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思考.吸收.创新.跨越式发展——浙江温州经济发展模式
温州模式向招商引资转变是福还是祸?http://www.zjsr.com 2006年01月19日 浙商网
在温州企业全面反思“温州模式”、并试图重新塑造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时，温州政府亦颠覆性地提出了“招商引资”的策略，对这个完全依靠草根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地区来讲，这种转变是福是祸？
2005年12月8日，温州市人民大会堂瑞安厅。在“温州民企对话全球500强论坛”的间隙里，记者的提问尚未展开，市委书记王建满即直接切入主题，温州为什么要招商引资？对一些尖锐问题，他毫不避讳，有问必答。
医治温州的“猛药”
从杭州萧山转战温州，在履新3个月后，王建满在温州烧起了一把火。2005年初，王建满率领温州近百名官员从上海出发前往松江、嘉兴、杭州，在紧张的行程结束后，返回温州当天，王建满在温州召开“千人大会”。受邀参会的除政府官员外，还包括来自全国的92个温州商会以及一批在美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侨。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与会者，多数都被王建满的一席话搞懵了。在“千人大会”上王建满首次大张旗鼓地向外界公布了他医治温州经济的猛药——招商引资。这对全国任何城市、任何一届政府来讲，都是最平常、也是过去几年最频密的话题，但是一位温州官员称，这在温州“史无前例，完全是破天荒”。温州是本地资本最为“过剩”的中国城市之一，温州经济有95%是由民营经济构成，温州商人游走在全世界，并带回源源不断的财富。过去几年，当中国各级政府为招商引资前后奔忙时，温州政府则完全置身事外。温州经济完全依靠民间力量推动，数年来当地政府一直对自己的“无为而治”津津乐道。
王建满用他一贯斩钉截铁的语气说，“温州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王解释说，温州正在切身感受到现有经济结构带来的“成长烦恼”和“过程疼痛”，其根源即“温州经济的难以为继”，王建满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二是要素难以为继，三是环境承载难以为继。”“温州产业向来低小散，依靠规模取胜，而温州又是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城市，资源匮乏，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腾笼换鸟’的话，温州经济就没有出路。”
使王建满意识到“难以为继”的直接原因是温州GDP增长速度横比两年来持续下滑的趋势。2004年温州GDP总量在浙江省排名第三，仅次于杭州、宁波，但其GDP增速在全省11个城市排名中，2003年和2004年排名分别为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而仅仅两年前，温州人尚在高呼“全国看温州，温州看什么”。
在王建满率温州官员考察的嘉兴、杭州两地，2004年一年合同利用外资分别为25.8亿美元、30.78亿美元，而上海松江外资总投资额高达100亿美元。外资经济一直被温州政府视而不见，据温州政府提供的数字，改革开放20余年来，温州实际利用外资仅为11亿美元。过去20年温州吸引外资的总量甚至低于嘉兴一年的引资额。
依据过往在萧山的经验，王建满希望以“招商引资”策略为温州经济“破茧”，迅速扭转其下滑之势。招商引资被高调确立为市府“一号工程”，其目标是在2005年确保合同外资6亿美元以上，实际利用外资3亿美元以上，实际利用内资16亿美元以上。据说，2005年市府对党政机关的多数考核办法都围绕招商引资拟定。
到2005年底，王建满刚刚履新一年。这位风风火火的市委书记一年来奔波于各个部门、积极地面对媒体、频繁穿梭于各种可能为温州引入外资的会场，用他极其丰富的语汇向外界宣讲其“招商引资”策略。被王建满反复提及的“无外(外资)不快、无外不活、无外不强、无外不高”理论，温州官员基本已熟谙于心，而对过往他们引以为骄傲的“温州模式”或多或少都流露出一种忧患意识。
不升级就危险
在王建满大刀阔斧地推行其招商引资策略时，温州商界则流传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温州资源匮乏，本地企业都满足不了，何苦招商引资？”，“萧山和温州截然不同，萧山模式能在温州复制吗？”，“外资进来了，民企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招来女婿，气走儿子”。
这些说法陆陆续续传到了王建满耳朵里。王建满对《中国企业家》直言不讳，“宠爱儿子要看用什么方式，假如招了女婿,儿子就被气走了，那还是要做儿子的思想工作。”这位父母官强调说，温州经济政策的制定要听取企业界的声音，“我们的经济95%是他们创造的，绝对不能忽略他们的存在。”
王建满表示，他的顾问班子里有十位是温州的企业家，“一些企业家的想法和建议可以直接传到我这里，我的一些经济策略也会直接跟他们沟通。”
市委书记召集了数次与当地企业家的恳谈会，在会上，王建满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西湖很美，但依然要和钱塘江连通，这样西湖水就活了，才能持续她的美丽。”王建满说，政府招商引资的目的是为了温州企业能“借梯登高”，“我们要打出的旗帜是‘千家民企大招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
一些企业半信半疑，而另一些在国际化道路走得更早、碰壁更多、受伤更深的企业则早已经走到了政府前面，他们对温州模式的反思、对合资道路已经尝试、探索了很长一段路。
近十年来，温州商业在全世界的游走伴随着各种反倾销的调查，过往在全球所向披靡的他们现在纠缠于各种形式的贸易磨擦，各国政府的歧视性禁令、同行间的价格血拼正将他们拖入泥潭。2004年9月，西班牙埃切尔的一把大火焚烧了16个集装箱的温州鞋；同年11月，在巴黎6处温州华商仓库被焚；2005年3月，俄罗斯警方以偷税名义抄走了价值8000万的温州鞋……对温州产品的抵制甚至愤怒情绪从各国政府、各种组织、协会正漫延到民间，温州产品被冠之以“蝗虫”、“洪水猛兽”甚至“黄祸”，尽管这些产品耗尽了温州的资源、承担的只是当地人极其低廉的劳动价值，和分布于各国的竞争对手相比，温州企业获取的只是极为低廉的利润。
在2004年埃切尔大火之后，温州商界前所未有地开始直面探讨温州模式的得与失，检视温州企业何以身陷今天的商业竞争环境？
出口量名列三甲之列的温州东艺鞋业公司董事长陈国荣对此反思说，温州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发挥到极至后，现在转变为劣势，使企业腹背受敌。“量大面广、铺天盖地出口强势无限膨胀，就有可能导致成祸成灾。好强好胜好斗好赢的经商理念未必是国际化取赢的上策。而国内企业一贯奉行的‘产供销’一条龙策略，在国际市场腹背受敌，惹来一身臊。”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则告诫同行，“我们要少一些埋怨，多一些主动，主动审视自己，改正缺点；要少一些数量，多一些品牌，改变中国鞋低档的形象。”
埃切尔事件之后，温州一些协会开始积极组织温州商团前往西班牙考察、沟通。温州商圈开始建立一些共识，比如不搞低价竞争，探讨与当地企业“有钱大家赚”，开始强化共赢的理念。
而温州引以为傲的低压电器行业，整个2005年呈现出一片萧索，行业利润大幅下跌，亏损企业大量增加。正泰、德力西、人民等几大企业持续数年来规模虽不断增长，而利润则持续缩水。一些危险的苗头开始出现，人才流失日渐严重，各种商业成本持续走高，技术人员青黄不接，一些企业抽调资金做各种投资，温州“炒房团”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奇观。
升级之路
但王建满所倡导的招商引资是温州商人们理想的升级途径吗？
在温州商界素有领袖风范的郑秀康是温州企业升级的身体力行者。2005年12月17日，康奈集团在温州举办了“和谐·共赢——从康奈之路看中国鞋业国际化”的论坛，西班牙埃尔切市鞋业协会、温州市鞋革协会和康奈集团三方共同签署了“温州宣言”。
“面对这样一个近乎政治性事件，一个企业能推出这样的举措，能推动双方走到一起来，郑秀康还是很令人敬佩。”一位温州官员评价说。《温州宣言》被国内媒体视为温州企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在《温州宣言》背后，温州商业协会正试图以各种方式向西班牙同行展示一种开放、欢迎、合作的姿态。比如，以合适渠道帮助西班牙高档鞋进入中国市场，支持对方来温州投资等。
一些企业的经验也开始在温企间被纷纷仿效。在埃尔切大火中，开设品牌专卖店、零售价高于60美元的康奈鞋即幸免于难。康奈在国际化之初即在世界各地纷纷开设了自己的专卖店，并坚持出口专卖品牌经营，并主动投巨资与一家全球性鞋类论证机构合作，在中国建立符合该论证机构的鞋类设计研发中心。现在康奈试图在未来几年迅速加大在全球开设品牌专卖店的速度。
2005年底，在国际化中不断遭遇贸易风险的温州哈杉鞋业则抛出重金，收购了意大利著名鞋业公司威尔逊，其董事长王建平解释说，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创建国际品牌，从而摆脱低价竞争竞争的泥潭。此外，瑞立与一家香港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并在美国借壳上市，安信签约收购了巴西8.5万公倾的森林，正泰在2005年初与全球最大的多元化公司GE组建了合资企业，金狮啤酒向全球最大的啤酒公司英特布鲁张开怀抱，飞雕收购了意大利ELIOS公司……
温州商界素来的低调潜行作风，使温州多数企业的投资行动都避开了传媒的视线，这场在温州商界掀起的新合资运动，其动力无一例外地源自于市场。而这和刚刚履新一年的市委书记的想法似乎不谋而合。
除了大量引经据典外，王建满的谈话中时常会引用温州一些企业家的原话。对于合资后的感受，王建满津津乐道，“和GE合资后，南存辉就说‘用了才知道好。’”王随后调侃说，“我看这句话应该改为‘合了才知道好。’”
在王建满铁腕风格下，温州1月至9月份，全市新批外资投资企业141家，同比增加48.2%，总投资10.6亿美元，同比增加96.8%，这与王建满强调的“有选择性地引入一些优秀企业”基本吻合。而前9个月温州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两项的增幅，都在浙江省名列前茅，王建满对这张答卷似乎较为满意。
尽管看起来温州商圈对自我升级的诉求和新一届政府的新政举措找到了共赢的基础，但是由于温州政商两界过往长期各行其是，双方的诉求在下一步如何相互推动尚有一段距离。过去20多年，温州经济完全由民间推动并掌控，温州的民营企业完全依靠家族力量、依靠自我推动、基本游离于政府范畴成长壮大，现在当推动力、主导权部分地移交到政府手中时，双方怎样适应新角色，政府能否对自己的主导权把握有度，而企业又如何在政策东风之下获取更大的利益？
在“温州民企与全球500强对话”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邀请了七位温州民企做私下沟通，他面对来自企业家的最频繁的提问是，“对我们在国外遇到的各种贸易壁垒，商务部能提供什么帮助？”相信市委书记王建满曾经(包括未来)也无数次面对同样的提问。过往不论是温州政府还是其他相关部门的“无为而治”，使温州企业在成为国际化先锋时，常常陷于孤立无援各自为战的境地，他们获得的来自政府方面的支持和管理十分有限，现在国家相关部门，尤其是温州政府都面临对自身职能的反思和革新，这是王建满面临的新挑战。
来源： 中国企业家作者： 周 一 [发表评论]
[ Last edited by 天地人999 on 2006-2-14 at 10:59 ] 温州模式面临的问题和再创新
http://www.zjsr.com 2006年02月05日 浙商网
乐清是我的故乡。作为一名温州籍的经济学者，我一直关注温州经济发展的态势。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为什么温州、温州人具有越来越高的知名度？其原因就在于温州人在温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不同阶段，具体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但成功的基本经验和内在精髓却一脉相承，这就是市场化改革。在温州，由于大力发展了民营经济，有效地调整了所有制结构和利益分配关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活力；通过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转变了经济运行机制，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2003年10月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上，我在《温州的贡献》的演讲中，将温州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提供的经验启示概括为八个方面：一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民间的力量；二是在于让人们认识到市场的力量；三是在于展示了社会分工的力量；四是在于使人们看到了观念变革的重要性；五是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了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有限边界；六是在于创造了一种可供选择的经济模式；七是在于把市场经济的种子撒向全国各地；八是在于昭示了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和希望。在中国电器文化节举办的“温州模式的反思与电气产业的发展”论坛上，我将结合温州自身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和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谈谈温州模式今天面临的问题和再创新的一些看法。
大家知道，近年来围绕温州模式有一些新的争议和忧虑，这主要是由温州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浙江其他一些地区引发的。从1978年到1998年，温州经济增长速度在浙江省11个地市中一直名列前茅。但自1998年以来，温州经济增速开始慢于浙江其他一些地区，2002年排名掉到了全省第七。
温州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慢，反映了温州“比较优势”的客观变化。比较浙江省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条件，温州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等都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改革以来，温州经济之所以能高速增长，靠的就是改革创新先行一步且不断地有所突破所带来的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发展壮大。但在党的十五大以后，随着长三角地区成为我国外来投资的集中地，杭州湾两岸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等6市的区位优势及其对外资吸引力远好于温州，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温州也就顺理成章了。而浙中的金华市有义乌市场的强劲带动；台州市与宁波市的经济联系加强，在产业结构和引进外资等方面也优于温州；浙西南的衢州、丽水两市，一方面因地区GDP基数小而有可能增长快，另一方面又具有要素价格低而易于吸引外来投资、发展相对落后而使财政转移支付增加等“后发优势”，其发展速度不慢于温州也是可以理解的。由此看来，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在省内地区GDP增速的区际竞争中，温州经济增速很可能会居于浙江省后列的位置。
就温州经济未来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是不仅要认识到今后一个时期，其经济增速很可能会慢于浙江其他一些地区这样一个事实或趋势，更是如何正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温州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紧张，区位条件、投资环境比较差，出现了民营企业大批外迁和资本大量外流。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的160万温州人，只要每人带出10万元钱，则温州输出资本总额就达1600亿元之巨。这自然会直接影响当地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发展。
其次，在温州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结构的演变基本局限于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如皮鞋、服装、塑料制品、五金电器、打火机等行业，而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很低。企业规模结构以中小企业居多，绝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还保持着封闭式家族企业的形态，既不能让外人进入，也不想与其他企业联合，更不愿被其他企业兼并，平均企业规模依然很小。
再次，在发展动力上，主要依靠内源力量，借助外源力量远远不够。温州依靠民间力量，大力鼓励民间投资，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使千家万户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是内源性民间力量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地方。但是，温州少有区外资本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输入，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额还比不上浙东北有的县级市，“三资”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比重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2。同时，温州的出口贸易发展也不快，外贸出口总额仅有宁波市的1/4和杭州市的1/3左右。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温州原先的体制先发优势在逐渐弱化。温州作为我国改革的先行者所赢得的体制“先发优势”，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各地都在鼓励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温州原有的体制优势也就逐渐失去了。
无疑，温州经济的发展提高，需要温州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进一步推进改革创新。
以提升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统筹产业的联动发展，建设高附加值的先进轻工制造业基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温州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合理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产业发展方向，努力提升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这就需要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特别是产业集群的内在关联和社会分工，依靠制度、组织和技术的创新，加强研究开发和劳动力培训，加强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建设，向上、下游不断延伸扩展产业链和价值链，提高传统产业的附加值，打造具有温州特色的国际先进轻工制造业基地。
大力发展适应民营企业发展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进一步开放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一方面，要积极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探索政策性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相互合作的有效形式；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发行债券、股票并上市流通；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另一方面，要进一步逐步降低民间资本的进入门槛，鼓励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不断开辟新的投资空间。这样，就会部分扭转温州民间资本外流的现象，而温州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速度也将进一步加快。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推行审批事项听证制度。不断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建设服务型政府，切实优化投资软环境。
充分利用民间资金丰富和市场机制灵活的优势，大力发展各种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建立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结构合理的现代教育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把内源力量与外部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广东、苏南等地的经验表明，引进外资对于促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贸易扩大，对于转变观念和管理体制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温州需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把民间力量、民间资本与外来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为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道路转型注入新的动力源泉。目前，温州实施招商引资工程，促进“以民引外，民外合璧”，就是温州经济转型、增强发展动力的一种可贵的探索。(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教授)
来源： 浙江日报作者： 张仁寿 [发表评论] 何谓“温州人精神”？
http://www.zjsr.com 2006年02月12日 浙商网
:z:何谓“温州人精神”？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将“温州人精神”概括为四句话：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
温州，是个神奇的地方
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像温州一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一次又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也没有哪个地方像温州一样，有那么多人分布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温州在较长的时间里受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争论的困扰，但温州市的干部高瞻远瞩，认定发展是硬道理，在外部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让温州人吃了定心丸，使温州加快了发展步伐。温州成了全国的典型，前来温州参观者络绎不绝。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泽民同志曾这样评价温州人：世界上的人都知道温州人会做生意，沿海靠山赋予他们这种开放的精神，冒险的精神，最主要的是温州人能吃苦。正是这样，温州人在眷恋故乡的同时不迷恋故土，许多温州人走出温州，甚至走出国门，做小生意，做大生意，把小生意做成大生意。
著名社会学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三访温州后，在《瞭望》周刊撰文阐述“温州人精神”，认为：“就是不甘落后，敢为天下先，冲破旧框框，闯出新路子，并且不断创新。温州人从家庭作坊、摆摊叫卖、沿街推销、设店开厂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资产经营、网络贸易，我也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从初期的萌芽到和国际经济接轨全过程的演示，并且觉得可以从中捉摸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
何谓“温州人精神”？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将“温州人精神”概括为四句话，即：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
温州人潜意识里从来就很少想过谁来资助救援，在他们最困难、最平淡或最辉煌的日子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靠自己”。温州人的“靠自己”确实是很有特色的“靠自己”，他们可
以说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屈”时可以补鞋、弹棉花、做木工、当泥瓦匠，但他们内心却没有自卑感，一心想的是苦难就是财富，盼着寻找阶梯爬上去。“伸”时可以做大买卖，指挥千军万马；可以投大项目，一鸣惊人；可以慷慨解囊，一掷千金。更重要的是一些人不敢做的事，温州人却敢做，因为他们的“嗅觉”往往比人家灵。就是凭着这顽强的“靠自己”，他们中的许多人远离故土，寻找自己的落脚点。
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的温州人有40万；在国内创业的则有160万，占了温州全市常住人口的近1/4。
温州市委书记李强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谁都知道今天的温州是中国“小老板”最多的地方之一，在一些人的眼里，温州几乎成了财富的代名词。然而，温州最出名、留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温州人。因为他们是温州奇迹当之无愧的创造者。不了解温州历史的人根本无法想象当年温州人所承受的贫穷的分量。温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过去交通极为不便。人均耕地只有0.33亩，养家糊口都不容易。由于自然条件不足，又地处海防前哨，长期以来，国家对温州的经济建设投资很少。据有关部门统计，解放后30年，国家对温州工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投入只有6亿多元，在同期国家对浙江省的投资总额中，温州只占了3.24%。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温州人不等不靠，从十几万供销员跑遍全国，到“小商品大市场”，从个体联户到股份合作到股份集团化、集团股份化，逐步由贫穷走向富裕。温州经济20多年改革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全民参与、星火燎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将之形象地称为“蚂蚁雄兵”、“百姓经济”。
李强说，各界对温州人的评价一直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温州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有人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还有人说温州人“头发是空心的，里面藏着智慧”。没有这样的温州人精神，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温州经济。具体来说，温州人精神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敢闯敢冒敢试，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由此创造了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前些年，不少媒体广泛报道过的温州人胆大包“天”、胆大包“海”、胆大包“地”，从一个侧面凸现了温州人敢为人先的精神。
二是恋乡不恋土，走南闯北筑码头、打天下。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温州货、温州街、温州人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
三是不断进取，永不言败。温州的许多老板、企业家出身于修鞋匠、裁缝、供销员，吃苦耐劳精神和进取心都很强。这使得他们能义无反顾地打拼天下。
四是自主意识强，善于创新。比如，温州可利用的资源非常少，但温州人的创造精神能够“无中生有”。温州的水头镇、郭溪镇，没有什么畜牧业，却成为全国最大的皮革生产基地；龙港镇、宜山镇不产棉花，纺织企业也没有，却成为再生布的生产基地；温州没有汽车生产企业，过去也没有摩托车生产企业，塘下镇却成为全国四大汽摩配生产和销售基地。这被称为温州发展中的“零资源现象”。
温州，尚需一点“贵族”精神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近年来，在全国对温州的一片赞扬声中，温州市委、市政府的干部和当地的经济学家大多保持着很冷静的头脑。现任温州市委书记李强指出，温州人在光环之下，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比如说温州人“人人想当老板”的自我性很强，有竞争意识，但有时缺乏合作、协作和甘当配角的精神；温州人很精明、很务实，但有时往往偏重于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眼光；温州人重人情，亲和力强，但有时规则意识不够。
温州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认为，温州人的冒险、创新等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温州人精神需要被破解，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因为温州人精神是特定历史阶段一种有效的商业文化精神，不具备超越时代的永恒性。所以我们必须警惕，事过境迁以后，温州人精神可能会显现出其负的一面。因为任何事物一旦成了思维定势，原先很多的惯性选择就会约束后来的选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不讲规则是一种策略，是一种勇于创新的尝试。但是当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后，这种变通有可能会演变为“漠视规则”；胆子大可能会演变为致命的自负；过于强调追求经济利益可能导致唯利是图；企业家那种市俗化、功利主义的入世精神可能会阻碍他们的视野和人生抱负。温州人在抓住机会和胆子大方面出了名。那么现在的温州企业家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应该关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联系。企业家要认识到，企业的存在不仅仅是谋求利益的机器，同时还是社会资源的利用者和权利行使者。温州不缺乏暴发户，但是温州缺乏一点贵族精神。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在全国各地闯荡的百万温州人，创办企业3万多家，个体工商户37万户，在天南地北建起了40多万个销售网点，构筑了庞大的市场
网络。温州人累计投资1000亿以上，投资超亿的企业就有近50家，年销售在1600亿元左右，实现年工业产值1000多亿，创造了600多亿元的GDP，相当于在温州之外再造了一个温州。更为重要的是，温州人精神如今已成为一种品牌和经济文化现象，经过温州人的大流动，已渗透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每一个角落，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来源： 《人民论坛》作者： 陈俊贤 [发表评论] 温州以民引外实现民企二次飞跃 经验全省可鉴
来源：温州商报 发布日期：2006-03-14
中新浙江网3月14日电 “温州市通过‘以民引外、民外合璧’，实现了民营企业的第二次飞跃，这对浙江省民营企业有普遍借鉴意义。”昨天，第三届省投资促进机构联席会议在温州召开，浙江省国际投资促进中心负责人在会上如是表示。
2005年，温州市新批224个外资项目中，民营企业对接外资就达145个，占总数的64.2%，累计合同外资占全部合同外资的35.5%，实际利用外资占全部实际外资的54.2%。
温州市外经贸局局长刘周晰说，温州拥有1500亿元丰裕的民间资本，不缺钱。但是温州还要招商引资，从企业层面而言，民营企业嫁接外资具有的战略意义，不仅仅是引进资金，其背后还是对民营企业的技术提升、管理提升、制度提升和理念提升；从区域层面而言，民营企业嫁接外资是一种战略性的举措，对区域经济也有着产业层次、企业层次、竞争能力、发展后劲等四个方面的提升。
通过“以民引外”政策的引导，温州迅速出现了可喜的局面：正泰集团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合资成功，为双方在全球高低档低压电器市场赢得更大发展空间；瑞士世界顶级钢笔生产企业凯兰蒂与浙江人可工贸有限公司合资，促进提升温州“中国制笔之都”的产业层次；浙江三帆明胶厂同法国罗赛洛明胶集团合作成立的罗赛洛(温州)明胶有限公司，在短短的一年里就获得了国际最严格的认证公司挪威船舶会社颁发的多项体系认证……(作者：万小军) 温州企业群体还行吗
慧聪网 2006年3月8日9时11分 信息来源：《IT经理世界》
比起聚光灯下的华为、联想，温州的企业群体更能代表中国经济的现状——
在温州，绝大多数企业依靠制造低成本、低附加值的产品谋生，年收入在1亿元人民币以下；
在温州，绝大多数是纯粹家族化的企业，没有公司治理的概念；
在温州，相当一部分企业严重依赖出口，并且几乎只靠单一种类产品生存。
所有这些，不仅仅是温州的特点，也被很多人看作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变量。
在中国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温州企业始终以一种最具活力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个商业嗅觉异常敏感的群体，几乎是中国最早市场化、最早国际化的一批人，但也因此在完成原始积累后，最早面对着坚硬的天花板和越来越高的门槛。
如何寻求新的产业升级机会，回归主业还是多元化？搞研发还是搞市场？为什么职业经理人不管用？为什么总是贸易战中的受害者？今天，温州企业群体面对着无数的难题。但是归根结底，温州企业们遭遇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其“四肢”与“大脑”之间的剪刀差——他们可以把产品卖到世界各地，但是思维却往往跳不出温州的圈子。
无论是引入外资还是尝试“褪家族化”，吸引更多更先进的基因来改造温州企业群体已经迫在眉睫。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变才可以带来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才可以持续地带领温州企业穿越今天以及未来的极限。温州企业今天所做的种种艰苦努力，相信对于整个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20年前，温州人开始进行市场化的商业尝试，他们做到了；
10年前，温州企业为了摘去头上的“假冒伪劣”帽子而奋斗，他们做到了；
5年前，越来越多的温州企业把触角伸向了海外，他们也做到了；
现在，他们还能成功吗？
成长乏力犹如锅底的炉火，资本突围的屡屡碰壁又像是那个密不透风的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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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聪网 2006年3月8日9时11分 信息来源：《IT经理世界》
“这次可能真的躲不过去了！”看到办公桌上欧洲代理商发来的讨论文件原稿，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心情非常沉重。那是欧盟安全消费委员会正在制订的一份关于烟具消费方面的立法草案。
虽然早在2005年底周大虎从商务部就已经得悉此事，但2006年2月14日下午，新立法讨论文稿摆在他面前时，他还是非常震惊，因为文稿中的几项规定无疑将中国烟具企业向欧盟的出口宣判了死刑。
新的讨论文稿规定，生产厂商必须要在欧盟各国建立维修点，对利润微薄的打火机产业来说，在人力成本昂贵的欧盟建立维修点，无疑会让国内烟具企业的成本优势丧失殆尽，也意味着只有高档(豪华)打火机才有发展机会。但附加条款中，豪华打火机要有五年使用期才能进入市场，而由于打火电池等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即使日本等国家的高档打火机，使用寿命也达不到五年。
从1987年温州人做出第一只打火机开始，温州打火机年产量如今已达到6亿只，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在中国打火机质优价廉的冲击下，欧美主流市场上相当一批本土打火机企业迅速消亡，仅存的一些打火机企业也只能坚守在高端豪华产品这一狭窄的市场上。
事实上，不仅仅是打火机。温州皮鞋让意大利、西班牙许多号称“鞋都”的城市都一片萧条，很多欧洲企业面临倒闭的局面。面对中国纺织品、皮鞋、打火机等产品的冲击，欧美等主流市场国家终于开始拿出反倾销以及消费安全立法等手段，保护本土企业的利益。
在把海外市场发展到极致之后，温州企业开始遇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迷失的产业方向
在拿到讨论稿的第二天，2月15日，作为烟具行业协会会长的周大虎就在温州召开理事会扩大会议，除协会会员外，还邀请贸易公司、在温州的欧洲代理商以及媒体等参加会议，以讨论其中不合理的内容上报商务部。2月16日，周大虎以紧急快件的形式，将协会认为的不合理之处以及修改的意见上报北京。
虽然做了积极的应对，周大虎心里很明白，欧盟安全消费委员会的文件将很难被推翻，一旦形成之后会很快上报议会，而议会的批准通过只是形式上的问题。周大虎已经向同行发出警告：损失将不可避免，因为中国30%以上的打火机产品都出口欧盟，如果这条道路受阻，意味着相当一批打火机企业将破产倒闭，即使处于行业领头地位的周大虎，在收入锐减30%以上，恐怕也会一蹶不振。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从议会批准到正式执行之间10个月的缓冲期，是留给他们最后的时间了，这些烟具企业必须要利用这个时间将损失降低到最小，或者找到新的出路。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意外的结局。不仅仅是打火机，包括茶叶、服装、皮鞋、家具、电池等，绝大部分依靠成本优势、低价策略进军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自加入WTO以来屡屡以各种名目，被施以贸易保护的待遇，从反倾销到特保再到307法案，这种局面大有越演越烈之势。
而周大虎在这方面曾经是跨国维权的“英雄”，在应对欧美等公司的“反倾销”案件中，以周大虎为首的烟具行业协会的跨国维权行动最为成功。早在2002年6月，欧盟就对中国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周大虎临危受命，组织16家温州打火机企业，自筹资金200万元，聘请比利时和法国的律师事务所，参与了“产业无损害抗辩”。到2003年7月25日，欧盟终于撤消对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的“反倾销”起诉，这场历时一年多的诉讼终于以周大虎等人的胜利而告终。
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来自欧盟安全消费委员会方面的立法，仍然可能将中国打火机拒之欧洲大门之外。而即使是此次立法没有最终通过，欧盟方向仍然可能会出台其他限制进口的相关措施。
显然，即便是背靠“全球化”的大趋势，但单纯依靠价格优势的低附加值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正在遇到越来越大的阻碍。对于绝大部分温州外向型企业来说，进口国越来越频繁地建立一道道贸易壁垒，已经成为他们进一步发展壮大最大的障碍。
“我们也在想其他的发展道路，但还没有想清楚。”面对迫在眉睫的问题，周大虎实在想不清楚，他怎么才能把打火机这种产品做成高附加值的产品？而除了打火机，他还能做些什么？
在温州企业群体中，依靠打火机、纽扣、眼镜这类产品成为某个行业“巨头”的企业并不在少数。温州桥头镇生产的纽扣已占全国市场的93%；温州的徽章、商标占全国市场的89%；温州的剃须刀、锁具和眼镜分别占了全国的60%、65%和80%。然而所有这些“大王”中，相当一部分企业都是依靠出口贸易发展壮大的，虽然他们规模最大的也没有超过1亿元产值，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这些“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产品上，却对国际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实际上，如果再算上服装、鞋业等温州企业的弱势海外品牌与强势海外销量的巨大反差，可以说低附加值的产业一直是温州企业的核心生意。
在温州，很多企业家已经看到了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带来的收益是有极限的，这些极限来自于全球化也消除不了的贸易壁垒，更来自于自己获得垄断之后成长速度的停滞不前。比如温州的服装行业经历几年快速增长，2002年突破300亿元大关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之后，却在此后几年一直徘徊不前，特别是纺织品产品出口受阻之后，温州服装行业已经基本丧失持续增长的能力。
有些企业的核心主业遇到了困境，但是也有些温州企业在思考自己的主业到底是什么。
均瑶集团的模式似乎在中国民营企业更具代表性。与许多民营企业一样，均瑶集团从最初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的角度出发，四面扩张。在王均金担任董事长之前，均瑶集团就已经成为温州的另类：飞机票务、出租车运营、乳业、房地产运营，涉及到的行业都是温州人从没尝试过的。
但是这些年均瑶集团的高速发展，也让王均金比其他民营企业更早地感到尴尬。去年王均金在美国出差，一位投资者询问“均瑶到底做什么”的时候，王均金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概括出集团的主营业务。这件事也促使他开始认真思考均瑶集团的战略方向。
“我们未来5～10年的奋斗目标是，利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和现代管理手段，整合均瑶集团现有的服务业务，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当王均金在2005年最后一次公司会议上发表了这份宣言式的计划，据称，其措词的“复杂与前卫”仍然让许多高层摸不着门路。
2005年，均瑶集团四面出击。上海均瑶航空投资公司卖出其所持有的东航武汉公司股权后，紧接着积极筹备出资8000万元筹备成立东部快线航空公司；在成功发展商业地产之后开始进军民居，收购了拥有近2000亩土地储备的武汉汉阳房地产公司；集团旗下派瑞文化获得奥运吉祥物的特许经营权，成为均瑶最惹人注目的部门之一；甚至还投资收购了上海徐家汇地区的两所学校。所有这些，再加上公司2004年底收购的无锡大厦股份和均瑶乳业，均瑶集团所涉及的产业复杂程度和管理难度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
王均金一面向权威的咨询师寻求帮助，一面策划整合公司产业，明确集团未来的战略方向。刚刚从毕博管理咨询大中华区总裁位子上卸任下来的黄辉，也被王均金从高尔夫球场拉进了均瑶国际大厦，希望能够让均瑶集团实现突破。
在中国众多的民营企业之中，温州企业群体由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应该算是最早完成资本积累的一批，但是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和规模发展之后，他们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正在变成“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民间资本的困惑
2006年2月16日早上7点，温州江滨路上原东方造船厂的地块上，中瑞财团9大股东齐齐到场，在瓢泼大雨中为这块几经波折的土地奠基剪彩，与2004年6月中瑞财团声势浩大的开业仪式相比，这个仪式显得有些冷清，甚至没有邀请媒体参加。
2004年10月，这个号称中国民间第一财团的公司，以创下温州地价纪录的15.3亿元，从温州市政府手中竞得这块7万平方米，紧邻瓯江的“黄金”地块，以打造温州“最豪华”的高端房地产项目，并命名为“曼哈顿”项目。
然而，曼哈顿项目生不逢时，项目刚刚启动就经历宏观调控、融资方式改变等等障碍。2005年12月，温州市国土资源局以该公司在中标两个月内，未按规定缴纳首期50%的地价款(7.6亿元)为由，单方注销土地使用权出让中标通知书，并没收中标地价3%的违约金，在温州当地引起轩然大波。
而在18个月之前，在温州刚刚装修完工的发展大厦17层，9位清一色穿着法派西服和奥康皮鞋的商人曾经兴致勃勃地坐到了一起，揭开了“中瑞财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序幕。中瑞财团由神力集团、奥康集团、法派集团、泰力实业、国光房产、远洋眼镜、耀华电器、星际实业和新雅投资这9家温州本地企业以各自的法人股入股，共同发起组建。
这9位创业至少10年以上的企业家，在各自产业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他们集合在一起希望筹建一家民间金融机构，汇集温州数千亿元民间闲散资金，再有计划地去投资更有价值的项目，甚至像真正的金融机构一样做金融产品。
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走出温州单纯依赖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局面，这是老板的初衷。事实上不论是在西装、皮鞋还是眼镜、电器，即使是这些行业的领头人，也已经隐隐感受到成长压力。他们热切地渴望利用自己的原始积累和温州充裕的民间资金开启新的发展模式。
然而，9位制造业出身的企业家，本身对金融一窍不通，从网络上公开招聘找到的职业经理人也不曾有任何金融行业的背景，甚至不晓得成立金融机构必须先去银监会申请牌照。光有一腔雄心壮志，却受到政策的限制，更受自身条件的限制。
最终，中瑞财团正式成立后不得不放弃初衷，把自己定位为投资公司，在宏观调控下艰难地筹集资金做房地产项目。中瑞财团如此戏剧性的经历，反映了转型中温州民间资本的困惑，以及民企为寻找企业和资本出路所付出的努力。实际上，在这次尝试的同时，更多的温州民间资本向全国的扩张从来没有停止过——没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巨额民间闲散资本继续在全国炒煤、炒油、炒艺术品。
春节刚过，受北京产权交易所的邀请，温州政府组织一个温州企业家考察团进京调研北京国企产权项目。这次即将出售的项目具体包括北京路桥公司、城建集团、物资总公司、三元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以及几家北京著名老字号，涉及房地产、制造业、酒店服务业、文化产业等十几个行业。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温州商贾的这次北上又被媒体冠上“炒国企”的“恶名”。
2003年，毫不夸张地说，“温州炒房团”一夜间跑进全国人民的视线。而2004、2005年，“温州炒车团”、“温州炒煤团”、“温州炒艺术品团”等各式各样的“团”在媒体上先后诞生。手持大量现金却在产业方向上没有目标的温州商人，面对积累下的大量财富，不得不到处寻找投资项目。
然而，民间投资者的自身局限性决定了民间资本的局限性，即使经验丰富如中瑞的9位股东亦不能摆脱这种困境。分散的民间资本更是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形成较大的资金借贷规模，迫使创业者只能选择投资小、上马快、易扩散、投资回收期短的“短平快”投资项目，成为缺乏方向感与目标性的“游资”。至今，温州民间资本仍无法改变这种思维定势。
2005年底，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副行长蔡灵跃领衔研究的课题指出：近年来，温州产业结构调整一直不到位，产业难以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有产业升级的规划，但不掌握民间金融资源；而民间金融注重短期效益回报，并不按照政府规划来投资，产业规划容易落空，民间金融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基本上是被动的。“民间资本对温州企业发展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蔡灵跃这样总结道。
原有核心业务的成长乏力犹如锅底的炉火，利用资本向外突破的屡屡碰壁又像是那个密不透风的锅盖，而温州企业群体中正在这个温度和压力都在不断上升的“高压锅”中痛苦地挣扎。
作者：李亮 叶丽雅 改良温州基因
慧聪网 2006年3月8日9时11分 信息来源：《IT经理世界》
“高压锅”中的温州企业，已经开始在治理结构、褪家族化等层面进行一系列改变。
2004年11月接任温州市委书记的王建满，上任两个月就提出了“一号工程”——招商引资。与许多理论家一样，王建满也认为，单靠温州企业自身的发展演进太缓慢，必须引进外来资本的力量，改变温州企业固有的特性。
来温州之前，王建满担任萧山市委书记，萧山市招商引资的成功是他的重要政绩之一，他希望移植萧山模式，以改变温州以轻工为主、附加值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的情况，完成温州产业结构的突破。
2005年4月，在一号工程基础上，王建满又提出“12345工程”，是要用3年时间，力争全市引进世界500强企业10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20%以上，拥有销售产值超10亿元的大企业大集团30家以上，拥有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40个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000亿元以上。
“12345工程”显然是希望“腾笼换鸟”，调整温州的经济结构。王建满说：“我们必须要打破温州经济以小取胜、以多取胜、以价取胜、以量取胜的老格局，换来新的产业、新的体制和新的增长方式。”
为了改变温州以轻工为主的产业结构，王建满对涉及到的新产业：如生物医药、电子通信、汽车配件、精细化工等行业予以关注。还明确了建设“石化基地”的方案，选址温州东部的海岛洞头县化工基地，预计10年间投资300亿元。现在温州正在全力引进一批石化产业项目，极力争取中海油、中石化、中石油等石化巨头与包括中国台湾、日本、新加坡等大型石化企业来温州投资，参与温州大型石化基地前期投资与建设。
在王建满之前，温州政府主流的观点一直是：不缺少资金的温州没有必要引进外资，而资本本性就带有扩张性，温州资金的大量外流是正常现象。也正因此，温州不论从政府还是到企业，对于招商引资都没有兴趣，甚至没有类似“招商局”的部门，只有一个被闲置的“开放办”。
但是，尽管2004年温州GDP总量达到1298亿元，在浙江省排名第三，仅次于杭州、宁波。但其GDP增速，在全省11个省辖市中，2003年排名倒数第二，2004年排名倒数第三。王建满如此大规模地推进引进外资的直接原因，显然是希望通过几剂猛药，来遏制温州两年来GDP增速横比下坠的趋势，也希望用外来的血统来改变温州商业的传统DNA。
外来DNA
引入外资对于这些温州企业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够把外资带来的经济指标增长和温州企业群体的升级真正统一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
合资是不是答案？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虽然很多人对通过合资来获得技术、学习管理、甚至获得海外渠道等等，到底为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带来多少实际作用持怀疑态度，但是对温州企业来说，这似乎是一条比较合理的路径。
温州企业对于外资虽然一直保持着距离，但是对于外国企业却并不陌生，与他们在业务层面的合作是温州企业历来就有的传统。于是，从合作走向合资这或许是种必然。比如作为皮鞋行业领军企业之一，奥康与GEOX的“另类合作”，就让人们对奥康的国际化道路充满更多想像。
2003年初双方协议称，GEOX产品在中国的市场推广由奥康全权负责，GEOX销往亚洲和欧美市场的产品和辅助设计由奥康负责，同时，双方销售网络资源共享。根据协议，奥康在上海建立一家子公司，全权代理GEOX在中国的业务，现在已经帮助GEOX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00多家专营店，发展规模可以与在中国已经发展十余年的Clarks、Ecco等品牌相媲美。
良好的业绩让GEOX对于奥康非常信任，甚至曾表示亚洲市场也可以由奥康来操作。事实上，由于GEOX正忙于在全球各地扩张业务，没有精力发展中国市场，所以目前上海的这家子公司仍然由奥康100%控股。但GEOX已经明确表示，在正式进入中国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增资建立合资公司。“在一起，我们将成为中国市场的第一。”这是GEOX公司总裁马尼蒂(Mario Moretti Polegato)写给奥康董事长兼总裁王振滔的亲笔信中的一句话。
实际上，GEOX这个国际一流品牌在全球55个国家的5万个销售网点有着很大的价值。奥康几年前就曾在日本、美国、印尼等地建立专卖店，但事实证明通过代理商发展的速度太慢，而与GEOX网络的深度合作有望帮助奥康迅速打开国际市场。比如，2006年，GEOX就将向奥康开放他们在欧美18个国家的销售网络。
双方良好的合作过程和互补的条件，理论上很可能带来更深层次的资本合作关系。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王振滔认为即便GEOX今后在中国与奥康的合资公司中，奥康也绝对是要控股，而奥康利用GEOX海外渠道时候也要通过自己的独资公司。似乎，奥康并不想与GEOX把关系扯得太复杂。
王振滔至今仍然100%拥有奥康的股份，虽然已经与GEOX有了年非常成功的合作作为精明的温州商人，王振滔坦言非常关注GEOX在如何选址开店，如何进行价格调整，如何进行库存管理等，但他还是感觉没有必要与GEOX进行更深层次的资本合作，特别是在“不缺钱”的情况下。
奥康的思路，在温州企业群体中并不少见。即使是奥康与GEOX成立合资公司，GEOX对奥康集团层面的改变，特别是股权结构、运营方式方面的影响也极为有限。对于王振滔来说，GEOX仅仅是奥康的合资伙伴，奥康总体发展战略以及运营模式不会因为它而改变。
但是，在奥康的身边，另一家温州企业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合资正在成为这个企业思维方式的转折点。
南存辉在温州商界的领袖地位，不仅仅在于他整合温州当地数百家低压电器企业，形成了温州规模最大的正泰集团，也不在于该集团在2004年就突破100亿元的销售规模，更在于南存辉的一些思路与想法，让许多温州商人信服。正泰的一举一动对温州商人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几年前南存辉将他还没有思考成熟的上市计划对外透露后，一大批温州商人都纷纷效仿，也开始制定上市目标和计划。
在2005年9月的一次集团会议上，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突然提出公司将启动“凤凰计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凤凰涅计划”，来检讨公司过去早已习惯成自然的管理经验和模式。
“过去20年间，正泰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在新的国际国内竞争形势下，企业管理水平已经滞后，企业发展面临新的瓶颈。”南存辉认为正泰集团当务之急就是要从过去只讲“温州话”到学会“普通话”，最后必须要学会用“国际语言”交流。
导致“凤凰计划”出笼和引发南存辉这些反思的，是正泰和美国通用电气(GE)的合资。2005年2月份，正泰集团以旗下的五类低压电器产品和GE成立合资公司，虽然合资厂投资不过区区586万美元，而GE更占51%的股份，但合资却给南存辉带来巨大的冲击。
“我没有想到，谈判中一切细节都已经谈妥后，GE总裁却没有在合约上签字，他要回去向公司法务部介绍情况。”南存辉对于这个细节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们告诉我，法务部具有一票否决权，即使是总裁也要得到他们的同意才能做决定。因为这样的体系才可以减少企业经营的风险。”
对于一向在企业中作为最后、也是唯一拍板人的南存辉来说，GE对这个小项目的严谨和职业，让他突然对自己的企业有了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在那一刻他对自己的反思已经不自觉地开始了。
一系列的思想冲击才刚刚开始。合资工厂刚刚开业不久，原来自以为在精益生产、仓库管理、产品质量上都已经做到极致的正泰高层发觉，生产管理仅仅是企业运营的一小部分，正泰在技术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日常运营管理上和GE相差太多。“我们跟美国通用电气相似的地方只有5%，不同的地方却达95%。”说话向来都十分谨慎的南存辉用夸张的数字来强调双方的差距。
与GE在运营管理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促使南存辉提出非常激进的“凤凰计划”，全盘检讨和变革公司日常经验性的运营管理方式。当然，与很多中国企业一样，变革是从形式开始的。
以往正泰的集团会议总是有点“八股”：领导占据主席台的位置，而工作汇报也是大篇文章谈成绩，最后留个结尾谈不足和未来的计划。现在，南存辉硬性规定会议不设主席台，只设一个人的发言桌，而发言时间也控制在10分钟，内容是三三制，即工作成绩、工作缺点以及未来计划各占三分钟，并按照固定模式制作成演示文件，直切要点，杜绝套话、空话。而正泰甚至连演示文件模板都是用GE的。
除了这些改变正泰行为习惯的“形式上”的影响外，对南存辉影响更大的还是GE财务管理的理念。在此之前，正泰一直坚持“零贷款”的保守财务理念，账簿上所有的负债都是供应商的“应付账款”。
以前，南存辉习惯把银行给他的授信额度锁进抽屉，而这对本身就有金融公司的GE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GE的“洗脑”是有效果的，2005年11月，正泰上海公司筹建一个占地1500亩的高压及输配电产业基地，总投资将高达35亿元人民币。这次，南存辉没有任何犹豫，把抽屉里各大银行给他的授信额度一笔一笔地都用了起来。
在公开场合上，南存辉似乎并不太愿意谈起这家业绩并不理想、正处于紧张磨合期的合资公司，但他身边的人则说，老板从GE那里看到、听到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在他脑子里沉淀一番，然后融入正泰的“凤凰计划”。
触及灵魂
温州红蜻蜓集团总部墙上挂着一幅巨大而醒目的广告条幅：归零 跨越。虽然这是2005年5月28日，董事长钱金波在红蜻蜓成立10周年会上提出的口号，但这个条幅经过无数次的清洗一直被悬挂到今天。
“红蜻蜓10年了，又一个零点的开始。”钱金波似乎用这样的方式让所有员工记住这一点。这位以“文化开路”的另类鞋商实际也在向业界表明，红蜻蜓将进入第二次创业阶段。
近几年来，红蜻蜓在进军上海滩投资建厂的同时，即着手多元化发展，先后投资温州商业银行、上海建桥学院、开办上海惠利玛商贸中心，涉足房地产开发等。但多元化发展战略，让钱金波感到红蜻蜓在人才结构以及资源方面都力不从心，而且皮鞋市场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让钱金波感到危机正一步步逼近。
对钱金波来说，皮鞋是他能够把握好，也必须把握好的业务，是实现他们做事业的梦想，让他们安全走向未来10年真正的保障。在痛苦思考之后，钱金波借10年庆典之机提出“归零”，宣布此后10年，红蜻蜓将回归主业，逐步淡出房地产、银行、教育、物流等，只是投资不再参与管理，将精力放在主业皮鞋上，加强在信息化、物流以及人力资源等方面投入。
但有意思的是，在钱金波提出归零的两个月里，2005年3月，红蜻蜓外聘总裁钟普明正式离职，曾是政府官员的钟普明在红蜻蜓工作3年多时间。红蜻蜓任用职业经理的事情曾赢得外界不少的掌声，称钱金波是温州企业家中为数不多在用人方面有远见的人。而此次，钱金波以董事长身份再次兼任总裁职务。
在温州，钱金波被普遍认为最具“现代管理意识”的企业家，红蜻蜓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借助职业经理人的力量实现突破的企业，而随着决定“归零”重新创业，似乎意味着温州又一家企业在引进职业经理人的道路上受阻。
这种现象并不是唯一的。同样曾引进过职业经理人，最后又重新兼任总经理职务的还有报喜鸟董事长吴志泽。吴志泽认为，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职业经理人的任期制与老板的长远规划，往往会产生一些矛盾，温州还不适合引进职业经理人。
温州企业的职业化进程是一个矛盾。企业在完成最初的原始积累之后，在发展战略方面的突破，往往成为许多企业老板靠“草根力量”所不能完成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具备专业能力的职业经理人是有重大价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家族企业已经有了职业化的适当环境。实际上，温州企业群体中能有多少拥有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职业化是一个体系的问题，依靠几个经理人并不能真正解决企业面对的难题。而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的“经理人心态”对于老板又恰恰是彼此信任的最薄弱环节，所以“二次创业”往往成了经理人们的下课铃。
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对“归零和跨越”的温州企业现在需要的很有可能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在“褪家族化”的过程中引入更多新鲜的外部血液，并且让他们真正改变这些企业的“灵魂”。在这个角度上，一家规模并不是太大的温州企业——冠盛集团，正在做着有益的尝试。
2005年底，冠盛集团经理王班亚被“免了职”，接任总经理职务的是年仅28岁的夏雷。王班亚曾在雀巢、博世等外资企业工作多年，是资深职业经理人；而夏雷名不见经传，不但没有外企工作经历，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在冠盛这家98%以上产品出口海外的高科技公司来说，他甚至不会说外语。
但王班亚很快就接受了这个调令，转而担任冠盛全球营销总监。虽然从职业经理人角度，王班亚很难接受这个任命，但不同的是，作为冠盛的股东，他会换个角度思考：夏雷是6年前来冠盛推销电脑时，被董事长周家儒看中的，自加盟冠盛以来屡立战功，因擅长营销而从业务员一直做到全球营销总监。
而他本人虽然从全球最大的汽配公司——德国博世出来，是国内第一批跨国公司管理层人员，管理经验丰富，但最擅长的还是在于对国际市场的熟悉和业务拓展上。因此，他最终接受了董事局的这个外人看起来会“引发动荡”的换位安排，在新的位置上操作海外市场业务的拓展。在他看来，虽然职位不同但大家目的都是一样的：“作为股东，都是为了自己的公司。”
这种少见的人事变化之所以可以让当事人自己想明白，要归功于周家儒在2004年初对集团的股权结构的调整。
创业伊始，冠盛就是一个外贸出口型企业，到今天仍有98%的产品出口海外，成为中国最大的售后市场用等速万向节出口商。 2000年，冠盛销售额刚刚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时候，由于业务发展迅速，在各处租赁的生产基地有五六家之多，这让周家儒开始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如果继续以前的“个人管理模式”，由他一人独立打拼，周家儒自己当然还是利润滚滚不愁生活，但冠盛就只能选择放弃成长，这对把公司当作儿子一样爱护的老先生来说显然不太可能。
然而，引进人才容易，怎样留住和激励人才却成为冠盛的一大难题。毕竟温州只是东瓯小镇，虽然名声在外，但整体生活文化环境却远不如上海、北京等大城市。
为此，周家儒先后和香港及上海两家咨询公司合作，让他们帮忙设计激励方案。经过3年的策划和准备，2003年，公司从外部引进新总裁的同时，公布了职业经理人入股政策：从2004年1月1日起，周家儒拿出自己名下20%的股票，向公司19位核心高级管理层人员公开出售，让这些职业经理人分3年时间用得到的红利收购股份，并且，这20%股票中的25%是周家儒无偿赠送。这样到2006年底，冠盛将由周家儒一人独资转变为他和19位职业经理人共同持股。
有了这班资深经理人加盟，周家儒开始尝试着在美国打出GSP的自有品牌，改变以前完全代工的模式，并在美国与当地公司合资成立了4家子公司。“这些子公司都是冠盛控股的，财务必须由总部掌控，总经理由集团派出，且必须是股东，这样总经理利益就和集团利益完全挂在一起了。”有了股份制改造这个铺垫，周家儒对这样的安排非常满意。
2005年底，冠盛和拥有3000家连锁店的美国前10大汽车零配超市之一ADVANCE接上了线，并签订了GSP品牌产品供货合同，正式进入美国售后市场的主渠道。同年，周家儒花了7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一家即将破产的企业，为美国市场提出售后服务。虽然美国的运营成本非常大，但看着自己品牌的产品逐步进入美国主流市场，并由此带来营业额的巨大变化，周家儒非常开心。
冠盛在美国的子公司制度虽然还处于试验阶段，但周家儒已经在考虑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欧洲，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够进入欧洲的主流市场。“未来，我们甚至可能涉足到汽车上所有零部件的制造和销售。”周家儒希望到2008年冠盛可以达10亿元的规模，并实现整体海外上市。
如今，冠盛的董事会一年在中国举行，下一年就会选择在美国。而在董事会结构上，周家儒也做了很大的调整。冠盛董事会9个董事中，设立了3个独立董事，一个是远卓咨询公司总裁、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总会计师、还有美国曼哈顿资本集团的代表。实际上，周家儒在温州企业中的另类还在延续，以后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和成为公众公司都已经在冠盛的远景计划之中。
冠盛集团之所以能在企业改制方面走在前列，与周家儒个人性格有极大的关系。周家儒虽然年近半百，却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他多年来一直在海外跑销售，参观同行的工厂，对国外汽车工业的管理理念早就耳濡目染，而喜欢读书的习惯也让他言谈举止完全脱离了“草根”的背景。
周家儒一直在努力把一个只做国际市场的外贸公司做成一个国际化运营的公司，所以对引进职业经理人以及股权改制，周家儒表示自己并不存在任何心理困扰，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管不了，就应该让更有经验的经理人来管理。” 而且他坦言，冠盛虽然是一家温州企业，但98%的业务都在欧美等国际市场，而随着在美国建立子公司以及自主品牌的推出，冠盛需要大批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那些既熟悉欧美市场，又懂得管理销售工作的人才，不但是联想、TCL、华为等国内企业国际化道路中最稀缺的人才，也是跨国公司开始国内业务竞相争夺的人才。“要想真正留住这些高端人才，冠盛集团只有完成股权方面的改制。” 周家儒对此看得很清楚。
这样的特例在温州企业群体中会不会成为流行？5年前也许是幻想，但在今天的环境下，或许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
作者：叶丽雅 李亮 马格里布商人的影子
慧聪网 2006年3月8日9时11分 信息来源：《IT经理世界》
1000年前活跃在地中海的商人主要有马格里布商人和热那亚商人两大群体。马格里布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的特点是：依靠移民各地的马格里布商人作为贸易代理人，非马格里布商人几乎没有可能进入马格里布商圈，这形成了一种封闭的“联盟”。
维系马格里布商人交易合约执行的机制并不是合同与契约，而是根据地缘、亲缘形成的“多边惩罚机制”，一旦有某个贸易代理商出现欺诈行为，整个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将对他做出集体性永久和彻底的惩罚。
同一时期活跃在地中海区域的热那亚商人，则不局限于在热那亚商人中选择贸易代理人，不排斥与非热那亚人合作从事贸易活动。他们通过创立合约与法庭来维系与跨时空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合约的执行。
马格里布商人建立商业网络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极为有效，其交易成本非常低，但其具有的相对封闭性，造成边际成本非常高，也影响整个商人群落的转型与进一步发展；热那亚商人建立商业网络的成本非常高而且缓慢，而这种耗时耗力建成的网络边际成本却非常低，具有很强的复制性与扩张性。
利用马格里布商人群体上的特点与行为方式，来研究解释温州商人特性的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也是最早对温州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的。早在2001年在温州瑞安市举行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史晋川就温州区域“零外资”现象提出疑问：在穷山恶水的情况下，没有外来资本很正常，但现在的温州民营经济非常活跃，到处充满商机，为什么还没有真正的外资呢？
充满疑问的史晋川在研究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理论后发现，从马格里布商人特性中总是能看到温州商人的影子。
温州商人遍布世界各地，从中国西南边陲小镇到欧美各大城市的“唐人街”，都可以看到温州商人活跃的身影。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方式，温州商人建立了全国的生意网和“海外生意网”，并在各地都建立势力强大的商会组织，保证了温州商人不论到世界上哪个角落，都可以通过温州人开展当地的贸易。
正是这种封闭的贸易模式，温州的外向型经济步伐极其缓慢，温州几乎没有吸引到真正的外资。绝大部分所谓“外资”都是温州本地人到国外闯荡一番后，拿着外国护照再回温州来投资的，不要说海外投资者，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也很少会去温州投资。
与浙江省其他地区相比，在温州的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结构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加工和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例如皮革制品、服装、塑料制品和打火机等，20年前占据温州前几位的产业结构，在20年之后仍然没有任何改变。
而温州人在有关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专业化分工程度之高，营销网络之密，市场竞争力之强，无人能够匹敌。但产业升级却极为缓慢，因为对于温州人而言，进入新的行业即意味着进入一个以非温州人为主的分工体系和市场网络，将可能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及经营风险。
史晋川的观点并不能全面说明温州企业群体的问题所在，但可以肯定的是，与马格里布商人一样，温州商人身上固有的一些特点，让他们在20多年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领先位置，而这些特性，现在却成为了他们进一步发展壮大过程中最大的阻碍。正如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所说，这群最能赚钱的中国人，正是因为太成功了，所以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而这种路径依赖就如同DNA一样，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
马格里布商人最后没有改变自己的商业DNA，结果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一个乐观的观点是，温州企业不会重蹈马格里布商人的覆辙。因为在过去五年内经历了顶峰和严重挫折的温州企业，将会在“高压锅”中迅速变化和成熟，至少，一部分企业已经在这样做了。-
1、中瑞·曼哈顿项目是温州产业投资的突破口，还是温州商业整体衰退的表现？
2、五马街是温州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温州企业自己的旗舰专营店汇聚之处。
3、在范思哲、杰尼亚这样国际最顶级品牌的背后，也能看到很多温州服装企业的影子。
1、在午餐时间，温州每个产业园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农民工是温州企业打造低成本竞争力的基础。
2、在温州七里港码头，既可以看到现代化的国际巨轮，又可以见到古老的旧式渔船。
3、经历了西班牙“烧鞋事件”以及俄罗斯的“灰色清关”，“中国鞋都”正在面临国际化考验。
作者：李亮 温州模式是什么?或许从来就没有什么温州模式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发布日期：2006-04-07
新华网浙江频道4月7日电 温州模式是什么？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谜一般的问题。
从1980年代初到现在，对温州模式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平息，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相伴而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温州模式作为一种“术语”的出现是必然的。当所有人都试图“摸着石头过河”寻找富裕的路径时，任何方法论上的成功都难免被善意地上升为一种世界观，于是，一种在温州被验证的路径就很容易被固化成模式，机械的理解并崇尚也就无法逃脱。
争论也正源于此。
但争论者是否都走进了温州的深处？是否将温州模式放在历史的背景中考察？从温州模式肇始之初，外界对温州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判断就相伴而生，而在种种的言词间，跳动着对温州和对温州模式的刻板印象。
从1980年代温州第一任市委书记袁芳烈，到如今大力推行招商引资的现任市委书记王建满，看似思路、手法迥异，但这背后的“推手”，却是殊途同归。
也许，真实的温州模式一直在被误读；也或许，从来就没有什么温州模式。
“我没有推翻温州模式”
3月31日这天，温州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接受了刘奇辞去温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同时任命邵占维为温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邵占维曾经长期担任宁波港务局局长。很多人的判断是，邵占维之前的工作经历将对正在建设的温州石化基地大有裨益，而基于宁波与温州不同的发展路径，邵占维的到来，会与大力推行“腾笼换鸟”计划的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一起，共同促进温州模式的发展和革新。
温州为什么要“腾笼换鸟”，王建满说：“我们必须要打破温州经济以小取胜、以多取胜、以价取胜、以量取胜的老格局，换来新的产业、新的体制和新的增长方式。”
王建满选择的路径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2005年初，从杭州萧山转战温州，履新3个月后的王建满在温州烧起了“一把火”。他率领温州官员前往上海、嘉兴、杭州考察。
“正好是108人，我们笑称108将”，王建满回忆起去年的这个行动，感慨颇深。他说，这次考察主要是统一认识，解决温州招商引资的“该不该、要不要、能不能、对不对”的问题。
返回温州当天，王建满召开“千人大会”。他在会上首次大张旗鼓地向外界公布了他医治温州经济的猛药——招商引资。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与会者，多数都被王建满的一席话搞懵了。
招商引资，对于全国任何城市、任何一届政府来讲，也许都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话题。但是一位温州官员称，这在温州“史无前例，完全是破天荒”。
在王建满之前，温州政府主流的观点一直是：不缺少资金的温州没有必要引进外资，而资本本身就带有扩张性，温州资金的大量外流是正常现象。也正因此，温州不论从政府还是到企业，对于招商引资都没有兴趣，甚至没有类似“招商局”的部门，只有一个被闲置的“开放办”。
一时间，王建满被视为温州模式的终结者。然而王建满却并不这么看，他说：“我没有推翻温州模式。”
说到这里，他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西湖很美，但依然要和钱塘江连通，这样西湖水就活了，才能持续她的美丽”。在王建满看来，民营经济是温州的发展优势，但是不是只要民营经济就够了呢？
相反，王建满认为自己是在完善、发展温州模式。“我们的招商引资注重结构调整，温州丰厚的民资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把结构调整过来，所以，有钱不一定能把结构调整好，我们温州的招商引资，钱、量不是主攻目标，而是要解决温州粗放式增长方式的问题”。
从来都不是“小政府”
对王建满的质疑多数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温州经济有95%是由民营经济构成，温州经济完全依靠民间力量推动，数年来政府一直被认为是“无为而治”。
“温州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他解释说，一是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二是要素难以为继，三是环境承载难以为继。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不‘腾笼换鸟’的话，温州经济就没有出路。”
而至于政府有为或无为，王建满认为并非温州模式的特点。他说：“要基于温州发展的历史阶段，政府该为则为，不该为则不为。”
有学者认为，从温州1980年代的第一任市委书记袁芳烈开始，温州政府变成了一个小政府、弱政府，更多的人将温州政府的无为而治归结为温州模式的核心特点。
但袁芳烈说，说温州政府是无为而治，这是贬低、不对的。我把乌纱帽挂在裤腰带上顶风做事，这是最大的有为。
无为还是有为，一切基于时机。从这点来看，袁芳烈与王建满的观点是一致的。
今年已经76岁的袁芳烈精神依然矍铄，说话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的好。而每每谈起温州模式，说到当年的改革过程，他语速极快，许多施政例子随手拈来，恍如昨日。
袁芳烈认为，所有对温州模式的解读都忽视了一个历史细节：温州模式发轫之初的一场同样来自政府的变革。用袁芳烈的话说就是“民主整顿吏治”。
“当年省委派我去，就是为了彻底解决温州的领导班子问题、组织问题。”袁芳烈这样回忆他当年南下温州的使命。这位当时浙江省最年轻的副省长甫到温州后才发现，情况比想象中更糟。
袁芳烈回忆说：“当时温州有两套领导班子：温州地委和温州市委，都归省委管，谁也不服谁。”而摆在袁芳烈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地市合并，必然牵涉到精简多余的人。问题是机关干部都去考虑这个问题，谁还考虑工作？
经过袁芳烈大刀阔斧地“民主整顿吏治”，建立起稳定、精干的温州干部队伍，为接下来顺利推行温州模式提供了强力的政府保证。袁问道：“你说这是有为还是无为？”
历史和现实开了个玩笑。至今绝大多数研究温州模式、忽视了这个细节，也使得温州模式“无为而治”得以流传。袁芳烈反问：“不发展叫什么温州模式？什么叫大政府什么叫小政府？温州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感慨：“无为也是为，甚至无为比为更加需要勇气和魄力。”
温州模式：镜像与拯救
被误读的何止是政府的角色。
多少年来，各样的言语构成了误读温州的两端：“神化”和“妖魔化”。神化者以为温州人有点石成金之妙，妖魔化者以为温州人是毒蛇猛兽。
一个如炒房团、炒煤团，誉之者以为是顺资本意志而动的明智之举，激活了当地的市场神经；毁之者讥之为市场经济的蝗虫，乱了一方的安宁，须先拿下而后快。
处于温州模式中的温州人，也难免被误读。只要是温州人，一律被视为富豪。
而显然并非真相。王建满说：“温州的文成、泰顺、永嘉、平阳等县，还有一些乡镇经济仍欠发达。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发现整个温州还有139个乡镇的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所有对温州模式单一的非此即彼的判断中，温州模式已经不属于温州。
温州模式只是活在镜像中。从这点，温州模式一直处于他者的视界中，而由此，如果要对温州模式进行拯救，力量也来自与温州之外的他者。
这也正是王建满的困境。
从袁芳烈时期便开始参与温州模式发展，其后曾经担任温州市发改委主任、温州市委政研室主任的马津龙认为，温州经济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改革的先发优势，但这只是体制外的改革优势。
他说，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领先地区，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当改革深入到体制内阶段时，变迁已经不可能自动完成，“它需要政府采取主动”。
但与王建满不同，马所说的“政府采取主动”是指，现在温州的先发优势不再，凡是可以靠底层力量推动的制度创新，在温州已经完成。现在温州遇到的创新，不是地方政府能左右，而是需要国家层面去推动。
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金融创新，一个是投融资体制。温州现在的民间资金达到2800多亿，怎样利用起这些民间资金，政府迟迟拿不出个办法。
拿金融创新来说，温州市2002年底争取到了国家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是三年时间快过去了，除了对浮动利率进行改革之外，民间银行等鲜有成果。
一位温州市的官员感慨：“如果不给丰厚的温州民间资本一条正确出路的话，炒房团、炒煤团的故事还会继续发生。”
显然，要拯救所谓的“温州模式”，不能只靠温州，更大的力量来自于温州之外。（作者：姚峰、张凤安） 阅读提示：可笑之极,肤浅之极的一堆笑料!
温州资本能买下半个中国 若卖了温州能卖多少
江西省常务副省长吴新雄在一次招商会上说，江西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830亿元人民币，中部排名第一。而温州人可操纵的流动资本就可达5000多亿元人民币，那么，按照这位省长所说的数字，温州人手里的现钱完全可以买下两个江西。
如果说江西实力太小，那么我们不妨说说福建。2004年，福建省国民生产总值6056亿元，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其中，福州市国民生产总值1550亿元，厦门市国民生产总值883亿元，泉州市国民生产总值1610亿元，三者的国民生产总值4043亿元，占全省的2/3。那么温州资本只要收购福州、厦门、泉州这三个城市就已经可以实现对福建的绝对控股。当然，温州资本对上海也不例外，2003年，上海国民生产总值达6250亿元，温州人要操纵上海也没有问题。至于中部相对发达的四川和重庆，其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2250亿和5456亿，温州人的流动资本都完全可以整体收购了。
实际5000多亿元的流动资本是温州财富的一个零头。经过20多年的积累，在外温州人的固定资产投资（含住房）人均可达到23万元人民币，在外的国内外温州人共有200多万人，他们的固定资产总值就超过4.6万亿元人民币。加上温州本土的各类固定资产投资约有近6万亿元人民币，温州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可以超过10.6万亿人民币。如果将这些固定资产向世界各个银行做担保贷款的话，温州人还能贷到超过7万亿。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4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6515亿元。以此推断，温州人的钱能买下半个中国了。
如果把温州卖了
如果把温州卖了能卖多少钱呢？除了有形的10.6万亿的固定资产外，也有一位国外学者说过，“温州”品牌能值1000亿美元，温州人遍布于全国的营销网络更是不可估算，保守估计也值5000亿美元。那么温州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加起来的话总共可以超过16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约1.9万亿。
美国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0.98万亿美元，那么美国买下温州的话需要割让两个州给中国作为等价补偿。日本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3.4亿美元，如果想买下温州需要出卖全部国防设施外加割让东京、神户给中国才能取得，如果要现金支付，日本经济将可能立即崩溃。同样，欧盟如果要买下温州，则也至少需要拿出三个共和国作为中国的附属国才能取得温州。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则根本买不起温州。
温州影响力全国最大
根据温州市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的数据，全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402.57亿元，比上年增长14.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4.74亿元，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796.14亿元，增长15.4%；第三产业增加值541.69亿元，增长13.4%。人均生产总值18846元，比上年增长13.8%。温州赫然屹立在全国千亿元城市的行列。
2003年世界温州人大会在温州召开，这场盛会轰动全国和世界。此前，没有哪一个地方敢在自己的地名面前扣上“世界”的帽子。
根据“在外温州人经济活动调研”的统计，温州全市有１６０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在外个体工商户达３７万户，创办企业３万多家。与此同时，温州有４０多万温州籍华侨、华人遍布世界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在美国的温州人就有２３万，其中一半集中在纽约地区。这２００多万在外生活、创业的温州人，占到温州人总体数量的近三分之一。
在外温州人经营的企业经过近２０年的打拼，规模不断扩大。在外温州经济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方案测算出，２００１年在外温州人经济总量（即国内生产总值）为５６３亿元，为当年温州市国内生产总值９３２．０８亿元的６０．４％。其中，商贸业占４１．８％，工业占３７．８％，再次是服务等其他行业。１０２万从事商贸业的温州人，创造了年经营额２４００亿元的奇迹，是温州市批零贸易零售总额的２．８倍。如此庞大的商业网络，将温州产品推向全国乃至世界。
温州人在外创办的企业和市场经过多年积累发展，成长了一批实力较强的产业群。温州人在外创办了１００多个市场，平均每个市场摊位４００多个，并出现了一批年销售超１０亿元的市场。同时，２００１年在外温州工业企业平均产值７００．６万元，其中规模工业平均产值３６０６万元，产值超过亿元的在外温州企业有近百家。
2004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达到高潮，温州人居然能主导这个资金密集型的热潮。据权威机构的估算，温州民间资本可运作资金达1500亿元，如果加上政府财政和海外的可活资金，温州人可操纵的流动资本可达5000多亿元人民币。
无论从商业网络和资本规模来看，温州的经济影响力在全国是最大的，而且没有一个区域可以与之接近。
从改革开发20多年算起，温州积累的财富已经不可估算。靠内办工厂、外搞商贸飞速发展起来的这座城市成为了中国经济的奇迹。温州人很大胆，温州人很NB，温州人在如此短时间内创造的温州财富是一个新的吉尼斯记录。许多人已经没法想象现在把温州当商品卖了能值多少钱？
温州大酒店位于乌鲁木齐城市中心偏南，其前身是乌鲁木齐宾馆，2001年被温州商人兼并后更名，从此可以在这里吃到正宗的“温州拌面”。
这并不是温州商人在新疆的典型故事，却是一个缩影。“有8万多名温州人在新疆做生意，其中一半左右的人都在做贸易———和中亚国家有关的贸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州商会(简称新疆温州商会)首任会长钱金耐说。
这意味着，在国内的温州人，大约每15个就有1个在新疆。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浙江企业联合会(简称新疆浙江商会)的统计资料，目前在新疆从商的浙江人中，年经营额在300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有1000家，其中温企占一半以上。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和宜明说，浙江人中，以温州人在新疆最为典型，他们大多经商并且早早就来到这里。他们是“促进新疆发展很重要的力量”。
中亚贸易的诱惑
新疆的地缘优势的确得天独厚，和8个国家接壤，有5600公里的边境线，拥有17个一类口岸和12个二类口岸。2004年，全区进出口总额达到56.36亿美元，其中对周边国家的出口额达到了37亿美元，占整个进出口总额的65.8%。
中亚国家的重工业比较发达，但是轻工业相对落后，因此中国优质的轻工产品在那里非常有市场。比如装修材料，欧洲产品的价格是中国的7倍，轻工产品是中国的3倍，所以在目前的贸易环境下，把产品卖到中亚国家去“净利润不会低于25%”。最经典的故事是，一个向中亚国家卖一次性打火机的温州人，在2004年春节，给家里汇了1500万美金。
据了解，玩具、童装、装修装潢材料、机电、食品机械、包装机械、汽车配件、药品和通讯IT等都是目前最受中亚国家欢迎的中国产品。
中亚经济复苏很快，是温州商人看好的蛋糕。
2005年6月，钱金耐投资的“火车头国际采购基地”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商圈开业，钱的思路是将其打造成中西部的外贸物流中心，主要面向周边国家市场。钱将其看作是“婚姻介绍所”，“把东南沿海的生产企业请过来，把周边国家的客户请过来，让他们谈恋爱”。对温州商人来讲，乌鲁木齐乃至整个新疆发展国际化商贸的大战略，也许是最好的消息。“乌鲁木齐发展战略的核心就是建设国际化商贸中心。”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和宜明对乌鲁木齐的大型商贸城如数家珍，除火车头之外，还有广汇美居物流园有70万平方米，华凌商贸城30余万平方米等。
与此同时，许多温州商人也开始寻找利用新疆本地环境和资源优势发展的道路，引资扩股，并将目光投向世界，开始开拓国际贸易。伊力物流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的胡兵说，后来做贸易的这些商人大多不是贸易出身，都是从做和贸易相关的行业慢慢转过来的。贸易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新疆浙江商会会长黄银荣并不是第一批到新疆的温州人，他选择了另一种在新疆与中亚国家进行贸易的方式。黄早年曾从事过钢材生意，因此当1996年他开始在新疆做国际贸易的时候，也选择了从中亚国家进口钢铁到中国各地，最初废钢铁的利润有2-3倍。
如今，像黄银荣这样的商人，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中亚市场上的石油和矿产，周边国家有丰富的资源，中亚五国现已探明可采石油储量约为30亿-40亿吨，天然气可采储量为10多万亿立方米。此外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比如哈萨克斯坦的锰和铬的储量排在世界第三位，铁矿石储量排在第八位，钨的储量排在第一位。
“早年开始做贸易的时候，还有些提心吊胆，但是现在海关比较开放，而且严格按照国际贸易的规则办事。”黄还说。
事实上，贸易正在发生质的变化。火车头国际采购基地总经理满弓说，贸易已经开始从早期简单的商品采购，向全面的生产资料的采购、技术合作、信息交换等一系列经济交往发展。此刻，中亚各国更关注和中国贸易的平衡，需求从早期廉价的产品转变成多层次的综合的中高档产品。同时，国际采购商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不再局限于一两样产品和地区，开始寻找厂家直接合作甚至移植中国的生产企业。
( 21CN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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