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照相馆里走出的革命摄影家—邹健东(广东大埔人)
从照相馆里走出战地摄影记者—邹健东访谈图片请看:http://www.cphoto.com.cn/emag/2005-3/p92.htm
返回首页 更新时间:2005-8-2 来源:《中国摄影》 编辑:《中国摄影》网络 返回本期杂志
摄影/邹健东 采写/孟韬
Photos by Zou Jiandong Text by Meng Tao
2004年12月10日,作为新华社战地记者的邹健东刚刚获得了第三届“造型艺术成就奖”,邹老是在继侯波、吴寅伯之后的第三位获得此奖项老摄影家。
跟邹老聊天,看着90高龄的他在谈起一幅幅照片时孩子似的津津乐道的神情,就会感觉到他对摄影的热爱,对照片的感情。
邹老的照片保管得很好,按照不同的时间和类别整理在一个个像册里。在他的照片中,不但有战争场景,也有我们不容易见到的平凡百姓。作为战地记者,在战争年代用镜头记录民生,在我们的影像史上并不多见。
邹健东的作品中为我们所熟知的不过是《我送亲人过大江》《占领南京总统府》《百万雄师过大江》等几幅,而他的作品就像深藏的宝藏,还较少被人挖掘。在他的相册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勤政殿前的毛主席、双手叉腰微笑着的周总理、漓江游船上戴着墨镜的陈毅、接见外宾后在沙发上小憩的朱德……黑白的画面上,他们慈祥而平和,亲切又自然,与人没有丝毫的距离感,展示了领袖人物的另一面具有同样的人性光辉。而这样的照片由于不具新闻性,是很少发表的。这次本栏目展示也只是邹健东作品的一小部分,希望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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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健东 1915年生于广东大埔县,1930年在梅县松口照相馆当学徒,1935年参加革命活动,1937年春参加共产党,1938年春参加新四军东进抗日,1946年在山东军区《华东画报》当摄影记者, 1947年春在华东野战军(三野)新华社前线总分社当摄影记者,1949年成立八兵团和军分社任摄影组长和记者,参加过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的采访。1952年由南京《新华日报》调入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具体组织摄影部第一期新闻摄影培训班的工作。1953年至1954年任中央新闻组组长,以后当记者重点采访拍摄中央领导的重大活动新闻。1965年调广州军区新华分社,1976年离休。曾获中央军委颁发的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倡议并发起举办和出版了“华东抗日解放战争摄影展”及《华东抗日解放战争摄影集》;举办了“情播华夏摄影展”;出版有《英雄军队的巡礼》、《邹健东摄影集》、《历史的踪影》等书籍。2004年12月荣获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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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主席视察十三陵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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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邮票
照相馆里的小学徒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读书只读到高小一年(小学的五、六年级当时称为高小,相当于现在的小学5年级)。我十五六岁就开始在梅县附近松口镇上的照相馆里做学徒。1930年的时候,这么个小镇上的照相馆就有好几家呢,我所在的照相馆算是技术比较好的一家。
那时候照相全凭自学。我在照相馆里面看过一本叫《照相学》的书,这本书从镜头、胶片的结构、光学成像原理、照片的漂染等一系列的冲洗制作的内容都有,我就是通过书本学会了摄影技术。我还写信到上海索要过《柯达杂志》和《爱克发杂志》,通过杂志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柯达的通讯地址在圆明园路。他们做生意很注重宣传,还会把做好的装底片的袋子寄给我,一次就几百上千个,都是不收费的。
我在照相馆的时候主要拍人像、婚礼和葬礼等等,谁出钱就给谁拍照,这就是一种生意。当时出去拍照片都是用老式的大型座机,拍12寸的玻璃底片。
大概是1934年,我开始和店员、小学教员、中学生们在一起参加“读书会”,看进步的书籍。当时能够看到的进步刊物有《新生》《永生》《新中华》《读书生活》……我还喜欢看蒋光慈写的书,像《少年漂泊者》,他的书很简浅易懂,即使文化水平不高也能看,在当时鲁迅的文章我还看不大懂。我很尊敬邹韬奋,他的文章揭露出一些当时国内的问题,激励青年人前进。我还看了苏联的《铁流》、“保尔·科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这样的读书活动至少持续了三年。当时读书不仅仅是读书,而是为了革命,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内战。“读书会”对我的思想变化和成长起很大的作用。
我成长的年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但是那个时代也是最伟大的时代,出人才。国家危亡,人民思变。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并走上革命征途。
学徒的理想:做个摄影记者
要说我为什么能够当摄影记者,这是我参加大众读书会以后就有的理想了。我那个时候看过著名的记者戈公振写的一本书叫《从东北到庶联》(苏联,当时的音译),看过书之后对社会主义的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中国的社会也应该像苏联一样。当时的书还都是文字,没有照片,因为我是照相的,就想如果在书里面配上照片就好了。1935年北平爱国学生“一二.九运动”和1937年8月“淞沪抗战”第九集团军等六个集团军奋起抗击日军已经有一些照片的宣传,这些照片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反帝、反蒋的热情,老百姓都是很喜欢看的,我觉得这样的形式好,照片对人民群众有很大的鼓动和教育作用。而我又会照相,所以就觉得要是能当摄影记者就好了。
先入党后参军
广东,广东是民主革命的基地,有特殊的革命条件。1927年南昌起义,进军潮汕失败以后,朱老总(朱德)和陈毅把失败的部队带回福建,从我家门前经过,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对革命有印象。
我1935年开始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学习的活动,1936年参加义勇军。因为当时在救亡运动中思想积极,拥护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抗战,我在1937年就入了党。当时很想去延安,1938年新四军成立,我走了三天的路跑到福建去参军,脚都走肿了。参军之后我在政治部宣传队做宣传员,彭冲是宣传队的队长。到了宣传队,我很后悔没带出一架照相机,我还记得那时候春节刚过,我们都没有棉衣棉裤,可同志们在大街上写标语、画宣传画,战士们在操场上练习刺杀的场面很感动人的。
虽然没有拍照片,有失但也有得
在部队上,我在好多部门都工作过。后来华中局宣传部让我筹备摄影组,我很高兴。但是筹备还不到一个月,鬼子就开始扫荡,我们要经常转移,政权初建,经济困难,没有器材和经费,摄影组难于筹建。我就破例到华中党校去学习,当时只有团级干部才可以去党校学习,也正是在党校的学习让我的思想更加进步。
1941年冬天,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党校讲授一个多月的马列主义课程。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要我把刘少奇讲课的活动拍下来,用的就是参谋长的禄来牌照相机,一共照了两个胶卷,我拍下了刘少奇在演讲、吸烟和思考的画面。后来也非常爱好摄影的陈毅军长对我说“摄影很重要,还要搞起来”。然而当时物资极为匮乏,我记得有一次特务团为了不耽误早上出操申请买闹钟,赖参谋长的批示是“准买公鸡一只……”想搞摄影就更难了。1942年冬鬼子扫荡,军部要转移到淮南,我当时把照片小样交给我的领导彭康,底片交给赖参谋长,非常可惜的是参谋长在轻装转移的行军中把底片都丢掉了。好在彭康同志帮我把样片保留下来,我现在的这张照片就是后来用他保存下来的照片翻拍的。
现在想起那段时间,虽然没有机会用相机把当时的状况记录下来,确实是个遗憾,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也不后悔,因为在那段时间,我在军部好多部门都工作,这些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得的积累,对我的人生起到很大的作用。我虽然没有照相机,但是我经常在头脑中按快门拍照,看到好的场景,感动人的场面和人物,我的脑子就是一部长备不懈的照相机,一切都印在了脑海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创业不能依赖领导,还是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去争取,利用条件作出成绩来,用事实来说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梦想成真
1946年,新四军北移到山东,并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我就从新四军总兵站调到了《山东画报》(后改名为华东画报),终于做成了摄影记者。我始终觉得摄影是很好的宣传工具,把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历史的大变革照下来,这些对历史是非常有价值的。
1946年那一年, 我拍了好多照片,包括土地改革、农民参军、拥军、支援前线等等,从这一年我的照片开始丰富起来了。
我在当时还把朱老总五十大寿的庆祝会、“土改”、动员群众参军的照片制成幻灯片来放映,画报社的同志都说第一次见到这样及时的幻灯片,这些照片都是在照相馆练出来的手艺。
革命战争中的情景,不拍下来不只是遗憾,更是有罪的
1946年末47年初攻打蒋介石快速纵队,我们摄影记者和部队一起活动,那场战役打得很痛快,敌人大炮的炮衣还没有来得及摘下,就被打败了。我的照片就是在战斗刚刚结束时拍摄的,战场上的炮火还没有熄灭。后来我和文字记者四人合写文章《蒋军快速纵队之歼灭》还在1948年的《大众日报》头版刊用了。
1948年淮海战役结束后不久,我军决定向扬子江边进军。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强渡长江的战役。我和8兵团分社采编主任季音、总部派来的电影分队郝玉生三位同志一起去二十军报道渡江战役。渡江之前,突击连在江堤上迅速做好战斗准备,他们检查武器,并把洋油桶做的浮水器紧紧挂在胸前。为了留下这临战前的历史瞬间,我在黄昏暗淡的光线下用慢速度拍下了这一庄严的场面。夜幕降临,战士集合上船准备出发,我把战士们庄重的神情也拍了下来。
另外,渡江部队在林中宿营的照片我自己是很喜欢的。当时的部队为了防止战马啃咬树皮用军毯裹在树上,这是个很普通的画面,但是我们的部队能够胜利,靠的就是这样真心实意为百姓着想,爱护百姓一草一木的精神。
渡江是在晚上,我是跟随第二批突击队渡江的,当时光线暗极了,根本没有办法拍照。几十年来,我想起来就非常后悔,当时哪怕留下的黑影也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啊!但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我觉得百万雄师过大江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彻底粉碎国民党统治集团“划江而治”的计划,是中外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场面十分壮观,作为随军记者没有能够留下照片,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和永远的遗憾。电影分队的郝玉生比我还要着急,他更需要这时候的影像资料。“渡江”对于全国的解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留下影像资料,对于记者来说不仅仅是遗憾,而是有罪的,我将对不起牺牲的指战员,对不起历史。第二天我们就向部队建议,补拍了渡江先锋连和后续部队冲向江堤,突破敌人防御阵地的那张照片。
1949年5月初,我和同事金雨困一同来到南京“总统府”。这时我有了用战士们占领“总统府”后在门楼上欢呼胜利来表现时代变迁的想法,马上找到驻扎在总统府的连队指导员,他又请示了上级,几天后才得到答复,允许拍摄。后来我就拍摄了《占领南京“总统府”》这张照片。如果当时不拍,对于这样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我的理解是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对于历史来说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要把当时的状况记录下来,把推翻蒋家王朝,人民当家做主的心情表达出来。
为大变革时期的历史留存影像
除了随军拍摄战争场面以外,我也拍人民群众的生活。拍这些照片就是我对摄影的理解。我是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体会也特别深,我想为大变革时期的历史留下一些影像。
土改的时候,农民分地主的浮财和粮食,大家都站在门口等着,很有意思的场面。淮海战役的时候,农民推着车给革命军队送粮食,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靠人民群众的小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之后,逃亡在外的农民回家,当时的火车很少,车顶上都是人。我当时觉得这些都是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历史。这些照片可以反映出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正处在变革时期的真实社会状况。
这些照片都是华东画报社保留下来的,当时我们拍了照片全部都上交。但是这些照片在当时并没有发表,因为当时很多战斗英雄的照片还发表不过来呢。
进入新华社,派驻中南海
1949年夏我到南京的《新华日报》工作。1952年调到北京在新华社摄影部的中央新闻组当组长。后来领导说,你不要当组长了,拍中央领导人更重要,你帮助齐观山去中南海拍照吧。于是作为摄影记者的我1957~1958两年就被派驻在中南海,专门拍摄中央首长的重要活动。
当时派驻在中南海的摄影记者也有分工,一般领导人外出就会有相对固定的随行记者。侯波主要跟毛主席,我当时主要是跟总理和其他领导人出行,但这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我觉得在中南海这两年,对于我来说收获也是比较多的。毛主席视察十三陵水库的那张照片就是我在跟毛主席外出拍到的。主席站在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棚上,俯瞰十三陵水库的施工现场。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有点像开国大典的情形,就用相机连拍了几张,然后把三张照片拼接起来,现在看看,当时的大场面还都表现出来了。
当时跟领导人在一起,也看到了他们很生活的一面:周总理在田间和农民谈话,和农民一样把一只脚踏在石头上。我很敬佩周总理,他非常平易近人。他到农村去,拿着锹镐的农民也可以和他走在一起,前呼后拥的老百姓都愿意和他聊上几句。
50岁再穿军装
我的一生是两次穿上军装,第一次就是我参加新四军的时候,后来到了南京,在新华日报社摄影组当记者就不穿军装了。第二次是我50岁那一年,我被派到广州军区,又穿上军装。1965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广东地区成立军分社。我就被从新华社调到广州军分社,后来赶上“文革”,我在广州一呆就是十年。当时正好是一次较大规模的裁军,我就打报告要求离休,这样才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正好赶上粉碎“四人帮”后的欢庆大游行,这是全国人民自“文革”以来最开心的日子,我的心情像1949年打过长江进入南京城一样高兴。我也拍了一些照片。离休以后,没有单位的工作任务了,可我还是一样的在工作、拍照。
1981年华北军事大演习上,我还以新华社军分社的记者的身份去拍照。我记得在大阅兵的时候,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邓小平同志敬礼、报告,请他检阅部队,邓小平同志回礼的一瞬间,我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后来还被制成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纪念邮票发行了。我觉得我还不算老,这么精彩的瞬间让我给抓住了。
2005年1月于北京皇亭子新华社宿舍http://www.cphoto.com.cn/emag/2005-3/p92.htm
[ Last edited by 韩江不肖生 on 2006-1-8 at 12:22 ]
【转帖】 摄影家邹健东获文化部“造型艺术成就奖”
摄影家邹健东获文化部“造型艺术成就奖”12月10日,在第三届“造型艺术成就奖”和“表演艺术成就奖”颁奖仪式上,新华社战地记者邹健东与其余获奖者共同接受了这一艺术终身成就奖。90高龄的邹健东还是本届获奖者中惟一一位摄影界代表。
摄影家邹健东1915年出生于广东,1946年成为华东画报社摄影记者,一年后调到新华社解放军前线分社担任摄影记者。他曾随军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解放南京等重大战役,真实地记录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历程。1949年4月,在“解放全中国”的渡江战役中,亲眼目睹这一历史时刻的邹健东拍摄了著名的战地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新中国成立后,邹健东成为新华通讯社中央新闻组的摄影记者,为历任国家领导人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照片。
“造型艺术成就奖”评奖委员会认为,“邹健东出生入死,严格把握事实的真实性和形象的真实性,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作品。”
“造型艺术成就奖”和“表演艺术成就奖”是中国文化部授予的、专门用于奖励中国在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领域内取得卓越成就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2002年首度颁发,每年颁发一次,奖金由日本艺术家深见东州无偿捐赠。著名摄影家侯波、吴寅伯曾分获第一届、第二届“造型艺术成就奖”。
来源《人民摄影报》
转自中国摄影在线
【转帖】从学徒成长起来的革命摄影家
从学徒成长起来的革命摄影家--------------------------------------------------------------------------------
http://www.renwu.com.cn/ 2002年第1期《人物》杂志(文/石妍 唐刻著)
——记我国惟一获得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的老摄影家邹健东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亲手升起了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聆听着伟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一位记者的眼前不禁浮现出这样一些画面:
1949年4月22日,江苏扬中的长江边上,一位瘦小的姑娘划着小船送解放军渡江作战;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冲进南京总统府内,降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宣告了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
1949年9月30日,在被解放军接管的国民党南京被服厂里,一批女工正在赶制五星红旗;
……
如今,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早已珍藏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而当初拍摄这些照片的那位记者,也已成为一位86岁的老人,他就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邹健东。
尽管时光过去了多少年,老人银白的头发泛着岁月的沧桑,但依然有神的双眼,有如他握了半个多世纪的照相机镜头一样,对历史、对人生,依然有着深深的洞察力。不过,面对老摄影家的尊称,他却总是说自己只是一个战士。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从人民军队中成长起来的革命摄影家,而更重要的是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他总是把自己当作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努力用镜头去“为历史服务,为人民服务”。
“相机比枪还重要!”提起自己过去的作品,他总是这样笑着说道。
手握相机的战士
邹健东1915年生于广东大埔县长治乡石上区湖塘村一贫苦农民家庭。迫于生计,15岁时到梅县松口一家照相馆当学徒及店员。当时,正值日本侵占我东三省,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这期间,他不断受到抗日爱国思想的影响,并接触了大量进步书刊,经常参加一些救亡活动。1937年春,邹健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邹健东不断从报刊上看到东北、华北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照片,以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摄影报道,使经常接触摄影的他感到,可以利用这样的技术反映社会动态和民众的呼声,鼓舞人民群众革命的斗志。
不过,他真正从事革命摄影活动,却是在参加新四军后。那是1938年春天,邹健东到福建龙岩参加了新四军,东进敌后,成为一名抗日战士。后来,上级调他到华中局宣传部搞摄影,但由于新四军面对敌、伪、顽的三面夹击,条件十分艰苦,一段时间使他无法拿起相机,而不得不留在党校学习。
1941年冬的一天,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到党校为学员讲授马列主义。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赖传珠叫他到司令部,去给刘少奇和陈毅拍照。他高兴极了。这次,他为刘少奇拍了一组课堂上讲课的照片,画面上刘少奇那有力的手势、生动的神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可以说是邹健东在革命队伍里的“小试牛刀”。事后,对摄影也非常爱好的陈毅军长深有感触地对他说:“摄影很重要,还要搞起来。”
然而,新四军的条件实在太艰苦了,器材物资极其缺乏。邹健东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件事。一次,特务团为了早上不误出操,打报告申请买只闹钟。陈毅看过后,在报告上批道:“严整军纪,笔下无情。”赖参谋长更是有趣,在报告上批道:“准买公鸡一只。”……
后来,陈毅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特意把一部莱卡相机留了下来。邹健东便用它和从师联络处弄来的一些电影胶片,在淮阴拍了一些照片。1946年,新四军北移到山东,并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邹健东也从新四军总兵站调到华东画报社当摄影记者,从此开始了他专业摄影的革命生涯。
在山东临沂解放区,翻身农民土地改革、老百姓送子参军等历史场面都被他定格在了镜头里。一年后,邹健东调到新华社解放军前线分社任摄影记者,直接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前线采访。这期间,他随参战部队驰骋疆场,转战鲁、豫、苏等省,参加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开封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解放南京等重大战役,在第一线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我军解放战争的光荣历程。《蒋军快速纵队之歼灭》,在报上头版大幅刊用;《许昌军民喜过春节》成为新华社总社播发的解放区过春节的第一条新闻;而紧张训练的渡江官兵、划船的船工、跳下船头的战士等一幅幅照片,全方位地记录了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过程……
邹健东(摄于1949年冬)
多少次枪林弹雨中的穿梭往来,多少次眼前的战火硝烟,多少次耳旁呼啸的枪炮声,邹健东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拿起相机,就仿佛拿枪的战士,向前冲去、冲去!战士们用枪炮摧毁着旧社会、旧制度,而他则用手中的相机真实地记录着中国共产党带领穷苦大众向新社会、新制度迈进的一个个步伐!
记录新中国开创的艰辛历程
到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在长江以北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北平和谈宣告破裂。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即我解放军百万大军浩浩荡荡打向长江南岸,从而掀开了解放全中国的序幕,一个崭新的新中国一步步走来……
在这战略转折关头,身为随军摄影记者的邹健东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1949年2月,邹健东等三人一同前去二十军报道渡江战役。斗志昂扬的解放军官兵、积极支前的老百姓等,深深感染着他,他为历史留下了一个个珍贵的镜头。
在渡江先锋连,他看到战士们认真检查着枪枝弹药,用油布把雪亮的刺刀擦了一遍又一遍,又把用油桶做的浮水器紧挂在胸前,互相检查合不合要求……邹健东在黄昏暗淡的余光里,用慢速度拍下了这一场面。我们的战士们就是背着这土制的救生器去征服长江天堑,摧毁旧制度的,这是一个奇迹,而邹健东以自己的方式将这一奇迹永久地留存下来。
《我送亲人过大江》(邹健东 摄)
是的,解放军以木船突破敌人的“立体防线”,在中外军史上都堪称奇迹。一个摄影记者如果没有留下这一瞬间,不仅心中会有永久遗憾,而且也对不起历史。因此,邹健东总是寻找一切机会去留住历史的瞬间。他来到先锋连,看到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从木船跃上岸边,冲向敌人的防线。他定格下这一瞬间——《百万雄狮过大江》,画面上第一个战士弯腰弓背,脸向前方,手握步枪,右脚落地,提起的左脚欲动,而斜落的风帆巧妙地作了战士的背景,后面的战士手握钢枪,举起右手,撑船的竹竿向前倾斜,身姿极赋动感……
4月22日,邹健东随部队从扬中行军来到夹江北岸,等待过江。寂静的江上,许多小船无声地划过水面,船上整整齐齐站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官兵,船工们一桨紧似一桨地划着船,只想着把亲人解放军送到南岸去消灭敌人。这时,他看到一个约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为了把解放军快点送到南岸,她迸发出全身的力量,使劲摇着橹,背后的大辫子随着动作前后摇摆,充满了力度和美感。他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这就是那幅著名的《我送亲人过大江》。在波澜壮阔的水面上,小姑娘的背影成了最美的一瞬。多少年来,这个背影让邹健东不能忘怀。1999年8月,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他终于在北京见到了当年的小姑娘——江苏吴江县年近七旬的颜红英,两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在八一建军节晚会现场,蔡国庆、张迈演唱了剧组人员为这个故事特意创作的歌曲《背影》,当两位老人在歌声中一同出现时,引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而那张过大江的照片亦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当场收藏……
4月23日,蒋介石盘踞达22年之久的南京回到人民手中以后,处处洋溢着一种翻身做主人的喜庆气氛。受此感染,邹健东决定把作为“改朝换代”象征的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拍摄下来。当他正式拍摄时,已是5月上旬的事了,他请驻守总统府的312团部分战士配合,在楼顶站成一排,按下了快门。战士们把象征统治的伪总统府踩在脚下,向全世界宣布解放军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这张南京解放的照片后来传向了全国,成为革命胜利的象征,而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全国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新中国的成立也已提上了日程。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南京市总工会要求南京被服厂在36小时内赶制1.8万面五星红旗,全厂职工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9月30日,已是《新华日报》摄影记者的邹健东来到南京被服厂,在一张工作台上,他看到一群普通女工正紧张地缝制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她们疲倦的面容依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他悄悄地把这个难得的场面拍摄了下来。10月2日,一幅名为《女工精心赶制五星红旗》的照片头版头条刊登在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新华日报》上,成为又一幅经典之作……
《深情怀念人民好总理》(邹健东 摄)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红旗飘飘的城市,邹健东一次次把相机对准了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奋斗的解放军战士、工人、农民、学生。正如50年后,他在与缝制国旗的女工重逢时说的那样:“我们都在为五星红旗升上天空而奋斗啊!”
感受领袖风采
1952年,邹健东从南京《新华日报》调回北京,在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任记者。第二年,他任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直至60年代中期。这期间,主要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活动、重大会议等,从而得以近距离地与领袖人物接触,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宋庆龄、董必武、彭德怀、陈毅、贺龙、粟裕等都曾在他的镜头里留下了神采各异的形象。思索着的陈云、风趣的陈毅、秉直的彭德怀、高贵典雅的宋庆龄、豁达开朗的朱德、睿智的周总理和具有领袖风采的毛泽东等等,许多都是难得的“传神之笔”。
在邹健东的简陋的客厅里,一面墙上挂的都是领袖的人物肖像,仔细装裱在镜框里,令每一个走进房间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勤政殿前的毛主席、双手叉腰微笑着的周总理、漓江游船上戴着墨镜的陈毅、接见外宾后在沙发上小憩的朱德。这些照片,人们很难见到。黑白的画面上,他们慈祥而平和,亲切而自然,没有丝毫的距离感,展示了领袖人物的另一面具有同样的人性光辉。这些无疑是邹健东的得意之作,亦是“意外”所获。他说,这不仅仅是因为给领袖人物拍照是无法预设姿势与形态的,一切都需要善于捕捉瞬间的神韵,而且这样的照片由于不具新闻性,是很少发表的。
其中那幅周总理的照片,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周总理叉着腰,侧身站立,微笑着看着右下方,背景是根粗大的树干,面部表情十分自然亲切。邹健东说那是1963年在宋庆龄家院里的一个小山前拍摄的,当时总理和宋庆龄接见外宾后,在院内休息,正好宋庆龄秘书的小孩在那里玩,周总理便上前逗他,邹健东不失时机地捕捉到了这个画面。那眼神和身姿,那神态和风采,跃然纸上,令观者叹为观止。当然,这张照片没有发表,只是在一些展览中用到过,在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时,才被众多媒体大量刊用。
提起周总理,邹健东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早在1939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在直属机关干部欢迎会上,邹健东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的讲话给邹健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当时他还没有条件为周恩来拍照。
1953年,中国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怀仁堂召开,邹健东是报道大会的摄影记者,他再次见到了周总理。随着在中央新闻组的工作,他与周总理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并多次受到总理的教诲和指示。
1958年春,周总理到河南视察三门峡水库建设工作。工地上,壮观的场面非常感人,周总理对他和另一个摄影师说:不要把镜头对准我,要拍工人群众、技术人员,他们是伟大的建设者、建设水库的英雄。后来,总理在参观一个农业高级社时,正在田间劳动的青年男女看到他来了,顿时一片欢呼声。总理于是再次对邹健东说:你们的照相机不要对着我,要把农民们的革命生产热情反映出来……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怀仁堂召开。周总理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思想保守,对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认识不足。邹健东拍下了周总理发言时心情沉重的照片,事后他才得知总理完全是从大局出发,维护党的团结而作了检查。大会后总理同代表们一同去十三陵劳动,在大交通车上依然谈笑自若的潇洒风度,感染了车上的许多人,邹健东很佩服总理的高风亮节。不久,从“反冒进”到“大跃进”,全国出现了经济困难,周总理又要为人民度过沉重的灾难时期日夜操劳,他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精神使邹健东终生难忘。
永不停息的战士
从1965年开始,邹健东南调广州,任新华社广州分社编委和摄影组组长,直至1976年10月离休。
离休后回到北京,正赶上了首都人民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活动,邹健东又一次以一个老记者的敏锐视角,在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场面。那是10月24日,人们扬眉吐气,手举着小旗,抬着打倒“四人帮”的巨幅漫画,兴高采烈地走在大街上,内心的欢喜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从今天的眼光来看,画面上那形态各异的人物、单调的蓝色服饰等,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而同样堪称为一幅难得的佳作。这也算是邹健东离休后的第一幅作品吧!
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邹健东并没有放下自己钟爱的照相机。他依然到部队、学校、革命圣地、到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拍照。他说:“做人就是要做一个战士,而且是一个自觉的战士。”近年来,由于年事已高,外出拍摄的机会少了,他就潜心研究摄影理论、收集革命战争年代的摄影作品,先后出版了《邹健东摄影集》等三本画册,并发起组织举办了大型的华东抗日解放战争摄影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几十年来,邹健东拍摄了大量珍贵的革命历史照片,不仅为国家级的档案馆、博物馆和画报社等机构收藏,亦被报刊社大量刊用,有的还被传送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甚广。为了表彰他在记录中国革命史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88年中央军委向他颁发了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邹健东成了我国惟一获此殊荣的摄影工作者。
(责任编辑 杨晓周)
转自人物杂志网
【转帖】首都新闻界送别著名军事摄影家邹健东同志
首都新闻界送别著名军事摄影家邹健东同志发布时间: 2005-12-31 22:06:00文章来源: 中国摄影师网
31日上午,首都新老新闻工作者300多人冒着纷飞的雪花前往八宝山,为4天前走完90载人生旅程的著名军事摄影家邹健东送行。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参加新四军并投身我军新闻宣传事业的邹健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记者生涯中,用相机真实记录了大量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珍贵瞬间。从老区土改到解放战争,从领袖风采到华北大演习,他拍摄的许多新闻照片成为历史的见证和经典文献照片,如《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总统府》《人民的好总理》等,被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广泛收藏,并收入我国新闻院校的教材。战争岁月中,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的邹健东一手拿着相机,一手拿枪,先后参加了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并荣立二等功。
转自中国摄影师网 牛人!绝对牛人!记录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后又担任共和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摄影师.这样的人只有吴印咸、肖冰、侯波等为数不多的几个。
广东人沙飞本来也有机会的,但可惜建国初枪杀为革命队伍工作的日本医生被判了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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