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了解.思考.吸收.创新.跨越式发展——苏商
苏商、浙商较劲20年 胜负如何？http://www.zjsr.com 2006年02月08日 浙商网
苏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现在为何远远落后于浙商？江苏省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对此颇为感慨：苏商离土不离乡，只想着一个产业做到底，在一个地方做大做好；而浙商敢于冒险，成功后，喜欢到外省发展，结果是做大做强。
苏商和浙商较劲20年
在全国众多“商帮”中，同处长三角的苏商和浙商彼此最为较劲。不仅学术界对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到底孰优孰劣的争论持续了近20年，就连苏商和浙商也很较真，经常会拿自己与对方作一番比较，好像非要分出一个高低胜负。
上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异军突起。当时，苏锡常农村依靠紧邻上海等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历史传统，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苏南模式”。
进入90年代后，与“苏南模式”同时起步的“温州模式”逐渐红火，而苏南模式则进入调整期，外向型、结构调整、产权改革和城市化相继赋予苏南模式以新的内涵。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虽然这种较劲仍在进行，但胜负已然明了，苏商落后于浙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翻开“2004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前50位浙商占了7席，而苏商中排名最前的雨润集团董事长祝义才仅列第41位。近年来，浙商锐意开拓，仅浙东一带就约有350万人在海内外经商。浙商屡有惊人之笔，如组建成立浙商银行、参与宁波跨海大桥建设之类。相比之下，苏商缺乏创业激情，画地为牢，今日苏南腹地，反而成了台商和浙商的天下。
“守土”害了苏商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苏商的落后？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是“苏南模式”的自身弊端，产权不够明晰、封闭式经济等阻碍了苏商的发展。
前不久在无锡举行的第二届“苏商高层论坛”上，苏商长久以来固守的本土情结与浙商“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发生了碰撞，遭到了与会经济学者和苏商的诟病，大家认为，正是苏商“离土不离乡”的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成就了苏商，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害了苏商。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成志明认为，苏商的“本土情结”太过浓厚，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所在地为中心划一个圈，只在这个圈内活动，从而限制了企业成长空间，错失了更多更好的商业机会。
南京国鸿集团董事长陈奕熙说：“苏商缺乏合作精神，大都单打独斗，宁可独吞一条狗，不愿合吞一头牛。”
陈奕熙毫不掩饰他对浙商开拓精神的赞赏：“浙商，四海为家积极开拓，只要有一个浙商到一个新地方开辟了新市场，亲戚朋友很快就会跟过去，对当地商人逐渐形成包围之势，慢慢地当地市场就被浙商占领了。”
“苏商遇到困难，更多地依赖政府和政策，考虑的是政府允许不允许，如果政府不同意，就干不了。浙商首先考虑市场，考虑发展和创新，敢于冲破体制束缚，在发展中谋求机会。”江苏省中油泰富石油集团的胡玉兴感叹：“浙商是有小钱当小老板，有大钱当大老板，没有钱借钱当老板，借不到钱梦想当老板。”
有识之士认为，新苏商要找回已失去的优势，必须抓住“城市化”这个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环节，淡化和消除本土情结，竞合争道，才能走出发展瓶颈。
来源： 都市快报作者：
[ Last edited by 天地人999 on 2006-3-2 at 15:23 ] 苏商“抱团”谋变
作者：《苏商》杂志：朱文庆 邬勍 王彬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36
审视2004年下半年以来江苏的经济生活，“抱团”是个热点词。2004年6月15日，红豆、远东、月星、雨润、一德、利安达六家知名民营企业低调签署协议，共同组建“江苏投资联盟”；2004年8月4日，南京房地产信息网同六家房地产企业宣告成立“南京地产伙伴沙龙”，共同“抱团”托市；5天之后，南京“裸体价家装联盟”应运而生；2004年11月25日，镇江的46家香醋生产企业“抱团”组建“镇江醋业协会”；12月12日，刚刚成立不久的“靖江空调行业协会”89家会员企业向国家商标局递交申请同一商标“雷蒙”……一股苏商“抱团”打天下的热潮在席卷江苏大地。
苏商“抱团”热潮涌动
“宁为鸡头，不做凤尾”，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江苏的企业总是喜欢单打独斗。在常人的眼中，江苏成功的民营企业都是单枪匹马打拼出来的，但反观近年来浙商不败的神话，业内人士认为乃源自其喜欢“抱团”打天下。
现在，“抱团”经营这一被浙商成功运用的经济模式，正在被苏商所复制、移植、创新，不断改变江苏的经济格局。
2004年6月15日，地处宁、苏、锡、常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红豆、远东、月星、雨润、一德、利安达六家知名的江苏民营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结成了投资利益共同体，对外宣告成立“江苏投资联盟”。六家企业的“掌门人”希望通过整合各成员企业的信息资源、金融资源和市场资源开辟出一条市场化投资经营的新路子。
2004年11月25日，为了改变区域内市场竞争混乱的局面，由国内调味品龙头企业江苏恒顺醋业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全国首家醋业协会——“镇江醋业协会”宣告成立。
2004年12月12日，在成立不久的“靖江空调行业协会”的推动下，靖江市希达总公司、中亚公司、空调总厂、富通公司等89家会员企业集体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同一商标“雷蒙”。他们希望通过统一商标，增强靖江暖通空调生产经营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005年1月13日，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苏籍纺织品服装进出口公司也接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提议国内的纺织品服装进出口企业参与“建立出口预警机制”，信息共享、风险共担，共同应对纺织品后配额时代的到来。
“抱团”的产业基础已形成
企业“抱团”联盟离不开产业基础。分析近期发生的苏商“抱团”联盟案例，记者发现，区域环境内相同、相近、相关产业的适度集中，是推动企业走向联合的客观条件。
靖江市作为全国空调末端生产基地之一，现在全市共有暖通空调生产企业以及相关企业300余家，其中在“空调之乡”孤山镇就有189家。因此，靖江市区域内专业化生产特征明显，已经形成了暖通空调生产的有形链条。但长期以来，靖江市多数空调生产经营企业产品档次低、价格竞争泛滥、个体竞争力弱，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形势下已陷入生存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靖江市的暖通空调生产经营企业自发组建空调行业协会，申请共同商标“雷蒙”，就是想有效的地把中小企业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管理，整合资源，打造有影响力的拳头产品，提升产品品质，形成集团优势和规模优势，打造出叫得响的地域品牌。
现在，江苏省类似靖江这样产业集聚的地方还真不少，如丹阳的眼镜业、建湖的皮鞋制造业、江阴的毛纺业等等。尤其是省委、省政府自去年年初提出全力组织实施100个产业集群计划以来，这种产业集聚现象更加明显，苏南和沿江地区专业化开发园区建设不断促进产业集群向高端发展，促进了产业集群升级；苏北和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地一品”的特色产业发展计划集聚了一批以特色产业为品牌的企业，强化专业市场功能，正在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市场经济的规模效应要求，不仅是单体企业的“做精做强”，更是众多企业以产业集群形式“抱团”打天下。
来自省经贸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受政府进一步降低个私准入“门槛”，放宽登记条件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江苏省私营企业发展迅速。截至去年11月份，全省私营企业的数量已经发展到41.1万户，注册资金5106亿元，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注册资本在500万以上的企业有1.3万户，1000万元以上的超过7000家，企业间“抱团”联盟的空间巨大。
有关部门的最新信息反馈显示，现在江苏有不少民营企业或打算与已有的“抱团”联盟接洽，或彼此开始联系组建新的联盟。可以说，“抱团”联盟之风，在江苏民企间已经展开。
“抱团”是为了利益最大化
商人的趋利性决定了利益是把众多企业“绑”在同一架战车上的决定因素。企业“抱团”联盟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业内专家认为：企业联盟、“抱团”作战，负有双重使命。对内，改变区域内市场混战局面；对外，组成产业集群，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共同承担来自外界的风险和压力，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在“镇江醋业协会”成立前，镇江市共有醋厂81家，年产香醋总量在12万吨左右。其中“中国醋王”——江苏恒顺醋业有限公司的产量占90%以上。
恒顺醋业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长期以来，镇江部分醋厂制假售假和外地假冒镇江香醋现象屡禁不止，恒顺醋业深受其害。很早以前，恒顺醋业就希望成立协会，规范区域市场，保护镇江香醋原产地商标不受侵害。但由于镇江地区香醋生产企业除恒顺一家独大外，其它均为中小企业，甚至许多企业本身就是制假售假的窝点，因此意见很难统一。
“不久前，‘镇江香醋’原产地商标在香港被抢注事件，成为促进‘镇江醋业协会’成立的直接导火索。”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早在2001年底镇江香醋就获得了国家原产地保护，但由于注册集体商标必须由行业协会出面，所以商标一直没有能够注册成功，这也就意味着镇江香醋不受商标法律的保护。此事件经媒体和有关部门披露后，引起了镇江市政府和企业的极大不安。因此，在市经委牵头，恒顺集团出面组织下，部分企业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在去年11月25日组建成立“镇江醋业协会”，并申请“镇江香（陈）醋”集体商标。
“自己的篱笆夹紧了，狼就进不来了。”这位负责人说，“今后即使有外地企业胆敢假冒镇江香醋，我们也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
江苏希达空调净化设备总公司董事长、靖江空调行业协会秘书长顾坤宏认为：空调行业协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会员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意见和分歧，减少了价格竞争现象。“以前多家企业竞标一个工程，你出100万，我出90万，相互压价现象很严重，这样做最终受益的只是工程方。现在大家同是一个协会的成员，如果大家在同一竞标会上相遇，就会兼顾先来后到的原则。拿我们希达来讲，如果是别的会员企业先于我们找到这个市场的，而且已经作了很多工作，我们就会考虑配合他们把工程拿下来，或者主动退出，另外开辟新的市场。”顾宏坤希望通过成立空调行业协会，把靖江市的暖通空调市场规范起来。他坚信：从长远利益的角度考虑，“抱团”联盟绝不会影响到企业的利益，反而会促进会员企业的市场开拓。
采取集团方式出击的“抱团”联盟，好处显而易见：首先是改变了以往规模较小的单个企业无力进行品牌推广的劣势。他们通过整合区域内产业的各种资源优势，打造一个集体的品牌，提升一个地区在行业中的地位。这种方式，在海外一些中小企业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其实也不鲜见。其次是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营销成本。在商会、协会组织下，以团体的面目参加各种展会和产品推广活动，每个企业付出的费用远比单打独斗要低。也正是因为营销成本的降低，使得众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参加更多展会，甚至可以参加国际展销活动，并从那里获得更新的市场需求和产品设计的信息，进而为产品的升级创造更好的条件。
“抱团”也是把“双刃剑”
“抱团”联盟强调的是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开拓市场，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竞争，“抱团”联盟是否与此冲突呢？
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就表示，企业“抱团”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竞争与合作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在任何时间适合所有企业。就纺织行业来讲，刚刚取消了配额的限制，国内纺织企业正处在重新洗牌的关键时期。优胜劣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才是最公正的裁判。从这种意义上讲，“抱团”是脆弱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体现不出竞争力。
东南大学集团经济与产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胡汉辉认为：“‘抱团’作为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种‘合作’现象，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推进社会的进步、观念的更新，也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对其效果不能一概而论。人们在欢呼‘抱团’行为的时候，要有清醒的认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竞争，而‘抱团’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弱化内部竞争，向外部转移竞争强度的多主体行为。例如，‘抱团’可能形成价格联盟，经营者有意识的使用一定手段维护产品明显背离价值或成本的价格，对其它企业造成了侵害，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侵犯用户的利益，这种‘抱团’是有害的，我们应当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因为它会破坏市场的公平原则。” 胡汉辉结合江苏省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提出有两种形式的“抱团”可以鼓励：形成区域品牌的“抱团”，此时，将由区域内竞争向区域外竞争扩展，提高竞争的档次，与其它的企业（集团）抢占市场，提升区域产业的竞争力，便于企业走向世界。
二是共同形成新市场，引导消费的“抱团”。这种“抱团”往往能突破区域的限制，形成全球化的设计、生产、销售和维护，这种建立在竞争法则之上的合作比竞争能得到更多。
“抱团”苏商能走多远
“抱团”联盟这种经济模式，从理论上讲可以说是效率较高的。但好的模式，并非意味着好的合作。企业通过这种模式试图并队开拓市场，在江苏省也不乏令人痛心的先例。
2002年底，江苏住宅产业商会的9家民营企业联手组建发展公司，一举拿下南京浦口的4500亩巨幅土地，并打算总投资80亿开发新城。但由于在组建前期对一系列深入的问题没有充分形成共识，在项目进入具体操作后，各自显现出对合作双赢的“不习惯”。由于股东出资不到位等问题引发的各方矛盾纠纷也越闹越大，最后对簿公堂。从而宣告此次房地产民企组建的“联合舰队”就此搁浅。
另据有关媒体报道，从操作实践来看，浙江省的许多企业“抱团” 行为业已陷入困境或以失败告终，或根本就没有完成成员企业赋予它的使命，成了“空壳联盟”。
南京理工大学企业管理系周晓虹教授告诉记者:“从古今中外的企业的实践来看，显然‘抱团’远比‘单打’更经济”。她认为：“抱团”经济模式更适合江苏的中小企业。原因在于：世界产品进入个性化时代，分工越细，合作要求越高；苏商更偏爱实业，实业讲究分工协作，产业本身更需要合作；江苏的中小企业在全国同类企业中资质优，强强联合，能释放更多能量。周晓虹教授同时强调，“抱团”是一个美好的方向，实行起来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合作的中小企业必须要理顺彼此产权关系，信奉一致的企业理念和价值，要有统一战略方向，彻底改变以往中小企业的资信差、经营不确定性等问题，才有共赢的局面，否则稍有差错，则有骨牌效应。
浙江的企业“抱团”现象出现的时间要比江苏早，但由于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江浙两省的企业“抱团”现象在表现形式上存在许多不同之处。总体来说，“渔民”出身的浙商“抱团”多属企业自发行为，而“农民”出身的苏商之间的“抱团”联盟大多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完成的。道理很简单，“渔民”联合起来才能捉到大鱼，而“农民”则一家一户也能“老婆孩子热炕头”。浙江企业之间的“抱团”可以直观描述为一个个“小狗群”，缺乏有影响、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的领导，而江苏企业之间的“抱团”则大多表现为“大狗带小狗”，一个或多个大企业在“抱团”联盟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带领诸多中小企业共同致富。业内人士认为，正是这些差异性，有可能是江苏的企业抱团走得比浙江更远。 商帮-浙江帮与江苏帮
www.sang8.com2006-2-20 来源:商帮 作者:陆红兵(shanghai)
中华民族，一体多元。苏浙企业家及其成长环境之比较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历史上吴越两地曾是两个互为竞争、互为依存的实体，一部“吴越春秋”从武——文——商演绎了千百年时间。至今，历史文化的烙印仍然存在于区域经济特征之中。因此比较苏浙经济和苏浙企业家应当具备一种历史眼光和文化眼光。笔者认为，随着分权式改革的进程，区域经济特征及其竞争将继续存在并有强化之势。今后苏浙经济走向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地企业家资源数量、素质，归根结底取决于企业家的生成机制和社会环境。
从严格意义上讲，江苏企业家和浙江企业家并不是特征十分明显的两个群体，整体可比性并不是很强。如江苏分苏北、苏南，二者经济基础、人文传统迥然不同，因此企业家成长环境也就明显不同。苏北虽也出了不少企业家，如“维维”之崔桂亮，“森达”之朱相桂，“春兰”之陶建幸，“综艺股份”之咎圣达等，但其作为一个企业家群体的共性并不明显，企业家总数也较苏南少得多。因此我们在这里主要将区域特征相对明显的苏南企业家与浙江企业家来比较。
但浙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浙江的杭嘉湖地区与苏南并无二致，其经济地理特征及文化、体制背景与苏南有很强的同质性，二者没有比较的必要。在浙江的中东部、中西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著名的宁波商帮、龙游商帮，但如今已呈式微之势，总量不大，而且在今天看来，区域特点不很明显。而最能代表浙江企业家总体特征的应当说非浙南的温州、台州企业家莫属了。因此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是运用抽象法，将最能代表苏浙企业家特征的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做比较。这两个企业家群体都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成就突出，区域特征比较明显，备受人们注目。尤其诞生于两种不同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中，其成长环境的比较或许能够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
苏浙企业家成长环境的相同之处甚多。
——同处于历史上的经济发达地区，物产丰富，非农产业发展起步较早，是历史悠久的“副业大省”，有深厚的手工业及近代工商业传统，草根工业都有一定基础；
——民众的商品意识普遍浓厚，吃苦耐劳，有强烈的追求剩余的冲动，且能工巧匠多，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
——有深厚的人文传统。科举考试中屡屡金榜提名，文人墨客，代不乏人。尤其受功利主义、合理主义思想影响深，人们为追求功利目标，不惜作出牺牲；
——由于区域地理位置上的优越，人口稠密，市镇、集市、码头珠连网接，交换市场化，市场网络化。近现代在“外来挑战——内部回应”的现代化进程中占近水楼台之利，得风气之先，如近代江浙财团，算是中国商帮史上的新式商人，较早进入面粉、纺织、买办、娱乐、航运、成衣等现代产业或高等级产业；
——同为东南经济发达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于全国前列；
——苏南、温台两地的国有工业基础都不是十分雄厚，其经济起飞肇始于农村工业，且以农村工业为主，因此两地企业家大多为农民出身；
——在经过乡镇企业改制之后，两省都已是非公有经济大省，工业产值当中，非国有经济比重均超过80％。
正是上述特点决定了两地企业家总量大，贡献突出，覆盖面广，成为两处引人注目的企业家丛林。环境上的相通之处，也决定了两地企业家有着许多共性：他们在市场中长大，是天生的“市场派”；他们善于运用非正式制度资源，也善于创造和运用非正式游戏规则；他们来自社会底层，土生土长，曾经长时间游离于计划体制之外，较少受到旧体制、旧观念的束缚，这也造就了他们的优势和自信。
然而，毕竟苏南、温台两地企业家成长环境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秘密往往隐藏在差异性当中，找到了差异也就发现了规律。环境的差异又导致了他们在行为方式等方面明显之不同。
第一，就自然地理环境而言苏南要比温州优越得多。一个是平原水乡，历代粮仓，水陆交通十分发达；一个是临海山区，农业基础十分薄弱，人地比例高，粮食缺口大，交通不便。温台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是被逼出来的，多数人出身很苦，历尽坎坷，甚至经受过极限状态下的生存锻炼，如正泰集团的老总南存辉就曾是温州几十万修鞋大军中的一员。这一点颇似历史上的徽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温台地区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寻求生路，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在外面开阔了眼界和有了微薄的积累之后，他们便把自己的信息、知识、经验及外界人缘等资源向亲朋好反扩散。温台经济发展最初的冲动来自于民间，由卑微又见多识广的民间能人推动、发动。
苏南物产丰富，但长期以来赋税苛重，民众便在富庶而高压的天堂形成了委婉隐忍的性格。这一地区农本思想、农战观念源远流长，人们普遍有较强的本土意识，视出门在外为畏途。温台人几乎没有什么本业（即农业）观念，相反，视做生意为正途。他们愿意长期出门在外，从而普遍善于捕捉机会，察言观色。苏南企业家增长的是“软功”、“内功”，而温台企业家增长“硬功”、“外功”。
苏南还由于靠近市场和中心城市，其农村工业类型多属城市辐射带动和外资外贸拉动。温台则是典型的市场加工循环型，前店后厂，重视专业化市场建设，有相当一部分人纯粹靠经商起家。苏南有加工制造优势，但中间产品多，利润薄；温台地区虽是起点很低的百姓经济，家庭经济，但却大多生产最终产品，直接面向消费者，因此他们的市场直觉更好。
第二，文化传统、舆论氛围、价值观念上有许多微妙的差异。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前者开拓解放，豪迈大气，狂飙突进，而后者则传统深厚，精巧纤细，温柔敦厚；前者重经世致用，后者重格物致知；前者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后者则强调均衡、集体、等级。显然，吴文化有利于工厂制度的产生，因为工厂内部管理离不开合作与秩序。在苏南，“乡镇企业“也是“乡镇集体企业”的同义语，这是思维定势。永嘉文化则更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因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说到底是一种个人主义精神。所以，温台地区乡镇企业一词实指各类戴红帽的私营企业。自转制以来，苏南经营较好的乡镇企业普遍存在集体股太大，经营者买不起，企业改不动的问题，而浙江人却果断地以“创业股”的设立解决了转制中存在的“冯根生难题”（经营者买不起大股），从而使企业家地位迅速合法化。苏南农村企业产权模糊，企业家收入不明确，平均主义盛行，个人的创造价值难以确认，且迫于舆论也不敢露富。美国《福布斯》杂志上一年度世界富豪排名榜中国大陆最富有的50人中，作为大陆经济最发达最富有地区之一的江苏，竟无一人入选（见《南方周末》2000年11月16日）。
苏南多管理型的企业家、政治型的企业家，而温州多战略型的企业家和技术型的企业家。这就如同民间所谓“吴中多管家”，“绍兴出师爷”。苏南地区过分注重等级制度和现有秩序，以制度为本，较容易形成企业传统，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渐渐显示出制度之美，但却缺乏管理创新；而温州人较少受到传统制度的约束，善于不断超越自我，进行管理创新。思维创新，直接与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接轨。如最早出现的民间自治的小商品市场，民办金融机构，个人承包飞机航线，集资入股修建铁路，城市建设市场化等等。这就是周其仁所谓“制度企业家”。而苏南更多的是“管理企业家”，或者说“职业经理人”，显然前者更接近企业家的本质。
第三，苏南与浙温有不同的工商业历史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商帮中，苏商是实力强大的近代新式商帮。以张善、荣德生等为代表，苏商是清末以来实业救国的一支劲旅。《马关条约》（1895年）允许外国人在上海设厂之后，临近上海的苏南土绅见识到了大机器和现代工厂，便纷纷回苏、锡、常、通兴办纺织、冶金等加工制造业。苏商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实业为主，商贸为副。强调信誉为本，精细作业。由于文人绅士加入其中，苏商整体素质较高。可以说，苏南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近代企业家和产业工人的诞生地。这个基础是国内任何其它地区所不可比拟的。温台地区没有什么近代意义的实业基础，甚至新中国之后也没有什么家样的国有企业和大项目。其商业传统仅限于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货郎、跑江湖剃头修鞋的手艺人，其工业产品起点大多是一些塑料时代的跳蚤产品。甚至温台地区在1980年代一段时间里，从事制假售假的人和从事不明不白“魔鬼生意”的人比比皆是。
苏南近代民族资本家既受外国资本倾轧，又受官僚资本欺压。历史上的苏南基本都有一种自知之明，他们埋头做事，低调做人，“远官僚，亲商人”，因此才避免了因政治风云变幻而大起大落。但是，这一情况在苏南乡镇企业出现之后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在苏南，由于文革和公社时代单一的政府强势整合，社会结构大大简单化，人们的经济行为意识形态化，乡镇企业内部干群之间二元分化。苏南乡镇企业家（干部、准官员）曾十分善于树典型，跟形势、喊口号，好大喜功。这甚至已经成了苏南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不过，在经过改制之后，政企关系有了新的调整和定位，此种情况或许将会有所扭转。
温台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他们从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认为他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他们永远是自己的主人。而苏南的普通百姓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柔顺到近乎奴性的意识。许多人认为，“工作”是领导施舍的“饭碗”，自己能当企业家是由于某官员的青睐和提拔。不论机关还是企业，“领工资”（法定劳动收入）从来只叫“发工资”（可随意赏罚的赐予），而事实上正是这样。～些人走上企业领导岗位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已不再是“群众”，而成了“干部”、“公家人”。
第四，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起点不一样。苏南农村工业比温台早出现近10年，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带有那个时期的特征，与旧体制有紧密的关联度。当苏南企业家们费劲地把旧体制撕开一个大口子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不适应新的市场规则。温台企业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多数游离在旧体制之外，“民营性”强，旧体制的包袱轻，也更符合古典市场经济发育的内在规律。市场化程度越高，温台企业家们越是如鱼得水。
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政治待遇曾十分悬殊。乐清柳市镇电器“八大王”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都有一段“在逃犯”经历，而苏南企业家基本上都能得到体制内的保护，并且只要产值达到几千万或上亿元，就可农转非，可到不同级别的党政部门兼职、挂名。苏南企业家政治资源多，风险小。有些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小车开到北京部长们的家里，“跑部钱进”，驾轻就熟。在整个80年代，苏南各县的领导反复号召农村基层干部“备些好烟好酒，亲自上门，把重要关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县官们此计一出，指令、指标、“三材”调拨单等市场禁锢和计划配额纷纷被拿下。“贿金”、“关系”在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功莫大焉。但也因为找惯了“市长”，找“市场”的本领和意识就比温台企业家要弱一点。温台企业家有着极强的配置和组合资源的本领，几乎带有狂想色彩。1991年王均瑶胆大包“天”，成立包机公司，之后又迅速打入乳品行业；1992年陈金义一口气在上海收购六家国营商店，之后又进军三峡，盘活几家涪陵的国有企业；徐文荣在小山村建世界磁都，建影视城，建大学，硬是闻出了“横店”的金字招牌。这些人找没找过政府官员？肯定也找过，也不排除“贿金”和“关系”，但他们主要靠自身的企业家才能来实现上述业绩的。
在融资方式上，温台企业家善用民间资金市场，也产生了一批民间金融家，苏南则由社区政府出面搞贷款或搞拆借、集资。另外，由于产生时间上的先后，苏南企业规模较大，基础好，相应的其企业家年纪目前也普遍偏大。改制，尤其经营者持大股，是第一代与第二代大换班的契机。顺便指出，有人认为苏南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的家族化现象要比温台弱，其实这是一个错觉，苏南搞得好的农村企业都是带有家族式冷伙式的企业。
温台企业内部对人才的待遇、激励早已超出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他们对人才价值的认识要深刻的多，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有明显的以人为本的取向。温台的飞跃、星星、天正、康奈、正泰、德力西等大公司开始借鉴西方所谓“工人资本主义”的一些经验，重视员工劳动价值，尊重职工发展权，实行“四高一代”，即高工资福利，高员工素质，高工作质量，高企业效益，优秀职工优先入股。在苏南，由于渗透至深的城乡分野和干群鸿沟，企业转制后又突然出现了劳资矛盾，普通职工对自己在企业的位置设有信心，对企业走向漠不关心。苏南企业家惯于使用强大的行政背景来支配职工，因此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苏南企业家们的企业文化、人才观念等意识要比温台滞后一些。
第五，两地在企业家生成的体制环境和体制传统上也存在许多差异。曾经显赫一时的苏南模式，其内核其实是已被现代市场经济所抛弃了的“社区政府公司主义”。苏南模式的本质特征正如万解秋所概括的四个字：政府推动。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
在苏南，80年代承包制的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短暂分离，催生了一批能力突出的“准企业家”（因带有指定性质，承包人产生过程不明确，所以只能称作准企业家）。但当地规定企业领导人公开收入最多是普通职工的三倍等政策，企业家行为大受掣肘。集体产权和平均分配分散了企业家的风险，但却削弱了企业家的创新冲动。在苏南，企业家干部化，他们得到了体制内的保护，真正到了基层党政领导岗位之后，也因为懂经济工作，能牢牢抓住经济工作中心。但问题却在于，他们渐渐变成了政府（任命）的企业家，而不是企业的企业家，惯于依赖行政力量。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上调”后，领导就变成了代替，不是找猫抓老鼠，而是“领导”亲自抓老鼠。政府公司化，乡村干部农场主化，与民争利，其结果导致富富民穷。有些人即使到了纯粹党政工作岗位上也不愿意放弃企业剩余索取权，从而使企业内部管理的自主权受到侵害，也给公务员队伍建设带来极大难度。一个最通常的说辞是“我所管的镇里，私营企业和转制企业领导都发财了，我作为镇领导总不能连他们也不如吧？”这种逻辑固然与吴文化中“当它就是发财”的民间意识形态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上述政企之间打通式的级别结构有关。苏南至今仍然存在着一种十分危险的“宫商一体”现象。在苏南，即使一些较纯粹的企业家，也不同程度存在“人格分裂症”，一方面要尽力去应付频繁而随意的政府行为，一方面又对那些与企业效益最大化无关的形式主义恨得牙痒痒。苏南一些企业家深受“政绩经济”和“政府行为”之害。有些企业家则干脆进行“适应性体制复制”，变成了毫无想象力的平庸政客，斤斤计较于攀比待遇、捞取好处，对企业吃拿卡要。
在温台，大多数资产所有者也是经营者，这种企业制度之下，企业家风险过大，抑制了企业家的快速长大，但企业家生成的门槛低，后备人才多，且由于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风险与激励紧密相连，经营中的灵活度更高。
温台企业社区性没有苏南强，许多企业长大后搬迁异地，生产厂遍布全国，导致本地经济空心化、食利化。而这一情况在苏南是不存在的。苏南的情况恰是本土情结太重，惧外，排外，企业利益服从社区利益。企业家们普遍都有社区建设的任务和压力。
秦晖先生曾对中国农村工业的发源地概括出两个特征：“市场半径所及，政府控制弱区”，这一概括也适应于农村企业家的产生条件。显然苏南的优势在前一句话，而后一句话正是温台优势所在。据说，90年代以前，浙江省的领导很少到温台去，其中一位省长在位五年，一次也没去过温州。80年代浙江乡村工业开始引起人们注目，务实变通的温台人发明了只有自己才心知肚明的“股份合作制”概念，瞒天过海也罢，偷天换日也罢，反正“制度租”已使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之争。温台企业家曾经害怕政治，反感政治。这种情况在近些年，尤其“十五大”之后已有明显改变，一些温台企业家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这种热情有的出于经济利益考虑，为争夺更多资源，有的则是因为民间经济发展之后导致了新的基层民主政治模式。企业家们不仅有行业自律之要求，亦有较强的民主自治能力和需求，他们不仅有较强的纳税意识，也有强烈的行使纳税人权力的需求。他们渴求公正的权力，渴求透明的政治运行。
第六，正是由于不同的文化底蕴和体制环境，苏南企业家与温台企业家有坐商与行商之别。温州模式在温州以外。300多万温台人遍布海内外的角角落落，欧陆各国城市几乎都能见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台人。在温台人看来，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买方市场”的说辞，那只是经济学家们在给官方企业家上小儿科式的市场启蒙课。本地没有市场他们会找到外地去，国内没有市场他们会找到外国去。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十分庞杂，可以说“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没有固定行业，没有固定地方，因此民间素有“浙商不倒”和“中国犹太人”的说法。
温台人靠原始的“差序格局”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现代营销网络。早期是供销员，如今是大老板。“跑供销”是温台企业家们的第一堂课。苍南县的曙光印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诗力，1982开始为家乡的众多家庭工厂跑业务。19岁第一次出门时实在是迫于无奈，父亲重病卧床，而他28天跑遍广东省花去263元还没有拿到定单。最后他费尽心机闯进一家大企业的总经理办公室，老总答应他以低于原供方（一家国有企业）20％的价格、13天拿出样品的条件“试试看”。之后的10天时间里，朱诗力眼未～眨，找人刻模子。制版、出样，提前三天把样品送到对方的办公室。目瞪口呆的广东老总马上签定了50万元供货合同，并预付10万元定金。这一次朱诗力就赚了25万。实际上这种发财模式是温台地区最常见的版本，也是温台企业家早期最有代表性的经历。在温台，这类以市场营销为纽带而组合起的虚拟企业至今还大量存在。
温台企业家组合生产力要素的本领简直达到了企业与市场没有边界的程度。温台人尤其乐清人他们最早在国内实行营销代理制，其代理制的运用出神入化。温台地区的产品就是靠早年出门在外的一些手艺人来代理而推向海内外市场的。也因为温台企业多属“市场导人型”，企业内部多数是老总主外，副总主内。而苏南企业“产品导入型”居多，一般是老总土内，副总主外。
第七，在治安状况等社会环境上，苏南明显好干温台。这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而言是～个非常有利的社会条件。在东北、西北、华南、华中地区，敲诈劫掠民营企业及企业家个人财产的事时有所闻，给投资环境带来灾害性影响，而在财富、人口均相对集中的苏南则比较少见，黑社会等非法组织很难露头，更难成气候。我住在苏南农村已近五年，对此有切身感受。在北方的大钢厂、油田经常有成群结伙的盗窃活动，反盗窃成为一个大问题。收购赃物的原油收购站、废钢回收站生意兴隆，有些油田、钢厂甚至要养一个公安分局或派出所。但我在江苏永钢集团（位于张家港市南丰镇）的两年时间里从未听说过钢材被盗的事情，甚至在方圆几里地之内除与永钢联营的永南金属回收公司Z外，居然没有一家零星收购废旧金属的公司。在永钢时我曾听到某送变电公司一施工队负责人对此地治安环境和效果的赞叹，他说在其它地方施工时用来架高层高压线用的竹竿脚手架，在施工结束后一般都要“丢失”1／3或2／3，但为永钢架了七、八公里的高压线，竹竿未丢一根。
从另一方面看，民风民俗也会影响到企业家行为方式选择。很多人在发了财后，确实暴露出很多恶劣的个人品行，如吃喝嫖赌。在这一点上苏浙二地也各有其特点，而且也是制度性因素在起作用。苏南企业家往往都是社区领袖，不仅受体制内的约束，也比较注意公众的道德认同及自身形象，但在温台不会因为企业家A方面犯了错误，用B或C的方面就把他～锅端了。
很多人认为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企业家尤其是那些新生的民营企业家和农民企业家们给搞坏了。是不是这样？我不这么看。人们对有成就的企业家只是尊重乃至崇拜，只看到了他们风光和辉煌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他们几乎都是在一种人为的制度“逆境”中摸爬滚打出来。很多民营企业家是在付出高昂的权力租金后才完成原始积累，他们洞悉体制内的弊端所在，在不公平的交易条件、不透明的市场环境下，他们的心态肯定不平衡。即使那些被树为“典型”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其自我成就感也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多数人并不理解。体制内传统的制度安排产生不了企业家。中国的体制转轨是一个新旧体制反复博弈的过程，企业家们处在博弈的最前沿，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体制博弈的牺牲品。当今中国的企业家是特殊时期负有特殊使命的特殊企业家。套用马克思形容十九世纪德国产业工人的一句话：他们既为旧体制的残存所累，也为新体制的发育不足所苦。好了，让我们索性走出苏浙两地企业家丛林（人工林和原始丛林？），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长不大”？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不长寿”？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企业家？除了上述区域性的社会环境、体制环境、人文环境之外，我想还有一个整个国家的法律环境乃至宪政秩序的问题。通常人们讲“改善投资环境”的时候，只注重引进外商的投资环境，但却忽视了我们身边企业家的投资环境和成长环境。而对投资环境，今日改之，明日善之，也不是个办法。能为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社会环境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社会，如果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调节越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进行，那么企业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就越趋向透明、稳定和可预测。 江苏投资联盟“谜团”渐解
http://www.sushang.cn 2005-1-5 10:31:32 苏商网
六巨头秘密会师江阴
江苏投资联盟在实际运作的步伐上越走越快。
时间间隔仅仅20天，2004年11月26日江苏投资联盟在宜兴公开亮相所引起的强劲冲击波尚未完全褪去，六家成员企业的掌门人又悄无声息地召开了他们的第四次董事长联席会议。
12月17日，港城江阴，天空中稀稀落落飘着雨丝。位于开发区定山路59号的江阴利安达服装集团有限公司内人来车往，和往常并无二样。
下午2时左右，一辆光洁照人的豪华大奔缓缓驶入利安达厂区，在利安达大厦门前停下。车刚停稳，车门打开，走下一个40出头、脸上略显疲倦但依然笑容满面的男子。早就候在门前的江阴利安达总裁助理叶幼枝马上迎了上去：“蒋总，一路辛苦！请到四楼贵宾室稍事休息，倒倒时差。”
来人正是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他刚刚结束在美国多日的考察，一下飞机就被直接接过来了。
2时20分，又一辆南京牌照的宝马汽车徐徐驶来，在蒋锡培的座驾旁停住，车上走下了有“苏商首富”之称的雨润集团董事局主席祝义才。这个素来严谨的老板一下车就直截了当向利安达董事长黄丽泰开口“要吃饭”。祝义才的秘书范永强解释道：“祝总是临时取消了下午的会晤，直接从香港飞回，也是一下飞机就直奔江阴，到现在还空着肚子呢！”
在其后不长的时间里，一德企业的总经理赵文、月星家具丁佐宏的代表也陆续到达。因为有了前三次的会晤，彼此之间已经非常熟悉，所以一见面大家就互相打趣、开始天南地北拉起了家常，四楼的会议室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
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的大奔最后一个抵达，周海江的着装看上去非常随意，西服皱巴巴的。不过和他的满面春光相比，这实在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细节。
几家企业的老总那天的兴致似乎都特别的高。一听说无锡某位苏商世家和国内某位当红女星在利安达投资开发的、位于江阴市郊的明豪山庄分别置下产业，便齐刷刷提出要去“参观考察”。完后一行人又到利安达旗下的江阴天力燃气公司“溜达”了一圈，最后才意犹未尽地回到会议室。
飞驰而过的超豪华车队虽然引起江阴街头无数的目光和猜测，但由于消息封锁严密，没有人把他们和时下江苏商界最具影响力的民营企业联合体划上等号。两大谜团揭开在即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六家苏商巨头同时放下手中的各项事务，从天南海北会聚到江阴小城，其目的绝不会是叙叙情谊、拉拉家常和游山玩水那么简单。他们在第三次会晤仅仅20天后再次碰头，一定是为了某个重大的主题。
下午四点钟，会议正式开始，整个会议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和第三次的“高调”亮相不同，这次会议的代表只有六家企业的核心人物或其授权代表参加。其他任何人都被拒之门外。媒体更是不见踪影，整个会场不许拍照、不许录音，其商讨内容的机密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众所周知，11月26日的那场会议，虽然声势浩大，媒体云集，各路记者把江苏投资联盟的前世今生，几乎翻了个底朝天，但是仍然有两大谜团、也是公众最为关注的两个话题没有揭开：一是投资联盟今后的投资方向；二是联盟将采取何种形式运作新的项目。 12月17日会晤讨论的就是这两个话题。首个投资项目圈定
黄丽泰主持了本次联席会议，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论证第一个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苏商》杂志的记者作为特邀嘉宾旁听了本次会晤，但由于涉及核心商业机密，根据“投资联盟”各成员企业的要求，本刊暂不公布这个项目的具体内容。）
在当天的会议现场六家企业的代表人手一本关于该领域的最新调研分析报告，记者粗略一扫，该报告有数百个页码，上面布满了各种数据图表和案例。
祝义才很可能是倡议联盟投资进军这个项目的始作俑者。而且据说早在投资联盟成立之前两年，当时祝义才曾经筹划进军这个领域，可是后来由于国家设立的门槛和单个企业力量的限制，最终不得不放弃。在整个研讨过程中，联盟各企业不断有人提出各种疑问，祝义才都非常详尽地做了解答。
论证期间，他们播放了一个本行业代表企业的幻灯片，结合该企业成立十年来的运营状况，大家最后讨论的话题集中在即将上马的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可以实现赢利上。祝义才分析说：通常这个项目业内公认的说法是五年，但从刚才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只要三年就可以实现赢利。
由于月星家具丁佐宏和一德企业陈俊未能亲临现场，所以祝义才提议2005年元月上旬六家再聚会一天，敲定所有问题。最终将在2005年1月20日左右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报告。祝义才信誓旦旦地说：“这个项目我们志在必得，我们一定能够顺利通过！”“联盟投资公司”呼之欲出
为了更好解决投资主体问题，进一步明确六家成员企业在新一轮共同合作中各自承担的责任和权利，大家一致认定：成立一个实体公司完全必要。
蒋锡培说，这个实体的名称基本上应该是“江苏投资联盟有限公司”或“江苏联盟投资有限公司”。各家企业的代表就自己在新实体中所占股份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联盟成立后的新竞争态势分析
海联投资首席分析师陈凯认为：“江苏投资联盟”的成立，将不可避免地对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及其它相关企业产生一定影响。
目前江苏投资联盟的六家成员企业的主要领导或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是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并与政府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具有较强的政府资源沟通能力。实行联盟模式的合作后，对联盟成员在缴纳税收、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所拥有优势的有效整合，将会大大提高与政府部门合作过程中的谈判地位，增强议价能力，并对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通过对联盟成员在资金流转、企业存款等方面的优势整合，也将提高联盟与金融机构的谈判能力。
六家企业投资联盟的成立，对江苏地区其它企业影响因素是动态的、复杂的。正常情况下，可以预计联盟外企业将寻求加入联盟的机会，而联盟本身也需要新成员进行优势补充，例如：营运资本为负的大型连锁零售企业、能增强现有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企业、能带来更多外部资源的企业等。联盟将处于扩大的趋势之中。
最先在实际业务中感受到联盟存在的，将是那些从事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的企业。它们将在很短时间内，直面联盟成员抱团后形成的强大竞争力。那些与联盟成员主营业务相同、相近的企业也会对事件进行评估，并且根据事态发展做出适当反应。
由于竞争压力，一些同样期望进入新领域的非“江苏投资联盟”成员将寻求解决途径，或加入该联盟，或另行成立新的联盟。虽然号称“江苏投资联盟”，但分析“江苏投资联盟”目前的企业成员可以看到，在最近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江苏排名靠前的许多企业目前并非该联盟的发起成员。第一次董事长联席会议（时间：2004年6月15日，地点：黄山）
在祝义才和蒋锡培的牵头联系下，来自雨润集团、红豆集团、远东集团、一德企业集团、月星家具集团和利安达集团这6家企业老总经过几次磋商，经过从上海到无锡再到黄山的三次会晤商谈，2004年6月15日，长达10页《江苏投资联盟合作协议》在低调中签署。第二次董事长联席会议（时间：2004年11月初，地点：成都）
11月1日到3日，“江苏投资联盟”六位董事长发起人对成都都江堰科技园区进行考察，举行第二次“江苏投资联盟”联席会议，初步达成了集中人力财力，在成都郊区都江堰打造整体产业链的意向。第三次董事长联席会议 （时间：2004年11月26日，地点：宜兴）
11月26日，“江苏投资联盟”正式在宜兴公开亮相。六家企业的当家人蒋锡培、祝义才、周海江、丁佐宏、陈俊、黄丽泰首次集体出场。
作者：《苏商》杂志2005。1：俞文勤 周东 来源：本站原创
2、 爱心宽厚再塑新苏商
http://www.sushang.cn 2005-1-5 11:02:04 苏商网
近日来，“新苏商”这个带有明显群体色彩的词语频繁出现在媒体上，省委、省政府、统战部、工商联等更是公开展开打造“新苏商”的行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其实，历史上的“苏商”，就是与徽商、晋商、潮商、浙商齐名的中国五大商帮之一。特别是在近代，以张謇、荣德生为代表的苏商倡导“实业报国”，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典型代表。然而，相对于近几年崛起的粤商、浙商，苏商的光芒却逐渐黯淡。如今，一群意气风发的商界骑士正高举“新苏商”的大旗帜纵横捭阖，奋力拼搏。“新苏商”如何寻找自己的精神核心，重现历史辉煌？日前，记者专赴北京，就此与“末代状元”、“一代苏商”张謇的嫡孙，现任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绪武展开对话。采访结束后，张绪武欣然题词寄语新苏商：“爱心、宽厚”，这简短的四字包含了张绪武对于新苏商的无限期待与厚望。
苏商地位举足轻重
张绪武指出，江苏自古就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赋之所出，江淮居多”、“苏常熟，天下足”，江苏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到了近代，内忧外患，但江苏仍然处于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位置，并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而苏商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封建社会时，淮北的盐场、扬州、苏州成为财赋、漕运、盐铁转运的中心；而在鸦片战争以后到辛亥革命，在列强入侵，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时候，张謇等一批民族工商业者力倡“实业救国”，当时的重心便在江苏，南通、苏州、无锡、常州四个城市纺织业、轻工业非常发达。其时纺织业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进步，如英国等很多西方国家都是从纺织业开始近现代工业发展的。那时候，天津、青岛、上海等地也有纺织厂，但那都是外国人在华兴办的，而江苏的纺织工业则是中国人自己兴办的。当时的民族工业就是国家的工业栋梁，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成功，和江苏各界人士尤其是工商业界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孙中山选择南京作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也和此有一定关系。
儒商本色还需发扬
张绪武认为，江苏历来人才荟萃，但是尚“文”并不代表着轻“商”，张謇是“状元”出身，但他走上了兴办实业的道路，而且成绩斐然。现在，“新苏商”中也有很多人是知识和资本相结合的代表，拥有较高的学历， “文人”和“商人”的双重性在苏商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也是苏商所特有的优势。而经济强大和文化繁荣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扬州瘦西湖的亭台楼阁、苏州的园林曲苑，既传递出文化的昌盛，更唱尽了经济的繁华。这些，与人的因素密切相关，即所谓“文”和“商”的相辅相成，相互渗透，也给江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苏商这一群体带有其他商派较为少见的文化意识。只可惜，五千年的传统在十年浩劫中遭遇了空前的打击，有些已消失殆尽。现代苏商中，“文人”和“商人”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不管怎样，都不能忽视文化的力量，尤其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
自身素质有待加强
张绪武指出，传统苏商给人印象是“崇尚实业、埋头做事、诚信经营、精细作业”，但是他们也有其局限性，而且不是“一点点局限”。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帝国主义重新集中精力瓜分中国，政治环境等一些客观条件比较恶劣，而张謇将自身经营的“战线拉得太长”，实业后期也出现了衰落。和“老苏商”相比，新苏商具备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环境，但是，就新苏商的整体素质而言，却比老苏商差得很多。其中的距离不仅仅是文化素质，还包括整体的心态、思想境界等，另外经营管理方面的素质也很欠缺。总体来说，要从文化上来提升自身素质，多看书、多读报、多学习、多思考。如今的市场竞争早已突破了地域限制，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全球化市场，所以企业必须具备广阔的事业和眼光，提高战略观点和决策能力。在社会活动方面，也要像张謇一样多关注些如教育等社会事业，为社会多做贡献。
创新求变加快发展
不久前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8％的人认为苏商缺乏合作精神；有55％的人认为苏商小富即安；有47％的人认为苏商缺乏创新精神，观念太传统。张绪武也认为这些都是苏商在经营方面最大的缺点，以张謇为代表的老苏商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效仿西方现代管理模式，进行企业管理的试验性探索。如大生纱厂通过股份有限公司的整改后，基本全盘接纳了西方的现代管理体制，董事会、总经理和监察人的职权较为明晰，股东按股权参与管理，实现了股权平等。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越发明确，新苏商更应该在技术和管理方面都取得创新。其次，要摈弃单打独斗状态，求得信息共享、资源共用，共同做大。未来10年，国内的民营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尤其对江苏这个经济开放型省份而言，竞争会更加残酷。而新苏商能否提高自身的素质，也就是降低成本、提高品质、研发新产品，将是决定是否能够通过考验的主因。在此同时，政府也应该多提供帮助，对于民营企业家一视同仁，讲求公平的“国民待遇”，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要落到实处，为他们营造平等客观的环境，从法律上对他们的地位进行确认和保护。
《苏商》杂志2005。1作者：特约记者/郑春平 来源：本站原创 “苏商”之路有别“浙商”
http://www.zjsr.com 2004年12月14日 浙商网
“我们要做的（项目），是单个企业不能投资的，我们决不是为了一件小事或一点资金走在一起”，蒋锡培在电话中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蒋是江苏民营企业远东集团董事长，两年前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出席了十六大。11月26日，包括其企业在内的6家江苏知名民营企业发起组建的“江苏投资联盟”在宜兴公开亮相。
“我可以透露一点，联盟要在金融、保险、航空、石油等领域投资”，参加了6家企业联席会议的宜兴市长吴峰枫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我们不便表态，但对‘苏商’的举动很关注，希望他们走出有别于‘浙商’的一条路来”，江苏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投资联盟在解决资本供应、克服壁垒、与政府协作方面有优势，江苏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产业集群，将形成不同于浙江的产业格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李志能博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初衷？
以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富民”优先为特征的“新苏州模式”，是江苏经济发展的亮点。
经济外向度高，是江苏之优，也是江苏之忧。去年以来，当学界对苏州过分依赖外向型经济的结构发出“盛世危言”时，江苏已经开始向浙江学习。
2003年12月，省委书记李源潮亲率江苏党政代表团考察浙江。
2004年1月，温州市委书记李强、台州市委书记蔡奇与浙江著名的民营企业家鲁冠球一起，被请到江苏“传经”。
今年以来江苏浙江两省各种形式的交流不断，学习浙江、培育民企——已成江苏上下的共识。
“浙江的民营企业因为都是自发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非常有效，但进一步发展就会暴露一些问题，尤其是在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局限性很大”李志能博士分析说。
最新统计显示，江苏私营企业已发展到40万户，企业数量继续居全国第一，其中私营企业集团369户，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3万户。
江苏如何避免浙江企业的局限，比浙江走的更远？这是一个大命题。
“在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力上，江苏要强于浙江，要想比浙江走得更远，政府在避免产业同构、组建产业集群、扶持产业升级，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方面，江苏显然比浙江有优势”，李志能说，“投资联盟可以避免‘铁本悲剧’”。
“政府对产业的正确引导，也是加强执政能力的一种体现”吴峰枫说。
冲动？
成立投资联盟的6家江苏知名民营企业分别是：远东集团、雨润集团、红豆集团、月星集团、一德集团、利安达集团。6家企业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的苏南和南京，各自都是产值、销售额在数十亿元或接近百亿元人民币的民营企业巨头。
“我们的阵营还将不断扩大”，6家企业的当家人蒋锡培、祝义才、周海江、丁佐宏、陈俊、黄丽泰在记者面前公开亮相时表示，将以“江苏投资联盟”为共有新平台，拓展江苏民营企业发展新空间。
据记者了解，这6家企业早在今年6月15日，就已经秘密签署《江苏投资联盟合作协议》。根据联盟合作协议，该联盟成员间不仅实行资讯共享、融资互助，而且还将联合投资、联合培训、联合采购。
在这份10页纸的合作协议中，将“投资联盟”定义为“既非社团也非企业集团”，而是“依据国家有关法人间经济合作的法规、以经济合作协议的形式构建的旨在加快各企业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蒋锡培把这种形式比做“欧盟”。蒋介绍，成立这样一个联合体的初衷，就是面对当前的民营经济已与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形成并行发展的新格局和企业竞争高度国际化的新形势，以此促进江苏上规模的民营企业抓住目前难得的发展机遇，并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
禁地？
虽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取消了对民营资本进入的限制，比如汽车、航空、医疗等行业，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等方面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还有不少差距。
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民营经济投资体制与政策环境研究》课题组研究显示，民营经济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进入限制，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大型制造业、金融保险、通讯、旅游、医疗等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些行业的投资者中，极少能看见民营资本的身影：
一是在竞争性领域面临投资过剩的情况下，投资预期回报下降，投资激励不足，无人愿意进一步投资，而民间资本最有投资意愿的领域，如汽车、金融、保险业等，又都有较高的进入门槛。
二是有关主管部门对于融资、上市的控制直接阻碍了民营资本的扩张计划。研究表明，占工业增加值30％的民营企业得到的贷款只占全部银行贷款的1％。
中国目前的民间资本存量超过10万亿元，但由于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巨大的民间资本并未进入投资领域。民间资本，如浙江资本、温州资本四处游移。
“培育民营企业发展，对小企业，要解决融资问题，对大企业，要解决准入问题”，吴峰枫说。
“重化工业是与规模相关的。调控对‘铁本模式’的打击，是对投入一点点资金，就无偿获得土地、配套设施、银行贷款的所谓‘空手道’方式的否定，联盟却可以把投资强度搞上去”，李志能分析说：“江苏、浙江人文差异很大，政府对企业的操控能力不同，产业集群的形成上江苏也有比浙江更强的苗头，江苏应该走一条不同与浙江的路。”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赵明 宁商与浙商“差”在哪里 抱团联手与无序竞争
http://www.zjsr.com 浙商网
“我们浙江人就是以草根的团队力量，在市场上建立起了浙商的市场影响力，而南京的企业有时候缺的就是这种草根精神！”昨天，在以“做大做强”为主题的市民论坛上，宁波商会副会长直言这是南京民企的发展软肋之一。
浙商崛起依靠草根精神
说到浙江人的草根精神，宁波商会副会长郭昌茂说，浙江人的同乡意识团结精神特别突出，这对于在外地打拼很有好处，民营企业特别需要抱团联手，因为民企技术力量小，容易被淘汰，团结合作才可能与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抗衡，但是民营企业的协作也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联合民营企业是浙江政府的一项“传统习惯”，在浙江，政府部门很乐于牵线搭桥，对企业的联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陈贤兴说，温州的民营企业不论大小，合作比例都很高。假如一个企业形成了资金投放、重大决策都听老板一人决定的习惯，那对企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人做决策难免会有失误的时候，而如果企业间实行合作的话，做起重大决策来就会慎重得多。
宁商应该学会多合作
“南京企业的无序竞争给江苏企业带来的损失太大了，在同行业中，南京企业为了争夺某一个客户或者某一个项目，可以相互挖墙脚相互拆台，而浙商就常常会联合起来。”新华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对此深有感触，他说目前在南京，一些企业老板的心态十分浮躁，在对于市场的争夺上往往是在赌气和斗狠，而相反，如果大家相互合作，不仅可以避免恶性竞争，而且可以解决在大部分企业身上出现的资金不足情况。浙江的同行曾经对他说过，你们江苏人具有农业传统，农民只要打理好自家的土地就可以了，不存在什么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而我们浙江以渔业为传统，渔民们不合作就打不到鱼，所以我们在骨子里就有合作的精神。
陈贤兴副会长对此表示，现在凡是在南京规模稍大的浙江企业，股东都是由好几个浙江人联合投资的，他总结说，浙江经济其实就是百姓经济。因此，宁商概念的重新塑造，最大的意义是推广企业之间的有序竞争，加强宁企之间的合作，为企业谋求最大化的利益。
民企发展要讲目标
民营企业在成长的各个阶段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一德集团的老总陈俊举例说，一个在国有企业或政府机构工作过的人，在下海经商之前，通常会简单地认为，别人下海都赚钱了，我也一定会赚钱，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走一步看一步，这阶段被称为浪漫的幻想文化。下海后忙着搞钱搞关系，而不是切实考虑企业的业务发展，妄图投机取巧，这一阶段被称为寻租的手段文化。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缺乏科学的管理，仅仅靠个人的主观意识，召集一些朋友，以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平均主义文化作为经营理念。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急需用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亲戚，这样企业就被血缘的家族化所控制。针对这些问题，陈俊提出，企业应该有明确的目标文化，不要为了各种投机心态制造各种理由，手段只是一种辅助，不能成为核心。企业还要建立起自身的激励文化，不要搞平均主义。此外，企业还要不断靠产权来凝聚自身的家族力量，而不是靠血缘。
来源： 扬子晚报作者： 周荃、王娟、陈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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