现象导致公司单位产品的固定成本提高了15％－20％。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行业外部环境不佳，生产成本暴涨，但整个柳市电器行业迫于经销商的强大议价能力，没有一家制造业公司敢于提价。因此，行业利润率大幅下滑也是必然的结果。
“事实上这是个内部信息透明度很高的产业。去年遭遇了那么大难题，平时大家坐到一起，都是叫苦连天，每个人都在抱怨利润太低，下游经销商一直在试图压低价格，价格从来没有往上提过，产品几无赢利空间。”当地一位专业人士告诉记者，“但我一直搞不懂，它们怎么又都活着。”
这位专业人士分析说，柳市镇的公司大部分把业务布局得很宽，只要有赚钱的生意就去做，任何一个领域也都可以钻进去。一些公司在跟外资公司做电器出口贸易时，还可以顺便批发牙签、卫生巾、纽扣之类的小商品，以填补公司亏空。
事实上，十年前柳市的低压电器产品就因为品种技术含量低，差异化程度小，在市场上开始了血淋淋的价格战。不过十几年来，整个柳市镇大大小小有42家电器集团———其中大半是1990年代成立，除去曾倒闭过一家以外，现在居然全部都还维持经营。
“为什么竞争白热化的柳市低压电器行也不能出现产业整合者，未能出现劣者大面积被淘汰的局面？”上海交大营销学副教授阎峰五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温州公司。
阎峰把上述原因归结为，柳市的营销能力太强大。“低压电器这种没有技术壁垒的产品，市场取胜的法宝只有渠道与终端。柳市的十万营销人员深入了每一个角落，中国市场大而散，低压电器产品毛利率又奇低，正泰，德力西还没有力量去占领一些非主流市场。阎峰说，极其低廉的价格，让温州的低压电器公司很难赚到利润。
多元混沌
在面临困境的同时，柳市镇的大型电器公司普遍存在主业不清，过度多元化的问题。
德力西在一手抓紧电器业的同时，另一只手已先后进入了地产、物流、商贸、交通、环保、金融、农业和IT等等产业；而在人民电器集团的宣传册上，它宣称自己是一家以工业电器为核心，同时涉足科技、工业、商贸、金融、信息、房地产及水电开发七大产业；天正集团业不甘落后，信誓旦旦，要以工业电器为主导产品，进入包括金融投资领域在内的，制造、贸易、科研、信息、服务等诸多领域。不过，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强调了地产将是公司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事实上，这些温州电器的大公司几乎全部进入了房地产业。
“电器主业高报销售额，然后再去银行拿贷款搞其他产业，比如炒地产，柳市镇现在快没有耕地了！”一位深谙内情的政府官员向记者透露，该镇排名前五位的大公司在公开场合宣称，准备集体在天津地产市场“好好炒一炒”。
领导这波潮流的是德力西公司。早在2000年，德力西就开始在温州做欧洲城住宅项目，赚取一些利润，然后迅速进入乌鲁木齐做商业地产，又接着在四川南充圈地3000亩……“公司近年拥有的厂房和房产密密麻麻，几年前兼并的杭州西子集团说是做电器，事实上仅在西湖边上就圈地近百亩。土地升值给公司带来了账面净资产的增值。”德力西公司的一位管理者透露说。另外，正泰和人民电器等温州公司还纷纷在中国大量圈地并且兴办“工业园”。一年前，正泰集团圈地1000亩，人民电器圈地近2000亩土地，打的幌子都是建设“工业园”。
阎峰认为，温州许多民营公司正陷入多元化的混沌中，这让它们在主业领域很难保持竞争优势。他认为，中国低压电器高端市场几乎被西门子和施耐德等跨国公司垄断，同时这些跨国公司也开始进入低端市场，这会直接冲击温州柳市镇的民营公司。另外，温州低压电器制造商长期坚持低价策路，使研发能力低下，产品受制于经销商。
“价廉利薄，几乎每家公司都面临困境，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曹和平认为。事实上，柳市镇的低压电器制造商面临的困境，也折射出温州民营公司集体的困惑，这些公司完成原始积累以后仍然在遵守着传统的温州投机方式经营公司，而不是去考虑公司的核心竞争战略，这会让它们面临更大困境。目前，这正是集体的转折。
(本报记者朱平豆对此文亦有贡献)
仅有11万常住人口的柳市镇却有上万间低压电器及零配件配套生产厂家，并且拥有分布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十多万营销人员。 IMAGIN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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