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学生罢课闹革命期间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学生罢课闹革命期间的回忆梁 豪
1966年秋至1968年秋是中国的非常时期。全国的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那时大字报、破四旧、大辨论、揪斗当权派、捉人游街，老师靠边站，学生罢课闹革命，有些地方发生武斗，全国乱哄哄的。
1966年春报刊杂志出现批“三家村”文章，夏天北京的大学生掀起大字报、大辨论运动。9月全国的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 我们这些红卫兵先抓政府部门领导批斗游街，后抓本校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游街。但是这些人文化的界精英，他们被红卫兵整得半死，住牛棚，罚劳动。
那时我正读初中，我校的第一批上京红卫兵在9月18日那天在天安门前见到了毛主席，他们回校后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我的姐姐在另一间中学读书，她是第一批上京红卫兵，她送我一枚毛泽东像章。在那时胸前能有一枚毛泽东像章挂的人是极少，我佩上毛泽东像章的那天，众多的人用羡慕的月光投向我的胸前，使我怪不好意思，甚至有人出高价卖我的像章。10月全国学生进入大串连高潮，在今天来说是“公款旅游”。我们这些“乡巴佬”们可顺此机会到大城市开眼界。
我们这些乡下的中学生学生们看到县城的中学有人组织外串联，乡下的中学生也来仿效。我们同级的11个同学凑合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举推一个姓黄的班干部任队长。学校出了一张盖上校印证明。10月20日我们从松口出征，上路不足一个小时，我们拦到一辆空货车，司机不敢诒慢我们这些红卫兵，把我们载到东教场的学生接待站，当天晚上住在高级中学教室。
第二天我们从接待站领到串连费，每人8元人民币30斤全国流动粮票。我们串连的第一个城市是汕头市。沿途遇见不少潮汕地区中学生串连队，人数不等多的有五十多人，少的有十个、八个。我们看到一支约60人打着华南农学院旗号的串连队，男女都穿着军装，载着红袖，背着背包，整齐地列队而行。我们看后羡慕极了。相比之下我们的队伍尤如散兵游勇，出门时我们的旗子是擎着队旗列着队行军，累了旗子扛石肩膀，后来索性队旗装在背包里。
21日在长沙镇过夜，接待站的一位女老师把我们带到长沙中学吃饭、住宿。
22日我们进入丰顺县境，晚上在丰良填住宿。在丰良我第一次洗温泉，几十个人赤身裸体在热气腾腾的汤池里洗澡，我是首次看到感到害羞。晚上住在丰良中学，因为我洗了一个舒畅的温泉浴，睡觉时舒服极了。
23日向下一个接待站丰顺的县城汤坑前进，10时许一辆丰顺县制糖厂的大卡车在我们的队伍前面突然停下。原来司机是我们队长的爸爸，黄司机招呼我们上车，把我们载到丰顺县制糖厂吃午饭。这攴午饭吃得饱，每人只收一角钱和三两粮票。下午黄司机又把我们送到了汕头市的红卫兵接待站。
我们在汕头市住了8天，每天都狂街。百货大楼、中山公园、图书馆狂完后，狂大街小巷，没地方可狂了就坐在海边看大轮船。
当时的中学生兴起了安装“矿石收音机”和“半导体收音机”热潮。我也是个赶潮流的人，倾尽平时积蓄买了一套“矿石收音机”零件回家。汕头市接待站非常关心我们派汽车送我们到潮州。我们在潮州住了一天，我在的东门城楼外的湘子桥旁边花5角钱买了一只猫并送猫笼一只，真是便宜极，我看着猫心里乐滋的。我们在潮州住了两天后坐小火轮回到了家乡松口。
1966年12月我们外出串连回到学校后，学校便进入两派争斗。那时我们梅县的中学分成“红旗派”和“东风派”。
1967年1月我们外出串连的红卫兵陆续回到学校。3月中央下文件停止大串联。原由是全国上下被红卫兵搞得乱糟糟的。有些胆大的红卫兵强行拦车，坐车不要钱，路费向当地的接待站借，冬天到了穿上城里工人们赠送的衣服。我们松口有一个初三班学生，他家里很穷母亲只给5角线给他，出门1个月跑了几个城市，还有钱和粮票带回家中。有一个在梅县劳动大学（中专学制）学生，他和几同学在大串联期间5个月跑了半个中国。出门时是一个衣着朴素的“山古佬”，串连回到家后一身光鲜，身穿皮大衣，长得白白胖胖 ，还买回了不少东西。钱从何来呢，是接待站的钱。当时有个规定，接待站可以借钱给没路费的红卫兵回原家 。这些人都是“人精”，他们来到一个新城市的红卫兵接待站里对工作人员说：“我们回家路经此地没路费了”，接待站就给路费给他们回家。手续极简，只要示出“学生证”在借条上签上名即可。他们的钱到手后不回家了，到了下一个城市后再借钱，如此下去口袋里的钱，只多没少。他们拿着国家钱到处旅游。后来各间中学都有各地红卫兵接待站寄来的学生借条，要各学校帮助追回。这些学生都是消费者，哪有钱还呢。有些中学曾出现扣压学生毕业证书迫学生还钱的事。
1967年3月开始学校便进入两派争斗那时各地的大学生、中学生纷纷自立山头成立组织，学生几十个人可成立一个战斗队或一个宣传队，在学校的一房间前挂一块牌子就是XX战斗队司令部。后来我们梅县的中学的学生组织合并成“红旗派”和“东风派”，两派争斗到1968年秋天才结束。
学校罢课闹革命的两年间，因为学校无书可读我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那时的生活可谓是“半工半读”。母亲要我上山砍柴，我两天上一山次，墟天卖一担柴。其余时间呆在家中看书。晚上听自己安装的矿石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是由矿石、线圈、可变电容器（调台用），耳机，天线（安在室外的屋顶上）组成。这种收音机声音小如同现在的电话，只供一人听。后来我学安装半导体来复式四管收音机，这种收音机有由30多个零件组成，声音大可供一个房间的人听。矿石收音机看了说明书自己能安装，半导体收音机可要请教物理教师了。我用卖柴、挑碳攒下的60元线买零件，自己安了一架半导体来复式四管收音机。乡亲们好奇地挤在我房子听我安的收音机。虽然这种低等的收音机噪音大音质差，当时在千人的村庄收音机才几台，乡亲们听后赞不绝口地夸奖我这个中学生真聪明。那时玩收音机对我日后的谋生有帮助。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福建流浪打工时跟一个师傅学过电工，我这个半桶水的电工还混过饭来吃。80年代初期我任教的学校数学、物理教师奇缺，学校领导硬迫我这个语文教师教了一年初中二年级的数学、物理，原由是我曾经学过电工懂物理知识是合适人选。
我还出门做工二个多月，做的工种是挑松香（即挑担子）。
1968年6——8月，舅舅在离我家30公里的一个山村割松香。我帮舅舅把松香从山上收下来，然后挑到松香厂去。当时舅舅请了两个帮工，除了我还有一个是与我同龄的姨表兄，姨表兄也是个在校中学生，他的处境与我相同，可说是同病相怜，他父亲是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揪斗；我的父亲是个小学校长，因为解放前在县政府做职员而揪斗游街。
松香是从松树内流出的一种液体，是工业的重要原料。有规定，小树不准采割松香的，用成年的树才可以采割。采松香的工人每天用锋利的松香刀在离地约1米的树身表皮划一道痕，松香就会松树内流出来。大的松树每天出松香1市斤，8市两，4市两，最小的树也有2市两。松香流到挂在树上的小竹筒里。小竹筒里的松香盛满后，约10 天统一收集起来，用小木桶挑下山去买给松香厂。割松香是有项艰苦的工种，采香工人每天要在山上跑上跑下，从这棵树跑到那棵树，受风吹日晒雨淋之苦。在当时割松香是个高收入的工种。那时一个中学教师每月约50元人民币，有些辛勤的采香工人的年收入可达3000元。舅舅原是个吃“皇粮”的国家工作人员，因工资低家属又在农村而丢下皇粮不吃，回家搞副业采松香。他每月交副业款给生产队，做了几年采香工人，搛了点钱。
我十天八天去一次学校看动向，听马路新闻。当时谣言极多，传闻的都是各地武斗的事。
1977年“红旗派”、“东风派”两派先是写大字报对骂，后来是对打（武斗），梅县没造成大规模武斗，所以没打死人。其它地方的武斗是大炮、坦克、机关枪都用上了，亡命于武斗大学生、中学生不少。当时的历史，有作家在“文革回忆文章”中作了详述。
我的家乡是一个人风景秀丽文荟萃的客家山村。文化大革命时阶级斗争最复杂的村庄，约两千人的村庄旧时出了进士、举人的人不少。近百年间正式考上大学的达百人，这些人中有大学校长、教授、工程师、市县级干部，其中当教师的人最多。在破四旧的洪流中凡封资修的东西都受毁。村中祠堂的祖公像、功名匾被烧，在“臭知识分子”家中搜出很多喻为“毒品”书 。
当时我们这些红卫兵也参加了破四旧的行列，红卫兵的头头把旧书都归为有“毒品书”，要烧掉。因为村中文人多，搜出的旧书达两万余本，堆放在村中学校的一间教师里。我在搜书的十多天中，我们几个喜欢看书，胆大的中学生在乘人不注意时“偷”了不少书。我们在书堆里选出自己喜欢书，藏在教室的天花板上面，日后我们以到学校打乒乓球为名，一本一本取回家。我们的行为在今天来说是保护文物，但是在当时是犯了错误。
当时谣言极多，传闻的都是各地武斗的事。我家的二叔在武汉大学任教（二叔后为教授，他退休前是武汉大学的一个学院院长），那年7月，武汉发生就激烈的武斗，传闻死人很多。我祖父、祖母听后茶饭不思，每天挂念儿子的安危。我父亲出谋略，发出电报“父病危速回”，二叔持电报给领导清假，4 天回到家中。他回到家看到祖父身体健康，才知电报的“奥秘”。二叔回家后有时住在家中，有时住在我父亲学校里。他有时和我一起到河中摸“石螺“。在那食品稀缺的年代“石螺”是菜也可作粮贪充饥。两个月后形势比较平静后，二叔才回武汉。
那时农村没娱乐，我们这些中学生除了看书就是玩。文化大革命罢课闹革命的二年是我一生看书最多的时期，约看了千本书。
那时我看了很多书，我的个博览群书的人。中外名小说，人物传记 、历史书籍，地方史志，甚至风水书、算命书、族谱我都都看。这些书为我日后参与客家研究了很大的作用。200年我的论文，<谱渫资料在客家研究中的价值和局限>入选第《六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风水在客家地方的流传和影响>（该文与建筑学教授李春泰教授和文化地理学博士生江金波合写）发表在福建《客家纵横》杂志。我能够学术上有这些成果都是我在中学时代曾经对宗族文化和风水文化有涉猎。
大学生读的是什么书？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在搜书运动中专注村中文人家中他们以往读过的大学教科书。那时中文、哲学、历史、数学这些大学教科书，我都囫囵吞枣走马看花地瞧了一遍。20世纪七十年代我在福建流浪打工时，我与那些落难文人们谈天说地时，因我看书多，能道出大学各学科所学的教科书，他们以为我是个读过大学的人。历史跟我们开玩笑。恢复高考已是三十多岁的我终于圆了的大学梦，我成为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
我有时也会做“作家梦”。心血来潮时我奋笔疾书，看一本书写一篇读书笔记，仿名作家的文体学写随笔散文，写得最多的是流水帐体的日记。自已的作品自己欣赏不给人看，生怕人家饥笑。后来家里人发现了我“闭门造车的秘密”后。祖父吓唬我说：“你怎样发展下去很危险，打成右派游街的人就是文科学通学透了的人······父亲说：“写的东西不能外传”。 有一个搞恶作剧的同伴，把我的一篇《青春之歌》读后感拿去给同学们传阅，后果是得到同学们的讥笑，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怪里怪气地叫我“梁作家”。
那时我看的书对我是有好处的，他为我日后的业余写作，编书著书，做编辑、记者打下了基础。
1968年9月1日，学校来通知我们回校上课。在我离开学校的前50天，我读书的学校有一批“牛鬼蛇神”被关押起来，这些人中有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学生中造反派的头头，这些“牛鬼蛇神”被戴纸帽游街、批斗。造反派的头头中有一个是高三班的男生，此人是神童，他的知识全面，是考清华、北大的人才。在罢课闹革命的两年间他自学大学课程，老师说，他大学一年级的数学都能演算。他文笔极好以写大批叛文章而出名，也是游街揪斗的对象，游街时他的头部被人打伤，后来生话贫困潦倒，至今还没结婚。有一个高中三级的女生，人长得漂亮，是学校的校花。她能歌善舞，且口才好，因她很出风头，也列入游街对像。游街时她惭愧地低头，不敢看人。后来她的命运是上山下乡，嫁给福建省的一个农民，很少回娘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978年），做了母亲的她，考上了师范大学，现是一个中学教师。
1968年10月，我们这些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老三届（老高中和老初中）的在校学生提前毕业。初中生有部分升上高中，那时的高中已改为二年制。高中生回乡，后来只有极少数人推荐上大学，那时的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 改革开放后的1977年和1978年，有部分老三届的中学生参加了高考，有些已经是三十岁做了父母的人，还圆了他们的“大学梦”。
回忆往事，令我思情万缕。文化大革命罢课闹革命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历程。那时的我经历的苦难，成为我人生中的一笔财富，使我受益终身。
200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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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好文！已经拜读，望梁叔继续奉献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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