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世界客都论》出版
新华网广州12月26日电（开文） 梅州作为“世界客都”的地位是怎样形成的？证明“世界客都”的论据又是什么？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和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论证梅州是“世界客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为此，梅州市实施“开放梅州”战略领导小组将它作为2005年的重要工作来抓，并委托著名客家文化研究专家——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教授牵头论证。据《梅州日报》报道，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论证的重要成果——《梅州：世界客都论》现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集中体现了今年3月30日在华工举行的30多位专家参加的专题论证会意见，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客观地对梅州如何成为“世界客都”进行充分论证，是客家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它对进一步擦亮“梅州——世界客都”的品牌，扩大客都梅州的影响力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今日起，本报将在第12版（双休日第8版）陆续摘要刊登该书部分精彩篇章，与广大读者共享。
源:新华网广东频道 《梅州·世界客都论》摘登
第一章 梅州，客家腹地的发生
2005-12-26 新闻版权所属：梅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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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枝散五叶”——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与客家腹地的确认
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则是在梅州已形成聚居地或集散地之际发生的，这给日后梅州作为“文化中心”的认同，乃至作为“客都”的认同，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因此，务必阐述清楚方可服人。
一般认为，元亡明兴，在梅州算是“和平过渡”，没有什么战事，驻守梅州的元朝命官本就是汉人，所以，梅州的人丁便没受什么影响，发展迅速，包括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也这么写道：“……盖客家的大部分于宋末明初徙至广东内部后，经过宋明一代的生息，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则属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于乃思为向外扩张……”这便成为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的一重大历史动因。
我们沿袭罗香林“五次大迁徙”一说，是因为他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是有相当造诣的，五次大迁徙的说法，也基本合乎历史事实，具有科学性、系统性，但这并不等于它就十全十美，无须补充与完善了。例如关于“第二次大迁徙”的历史动因，他归结为黄巢之乱，可从史书及族谱上考证，黄巢之乱之前的安史之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书称其更甚于引发“第一次大迁徙”的永嘉之乱。所以，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第四次迁徙，无论是历史背景，还是诱发动因，都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需要有更深入的探究。
首先，早在南宋，梅州的人口就比北宋要少——注意，这正是客家民系形成之际。其间，主要是当地一直动荡不安，连年战乱，及至《温志·丛读》中称：“南宋后，迭遭兵变，土著逃亡者仅存一二，历元而明，中原衣冠，始稍迁至。”可见，当地的少数民族一经迁出，便没有再回来，梅州方成为以汉民族为主体即客籍属地。我们也知道，当年追随文天祥抗元而辗转南粤者，梅州更去了大部分，而蔡蒙吉在梅州率众抗元，孤城喋血，被杀者更不计其数，全城十室九空……为此，梅州在宋、元交替之际，人口锐减，即便在元中、后期，也没多少返迁，为此，当朱元璋建立汉人的明王朝时，这已是1369年了，仍只能把梅州降格为程乡县。
也就是同一年，位处粤北的英州，也被明太祖朱元璋降格为英德县。这英州由来已久，早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粤之际，在当今英德境内设浈阳、浛洭两个县，后来，先后归属于桂阳郡、始兴郡、广兴郡、衡阳、南海郡及广州。五代时，浈阳属英州，浛洭属广州。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五年（972年），因洭犯讳，改为浛洸。第二年，改属英州，后属英德府，即二县同属英德府，元代改为英德路，后又降为英德州，属广东道。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降为英德县，属韶州府。
之所以详述英德县建制沿革，是想说明，英德自汉代始，人文历史渊源不可小看，尤其是张九龄凿通大庾岭之后，韶关一带，更成了中原移民南下第一站，其人口一度远超广州。所以，英德历史上含2个县，且作为府、路、州等建制，可见人口不少，为何到了明初，竟降为一个县呢？
据史料记载，陈友谅南方称帝，为朱元璋所灭，原来支持陈的地方，大都被朱的军队扫灭。偌大一个英州，历此浩劫，州城竟只余百十号人丁，其余大多被杀。没有人，别说“州”了，连县也难以支撑。罗香林的著作中，曾提到客家人在这之前亦到达粤北，与经珠玑巷入粤的广府人一样，其实有误。粤北包括英德被杀的人丁，当是广府人与土著人，而非客家人。客家人是在这次劫难之后，才填补进粤北的，这有粤北大量的族谱为证。
如作为英德的大姓郭家，其开基祖郭文一即郭进生，原籍为福建上杭，明宣德年间已在兴宁县十三都罗经水居住。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移居广东韶州府翁源县。成仕年间（1473年左右）再移居英德潭坑——这一脉，记载得相当清晰。韶关其他客家姓氏，也大抵是宣德正统至成仕年间（1426—1487年）迁入的。
迁入韶关之际，客家人进入粤东梅州的也就更多了。有关方志均记载，这一段时间内，有大批的客家人，因人口拥挤以及粮荒，由闽西南的宁化等地迁入梅州、韶关，其中，迁入大埔为多——可参见邹鲁序的《大埔县志》。正因为这样，才有“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是来自宁化之石壁村者”一说。
因此，称宋末明初大批客家人迁入，当为不确，真正大规模迁入，则应是明中叶前后。根据梅州有关的人口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明初洪武二十四年，程乡县人口仅1686户6989人，作为一个县的规模都几乎不足，最早建县（东晋年间）的兴宁，在这一年仅2626人，五华也仅3202人，可是人口锐减——宋熙宁八年，程乡为12372户。熙宁八年为1075年，洪武二十四年为1391年，间距为300年。
但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程乡人口便达到了38366人，增长约4.5倍，平均为12%强，兴宁与五华，也分别达到4181人及9000多人；大埔则有近4万人。各县统计不一，资料不全，但可看出梅县（程乡）、大埔人口的剧增，正应了前述郭氏族谱及相关族谱的记载。史载：“明成仕年间，江西、福建均有人满为患，迁入韶州、嘉应州入户者不少。”
成仕年间，当是梅州人文初兴之际，长乐知县黄瑜，建有长乐学宫；兴宁知县秦君，奏准重建县城，改土垣为砖墙；又析海阳八都之地，置饶平县，大埔划归饶平。继任兴宁知县侯爵，更主修《兴宁县志》，为该县志有刊本之始。程乡县令刘彬，亦设东社学、西社学、南社学于城外。兴宁更改兴宁至程乡的驿道。成仕之后弘治年间，长乐至油田的灌溉工程——周瑄圳完成，可灌溉3000余亩良田。程乡又设北社学，名濂溪书院，为大学者陈白沙所称道，并作诗及撰写社学记……
可以说，这半个世纪中，是梅州于明代之际相对稳定、繁荣的历史时期，也是梅州客家人人口剧增的重要阶段，但很快，到明中末叶，动乱又起，于是，便酿成了明末清初的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
没有明代中叶的聚居，业已形成的客家民系对梅州作为聚居地的认同，那么，作为第四次大迁徙的“一枝散五叶”出去的不同区域的客家人，就不可能视梅州为他们出发前的祖居地——这里务必有几个条件：
一是祖上在梅州有相对稳定的且有较长时间的居住与停留。一般来说，至少有一代或几代人以上，也就是超过半个世纪方可，明中叶的稳定，提供了这一先决条件。
二是祖居地留下的深刻的历史地理记忆。这一条，梅州同样是具备的，在群山环抱下，它拥有面积达320平方公里的兴宁盆地，110平方公里的梅江区盆地，以及均为100平方公里蕉岭谷地、汤坑盆地，还有若干小的盆地平原，它们为移居适时的休养生息，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环境。
三是方言的整合、规范。众所周知，如今全国乃至全球的客家人，都认同梅县松口的客方言为标准音，尽管同在梅州范围内，如五华的客方言就有较大的差别。但是，共同的乡音，所牵引起的乡情则是最浓郁也是最稳固的，非别的内容可比。
上述三条，相对稳定的时间、深刻的历史地理记忆，以及在此地整合、规范了的乡音，使梅州在逐渐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中，有了日益突出的历史地位，成为客家人最后一个大范围的集散地。
其实，在明中叶后期，梅州人口又呈下降趋势。如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程乡人口为38366人，至崇祯八年（1635年），百年间，人口只余下一半，为19647人。弘治十六年起，瑶民、农民起义连绵不绝；嘉靖年间，又遇大旱与蝗灾，继而地震，倭寇入侵，农民起义规模日益壮大，震动了闽粤赣三省，一起延续到崇祯年间。
直到民族危亡之际，这些民变才逐渐平息，同仇敌忾，投身于抗清斗争之中。
可以说，自明末至清初，这上百年间，引发的客家第四次大迁徙，在客家文化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前面三次大迁徙，是客家先民聚落、凝结及至客家民系形成，呈现的是一种内聚的形态，那么，这一次，则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由内聚演变为向外的辐射，让中国及世界开始认识客家人，并且感受到了客家人的历史力量。
而客家人，则不再仅仅株守在闽粤赣大本营中，乃是扩散到了整个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了。
我们把这次扩散与拓展为主题的第四次大迁徙，称之为“一枝散五叶”。
也就是归结为五条迁徙的线路。
这五条线路分别是：
（1）由明成仕年间开始，自闽西、粤东，沿五岭山脉，进入到了粤北，再进入到桂东北、桂东，乃至云、贵、川，这条迁徙路线，一直持续到了清代。
（2）因抗清斗争，追随郑成功于东南沿海转战，最后迁徙到了台湾，成为台湾较早的一批客籍移民。其时间的跨度，也是从明末到清初，且再往后延伸。
（3）由于东南沿海的战乱，从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的“新客”，其数量甚至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老客”。其迁徙的时间，也同样在明清之间。
（4）沿海战事平息后，清政府允许沿海部分地区复界。除开原沿海居民所剩无几者外，大都是动员闽粤赣的客家农民向濒海地区迁移的，以致导致咸丰、同治年间的“土客大械斗”或“仇客分声”。
（5）“湖广填四川”或“实川迁出”。由于张献忠入川，战争连年不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朝廷采取了“移湖广填四川”的政策，鼓励湖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入川垦殖。其间，客家农民亦汇入了这一批移民之中，在四川形成一个个的“飞地”或“方言岛”。
当然，也有不同的描绘，或四条、或六条，但都差距不大。所以，还是用这约定俗成的“一枝散五叶”的提法，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只是在叙述过程中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这次大迁徙，其分布之面广、迁出人口之众多，在南方造成的经济、文化格局变动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对于日后客家人的“六次崛起”，更是影响之巨！
下面，我们分线路一一阐释。
第一条线路，当是由明中叶成仕年前后，由梅州及其边缘地区开始迁出的客家人。应该说，此期间，是有入有出，有时入大于出，有时出大于入，或者说，前期以入为主，后期以出为主。
如今，粤北，如韶关、南雄、始兴、曲江直至英德的客家人，大多称其是于明代自福建上杭、粤东兴宁等地迁徙来的，乃至湘东一带的客家人，也是这么说的，这自然有大量的族谱为证。重提这一事实，是想纠正罗香林的漏误，尤为重要的是，将广府人与客家人的先来后到分清楚，不至于把“珠玑巷事件”也混同为客家人——一部15集的客家专题片，竟然把“珠玑巷事件”也列入了客家人的序列之中，实在是大谬也。“珠玑巷事件”的内涵，我已在《广府寻根》一书中加以发掘了，它与“葛藤坑传说”显然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一个重商、一个重伦理准则，这本是两大民系之根本分水岭。
为此，务必在这里重申，正是明初，朱元璋灭了在南方称帝的陈友谅之际，对支持陈的地域，实施了残暴的灭绝政策。这才使淞东、粤东地区，留下了一条“无人地带”，珠玑巷及韶关原兴旺的人丁——广府人及土著被灭绝后，才由后到的客家人所填补，以此不难解释，为何被视为广府人的圣地珠玑巷，后来竟无广府人所居住。其实，这一现象，在移民史上可谓不胜枚举。
而沿着五岭山脉，客家人依其本能——“有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亦由粤北向桂东北迁移。所以，广西各县，如今客家人分布已相当之广，其大多数则为清初迁入。清代桂林人龙启端撰写的《粤西团练局略序》中就有：“外郡（指广西）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垦种，数世后，其德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杰者或倡为西洋天主教的蛊愚民，用是党羽滋多。”这段话，说明客家人迁入已“数世”，时间不短了，而以“西洋天主教”即基督教“蛊民”，当是指太平天国运动了，也就是指响应来自花县的洪秀全号召发动起义的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的客家人。可见这一条线路迁徙的客家人，对日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影响何等之深。为此，把这一线路放在第一条。而该线路亦延伸至云贵川一带。太平天国被内外反动派合击后失败，左宗棠称其“兴于嘉应，灭于嘉应”，亦突出了梅州在这一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他是把祖籍梅县的洪秀全算作是梅县走出来的。而太平军最后一支队伍，则于梅县被歼。
第二条线路，则是客家人追随郑成功抗击清军，割据台湾，成为台湾最早的第一批客籍移民。
明代遗臣郑成功，建立金厦基地，以抗清复明。其第一功，则是率部渡过台湾海峡，从殖民者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而后，以台湾及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光复各县，甚至打到南京。
其实，早在郑成功之父郑荛龙，便于1636年击败最后一个海商刘香而实现了海上统一，无数华商在其麾下出征远东海域，台湾南部的诸岛则是根据地；1636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华商则成为日本海外贸易的承担者……正是这一系列事件，奠定了日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基础，使一个以海洋贸易为经济根基的“海上帝国”得以形成。正如不少史家所证明的，在“郑氏海上帝国”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客家人，其最得力的部将刘国轩、咨议参军陈永华，都是客家人。
而梅州镇平（蕉岭）人赖其肖，聚义抗清，“誓以死报明”，人称他“大清之顽民，前明之义士”，战败后不知所终，亦有传闻入郑部。不过大埔江龙、罗大力等，则都成了郑成功所部的名将。如今台湾新竹、基隆等县的客家人，有不少是江、罗二名将之后，在台湾，以大埔命名的村庄有好几处。
早期已有客家人来台，这在德国史学家里斯（Ludwing Riess）博士、魏斯（Albrecht Formosa）博士在荷兰查阅档案得知：“客家人移居台湾渐趋成功，至17世纪止，持续约二百余年。”所以，日后来台的客家人，亦不顾清朝政府的禁令，亦先后偷渡到达。由于清政府严禁粤人入台，所以，福建客家人到台的要早一些，这便是漳州府龙溪、南靖、平和、诏安，汀州府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以及邻近漳州的广东饶平的客家人。在长达34年的渡台三禁令（1684—1790年）之后，广东客家人亦大批渡海来台了。这有潮州府的丰顺、揭阳、大埔，惠州府的海丰、陆丰、博罗，以及嘉应府的梅县、镇平、兴宁、平远、长乐的客家人。
雍正十年蓝鼎元在《粤中风闻台湾事论》中，更记有：“广东潮、惠人民，在台种地佣工，谓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众不下数十万，皆无妻孥。”——不许带家室，亦是当时客家人悲惨命运之一。
关于渡海住台的客家人，当有专门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第三条线路，则是由闽西、粤东回流到赣南的“新客”。
这同样是清初为对付郑成功而发布的“迁海令”与“禁海令”的直接后果。由于朝廷封锁了东南沿海地区，沿海50里内不得有生民，迫使沿海居民向内地迁徙、压挤，于是造成了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亦一般“地窄人稠”，生存环境极度恶化，除开一部分冒险渡海赴台外，大部分客家人唯有拖家带口，又一次远徙，以求生存。他们当中，则有相当一部分又沿着当年南下的路线，回迁到了赣南，与原先留在那里不走的“老客”犬牙交错，杂居在一起，并获得“新客”之名，于是便有了“老客”、“新客”之别，有了赣南后来客家人不同成分的新格局。
如以河东片为例，其唐宋以来世居的姓氏为多，他们则为“老客”，其中，以宁都、石城为代表，宁都全县有4500多个村庄，“老客”始建与扩建的就有3700多个，占总数的85%；而石城，“老客”后代遍布全县各地，成为全县的主要姓氏。
而河西片则不一样，由于明末清初回迁的新客居多，像寻乌、安远、全南、定南、龙南、信丰、南康、大余、上犹等县，竟占去70%～90%，比例是相当之大。回流者，亦不仅仅限于赣南。
从目前客家人在淞赣布局上看，他们中不少人，又从赣南出发，沿路北上，到了赣中的吉安、临川，尤其是赣西的安福、宜春、萍乡、万载及与之相邻的湘东雷县（今炎陵县）、茶陵、济阳、醴陵、平江等，再往北，则是赣东北的铜鼓、修水等县，从而拓展了整个客家人的分布区域。
回流的客家人，主要是拓垦者居多。如《于都县志》中称：“于本山县，田多荆榛。初，居民甚稀，常拓闽广来耕，其党日多。”由于官府多次颁布募垦令，清前期回流入赣的闽粤客户——即“新客”，终于远远超过了“老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赣南又成为了客家人的“大后方”，由摇篮演绎为后方。
第四条线路，则是复界迁出，填补了沿海“迁海令”后巨大的空白带。
顺治年间，清朝廷以“坚壁清野”为策略，以沿海30里到50里为界，严令界外居民限日迁入界内，逾期不从者，以军法处死，且尽焚界外所有居所，其笨重者不能迁，亦一律限期烧毁；凡私自出界的，一律处以极刑。其界，始于福建，往北延到浙江、江苏、山东，往南则及广东。广东先于潮、惠二州沿海，后延至广州及南路各县，直至钦州、防城。一时间，悲声四起，尸横遍野。沿海界外地区，顷刻间一片荒芜。
这一来，民变骤起，商贸委顿，清王朝为了缓解民族矛盾，增加赋税，不得不于康熙八年（1669年）允许广东巡抚王来住的复界请求，准许部分地区复界。而康熙之年（1662年）迁界的50里之内的广大地区，则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才正式宣布复界，允许被迁百姓恢复原籍，并出海捕鱼。从顺治年间至康熙二十二年，历时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迁界暴政，不知使多少人家破人亡，能返回原籍的，已所剩无几。于是各省封疆大吏，只好奏请招募各地游民、山民，与还迁的农民一道，上沿海地带重新垦殖。这一来，粤东、粤北，乃至闽西、赣南的客家人，也就逐渐向沿海迁移。史载，这批移民，填充了广州府之新宁，肇庆府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州县，其规模相当浩大。
从此，客属地有了自己的出海口——原宝安县，今深圳与香港新界，则均为客家人所据。
然而，由于客家人大量进入沿海一带，终于引发了100多年后于粤西的“西路土客大械斗”，死伤50万之众。
第五条线路，便是“湖广填四川”或“实川迁出”。
其实，“湖广”并不含广东，而是西湖，即湖南、湖北当时只是一个省，被称之为“湖广省”，湖广填四川，自是以湖广为主，但也有广东、福建、江西的移民，后者，则大多为客家人。所以，客家人只是随这个大移民浪潮进入四川的，依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称，他们是“跟着西湖的农民走上川去”的。他们迁徙的时间，从康熙到乾隆，前后超过半个世纪。广东入粤客家人，有梅县、五华、兴宁、龙川、韶关等地。像国际上著名的作家韩素音，就说祖上来自梅县，辗转到的四川；而朱德的祖籍，则是韶关；郭沫若的祖先，是宁化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祖上居武平……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直至今天，尽管四川的客家方言岛在缩小，但客方言在四川方言中仍占第二位，人口在100万以上。分布在四川境内20多个县市的山区与丘陵地带。在那里，他们被称之为“土广东”。
第20届世界客属大会，也因此在四川成都召开。
综上所述，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一枝散五叶”，其“枝”，当是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属地，主要是梅州及邻近的韶关、汀州等地，而“五叶”，则是指西线至桂东及云贵，东线至台海，北线回流至赣南，西南线则是粤西沿海地区，还有西北线至四川。
无论是赣南之“新客”、四川的“土广东”，还是粤西、桂东与台湾的客家人，他们大都是以梅州及周遭为又一次起锚之地，因此，这一次迁徙，对梅州的认同，作为客属地中心的认同当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这次的聚与散，也就没有梅州成为又一个客家文化中心的基础，更没有在后来成为“世界客都”的可能。因此，研究梅州如何成为客家腹地、客家文化中心，直至“世界客都”当从这第四次大迁徙入手，追根溯源，方可得出可靠的结论。
其实，第四次大迁徙，对于客家人来说，同样是一部苦难史与奋斗史。他们正是在这次迁徙中，由蛰伏走向了崛起，没有这样一个过渡，他们是难以形成气候并铸造日后之辉煌的。
“风 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这一结语，当是对这次大迁徙的一个伟大的预言。
（本章由谭元亨、江金波执笔）
（待续） 第二章 梅州，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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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28 新闻版权所属：梅州日报
一、 从客家腹地到文化中心及世界客都
（一）
腹地、文化中心、客都（或都会），当属三个不同的概念。
腹地，通常会理解为内地，或可退后的回旋之地，它更多的是一个自然地理上的概念，是基于所描绘地方的地理环境而言。一个地方的腹地，通常受其周遭的山脉的位置、走向与高度的影响，也包括所在的地域的水路联系及水网覆盖的影响。客家的腹地，当指客家地域中可以退守、聚拢的重心所在。
而文化中心，这应该完全是人文历史上的概念。构成文化中心的条件有很多，其中主要指的是文化、教育集聚的程度、尤其是重大的文化条件及文化名人的影响。换句话说，是指其教化的力度，是否能强于周边的地域。由于客属地文化的不平衡，这一中心当不同于地理上的腹地，是会发生转移与更替的；而造成这种转移与更替，则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原因。
都会、都市以及客都，这些提法当有着各自相近却又相异的内容，但“都”一词，不仅仅是文化的集聚，更有广阔的范围。如都会，每每指一个地方的行政治所；都市，每每指的是商业贸易的所在。不过，在使用时，也常有混淆或交互影响。至于“客都”之都，亦不乏首要的意思。如同一个“国际大都市”，构成其都市的要素，则有很多，不仅仅是发达的经济条件，活跃的商业流通，还需有文化上的知名度，至于金融业等以及第三产业，则更不用说了。当然，人们的心理认同，当是最重要的条件。
“客都”一词，有太复杂的内涵，需要我们加以相应阐释的实在是太多了。它不可以简单界定为一个行政的中心，同样，也不可以随意证实它为商贸中心及文化中心，远远比这要厚重得多、丰富得多。事实上，作为“都”之要素，它还要有所扩充、有所补缺，而且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但作为其基本形态，却应当承认，这已经是具备了的。
毕竟，梅州作为客家腹地，走向了文化中心，这已是一百年为人所共知的了，而被视为“客都”，也绝非近年来的事。如何揭示这一历史的演变过程，当认真加以考察。
（二）
梅州，亦古嘉应州，成为客家腹地，当在元代及明初之际。
这与梅州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有关描述如下。梅州地区“属五岭山脉以南丘陵山地，地势北高南低，中有阴那山脉斜亘。全区85%的面积为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山地。土层泽厚肥沃，有51条河流奔流其间……全区大小盆地星罗棋布，总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其中最大为兴宁盆地，面积约350平方公里；其次为梅城平地，面积约100多平方公里；蕉岭的蕉城、新铺平地，丰顺的汤坑盆地，面积均在100平方公里左右……”
正因为有地缘上的优势，宋末元初，文天祥率军民抗击南下的元军，辗转于闽、粤、赣边界。元军一度攻陷梅州，蔡蒙吉兵败被害，尔后，文天祥又收复梅州，大批客家人自愿参加勤王，如众所周知的卓姓800壮士，一直追随到厦门全军覆没。“与宋元末之间死难者数万人”（王力《汉语言音韵学》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梅州客家人。
梅州经历兵变后，元军只顾追剿宋兵，这一带由于地理上的特殊，三省顾及不到，于是，“大埔居粤省之东，与福建之上杭、永定、平和接壤，实为粤闽交通之孔道。自宋元之际，涂氏筑城于此……三饶、程乡之地，割据二十余市，始归于元”。（转引自《梅州客家人》所据民国之《大埔县志》）。
这期间，梅州人口有了不少增长，到嘉靖年间，即1532年左右，程乡人口又恢复到了38366人。
被视为《客家人宣言》的《丰湖杂记》中是这么描述的：
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向海滨各县逃避，其闽、赣、湖、粤边境，毗联千数百里之地，常有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该地焉。西起大庆，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客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客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客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客属，是也。所居即安，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遂别成一种风气矣。
这是从大范围而言的。
具体到梅州，一如黄遵宪所言：“客人来州，多在元时……”（《己亥杂诗》自注），而明取元而代之，“潮、梅而州归顺明朝”（引自《梅州市志》），也就是说，未曾有过战祸，是和平光复的，所以，百姓能安居乐业，本来，恪守汉民族传统的客家人，本就坚持着不愿臣服于元朝的。明初，这里自是大兴土木、救济灾民、屯田兴学、筑堤修坝，兴水利之便，更是吸引了大批外来的客家人。
光绪《嘉应州志》称，客人来州，多在元末明初。以此为据，综合上述各种因素，可以论定，梅州作为客家大本营之“腹地”，是早已在元末明初所形成的。
（三）
成为腹地，未必便是中心，更难说是文化中心。地缘上的优势，固然对其形成文化中心有重大作用，但并不等于说，腹地之形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化中心。
宋代，赣州与汀州，即赣南与闽西，先后成为文化中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荫庇，当一直延伸到了元、明二朝乃至清初。据吴永章教授论证，此期间的客家文化中心有三处：一是赣南地区，有“三魏”与“易堂九子”的古文最负盛名。理学王、湛二派在赣南皆有传人。一是汀州府，以文史成就为著，有宁化李世熊、黎士弘、上杭刘坊等人。再便是广东的惠州，是明代的理学中心，有杨传芳、叶时、叶素芳、叶天佑、叶萼、杨起元等人。惠州客家的理学，是与整个广东的理学同步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学语》中有“白沙之学”条中，称“明兴，白沙氏起，以濂，雒之学为宗，于是东粤理学大昌……孔孟之学在濂溪，而濂溪之学在白沙”。这一说，脉络就很清晰了，濂溪之学，宋在赣南；而白沙之学，则昌于东粤。人称客家人的主流意识是儒学，当亢之不屈，所以，惠州客家人对“白沙之学”的迅速接受，是有历史因缘的。
人们不难发现，其时，梅州纵然作为客家腹地，但文化的浸润却在“客家大本营”的源发地及边缘地区，也就是赣南、闽西及惠州（位于粤东南部），还不曾向腹地渗透，所以，已经作为客家腹地的梅州，在元、明二朝，不曾有较多的文化上的出色表现。所以，腹地未必等于文化中心。当然，并不是说梅州当时的文化差了，其实，明代脍炙人口的李二何的故事已经流传开了。李二何，即李士淳，其文章亦为时人所重。而进士亦已有不少。只是从总量及影响而言，仍逊色于赣州、汀州与惠州罢了。这也是合乎历史演进规律的，不可以苛求于梅州。
只是进入了清代，梅州才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客家文化的中心。而这个时间段，当在康乾时期了。
明清之交，有李楩、何南凤等人的诗义，廖燕的《二十七松堂集》及《曲江竹枝词》。及至清代初期，即康熙年间，有李象元，其学问文章，“为粤东最”，他本人为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进士，史志中称“本朝洲属登第者，自象元始”。尔后，则是“三代皆进士，一门四翰林”，传为佳话。李象元有诗文集《赐书堂集》。在他之后，则有黄岩，他的《岭南逸史》，当可称客家小说的开先河者，时人评其“标新领异，据实敷陈，堪与国史相表里”。及至乾隆之后，梅州更推出了在岭南最富盛名的大诗人宋湘。著名学者钱仲联有“南邦屈宋来无前辈”。屈，即屈大均，宋，则宋湘也。钱仲联还进一步称：“清初岭南诗人，屈翁山为冠，中期无有出宋芷湾上者。”可见评价之高。他被客家人视为当之无愧的“文曲星”。《清史刘传》中说他“负绝人姿，又肆力于古，为文章醇而否肆。诗沉郁顿挫，直逼少陵。粤自黎简、冯敏昌后，推湘为巨擘”。
宋湘不仅诗韵上有成就，诗论也相当出名，且为官清正廉明，鞠躬尽瘁，最后更劳累成疾卒于任上。至清末，更形成了岭东诗派，享誉寰中。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如今妇孺皆知的黄遵宪、丘逢甲，其阵容蔚为壮观。黄遵宪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学者，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思想家。论诗，他被视为清末“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亦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十大诗人之一，同样，也是近代“诗界革命”的旗手，衔接古今。他的“吾手写吾口”，把客家山歌引入到诗中，把现代科技及物事当作诗歌素材，也是一个创新者。作为外交家，他折冲樽俎，为维护国家和华侨的权利，人所称颂。他更是“湖南新政”中的领军人物，最早引入西方先进体制的先行者，并展示出他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风姿。新政夭折，他差点身陷囹圄，最后解甲归田，在家乡从事教育事业，以百年树人。
与他齐名的丘逢甲，祖籍镇平（今蕉岭县），出生于台湾苗栗县。1895年，他率领义军抗御日寇占台失败，“奉旨回粤”回到了祖籍地，辛亥革命的胜利，组织临时政府，丘逢甲作为广东代表上南京，英年早逝，1912年死于任上，年仅48岁。但他留下大量的诗文，尤其是表现其民族气节、爱国情怀的诗篇。其诗集《岭云海日楼诗钞》，寓意于“岭云”之中，心往“海日”，思念台湾。他的墓地朝向东方，一直盼望着台湾的回归。
客家大诗人中，还有温仲和，他也同样热心于教育，被丘逢甲称为“旧学界之经济家，新学界之教育家”。他在文化上的贡献，则在于编出了“有迹可查，功不可没”的《嘉应州志》。我们还可以举出范夷香、叶璧华等几位客家女诗人。正因为有这么一批在历史上遐迩闻名的诗人、作家及文化人的涌现，一改梅州的文化风貌，使得这个瘴疠之乡、贬谪之乡、避乱之乡，变成了文化之乡。“人文秀区”的美名，也就在清时获得。
而作为客属地的文化中心，也应是在清代的中、后期于梅州最后得以确认。也就是说，梅州文化上的成就以及其辐射力，已经越过了早年赣州、汀州、惠州等地，后来居上了。
（四）
由客家文化中心至“客都”，同样有一个相应的历史演变过程。
“都”字，在古文中一般为城市，如通都大邑，有时，则特指首都。都会，则与都市相通，乃人众及货物汇集之地。《汉书·食货志上》中称：“商贾大者积储信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其赢，曰游都市。”而客都，当有更多重的意义。不仅是通都大邑，众人、货物汇集之地，还应包括一种历史地位、文化名望，尤其是如今常称的大都市，则有更多的要素，包括城市的形象、格局，第三产业的比重，尤其是信息等高新科技的积聚，人口的素质，文化设施，等等，甚至社会保障、生态循环、能源结构，都应包括在内。
梅州如作为一个现代都市，还有应该努力的地方，这是作为未来指向而言。而本文所要探究的是，在历史上，它是如何逐渐被视为客都的，这与今天的标准当然不相一致。如果说，清末的梅州，确立了其作为客家文化中心的地位，并赢得了“人文秀区”的美名，但是，除文化之外，它在整个客属地的影响，包括在客家第一大省广东的影响，毕竟还是不够的。
这一情形，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发生了重大转变。
由于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是客家人，追随他参加革命的，也就有不少客家人，这当是人才上的“群体激发效应”吧。黄花岗72烈士中，有20多位客家人，仅梅州籍的便有8位。该起义的主事之一姚雨平，也就是梅州的，辛亥革命成功后，正是由他担任了北伐军总司令，亲率大军，打到了固州、宿州、徐州三大战役，从而声援了武汉，巩固了南京，逼使宣统皇帝退位，宣布千年帝制之终结。而孙中山最得力的军事将领邓仲元，也是梅县丙村人，当年蒋介石仅是他的手下，他被誉为“南州铁汉”，迭立奇勋。
同样，经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最后成为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也是梅县人。当年，陈炯明叛变，卫护孙中山有他；南昌起义前夕，及时密报军情，使起义及早发动有他；长征途中，让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及时摆脱张国焘之阴谋，也有他；粉碎“四人帮”更有他主要功劳，每每在关键时刻，他总能力挽狂澜。
可以说，在20世纪中国重大的历史进程中，都少不了梅州客家人。如抗日战争中的淞沪会战，便有“客家三英烈”——黄梅兴、姚子青、谢晋元；远征印缅，则有罗卓英，梅州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这期间，梅州文化人同样有不俗表现，在国内外堪称大师，如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中国画现代大师林风眠；还有作家黄药眠、碧野、张资平、蒲风、黑婴、丘东平、楼栖、杜埃、自危，等等。此外，还出了亚洲球王李惠堂。
对于“客家大本营”而言，这100年间，梅州的历史地位相对凸显出来了，不仅仅是在客家人中，在整个中国20世纪的演变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我们放眼于全球，则可以看到，自19世纪中末叶，也正是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际，广东处于开放的“国门”当中，梅州位于客家大本营南部，更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有着比闽西、赣南客家人更多的向海外发展的机会。一个小小的松口镇，海外的华侨与本地人不相上下。490多万人口的梅州市，海外的侨胞也有300万，占了海外客侨的一半还多。如今，梅州出去的华人华侨，遍及全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海外客籍侨胞对梅州的“客都”地位的心理认同，与他们大部分是从梅州走出去是分不开的。客家人本就有这种大迁徙的传统，梅州成为他们外出前的聚散地，当牵挂于万里之外。
即便非梅州籍的海外客侨，也一般有对客都梅州的心理认同，其原因是他们的祖上大多也是从梅州迁徙到他们的居住地的。在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中，“一枝散五叶”，正是元代明初已聚居于梅州的客家人，再度扩散到了整个广东及南方各省，包括“湖广填四川”之际，远至云贵川一带。所以，这样一批人，他们对祖居地的认识，也大多在梅州而非其他地方。他们回到中国，也免不了有梅州一行，视梅州为海外客侨的“都”。
而在“一枝散五叶”中，也有大量的客家人，从梅州倒迁回了赣南，成了与“老客”相比照的“新客”。而新客之客家文化的情结，较之老客要大得多也紧密得多，这一来，连作为客家摇篮的赣南，人口占大多数的新客，也都把梅州视为原乡了。笔者甚至到了井冈山一带，问及那里的客家人，他们大多说自己来自梅县、兴宁等地。
因此，长期以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采用的客语，是以梅县话为标准音的，因为这易为海外的500万客侨听懂并接受，也易为“一枝散五叶”之际遍布南方各大省的客家人所接受。
海外的认同，在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中更显得重要了。因为，海外的客家经济，由于历史的原因，成了今日“反哺”客属地的重要资源。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自南向北开放的程度，梅州当先于其他地方，这对“客都效应”毋庸置疑是一个强化，而梅州作为粤东北一个重镇，其都市要素也在日趋增加与完善。这一来，梅州在整个“客家大本营”中，能否起到龙头的作用，也就至关重要了，因为，这对整个客家大本营的经济、文化的整合，是极具意义的。
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作为客家大本营的重心，梅州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海外联系诸方面是全方位推进并走在了前面。
客都，就是这样历史地形成了。
郭沫若于1965年考察梅州，即兴挥毫，写下了“文物由来第一流”的赞誉。当以此为契机，作为“客都”确认的时刻——“第一流”当有首要之义。
考证“客都”之名与客都形成之实，也均在20世纪，这应是没有争议的了。
（五）
平心而论，梅州今日发展的现状，较之广东几个发达城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好在执政者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四个梅州”——开放梅州、工业梅州、生态梅州、文化梅州，其意义在于完善与增强梅州作为“世界客都”的各个要素。而其中的“三馆一节”——中国客家博物馆、叶剑英纪念公园、黄遵宪纪念公园与客家文化旅游节，则是这些都市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成分。可以预期，上述目标的实现，对强化客都的历史地位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一句话，提升与巩固“世界客都”的地位，擦亮客都的文化品牌，已时不我待了。
的确，作为千年宋城的赣州，近年发展势头十分喜人，世界客属第19届恳亲大会的召开，让世界上的客侨看到这么一座宋城复兴的大希望，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文化上也有过相当辉煌的时刻，所以，它对于梅州地位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如何打造好“世界客都”这块品牌，当有更开阔的思路，当更具创新的锐志！
我们期盼“世界客都”在不久的将来，有更长远的发展，有更具规模的都市格局，创造出文化上、经济上更大的奇迹！
（本章由谭元亨、肖文评执笔）（待续） 我刚刚看了报，看到了！ Posted by 夏荷 at 2005-12-28 17:15
新华网广州12月26日电（开文） 梅州作为“世界客都”的地位是怎样形成的？证明“世界客都”的论据又是什么？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和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论证梅州是“世界客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为此，梅 ...
希望对梅州的经济发展有实质飞跃。 “平心而论，梅州今日发展的现状，较之广东几个发达城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好在执政者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四个梅州”——开放梅州、工业梅州、生态梅州、文化梅州，其意义在于完善与增强梅州作为“世界客都”的各个要素。”
找到了發展的方向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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