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客家方言的形成原因与客家的特征
http://hakka.0753.org/list.asp?id=225客家方言的形成原因——自然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及其地域分化的基础,可以分为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自然地理环境主要表现在地貌地形结构上，它可以限制人类活动的范围,进而影响文化区域。 我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作用.《礼记·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这就论述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于文化区域的发生作用。与客家文化的生成一样，自然地理环境对于客家方言的形成起着很大作用。粤闽赣三角地区是客家文化的大本营，考察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也好，探讨客家方言的形成也罢，如果离开大本营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必将无从谈起。
粤闽赣三角地区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叠山丛障，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是这一区域的共同特征，也是客家文化地域特色形成与客家方言形成的空间条件。对此，王东先生在《客家学导论》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地理环境对客家文化的生成的作用分为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对客家方言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方面是：
在闽粤赣三角地区的客家大本营内部，虽然中有南岭之隔，但自古以来，不论是由赣南，还是由闽西出发，进入岭南的通道都有数条。这些通道不仅把赣南、闽西和粤东北地区在地理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为各自人民的相互迁移提供了条件。而大本营地区纵横交错的山脉，却把这一地区从总体上天然地分割开来，从而使这里北与鄱阳湖流域分开，东与闽南相阻，南与珠江流域分割。这一天然独立的地理单元，一方面为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又为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系个性，提供了保证。许多客家民间歌谣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客家文化与这种地理环境的关系。如所谓“乱世好读书，盛世好习武”等等。从一般的角度来讲，这显然是违背常理的。但是，联系到客家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则又是顺理成章的。因为，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使得社会动荡、改朝换代等重大政治事变，很少波及到这里，从而有“乱世好读书”之说；而在天下太平之时，出于健身、防备的需要，则必须习武以自强、自卫。长期以来，以客家方言为代表的客家文化，之所以很发生变化，周边的闽海系文化和广府系文化之所以对客家文化很少发生影响，客家民系之所以在总体上能够持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并把自己与周边的其它民系迥然地区别开来，正是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的结果。
正是粤闽赣三角地区这广袤的山地丘陵地带，相对与外界隔绝，使之成为客家民系、客家文化乃至客家方言的产生与初步形成的先决条件，同时又因为这片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客家方言受周边的语言文化影响比起其他地区的语言要小得多，客家方言因此进一步发展与定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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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方言的形成原因——地域文化
解释汉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要充分重视地域文化的因素。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同是宋元时的中原移民到赣地成赣人，到闽地成闽人，到客地则成客人，而经广东省南雄珠玑巷的古梅关的数百万人到粤地则成了广府人。也难以解释许多原来自客地的移民到了闽地，成为闽人，而原来自闽地的移民到客地，则成了客人这样的事实。方言的形成也是如此，客家方言它是一种在古汉语基础上独自发展演变并吸收了百越族成份的汉语方言。客家先民原为中原汉人，由于历史上的战乱、饥荒，很早就开始从中原从长江以南迁徙，到北宋末年，有大批中原汉人迁徙到赣南、闽西、粤东交界处，形成以赣江、汀江、梅江流域为中心的连片区域。地理环境由宽阔的平原变成了偏僻的山丘林地，原有的麦作文化变成了盆地的稻作。这群社会生活共同体与中原汉人隔离疏远，与当地原住民却往来密切，共同开发了这片山区。在这种客观环境的变更和客土文化交融下，这一群体的语言发生了不同于中原汉语的变化，既有继承古汉语的一面，又有独自的变化发生。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一些不与中原汉语发生相同或同步变化的现象，有自己的发展方式，终于演变为汉语的一种方言，即客家方言。
历史上，闽粤赣三角地区曾是百越居地，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北宋以后由于大批中原汉人来到这一地区，后来当地的原住民多迁往他地，少数留下来的，也躲藏了偏僻的深山老林中。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上优越于原住民，人口上多于原住民的南迁汉人成了这一地区的主体，他们的语言的以在古汉语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客家话更接近北方汉话。同时又吸收了本地原有方言，如客家方言中有一些有音无字的词，就是向百越族吸收过来的。在亲属称谓上，客家方言有“娓”表示女性长辈，如“伯娓”（伯母）、“舅娓”（舅母）、“叔娓”（叔母）。这个“娓”字是客家土俗话，读“尾”音，在汉文辞书中，“娓”字并无“母”意，但却在侗-傣、苗瑶语族语言中找到来源。又如客家方言的一些语序受到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汉语的修饰语一般在中心成分之前，如公鸡、母鸡、热闹、客人、喜欢，客家方言却将修饰语放在后面，说成鸡公、鸡嬷、人客、欢喜。这种修饰成分后置的语序是侗-傣、苗瑶语言的固有语序，这说明客家方言中的语序倒置是受百越语影响的结果。但同时客家先民与原住民交往中也吸收了原住民的一些语言成份。接近其他汉语方言区的客家人还吸收了不同的汉语方言养分，如福建客家吸收了闽方言养分，广东客家吸收了粤方言的养分，江西客家吸收了赣方言的养分 。
邓晓华先生进而认为，不仅客家方言与古汉语有差异、有变化，就是同在客家方言内部，不同客家地区的客家方言也有不同，而这正是区域环境与文化在起作用的结果。《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客家话分为八个区：粤台片、粤中片、惠州片、粤北片、汀州片、宁龙片、于桂片、铜鼓片。这种划分基本上是根据1949年以前的行政区域，并未根据语言学标准。因为客话内部差异较大，对这种差异做语言学的分区，可以县为单位，即使用几个声韵调标准在县行政区内做方言分区，划分出来的结果应和文化区重合的，即方言区与历史文化区重合。若对超过县范围的客家地区，做大的方言区片划分，则很难使用几个韵调的标准来划分。首先，客话全面调查材料很少，点的代表性很难确定。学界长期只注重梅县话，忽略闽西客话的地位。汀州片很重要，历史上是客家形成的“走廊”，史家称之为“摇篮”。据我们对这地区的调查，州府长汀并不能代表邻县客话，例如连城，隔座山就是一种话，而且县内、乡内竟不能通话。同县客家人通话要使用国语，语音内部差异很大。有的学者将入声有无做为客话分区的一个主要条件，事实上，这个条件不过用于给客话做大的分区标准，如汀州片长汀话，城关话五个声调，馆前乡话仅四个声调，但长汀南片话则有六个声调。长汀邻县连城话城关五个声调，姑田赖源六个声调，而文亨（距城关1.5千米）、新泉（连城南片）、四堡（连城北片）则有七个声调。这种语言特点的布局是犬牙交错的，不可能使用同语线在超出县的范围做方言分区。而现在发表的客话论著往往把长汀连城城关做为代表点，认为长汀、连城客话没有入声，这显然是错误的观念。形成客话这种声调多少的格局，很难找到什么理由，纯粹是地域性双异现象，这是客方言“地方化”的结果，使用艾伯哈特解释中国文化的双异性和多元性的“地方文化和地方化”的理论，来解释客话地域差异是很恰当的。
德国学者艾伯哈特在解释中国地区性的文化行为差异性和多元性时，提出一种“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理论，认为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是主流文化“地方化”的结果。闽、客语民系同样面对整体性与地方性的问题，解释这种文化区域性差异可以有三种途径：一是原本来自原居住的母文化，从闽、客祖居地及迁徙地文化加以考察。但这不能解释为何闽、客均来自中原汉人移民，而文化分野如此大，也不能解释同样来自中原的闽语内部如闽南跟闽东、闽北的地域差异。二是汉人社会移民垦拓过程中所面临的物质、经济环境不同，自然也有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是一种环境适应与经济生态的假设与解释。第三种假设是考虑早期汉人移民与居于原地区土著住民的互动，认为土著文化亦对汉人文化造成相当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行为，这是一种文化接触与族群互动的假设与解释。对闽、客文化地域性差异的最好解释是，中原汉人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中原汉人主流文化透过“往下渗漏”的机制影响各个地区的地方文化，另方面地方文化透过“往上传送”的机制成为闽、客主流文化的一部分。闽、客的地域差异不但是因为原来的地方文化与其邻近的地方文化进行合成的过程，同时也因为主流文化在与地方文化进行文化合成过程中“地方化”的结果 。
[ Last edited by 岁月 on 2006-1-17 at 01:20 ]
客家方言的形成原因——移民因素
方言是语言逐渐分化与融合的结果，而语言的分化往往是从移民开始的。所以，移民史可以用来解释方言的部分成因，反过来方言现象也可以为移民提供佐证。客家方言的形成同客家先民及其后人即客家民系的迁徙历史密切相关，是其一大特点。 现有的客家迁徙史研究，侧重在史料钩沉。但因史料严重不足，已停滞不前。今后的努力，固然可以继续翻检史料，特别是发掘地方史和民间谱牒一类的野史，同时也要设法另辟门径。本文即是这样一种尝试，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客家民系和客家方言形成年代作语言学推断。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因迁徙而形成新的方言，客家话最具典型性。 当人们脱离故乡母语的环境时，便脱离母语发展规律的制约，开始走上自己发展的道路，受新的条件、新的环境制约。不论是逐渐的扩散，还是集体向远方迁徙，都会跟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不同民系的不同方言接触并相互影响。规律也好，制约也好，影响也好，最关键的是文化的优势与劣势。这里所说的“文化的优劣”，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同步的文化的优劣。相互影响的结果，总是文化占优势的和人口多的语言影响或取代了文化占劣势的和人口少的语言 。
客家祖居中原，世属汉族，原来并没有客家存在。仅仅由于早年自北而南的迁移，才形成了客家人和客家方言。换句话说，就是客家人和客家方言，是中原汉族的一部分南迁流亡的直接产物。南迁流亡贯穿着客家方言问题的全部。客家方言的形成史，也就是汉族先民远离故土向南迁移的流亡史。客家方言就是在南迁流亡途中形成，在定居以后巩固下来的。
客家人在它还不是客家人的时候所使用的语言，本是中原汉语。正如上文所述，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到达江西的大量移民挤满了江西的北部和中部，他们自然而然要在语言上占相当的优势，他们所使用的方言就是今日客家方言的先声。但这时远不是客家方言，必须等到唐末五代及其以后的历次战乱把这些移民的后裔逼入赣南、闽赣以至闽粤赣山区，才逐渐形成客家方言。因此，对客家方言形成起关键作用的是中唐安史之乱引起的对江西的移民，唐末及后来的乱世只能说是起了催化作用而已。而北方一带又迭遭辽、金、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混化，北方各地的语言难免又有了变更，结果，客家话便另外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和南北各地的语言，都有些差异。客家人的祖先，是在宋朝末年追随帝丙南迁广东的。他们语言中的声母系统，最迟在宋朝末年已经形成。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总之在客家话里，尽管有若干部分，包含了自上古至元明的语言，但整个语言系统的构成却在宋代。
一般而言，相对于具有全民意义的民族语言而言，是属于语言的次级形态。“方言是经过经济集中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即方言先于民族语言并作为它的次级形态而存在。但客家方言却是后于一级形态的统一的新式民族语言而出现，循着由一级到次级，由集中到分支，有民族语言到方言的道路变异的。这样一种倒行式（或者说是反向）的变异，这就使得客家方言具有始终不离母体，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属性。构成汉语的基本要属如语法结构和基本语汇及语音等，对客家方言始终本能地发生规范和制约作用。客家方言之与汉语，比之其他分支方言之所以直至现在仍有较多的相似或近似成分，缘由于此。语言是交际的工具，在交际的过程中，方言土语不免互相影响。客家方言在长途南迁流亡途中，吸收了一些所经各地的百越同胞的词汇和发音。从这点上说，客家方言自然就不能认为是纯之又纯的汉语了，只能说是和南北各地的语言都有些差异，兼备了中国南北语言之长的一支汉语的方言。这也是客家方言只所以是方言的原因，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独立的民族及其亲属的支派所有的东西，都是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斗争的产物，并打上了这种斗争的烙印。客家方言也正是如此。客家先民在南迁的过程中风餐露宿，没有一定的目的地。路上若有可以耕食安身的地方，就定居耕食。否则就只好继续往前走找。沿途所经，尽是百越同胞。或行或止，或定居耕食，是事事都非同他们打交道不可。因而就一定要入乡随俗，首先要学习他们的语言。当时的这种学习，是被作为谋生立足的手段来看待的。其中，特别是最后到达广东东部（主要是今梅州市及其所属各县）定居的客家先民，多与当年的畲族同胞为邻，由于交往的需要，就吸引了一些畲族的实用词汇，并凭自己的中原汉族文化的优势，把他融合过来。但亦仅此而已，其余都没有多大的变化。其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及大部分语音都一如来时的中原。过去曾有人发现客家方言中夹杂着一些畲语词汇，就认为是“蛮语”，当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当兴宁的一位著名学者罗斧月先生民国初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有人笑他“来京六月，犹操蛮语”。
毋容置疑，客家人虽力图保持客家方言，亦无法限制客家话与其他方言互相影响。一些非纯客县市的客家人，除说本方言外，往往还会说当地的其他方言，例如四川省多数地区的客家人对外讲西南官话，对内讲客家话；广西西部的客家人对内讲客家话，对外讲粤语或雷话（闽方言）。他们的客家话就难免要受其他方言的影响。即使是纯客县客家话也会受到附近其他有势力的方言的影响。有一些客家方言的外来语借词，也可能是通过粤闽方言转借过来的。另外除了影响，方言本身也在演变，各地客家话演变的步调当然也不一致。因此各地的客家华人基本上都能互相通话，各地的客家话之间也会有些差异。
任何一个民族、民系，都是热爱自己的语言的。因为它是最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物质外壳。民族语言和方言中所含的独特的民族、民系韵味，是任何别的语种都不能代替的。但客家人对自己的方言，却爱得特别的深。一般地说所有离乡外出的客家人，不论在什么地方相聚，几乎不问场合，都用客家话交谈。客家人自南来成为客家人之后，一直本能地极为注意保持自己语言的本来面目，历代都认为自己的话是中原话，自己是中原人。这情况正如在其他方面所表现的一样，总要冠以“中原”而字。比如外出再其他地方经商或就业同乡，就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多种团体，分别称为中原同乡会、中原同学会、中原诗社等等。有的甚至把自己开设的商店也以中原命其名，如中原企业公司、中原饭店之类，其中全家搬到外地的，其家长总是严格地规定自己的家属，在家庭内部一定要讲客家话。寄居在海外的，乡音历几代而不变。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有的据以认为客家人的同乡观念特别重。这只是仅就其表现形式为依据而作出的判断。实则这是作为一个民族分支的共同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以及对自己族源的怀念之情在语言问题上的体现。客家人所遵循“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忘祖宗声”的祖训，其寓意就在于此。其中的族源观念，又是同南迁流亡分不开的。不难想象，当年他们在流亡过程中，饱经风霜，痛离故土，北望中原，情伤万里。对这种经历，其自珍自惜与追念族源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这里，客家方言史，就是他们的流亡史。“一路几多酸苦泪，江东未过已先流”。他们寄托在自己方言上的意识和感情，远远超过了语言本身的意义。没有南迁流亡史，就没有客家人和客家方言。客家人不会忘记他们的南迁流亡史，客家人的那种特别刻苦耐劳的、艰苦奋斗及其妇人能同男子一样赤脚耕田、上山采樵的优秀传统，也是在南迁过程中锻造出来的。而这正是他们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之所在。
[ Last edited by 岁月 on 2006-1-17 at 01:22 ]
从客家方言看客家民系的特征
语言和民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容，但在广义的文化这一宽阔的背景中，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作为客家民系成员使用语言的人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维系民系的重要纽带，而民系又是语言赖以存在的底座。另外，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语言的发展也是同民系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语言在民系构成诸要素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由于它和民系中的每一个成员息息相关，最深刻地反映客家民系的特征，是维系客家民系内部关系的纽带，也是人们区分不同民系的标志。客家方言之所以是客家民系的重要特征，还在于客家民系的其他特征，一般要通过语言才能得到体现。李如龙先生认为，客家是一个流徙的群体，和其他南方面民系相比，它的地缘有过更多的变动，因此，靠方言来维系民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客家话到处都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谚语，许多播迁远地的客家人，哪怕是几户几十户人家，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也不愿使自己的语言失传，原因就在于此。有人认为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心理是一个民族必不可少的特征，而这些特征离开了共同语言中的特定词义就往往无从体现。例如，在哈萨克语中，表示男孩和女孩的词直译成汉语分别为“牧羊人”和“有马人”。这就显示出该民族生活里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哈萨克族以牧羊为男子的主要生产活动；二是该民族婚姻中有以马匹为聘礼的习俗。
在客家民系诸特征中，客家方言比较稳定也是变化缓慢。地域的改变，客家民系成员的分散，经济生活的变革，甚至文化的变迁，一般都不会立即引起语言的迅速改变。例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而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星散于世界各地，但其成员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不约而同地保持着以希伯来语为核心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并以此为保持民族感的有力手段。如果某个民系的语言确实发生了变化，其成员采用了其他某种语言，那就意味着该民系与其他民系密切接触的时间已相当久远，而且随着语言的改变，该民系成员的民系意识也必然会发生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相应改变。
当然，客家方言与客家民系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两者之间关系十分复杂，远非一个对一个的整齐对应。这种复杂性应该从两个角度去认识。虽然客家民系有自己的语言，但这一语言并不一定为客家民系所独有。换言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民系讲同一种语言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比如客家民系讲客家话，而畲族也操客家语言，就是例证。这种现象主要是长期历史过程的产物。
正因为客家民系和客家方言的关系具有复杂性的一面，所以我们认为共同语言是客家民系的重要特征，但又不是唯一的特征。客家方言和客家民系毕竟是两个概念。它们各有自己内部的发展规律，对于外界的影响也各有不同的反应方式。因此，在确定客家民系地位时，我们既要把握共同语言这一重要标准，又要考虑地域分布、经济生活、文化特点，乃至全体成员的意愿等因素。
总之，客家民系往往已将自己的历史，将自己对于环境做出反应的种种经验即文化都凝聚积淀在自己的语言中。这一事实要求，以研究客家民系发展规律为已任的客家方言学家必须掌握坚实的语言学基础知识，以便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事半功倍。在这一点上，还是列维－斯特劳斯说得对：“谁要讨论人，谁就要讨论语言，而要讨论语言，就要讨论社会。”
[ Last edited by 岁月 on 2006-1-17 at 01:23 ]
从客家方言看客家民系的主体和形成时间
语言是识别民族或民系的标志之一。透过语言来考察，特别是通过将语言分析和史料相互印证，则更能揭示一个民族或民系的主体和形成时代的本质。客家方言和客家民系亦是如此，二者可以相互佐证，互为说明。（一） 从客家方言看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
学术界对于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有不同意见。从汉语方言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有其独到之处。客家方言是客家文化的标志。客家方言的形成年代，也就是判断客家作为一个新兴民系出现的年代。语言是人们历史与文化的积淀，语言中的许多成分，正如考古学意义的文物和化石；只要找出这些“文物”、“化石”，就可以同已知汉语史作出比较，确定其年代，特别是要能找出客家话区别于其他方言的语言特征并分别测定其产生的年代，我们就可以相当准确地确定客家作为一个民系产生的年代。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在世界语言文化学领域内，也有不少成功的实践的。
其实从语言学来推断客家民系形成年代，很早变开始了。早在20世纪３０年代，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临川音系》这部语言学专著的绪论中，他说道：“当我把这个音系的概略整理出来以后，我觉得它有几点颇和客家话的系统相近。例如：‘全浊’一律变‘次清’，晓匣两纽的合口变，保存闭口的[-m][-p]韵尾，蟹山两摄残馀古一二等分立的痕迹，鱼虞两韵的精纽和见系变[-i]，以及侯韵读作[-:u]，梗摄的话音读作[-an]或[-ian]之类，临川音都和可以代表客家的梅县音相同。可是临川的章昌和知彻同变以及来纽三四等变之类，却是梅县音所没有的；梅县的去声不分阴阳，声母不混，模韵的精组和鱼虞两韵的庄组同变[-i]，以及宕江通三摄的入声保存[-k]尾之类，也显然和临川音不同。然而从音系的全体来看，总算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我颇疑心他们是同系异派的方言，并且从客家迁徙的历史上也可以找出一些线索来。”自罗常培先生提出客赣可能“同系异派”之后，有人进一步主张客赣可合并为一个大方言。方言学界没有接纳这个意见。不过无论客赣方言是分是合，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音系相似肯定多于其他方言，则成为世所公认的事实。
张卫东先生以罗香林先生提出的客家五次迁徙说为基础，从中原汉语的演变与发展的角度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客家先民第二次大迁徙彻底脱离中原之后，其语言在全新的条件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它既未跟北方官话走，也没被闽赣方言同化（部分影响当然不可避免），而是走了自己的路，并因此奠定了今日客家话的基础。这当是第二次、第三次大迁徙之间、即赵宋一代的事。至于是宋的前期还是后期，则还需进一步探讨。自第三次大迁徙起，客家先民同闽、粤系的接触日见频繁，因而受到一些影响，使得客方言发生一些不规则变化。梅州的梅县、兴宁、蕉岭、五华、大埔、平远等各县方音也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若考察一下他们的进梅路线，有的直接从赣南来，有的间接从闽西南进来，有的则从江西迁入福建再到梅州，方言底子各有不同，即可知其何以有今日之差异”。他得出的结论是，客家民系亦形成于此期 。
李如龙先生认为，就客家方言内部一致的特点进行分析，无论是语言或词汇，较多的特点反映的是两宋时期汉语的特点。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1、它的形成时间较晚，内部分化造成的差异不太大；2、它的内聚力较强，普遍有保守前代语言的习性，因而语言上的变异比较小。他认为，方言的形成和民系的形成，获得稳定的名称未必都同步，客家民系形成时间可分为摇篮期（两宋）和长成期（元明）两个阶段来看待 。
对于客家方言角度推断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问题，谢重光先生对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作了一个归纳性的总结。他综合专家学者的意见认为，“客家方言之独立，即标志着客家民系业已形成”，客家方言在南宋时期已经形成，那么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或于史实较为切合 。
（二） 从客家方言看客家民系的主体
将我国南方吴、闽、粤、客家几种汉语方言分别和北方汉话作一比较，人们不需作细致的科学研究和统计工作就可以得出结论：北方汉人听懂梅县话比听懂上海话（或温州话）、福州话（或厦门话）、广州话要容易得多，至少有50%能听懂。客家话比其他方言更接近普通话，道理很简单：尽管吴、闽、粤语也是汉语方言，但是这些方言里遗存着比较多的古越语成分。在人类集团相互接触中，某一集团的语言被另一集团的语言所替换或融合，有几个主要因素：（1）强大的政治压力。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集团为便于他们的统治和巩固这种地位，总是要强制推行他们的语言和文字，禁止使用其他的语言和文字，如秦始皇推行的“书同文”政策。（2）先进文化的优势。生产和生活上落后的集团，为了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很自然地会向外界学习先进的文化。在文化竞争中，文化上优越的集团会对落后的集团产生自然的同化，他们的语言也就战胜了其他落后集团的语言。有时候尽管落后集团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他们的语言仍无法战胜在文化上优越于自己的集团语言，反而，必须使用文化先进的集团语言，如满族进关后统治了整个中国，始终不能以满语文来取代汉语文，结果不得不使用汉语文。现在满族只保留了宫庭的满文文献，满语已经消亡。（3）大量的人口包围。人口数量少的集团，长期处在人口众多的集团包围中，他们的语言也会很自然地被人口多的集团语言所取代。
然而不管受到怎样的同化，原有语言的成分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在取代（或战胜）的语言中留下遗迹，因为人类是在已掌握的语言习惯基础上接受新语言的。这就是为什么广州人说普通话总带有广州腔，如广州人没有加（tca）这个音，他们说普通话时总是把“加”和“家”说成“扎”(tsa)。。在战胜的语言中保留下战败语言的遗迹，语言学上称作“底层”现象。吴、闽、粤语就是具有古越语底层的汉语方言。这些方言区域本来就是古越人居地，大批越人后裔也还留居当地。在南下汉人强大的政治、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语言为为汉语方言，操这些方言的群体应该说主要是汉化了的百越后裔。
客家的情况和吴、闽、粤人不同。虽然客家聚居的闽、粤、赣三角地区也曾是百越居地，但是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北宋以后由于大批中源汉人来到这一地区，后来当地的原住民（如闽越、峒蛮、畲族）多迁往他地。达种情况下，文化上优越于原住民，人口上众多于原住民的南迁汉人成了这一地区的主体，他们的语言得以在古汉语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客家话更接近北方汉话。当然，汉族是最能吸收异族优秀文化的群体。汉语就是吸收了许多其他群体的语言成分而发展起来的。客家话也不例外，客家先民在与原住民交往中也吸收了原住民的一些语言成分。接近不同汉语方言区的客家人，还吸收了不同的汉语方言成分，如福建客家吸收了闽方言成分；广东客家吸收了粤方言成分；江西客家吸收了赣方言成分。这些吸收来的成分和各地客家话自身的演变一起构成了客家话本身的特性以及各地客家话的个性。从另一方面来看，曾在当地处于劣势的原住民，迫于各种原因，他们倒是像吴、闽、粤人一样改变了原有语言采用了客家话。如：后来迁往闽东、浙南的畲族。他们原先说的是一种属于苗一瑶语族的语言（现在广东博罗、增城一带的畲族有1000多人还使用这种语言）。在他们还在闽、粤、赣客家聚居区时，已经转换使用了客家话，迁徙到闽东、浙南以后尽管被闽方言包围，但仍使用这种客家话至今。这些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也保留有原来语言的遗迹，后来又受到闽方言的影响，所以和客家话不完全相同，有一些差别。综上可见，客家共同体的主体不可能是古越人后裔，而是从北方南迁去的汉人 。
[ Last edited by 岁月 on 2006-1-17 at 01:25 ]
从客家方言看客家文化的特征与交融
（一）客家方言词汇反映的文化异质性客家方言词汇除了反映了与中原汉语文化的同质性一面外，还反映出其他文化因素的异质性一面。一般来说，我们把来自中原汉文化传统看作大传统，即汉文化自身体系化的传统，汉人共有的规范。这就是客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同质性。把非汉文化传统及客家地域文化传统看作小传统，即客文化的异质性。具体说来，就是一个村落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客家方言词汇的异质性表现在客家方言词汇有一些异族即非汉族语言来源和客家方言的地域差异两个方面。
1、客家地区的原住民并非客家本身，而是属于南方百越民族的土著民，即今天畲族的先民。客家是一种移民集团，畲族先民在接受汉化时，即接受“客家化”，畲客相处，不论是在武装斗争时期，或在和平共处时期，都是一种文化互动现象，并非单纯的汉文化单向传播，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通过通婚、贸易，加速了这种文化过程，如畲族本来并不修族谱，向客家人学会了修族谱；而原先的来自平原的客家人本不会唱山歌，后向畲族学会了山歌，山歌成了客家人的最重要文化内容。
2、客方言词汇的异质性还反映在地域差异上，其异质性是地域造成的，很难用其他理由来说明。德国学者艾伯哈特在解释中国地区性的文化行为差异性和多元性时，提出一种“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理论，认为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是主流文化“地方化”的结果。
客家方言词汇的地缘性色彩很强烈，这也是造成客家方言内部歧异的重要因素，也是客话之间不能通话的重要原因之一。如纯客县连城，县内方言复杂，往往隔座山或隔条河方言就很难沟通，过去老一辈的商人或工匠因外出来往频繁，迫使他们要操双言（即本地话与外乡话）交际，但妇孺能操双言者甚少，因此，就是在本县内交际亦有困难。关于客家方言词汇的内部差异，练春招博士通过调查粤闽赣三地的9个客家方言点的3000条词语中，发现不同的客家方言点的词汇有着很大的差异，各地还有不少特色词汇 。
（二）客家方言词汇受周边方言文化影响。
客方言词汇的异质性受到异方言文化影响，如连城县与闽语区永安接壤，闽客交界处的客话受闽语影响大，如官话“男孩”，城关保留客话读法“赖赖子”，文亨则读闽语词“囝崽屎”，姑田“囝子”，赖源“囝崽”。“囝”是闽语最有特色的常用词，唐代诗人顾况说：“囝音同蹇，闽人呼儿曰‘囝’，上声？韵。福州kia？3,厦门kia3“哭”，城关保留客话词，姑田则读如闽语词“啼”。“锅”，城关读“锅头”，姑田则读闽语词“鼎”。“筷子”，城关读“筷子”，姑田则读闽语词“箸”。显然，姑田等地词汇读法是受闽语永安话影响。
客家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文化，它是由北方汉人区域文化、南方汉人区域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这三个文化层面互动合成而来。客家文化团体与其他文化团体的文化接触，并不是一个因子从一个文化转换到另一个文化而已，而应是不同文化团体互动下的持续过程，两个文化体双向的互动性影响，而非单向的影响，在不断的接触下，产生了异于其中一方或两方团体原来文化模式的文化变迁。这就是客家文化形成过程中“地方化”的过程。所形成的文化是一种异于原来文化（北方汉人文化、南方汉人文化、土著文化）的合成文化。客方言也是这样一种“地方化”的“合成语言”，它包括北方汉语、南方汉语、土著语言的成分。客家在南迁及定居过程中，与赣语居民和闽语居民关系最为密切。
语言学证据表明客家方言极接近唐五代至宋初时的中原地区语言，基本是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从中原汉祖语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它的许多音韵特征与晚唐五代宋音韵要点相符，音韵格局介于唐末至《中原音韵》之间。语言学证据与史学家的结论及文献族谱的记载大体一致，即：客家的形成应在晚唐五代至宋初以后。客家的先民来自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继承着宋朝以前的中原文化传统。
客家方言与周边的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都有有一定的源流关系的接触关系。客家先民还住在赣东、赣北之时，和赣语应该还没有明显的分化，可见早期客赣有同源关系。赣南客家话形成之后与北边的赣方不可能没有接触，尤其是靠北的宁都、石城一带。早期进入闽西的中原移民，例如，初唐随陈政、陈元光入闽征蛮的河南人，留在闽西的便是后来的客家，转入闽南的便是后来的福佬人，两宋入闽的客家先民也有再从闽西徙居闽南或福建各地的，这都是客闽方言存在着源流关系的根据。客家话形成后，从龙岩到南靖、平和、诏安有一条狭长的双方言带，周围闽客方言之间也多有渗透。至于客家方言与粤方言，也是两方面的关系都很深的。宋代自赣南越过大庾岭定居在南雄珠玑巷一带的就是早期的客家，他们后来成批地入住珠江三角洲，当时的粤北客家话成了珠江三角洲粤语的源流之一；后来由于粤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高，全粤各地客家方言都不可能不受粤方言的渗透。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练春招在她的博士论文《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中，根据所调查的3000条词进行统计，发现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相同的词有228条，与闽南话相同的有148条，与粤语相同的有328条，还有许多与邻近方言的相同词汇。
（三） 客家方言的分片反映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客家方言内部可划分为不同的小片，以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地带的客家方言中心区来说，可以划分为南片和北片。大致上，南片包括粤东、粤中，北片包括闽西、赣南。李如龙：北片内部差异较大，南片较为一致。例如北片声调5类、7类都有，有的点没有入声；南片大体上都是6类，包括两类入声。从词汇方面看，也是南片用词比较一致，北片则差异较多。例如斗笠，南片说笠女麻，北片还说斗笠、笠婆、斗篷；漂亮，南片说靓，北片说精、赏、标致；下面，南片说下背，北片说下头、下段；什么，南片说么个，北片说甚么、啥西等。北片分歧，可称离心型方言；南片统一，即是向心型方言。客家方言在不同区域的某种变异，反映了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背景。李如龙先生认为，北片形成较早，经过明显的民族融合，行政区又分为两省，彼此往来较少，反客为主之后，各自为政，并无明显的客家意识，因而差异大；南片是明代之后成型的，由于不再发生新的民族融合，又因土客矛盾增强了凝聚力，客家意识鲜明，又是同属一个省的几个州，内部交往也较多，因而是变异较少的向心型方言 。
温昌衍先生在李如龙的基础上对客家方言的分片所反映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予以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粤中与粤东合为南片，不仅有两地紧紧相邻的现实原因，更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一是在行政建制上，两地大部分地区曾有共同归属，例如兴宁、五华都曾与今粤中地区同属古龙川县（秦汉时）、循州（隋唐宋）、惠州府（明时），直至清时才被置于粤东的嘉应州内。二是粤中地区的客家人多有来自粤东地区的，例如龙川， “各姓先祖多在宋末或明时从嘉应州或南雄、翁源、赣南迁来”。赣南与闽西一直分属两省，但能合为北片，是因为两地的客家居民的来源大体相同，即都是源于罗香林所说的第二批南下的客家先民。他们是为安史之乱及黄巢起义战乱所迫，在唐宋之交，南迁至赣南、闽西的（其中的少数到达粤东）。后来的赣南在明末清初时有闽粤客家人倒迁回来，来自粤东粤中的主要迁入地缘接近的赣南西部中部，来自闽西的多迁入地缘接近的赣南东部（瑞金、宁都、石城等地），因为这样的原因（加上地缘接近），今赣南客家话有一些内部差异：西部中部一些点带有南片即粤中粤北客家话的词语，东部一些点带有闽西客家话的词语。
赣南闽西合成的北片之所以与粤东粤中合成的南片构成对立以及北片的一致性不如南片，这与客家先民移入的时间前后不同有关。此外与两片客家居民后来的生活状况不同有关，南片的客家人大量移入，在山区站稳脚跟后，人口增加和耕地短缺迫使他们向平原地区扩展，这时便和“广府人”、“福佬人”产生争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一直延续，有的地方还恶化为数十年的械斗争战。为赢得胜利，客家人内部加强团结，加强凝聚力、强化民系意识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这种情形下，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自己的母语也是很自然的是事情。而北片的客家人大批移入后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畲族以及早先来到的汉人相互融合，一起成为当地的主人，与周围的民系未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对抗，因而没有加强内部凝聚力、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母语的现实需要。与南片客家人相比，甚至根本没有客家意识。这种情况下，北片方言产生的变异自然比南片大。
粤北片是特殊的一个片，历史背景上也有特殊性。从现在粤北客家方言看，只有始兴、翁源和新丰是纯客县，而新丰在历史上曾长期属于粤中：南齐高帝时（公元479-483年）置县，归广州管辖，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称休吉县，隶属于循州；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并入河源县，直到明代中叶，历960多年均未改动，只是隶属郡府，数度变更，宋以后便一直隶属于惠州府；新中国成立之初，属东江地区，后改属粤北地区（以上详见周日健先生1990），因此实际的方言分区中应归入粤中片而不是粤北片。其余各县都是非纯客县。可以想象，该片客家方言的一致性肯定不强。就历史上客家人的来源来看，也是较复杂的。一是来自赣南。由于与粤北毗邻，赣南的客家人南迁时，除了向闽西方向（经武夷山隘口），也有向粤北方向（经大庾岭路），“如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入侵，中原士民流离失所，一部分人跟随宋高宗偏安东南，一部分人跟随隆佑太后逃至赣南，有的更越大庾岭，寄寓南雄。”（转引自刘伦鑫先生1999） 沟通五岭南北的大庾岭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其北端在赣南（大余县），南端在粤北（南雄），两地区的居民因为此路畅通而有较紧密的往来是情理中的事情。今南雄珠玑话与大余县城南安镇（旧南安府所在地）客家话及赣州市郊蟠龙镇客家话大同小异，“这正透露了珠玑一带与同处在大庾领路上的大余、赣州一带在历史上紧密联系和频繁往来的事实”（详见林立芳、庄初升先生1995）。二是来自闽西。宋末元初严重的战乱，使整个粤北地区人口流失惨重。到了明代初年，社会的动荡使得粤北人口更趋下降，恰逢此时，闽西等地屡遭自然灾害的侵袭，当地的客家饥民源源不断的向粤北地区迁徙。其路线是经赣南，然后取道大庾岭路或乌迳路，最后到达粤北。（详见庄初升先生1998）。三是来自粤中粤东。主要分布在粤北南缘靠粤中的佛冈、清新等地。由于与东江水系相去不远，两地的客家人里就有自粤中惠州和粤东嘉应州迁徙而来的。清咸丰年间（1851-1861）编的《佛冈县志》云：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立籍者为土著，国初（指清初）自韶惠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民国二十六年（1937）编的《佛冈县志》也说：新客家则以龙川、长宁、兴宁、英德迁来者为多，各区皆有之（详见庄初升1998）。虽然具体到粤北各县其表现各有不同，靠赣南的南雄等地主要和赣南发生联系，靠粤中的佛冈、清新等地主要和粤中粤东发生联系，中部地方则主要和闽西发生联系，如曲江，“客家话人口多与福建省闽西南地区有渊源关系”（详见周日健先生等1998）；又如乐昌，“客家村落的居民，多是明、清两代从福建或粤北其他客家地区辗转迁移而来的”，“从粤北其他客家地区迁移而来的，其始迁地也多在福建”（详见张双庆先生等2000），但是随着粤北各县居民间后来的内部迁徙，每个点的居民来源并非单纯不变，而是会产生交叉。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今粤北客家方言必然会相对复杂：其词汇中既有南片粤中粤东的成分，又有北片闽西赣南的成分；不仅面上如此，点内也是如此，即一个点内也兼有有两片的成分 。
[ Last edited by 岁月 on 2006-1-17 at 01:26 ] 北方汉人听懂梅县话比听懂上海话（或温州话）、福州话（或厦门话）、广州话要容易得多，至少有50%能听懂。
哇,能听懂一半啊, 那些被用来做这个测试的北方人一定是一群高智商分子啦,最起码不是北方老农. Posted by 岁月 at 2006-1-17 01:05
粤北片是特殊的一个片，历史背景上也有特殊性。……可以想象，该片客家方言的一致性肯定不强。就历史上客家人的来源来看，也是较复杂的。一是来自赣南。……二是来自闽西。……三是来自粤中粤东。虽然具体到粤北各县其表现各有不同，靠赣南的南雄等地主要和赣南发生联系，靠粤中的佛冈、清新等地主要和粤中粤东发生联系，中部地方则主要和闽西发生联系……
广西的情况也有些类似于粤北，来源也不是单一的广东/梅州，来源于闽西和赣南肯定也有。
但广西客家话内部的一致性是比较高的。 精彩摘录:
1、“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忘祖宗声”
2、粤闽赣三角地区是客家文化的大本营，考察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也好，探讨客家方言的形成也罢，如果离开大本营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必将无从谈起。
3、客家方言它是一种在古汉语基础上独自发展演变并吸收了百越族成份的汉语方言。
4、客家祖居中原，世属汉族，原来并没有客家存在。仅仅由于早年自北而南的迁移，才形成了客家人和客家方言。换句话说，就是客家人和客家方言，是中原汉族的一部分南迁流亡的直接产物。南迁流亡贯穿着客家方言问题的全部。客家方言的形成史，也就是汉族先民远离故土向南迁移的流亡史。客家方言就是在南迁流亡途中形成，在定居以后巩固下来的。
5、任何一个民族、民系，都是热爱自己的语言的。因为它是最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情感的物质外壳。民族语言和方言中所含的独特的民族、民系韵味，是任何别的语种都不能代替的。但客家人对自己的方言，却爱得特别的深。
6、总之，客家民系往往已将自己的历史，将自己对于环境做出反应的种种经验即文化都凝聚积淀在自己的语言中。
7、汉族是最能吸收异族优秀文化的群体。汉语就是吸收了许多其他群体的语言成分而发展起来的。客家话也不例外，客家先民在与原住民交往中也吸收了原住民的一些语言成分。接近不同汉语方言区的客家人，还吸收了不同的汉语方言成分，如福建客家吸收了闽方言成分；广东客家吸收了粤方言成分；江西客家吸收了赣方言成分。这些吸收来的成分和各地客家话自身的演变一起构成了客家话本身的特性以及各地客家话的个性。
8、客家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文化，它是由北方汉人区域文化、南方汉人区域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这三个文化层面互动合成而来。
9、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练春招在她的博士论文《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中，根据所调查的3000条词进行统计，发现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相同的词有228条，与闽南话相同的有148条，与粤语相同的有328条，还有许多与邻近方言的相同词汇。
10、客家方言内部可划分为不同的小片，以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地带的客家方言中心区来说，可以划分为南片和北片。大致上，南片包括粤东、粤中，北片包括闽西、赣南。李如龙：北片内部差异较大，南片较为一致。例如北片声调5类、7类都有，有的点没有入声；南片大体上都是6类，包括两类入声。从词汇方面看，也是南片用词比较一致，北片则差异较多。例如斗笠，南片说笠女麻，北片还说斗笠、笠婆、斗篷；漂亮，南片说靓，北片说精、赏、标致；下面，南片说下背，北片说下头、下段；什么，南片说么个，北片说甚么、啥西等。北片分歧，可称离心型方言；南片统一，即是向心型方言。客家方言在不同区域的某种变异，反映了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背景。李如龙先生认为，北片形成较早，经过明显的民族融合，行政区又分为两省，彼此往来较少，反客为主之后，各自为政，并无明显的客家意识，因而差异大；南片是明代之后成型的，由于不再发生新的民族融合，又因土客矛盾增强了凝聚力，客家意识鲜明，又是同属一个省的几个州，内部交往也较多，因而是变异较少的向心型方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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