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钱江晚报 发布日期：2006-03-14
新华网浙江频道3月14日电 在广西南宁崭新的马路边，已经找不到当年战争留下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巨幅广告牌，上面不时闪烁着浙商的身影。上周，本报和《浙商》杂志社的记者以及随行的专家、商人一行把“浙商创富中国行”第二站选在了广西。
白天采访，晚上赶路。短短5天时间，我们走访了省会南宁、矿产富饶的崇左、布满甘蔗地的凭祥、浙商云集的边贸点之一弄怀、蠢蠢待发的北海5个地区。一路上我们遇见了无数在广西创业、发家的浙商，尽管行业不同，创业时间有长短，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学历不高，白手起家，忍受着艰辛和寂寞，实现着自我的价值。
目前，有21万浙江商人在广西创业，有1600多家浙江商会会员企业在广西经营着近300亿元的投资项目，另外，还有不少浙商几年前就在广西各口岸和越南人做起了外贸生意。
“广西之行让我对温州商人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此次与我们同行的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王曙光教授感慨地说，浙江商人只身一人远离家乡独自拼搏，摸打滚爬成为当地的“财富榜样”，对他们个人来说，他们牺牲了天伦之乐，牺牲了休息和享受，但正是凭着这样的精神，才做强做大了一个商帮。
我们边走边看边感受，为他们的拼搏感动，也为他们的强大自豪，我们带回他们的故事，让家乡人了解；带回了他们的经验，让家乡人借鉴；同时也带回了那里的商机，希望更多的浙商能更好地发展，做强自己，也做强我们的浙江。
做生意好比打仗 敢打还要打得赢 广西淘金“三十六计”新解：看看过来人的成功之道，他们的经验你不妨一学
走为上计——不留恋，本地没有发展潜力的行业，“走”到广西发展。
水泥机立窑在浙江不但受限制而且已经被淘汰，但在广西崇左市，同样的技术其安定性问题还没解决。跟水泥打了20多年交道的李雪仓2004年来到广西崇左发现了这个落差，当时那里是一个老水泥厂，因为技术不过关，负债4000多万元，而机立窑的技术在浙江已经非常成熟，于是李雪仓选择了“走为上计”，把这个老厂租了下来，完全引进自己的技术，因为当地的石灰石资源丰富，含量又高，所以他的水泥质量非常好，销售自然也就上去了。
无中生有计——
抓住市场空白，到广西喝头口水。
在广西凭祥市，浙江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总经理胡林水就在边贸开起了第一家五金城，生意非常热火。当时，胡林水在边贸做生意时发现五金销量很好，很多永康人都在那做贸易，跟别人竞争还不如做市场空白，于是办起了一个五金城，把客商都吸引过来。
远交近攻计——
把浙江生产的商品运到广西边境销给当地以及东盟市场。
在凭祥边贸点之一的弄怀，大部分浙商来自永康、义乌。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块很大的产业支撑。“从亲戚、朋友那进的货。”问起货源，他们基本都是这样的答案，因为对当地和产业比较熟悉，所以质量货源都有保证，进货环节就可以不同担心了。所以不用问，只要看他们是卖什么的，就可以猜去他们是哪里人。
金蝉脱壳计——
输出资本，输出管理，到新的地方寻找发展空间。
这两年江浙一带许多房地产公司选择向外发展。在南宁经营房地产的姚忠瑞无疑是把对了脉，他乐呵呵地告诉记者，南宁房产市场从2001年到现在，房价平均涨幅在1000元左右，市区房价已经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而他的楼盘因为地段好，均价要3900元。
“去年10月份房子首期交付，年前已经有100多户搬进去，还有300多户在装修。现在我的二期也开了，销售情况很好。”
姚忠瑞说，浙江已经有四五家房产公司在广西拓展地盘了。
树上开花计——
借局布势，整合资源，力量虽小，可拨千斤。
“在浙江，大理石每平米300～500元，这里才10～20元。你说这里商机有多少？”浙江霸力集团贺州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跃进对记者说。
去年5月，王跃进听说广西有一个小矿要整顿，于是带了一批专家、技术人员过去，通过治理污染，整合资源，把小矿救活了，而且在安全生产和环境治理上也对当地企业有了很大的带动。他的做法得到当地政府的承认，他也很顺利地拿到了接下来的二三期项目。
王跃进告诉记者，他非常看好广西的资源，“如果把广西的资源利用起来，再加上浙江的加工工艺，无疑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广西掘金指南
开个丝绸厂
建议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招商促进局局长张振东
我们欢迎浙江商人过来，帮助提升广西的产业链。比如说广西的蚕桑产量超过10万吨，全国排名第一，但是没有更长的产业链。如果浙商过来建一个大型丝绸厂就非常好。
广西有500多家国有企业正在实行股份制改造，希望浙江企业能过来让这些企业焕发青春。
广西有80多个县城改造，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很大。
这里还是东盟博览会的永久性会场，浙江商人可以利用广西这个桥头堡，把产品卖到东盟去。
房地产业机会多
建议人：崇左市市长肖化
越南市场和东盟市场容量很大，企业可以利用这里的资源，同时也可以利用这里的市场。这里盛产甘蔗、龙眼、菠萝等，崇左市糖产量一年有160万吨，占全国白糖的1/6～1/7，但产业链还很短，需要拉长，比如食品加工和饮料业等。
除了糖，崇左的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锰矿存量就有1亿多吨，占全国1/4；膨润土储量6.5亿吨，占世界的1/5；还有大理石、石灰石等30多种矿产资源，但深加工太少。
房地产也是一个商机，现在来这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崇左又面临旧城改造，新城区也正在建设，房地产目前的发展空间也非常大。
参与旅游开发
建议人：北海市副市长陈承才
北海现状和它在国内外的名气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还是基础设施跟不上，很多人来了北海看完海就不知道干什么了。如果搞些水上世界、海上俱乐部等能促进消费的项目，相信来北海旅游的人会更多。
北海的海洋食品很丰富，加上现在海洋食品越来越受关注，前景一定不错。
到边贸开小型加工厂
建议人：广西凭祥浙江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总经理胡林水
现在边贸地区货物都是从内陆运过来，然后再进行贸易，实际上很多可以把小加工厂开在那边，比如纸板箱、包装盒之类，买了东西他们也需要有东西装。(作者：张妍婷、钟慧丽、沈芸) 温商再创"财富神话" 精心打造东方国际轻纺城
来源：中国纺织网 发布日期：2006-03-14
新华网浙江频道3月14日电 早春三月，记者来到位于无锡锡山的东方国际轻纺城，一座超百万平方米，定位于“全球布码头”和“第四代专业大市场”的东方国际轻纺城大面积建筑已矗立眼前，一期纺织服装城营业房外墙已经全面粉刷完毕，道路宽敞干净、彩旗飘展，交房现场人络绎不绝，处处洋溢着筹备开业的喜庆气氛。虽然一期东方国际纺织服装城项目已全线成功鸣锣，温州精英们早已“笃笃定定”地开始筹谋二期项目的定位，记者来到时，同样由无锡东方国际轻纺集团投资开发的东方国际轻纺城二期——东方国际皮革城，也已完成前期准备并即将动工。
东方国际皮革城是温州专业团队打造，项目总规划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以毛皮、皮具、鞋业、箱包及辅料为主要经营品种，集交易、展示、办公、信息交流、仓储、货运、餐饮及其他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皮革交易平台，记者发现，二期的皮革城规划设计更突出“新功能特色、新商贸气息、新景观形象、新商贸文化”的建设理念，提倡的不仅仅是商业市场开发，更重要的是一种城市功能的发挥和专业市场的使用功能，突出无锡的城市底蕴和皮革行业的文化内涵。
中国皮革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张淑华曾指出：“本世纪，我国将迎来皮革业发展的黄金季节。”是的，中国皮革工业主要商品年销售6000亿元，出口350亿美元，而且上升趋势明显，东方国际轻纺城的经营者以其独有的“温州模式”经营理念和充分的市场分析，将已建成的东方国际纺织城、服装城和东方国际皮革城有机的结合，形成一条轻纺产业链，形成“一站式”采购，相互促进，相互共享配套资源。记者认为，东方国际皮革城的建设，不仅填补了江苏省大型皮革交易市场的空白，更是中国皮革产业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促进中国皮革生产、流通发挥重要的作用。 野心不小 云南浙商集团百亿资本抢占东盟市场
来源：都市时报 发布日期：2006-03-15
新华网浙江频道3月15日电 2005年秋末，云南省历史上最大的民营联合制企业云南浙商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但外界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直到庞然大物“东盟商贸港”签约成功，浙商集团才首次登台亮相，而后又悄然沉默。
本周，记者多番试图联系浙商集团董事长卢兴华均未有任何突破。
一个由27个企业(个人)集体入股，注册资金上亿元的企业新秀，选择这样一条“神秘”路线，颇为费解。
2004年06月16日，注册资本5580万，股权均分的中国最大的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控股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是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的、全国首家无地域限制的、以“财团”命名的股份公司。
类似于中瑞集团的浙商集团行事虽然低调，但其抢占东盟市场的“野心”不小。
行事低调
“浙商集团向来低调，一般不会接受采访，等东盟商贸港动工之后再说吧。”日前，浙商集团秘书长包尧龄回复记者时说，“我们要先做事后宣传。”
消息人士透露，浙商集团可以说是云南省内史无前例的一家民营集团，可调动的资金在百亿以上，其27个股东，个个都是较为成功的浙江企业，有的甚至已经在省内非公有制企业中排上了重点，如发起人和牵头人，也是最大股东的董事长卢兴华，他的云南玮圣投资有限公司，在“官渡工业园区”、“晋宁上蒜民营经济开发区”(现城南新港)和“祥云橡塑工业城”几大项目投资建设之后，已初显浙江企业在云南的超群实力。而卢兴华本人也是在云南打滚多年，被业界称之为“造城专家”。在浙商集团里，27个股东都不直接操作项目，董事会只管决策，具体的项目操作则交给经理班子。
据了解，随着“东盟商贸港”规划、设计和认证的逐渐到位，虽然商贸港的商铺还未开建，但要求预定商铺的浙江客户不少。云南浙商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金成光曾介绍，东盟馆主要将展示东盟10国特色产品，目前已经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国到商户提出将来到该馆展示其商品。同时其他地区的商户也对该馆抱有浓厚的兴趣。而银行方面几十亿的授信也已划定着落，只需按既定计划一步步执行即可。
浙商集团投资25.6亿元，在新昆明建设规划的物流中心——昆明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的洛羊镇，建设占地约2200亩，约2万个商位的大型商贸城，自然其志不小。用董事长卢兴华之前在不同场合中所说的话概括就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区内的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昆明作为沟通东南亚地区的桥梁，是通向东盟的“节点”。
意在东盟
原来，浙商集团此举目的亦非神秘，而看好东盟市场的在滇企业已可谓多不盛举。
云南省浙江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何永贯告诉记者，目前投身云南创业的浙商已达20万人，其主要来自温州、台州、金华、绍兴等地，赢利面高达95%，年营业额突破500亿人民币，浙商大举入滇也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以浙江为生产基地、以云南为贸易、物流平台，从而辐射整个东南亚、南亚市场，正在成为浙商抢占市场先机的新途径。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南亚双边贸易额呈强劲的增长态势。2004年中国——东盟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印度贸易额比上年翻番，达到136亿美元。因此，未来的东盟、南亚大市场，对中国，对云南、浙江，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选择东盟、南亚大市场，就是直接和20多亿人口的大市场做生意。
其实，不仅是在云南的浙江企业对东盟有着浓厚的兴趣，整个浙江商人抢占东盟商机都是可圈可点的。国内饮料市场闻名遐迩的娃哈哈就将“走出去”第一站选在东盟。2004年7月，娃哈哈与达能合资在印尼建厂投产；华立集团“走出去”的首站选在泰国；温岭商人诸葛双村投资10亿多元在广西建东盟商品交易中心等。据统计，目前有2万浙商在云南、广西从事边贸活动。2004年1—7月，浙江对东盟出口18.36亿美元，高出该省出口平均增幅约12个百分点。
由此看来，浙商集团剑指东盟并不让人意外，其抱团作战方式才是最值得滇企借鉴的地方。
参照中瑞
事实上，浙商集团在很多方面也是借鉴了国内知名联合型企业的经验教训。单从行事低调即可看出，浙商集团在成立之初，便已进行过多方取经，尤其是正遭受业界和媒体普遍质疑、同为浙江民营联合制企业的中瑞财团。
记者发现，浙商集团董事会只管决策，项目操作则交给经理班子，董事长卢兴华拥有最多单股等，都可从中找到中瑞的影子，显然已经吸取了中瑞“致命平均”的尴尬——内忧外患齐至之时，中瑞财团平均股份、平均表决等松散式产权组合，使得公司进退两难。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是，温州百亿家具联盟集团公司，亦是号称调动资金可达百亿，但成立不到两年，便因内部斗争于去年宣告解散，留下诸多官司。这也是浙商集团借鉴之处，尽量具体项目不经过股东之手，而交于董事会。
管理专家刘光起透露，有些联合型企业集团只注重项目，不注重内部结构，尚未建立决策机制、操作机制，运作模式也没有成型，更不用说在企业内部实现各种力量制衡了。这些也是公司，就应该有明确的产权关系，治理模式，并非仅几个股东的热情、交情就可以成事，必须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其实，平均股份，平均表决等的松散式产权组合，早就给中瑞财团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合纵期待
2004年6月15日，6家江苏的集团老总在黄山签署了长达10页纸的《江苏投资联盟合作协议》。由于已经有江苏住宅产业商会9家民企联手组建某发展公司，最后对簿公堂的先例，当地学者认为，联盟的未来，充满变数。2005年8月初，江苏投资联盟原创六巨头(蒋锡培、祝义才、周海江、丁佐宏、陈俊、黄丽泰)秘密会师江阴，召开了他们的第四次董事长联席会议。至此，各界瞩目的江苏投资联盟终于开始迈出实际运作的步伐。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系主任张苗荧认为，现阶段，温州企业间战略联盟的形式还主要停留在合资这一低级阶段，且多半限于传统产业。温州企业战略联盟的形式不应仅限于合资与研究、开发联盟，还可以形成生产联盟、营销联盟、原材料供应联盟等多种形式，之后向以提高企业核心经营能力的战略联盟转变。
近段时间以来，温州行业内的整合和民间资本的自发整合愈演愈烈：60多家家具企业组建起“家具航母”，统一品牌经营、统一市场服务、统一兴建生产基地；40家拉链企业投资3.5亿元，扛起了联合大旗；模具业也筹划组建温州模具实业总公司，联手进行技术攻关，温州人那种“人人当老板”传统经营模式走向历史。
但是，直到今天，国内还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联合舰队”，有的，只有已经失败或正处危机之中的，对于新兴的浙商集团，似乎也找不到真正可以参考的成功模式，一切都需要全新地摸索。也正因为如此，业界对浙商集团有了更多的期待，望其能够从东盟商贸港起，走出一条中国模式的联合之路，以供后来者所参考。(作者：周忠) 被“围剿”的温州:温州“炒团”引起“公愤”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发布日期：2006-03-23
新华网浙江频道3月23日电 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希望进入壁垒更高、利润更丰厚的行业
温州这个领中国改革风气之先的沿海城市，从改革开放初至今，往往在大喜和大悲两端挣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温州一度成为万人瞩目的对象，几乎成了中国民营经济和市场活力的代名词。但进入21世纪初，温州人形象再次经受考问。
和以往姓资姓社争论、假冒伪劣危机不同的是，这次将世人的目光吸引到温州的是“炒团”经济。姓资姓社争论的结果，历史已给出答案，假冒伪劣的恶果人人皆知，这次带着“炒房团”、“炒车团”、“炒煤团”等符号的温州人，他们又将如何应对新的困境？
被“围剿”的温州
在温州诸多“炒团”中引起“公愤”的，是最早诞生的“温州炒房团”。
温州市人大代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有一次，我到苏州出差，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温州人，结果司机马上就骂起来，说苏州房价都是被你们炒起来的，我都买不起房了。”
李丽，这位户口很早就不在温州的女孩子，甚至因为自己祖籍温州而和大学室友大吵一架。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有一次和室友们讨论温州一位中学校长家访被杀的事，说着说着，一个家境不大好的室友居然对我说，死得好，你们温州人把我们的钱赚光了！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校长家访被杀和把钱赚光完全是两码事，干嘛要扯在一起呢？” 此后，李丽开始有意收集对温州的报道，她告诉记者，“我总结了一个规律，这两年对温州的报道有四多，噱头多、夸大其辞多、移花接木多、臆测多。”
李丽说，“故意搞噱头的，比如网上流传着某财经类报纸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温州商人围攻商务部副部长》。一看标题我吓了一跳，想这些老板怎么可以这么放肆，居然敢围攻堂堂国家副部长！一看正文，原来是说温州商人希望商务部多一点扶持民企走出去的政策。”
对于“臆测”，李丽也有证据。“现在是这样，哪个城市房价涨了，有媒体就会说温州炒房团到这个城市把房价炒高了，然后会举出一些没有确切统计又不说明确切来源的数据。最近一年深圳房价飙升，有媒体就说温州炒房团携200亿资金杀奔深圳。温州人真有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能耐吗？”
媒体的炒作让政府官员也“警惕”起来。据媒体公开报道，某省一位副省长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煤炭价格上涨、煤炭资源紧张，要防止没有实力的企业圈占资源，还要谨防“温州炒煤团”搞乱省里的煤炭资源。
“一位副省级官员在公开场合指名道姓地说要谨防某个地方的炒团，是极为罕见的。说出这句话，他应该是权衡过利弊得失的。在这个省，有上百亿的浙江资本，其中不少是温州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责难和过失的交织
周德文是温州本土经济学家，在他看来，最近几年外界对温州的炒作并不奇怪。 “对温州的关注从改革开放初就开始了，那时候对温州争议就很大，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认为温州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妖魔化温州。当时左的观念比较严重，但是温州默默发展自己的经济，不卷入意识形态争论，按照自己的朴素的生产观念坚持了下来，这可以算是第一次妖魔化温州。”周德文这样告诉记者。
在这个阶段，外界对温州的评价一直徘徊在两个极端。董辅、杜润生等改革开放初期十分活跃的经济学家，都对温州模式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但外界质疑与批评温州模式的人并不在少数。
1989年之后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则是温州被质疑最多的时期。
如果说外界以意识形态方面对温州的质疑，实践和历史会做出应有的结论的话，但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而造成的形象不佳，确实让温州人刻骨铭心。
杭州武林门小商品市场曾是温州商品走出温州的第一站，也是20世纪80年代温州假冒伪劣商品肆虐的地方，温州的劣质皮鞋就曾让杭州人屡屡上当。
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广场上，愤怒的杭州人点起大火，5000多双温州的假冒劣质鞋葬身火海。武林门烧鞋事件后，温州鞋成为“千夫所指”，陆续被上海、武汉等地的商场撤柜，一时间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1990年，原轻工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温州产皮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
另外一个标志性事件的主角则是温州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
1989年，国家检查了近7000个经销单位，查出伪劣低压电器170多万件，其中大多数来自乐清柳市。由于这些假冒、伪劣的低压电器漏电，事故频频发生，甚至导致一家煤矿瓦斯爆炸，多人伤亡。
199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为发生在一个镇上的事情单独“发文”。随后，由国家七个部委联合牵头，省、市、县三级政府配合，200人的工作组开进柳市，展开了当时全国少有的打假行动。这一打就是5个月。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个家庭工业户歇业，359个旧货经营执照被吊销。 短短两三年时间里，温州人自己惹的两件大祸带了一段难堪的窘境，一时间温州几乎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外界一些专家私下的观点是：温州没戏了。
找回自己的温州
六部委清查之后，温州多数制鞋企业聚集的鹿城区，1990年举办了制鞋质量管理培训班，每个鞋厂的法定代表人必须参加。
1991年，温州市鞋革工业协会成立，立即主动协助有关部门关停了300多家经整顿仍不合格的鞋厂，同时在温州开展全行业产品评优和评选信得过企业的活动。
1994年10月，温州市政府颁布了《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质量立市的地方性规章。
后来被称为“中国鞋王”的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正是被烧鞋事件警醒的。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没有武林门烧鞋事件，就不会有我王振滔的今天。”
杭州市武林门烧鞋事件之后，全国各地几乎都对温州皮鞋大围剿。当时正在武汉推销皮鞋的王振滔也被殃及，所有的皮鞋都被工商部门没收，并以5元一双甩卖。王振滔说，那次都是自己刚刚办厂生产的真皮皮鞋啊。他一下赔了20万元，鞋厂垮了。
1988年，23岁的王振滔跨出了创业的新一步。他筹措了3万元，办起了“永嘉奥林鞋厂”，打出品牌。
王振滔背上自己生产的皮鞋再返武汉他熟悉的商场，承租柜台，引厂入店、自担信誉，又不让商场担风险。一个月试下来，他一个柜台的销售额，比商场10个柜台还高。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永嘉奥林鞋厂”已变成奥康集团，奥康品牌也成了中国著名品牌，但假冒奥康鞋也随之而来了，1997年至1998年，武汉、安庆、公安、高密、临沂、泰安等地相继发现假冒奥康鞋。王振滔派出的人在山东打假两个月，发现高密碾头村生产“奥康鞋”已成相当规模，在10家企业中，1家做商标，3家做包装，6家做鞋，配套成龙。在其他地方，还出现了“×奥康”、“奥×康”、“奥康×”等近似商标。
1999年12月15日下午3点，王振滔和浙江皮革协会领导以及温州市的领导，点燃了一把火，2000多双假冒温州鞋化为灰烬。
如今颇具名声的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等等，则是从柳市国家七部委联合整治之后，才开始崛起之路的。截至2006年1月，温州的中国名牌产品总数达25个，驰名商标则达15个。作为一个地级市，名牌产品这样集中，尤其是对十几年前遭假冒伪劣之痛的温州来说，就更意味深长了。
炒房团是非缘由
温州上述的变化，似乎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相反，那些遍及全国乃至海外的温州人，在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却给社会带来越来越深刻的印象，比如“温州炒房团”。 有人这样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温州人在市场竞争中表现出了令人难以想像的敏感、果敢和坚韧。温州人利用这样的群体特质发现、捕捉、创造了令人惊讶的市场机会，许多温州人发达起来。“又精明、又有钱”成了温州人的符号。温州人利用市场，于是也有人利用温州。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了解到，有人就顺“温州炒房团”一说之势，操作“媒体与开发商的合谋”的“互动”策划。
这样的“温州炒房团”策划的大致操作模式是，外地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商到温州招商(有时候也通过温州媒体)，然后不管你有没有投资意愿，把几十人、上百人拖到外地城市的售楼处，包吃包住，然后请当地媒体采访。
不管这些温州人到底有没有买房，第二天当地的报纸上就有“温州炒房团光顾我市，某楼盘被预定一空”的新闻，然后开发商再向这家报纸订若干版面的广告。消费者一向相信温州人的投资眼光，跟风买这个楼盘的真实消费者就接踵而至。 在这场开发商和媒体的利益合谋中，被编出来的“温州炒房团”实际上是作秀道具，真正获利的是开发商和媒体，而被愚弄的则是消费者。
在温州，充当“温州炒房团”组织者往往也是媒体。比如温州本地一家媒体组织的房产投资团会员多达6000多人，不但温州市级媒体组织这种活动，连一些县级市党报也有这种投资机构。组织房产投资团能给温州媒体带来巨额收益，仅上述这家媒体，2003年的房地产广告就超过2000万元。
但温州媒体只是温州炒房团的组织者，而参与“温州炒房团”炒作的当地媒体和开发商获得的利益，远超过这个数。
这样的操作，把温州炒房团放大了，似乎他们无处不在，各地的房价是被他们推高的，激起了各地消费者的“横眉冷对”。
对于“温州炒房团”真伪之辩，1998年就进入上海楼市的温州商人许国明认为，“温州炒房团”的存在不容否认，温州炒房团局部造成了恶果也不容否认。
他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有人确实利用温州人炒作来提高楼盘身价，但是，不能据此认为‘温州炒房团’不存在。而且，实事求是地说，在宏观调控之前，有些温州人也不乏一些违规的操作。所以我个人认为，讨论的焦点不应该是温州人投资房产有没有错，作为市场经济社会，投资房产肯定是天经地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套机制，防止房产投资造成价格暴涨、房产泡沫、银行呆账坏账等一系列恶果。”
当预警成为现实
尽管对温州人投资煤矿、油田、有色金属等领域的炒作，可能是“垄断既得利益者”的对撞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温州这些投资行为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许多。
从2004年10月起，《瞭望东方周刊》曾多次率先刊发独家报道，对一些投资行为提前“预警”，但遗憾的是，许多预警变成了现实。
2004年10月，《瞭望东方周刊》针对温州地下金融猖獗，大量游资没有出路的现象，刊发了《地下金融风险》的封面文章，对温州大量游资出路问题作出预警，并警告温州游资很可能大量流向中西部的国家宏观调控重点行业，比如房地产、煤矿等，到了2005年底，温州人在楼市、煤矿等行业被套牢的新闻就开始大量出现。当时，记者采访温州金融监管部门时，主管领导也对此忧心忡忡。报道刊发之后，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重视，并专门派出了调查组，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些投资者并没有因此罢手。
2004年11月，《瞭望东方周刊》率先报道了《温州炒车团折戟镇江》和《温州炒房团变身炒车团》两篇文章，成为当时的热点新闻。当时本刊记者了解到，温州炒车团之所以败走镇江，主要是因为当地主管部门提高了汽车牌照收购门槛、地方消费能力不强。当时报道中就指出，温州炒团并非牢不可破，也不是百战百胜。
2005年3月，《瞭望东方周刊》又率先报道了《民间投资联盟兴起》的封面文章，当时的报道中，提出了要警惕炒团与地下钱庄的恐怖联姻，要警惕“热钱综合征”，但当时并未引起一些温州投资者的注意，当时许多投资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无不信心十足，仿佛外面就是遍地黄金。但到2006年初，已有不少人在煤矿、楼市中套牢。最极端的例子是，一位在煤矿投资5000万的商人，因为规模达不到地方政府要求而被下令停产，血本无归。 所有的事实指向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相，那就是温州“炒团”并非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在风光和暴利的背后，无论是炒车团折戟镇江，水电团西南套牢，炒棉团身陷新疆，炒煤团败走山西，还是炒房团困在上海，都指明了温州炒团两个明显的弱点：
首先，温州炒团的组织结构完全是人格化的，没有现代的组织形式和法律保障，投资来源和数额都很不稳定；
其次，由于追逐暴利，温州人喜欢把钱投到收益极大并且风险极大的行业，比如温州人大量进入的煤炭业，煤炭行业近几年利润惊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温州人并没有想到近年矿难多发，国家加强对中小煤矿的治理整顿，他们高价买来的许多小煤矿没有生存机会。
“不赞成简单定性”
对于遍地开花的温州“炒团”，温州市委市政府不赞成对“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等说法简单定性。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炒煤、炒房，那是外界给的说法，我们从来没认同过。投资房产，投资煤矿，只要合法、合理，符合市场规律的，我们就不管外界多大的议论，我们还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当然如果确实有一些问题，我们作为地方政府，也会采取该教育的教育，该管理就管理。现在看来，这些行为并不是炒作，是合法的东西，符合市场规则的东西。”
以千亿计民间资本，争先恐后地挤入房地产、矿业等狭小通道，不能不引人关注。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希望进入壁垒更高、利润更丰厚的行业。 在有了“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之说以后，但凡可能有丰厚回报或有“炒”的空间的领域，社会上有人就会把各种“炒团”前加上“温州”两字，对这一切，社会，也包括温州，或多或少地显出准备不足。
王建满告诉记者，“国务院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无疑是民营企业的福音。但关键在怎么操作。温州有很多资本，也想投资，但是，没有通道。需要一些政策性、可操作的东西。如果只停留在原则上，那就起不到作用。现在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有钱没地方投，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又没钱，这个通道现在还没完全打通。”
游资正途何在
王建满的话触及了问题关键所在，那就是温州民间资本到底该往哪里去的问题。许多专家也持相同看法。
“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发育完全的经济体，它的高端服务业肯定在经济中占有很高的比重，而这些领域绝大多数是民营化的，比如金融、电信、文化等等。而这些领域，对于公平竞争、反垄断等政策性、制度性要求很高，而现在中国民营企业要进入这些领域，还有重重的政策限制。事实上，哪怕是向民资开放了这些领域，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环境，民营企业要生存恐怕也很难。另外，一些高利润的基础性行业，比如大型煤矿、石油、大型化工等产业，现在是国资和外资事实上的垄断，民间资本要想介入也十分困难。”温州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这样认为。
国家统计局2005年11月公布了的一组数据，1-10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111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4%。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5295亿元，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3097亿元，而占中国GDP约一半的民营企业利润只有1355亿元。民营企业利润微薄，和他们过度拥挤在一般性行业很有关系。在39个工业大类中，新增利润最多的石油开采、煤炭、通用设备等行业，民营企业进入门槛仍然很高。
周德文认为，民营资本要大规模进入国有垄断性行业，需要改革现有的投融资体制。 他说，“温州民间资本比较雄厚，但中国的投融资体制改革远远滞后，尽管这几年陆陆续续出台了一系列投融资改革措施，但还是远远不够。即使温州允许投资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没有投融资改革，就没有渠道把民间闲散资金集聚起来，也就是说，他没办法投入到门槛高的行业。我们从学者角度，需要进一步加大投融资的改革，尽快打通民间资本的投资通道。”
2006年初，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温州市委书记和本土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强调的“通道”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2006年2月21日，新华社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其中有关于放开民间金融的阐述。文件说，“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 对于地下金融十分发达，又有数千亿游资需要寻找出路的温州来说，一直有放开民间金融的强烈呼声，2006年一号文件的阐述，无疑让温州人看到了曙光。
另外，温州民间资本主动寻找更正规、更高端的投资方向，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注意。温州民企甚至开始参与到北京国有企业改制领域中。-
温州的三个焦点问题 温州文史委主任诸葛立淮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社会对温州的关注，从改革开放至今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体制问题，三是质量问题。
从文史的角度来看，体制问题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到邓小平南方讲话这段时间，对温州模式是姓资姓社的争论，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
质量问题改革开放初也早就存在，当时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在这些现象很少了，但温州产品整体技术含量还是不高，归根结底也是质量问题；
资金问题主要是地下钱庄、民间借贷、标会、抬会等问题，现在则转变成了炒煤团、炒房团的问题，所以资金问题仍然存在。改革开放初期对温州模式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体制问题和质量问题，而现在外界对温州的质疑和批评，主要集中在资金问题。(作者：张和平、朱国栋) 第十届“西洽会”开幕 浙商西进陕西种钱30亿
来源：钱江晚报 发布日期：2006-04-07
新华网浙江频道4月7日电 浙商开始了新一轮的“西进运动”。厚实的黄土地，正迎来“钱江潮”的灌溉。在昨天召开的第十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记者了解到，我省与陕西省达成合作项目39个，合同总金额35亿元，其中浙江方投资30亿元。据统计，目前在陕西的浙江人有18万多人，共兴办各类企业2100多家，投资总额230多亿元。
浙江房企拿下“标王”
刚到西安，出租车路过正在盖的一栋大楼边，对浙江人来说特别熟悉的字眼——“中天建设”的横幅挂得很显眼。司机告诉记者：“你们浙江人会赚钱，很多西安的房子都是浙江人盖的，中天建设在陕西也算是最大的建筑企业了。”
陕西省宣传办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西安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是浙江商人投资的重点。据了解，在本次“西洽会”浙江方投资的30亿元中，19亿元投向了房地产及基础建设项目。在外闯荡了20多年的谢秉艾是陕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会长，在本次“西洽会”上，他出资12.8亿元，兴建30万平方米的浙江国际大厦，是这次洽谈会上最大的“标王”。2001年，他第一次在西安出手——以8500万元接收了西安康复路交易广场，2003年，他又投资8亿元，在康复路兴建集商贸、物流、餐饮、娱乐、住宅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商业建筑“西北商务中心”。这次投下巨资，他想借鉴杭州黄龙商务中心的做法，把西安浙江国际大厦办成一个浙江商人在陕西的商务中心。
陕西省地扼西北门户，市场可以辐射整个大西北，大批浙商在陕西从事商贸活动，据统计，浙江人开设的各类店铺达4000多个。创办各类市场，销售浙江产品，是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的主要形式之一。在陕西省各大中城市，都有浙江人开发经营的市场。据初步统计，浙江人在陕西各地共创办各类市场40多个，主要经营鞋帽、服装、日用百货、纺织品、机电汽配、灯具、小五金等。如同方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安投资3亿元建设的西安同方广场大型商业购物中心、温州籍投资商江金波等人投资1200多万元创办的浙江村超级服装市场等，在当地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能源矿产投资很热门
陕西有丰富的资源，浙江则有先进的经营理念和丰实的资本，市场的力量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据了解，本次会议上，浙江企业投资的金属矿产开采及深加工等工业类项目达18个，投资总额7.97亿元。在本次“西洽会”上签约项目最多的是宁波天元集团，一口气签了生态观光旅游开发、金属矿开采及深加工等三个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了2亿元。另外陕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孙达梯，也投资2000万元，成立了童溪矿业有限公司。
定居西安20多年的董学真，从他的口音中已经很难听出温州腔了，从一个开矿工人，到拥有自己的矿井，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才明白，凭借坚韧和毅力，他的世纪明大公司在房产、金属采选、加工、隧道开挖、公路建设、餐饮果业等产业都有涉足，现在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果业加工上，利用陕西丰厚的水果资源，进行深加工，出口海外市场。
陕西浙商的三级跳
从当初异乡创业，再到现在的名声鹊起，浙江商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在西部追寻自己的梦。
“浙江商人真能吃苦，从挑着篮子卖东西，一直做到现在这样的规模。”西安市新城区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厦功海告诉记者，在新城区内创业的浙江人超过10万人，是浙江人在西安的最大聚居地，他也见证了浙江商人崛起的每一步。最早上世纪70年代过来的那一批，挑着篮子卖眼镜、家用电器、边角布料，有的纺棉花，可说是浮草阶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开始租个门面做生意，这算是落地阶段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又有大批浙江人来到陕西推销产品、采购原材料、经商办企业，现在浙江商人都在走集团化阶段了。(作者：张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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