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贤章：信念是创造的基石
青年作家网址:www.mzqn.com\www.qnzj.cn程贤章创作小传
程贤章，男，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印尼雅加达市。六岁回国，广西大学中文专修科毕业，历任中学教师，干部文化学校教员，汕头日报副刊编缉，《四清报》、《梅州报》创办人。
广东文学院专业作家、副院长、院长。创作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报告文学两部、获人民日报报告文学一等奖一篇、二等奖一篇、三等奖一篇、长篇小说十部。长篇小说《胭脂河》、《彩色的大地》、《围龙》均被改编成电视剧。长篇小说《青春无悔》获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二等奖、长篇小说《神仙·老虎·狗》、《围龙》获三届、四届广东鲁迅文学奖。因长篇小说《围龙》于一九九八年在台北客属世界十四届恳亲会上评为客家杰出文化人士。并改为三十集电视连续剧。被聘为广东作家系列高评委、广西师范大学、嘉应大学客座教授。广东文史馆馆员。
一、好强而脆弱的青年：走上文学的“金字塔尖”
记者（以下简称记）：程伯，我们是《青年作家》报记者，特地来拜访您，并希望您对《青年作家》和其读者进行指教。在此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
程贤章（以下简称程）：我认真阅读了你们办的《青年作家》报，我为梅州拥有这样一个报纸而感到非常高兴！我和青年作家们一向是很有缘分的，我欢迎你们的到来，并相信我们将有一次愉快的交谈！
记：现在的中国文学界，少有不知程伯的。但您的早期文学生活对现在的青年们来说来说是陌生的。您当时是怎样走上文学之路的？与现在的文学青年们有什么不同吗？
程：我在去《汕头日报》当编辑之前，曾经在干部文化学校做教员，课余有充足的时间，特别是“大炼钢铁”的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抽去炼钢了，我则留在学校看门，由于我对读书一向有着浓厚的兴趣，有时间后就阅读大量作品，看多了有感触，就常常动手写些散文、小小说之类的东西。受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的影响，我也开始写一些诗歌。要说不同，就是生活艰苦了些；相同的是：兴趣把我引入了文学的殿堂。
记：您刚才提到写诗。一般人只知道您是个小说家，很少人知道程老在青年时期也是写诗的。那就请您给我们谈谈您写诗的故事吧。
程：说起写诗，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就是一首诗歌。当时有一次《汕头日报》排版的时候排了当时画家杜应机的一幅木刻，排好后发现版面上还有个空挡，该版编辑就叫我来个“诗配画”。发表过后，刚好有一次评报活动，总编辑在评报写上：诗比画好。
后来报纸的总编辑又经常叫我写诗配画，但有一次他对我的诗改动比较大，其中有一句改成“三鸟在树下嬉戏”。我当时年轻气盛，就去找总编辑说，哪有这样写诗的？“三鸟”不是食品公司里才这样称谓的吗？那总编辑说，这首诗你没写好，我也没改好。第二天很多同志都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人家是总编辑，你就迁就迁就吧！后来就按照老总的修改发表了。但自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写诗了，直到2001年，我才再次写了一首诗叫《李金发，我的老乡》，发表在《梅州日报》。所以说，青年作家的特点就是这样，好强，同时脆弱。
记：您的成名作《俏妹子联姻》发表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那是我们这一代青年所陌生的时代，我们想知道当时您当时所处的是一种怎样的创作大环境？
程：1960年的中国正遭遇着大灾荒，人们没饭吃，整个国民经济处于休克状态，所以在意识形态方面相对比较放松。那段时间，老舍、田汉、阳翰笙等作家都来到汕头，他们的写作十分开放。我记不清是田汉还是阳翰笙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但得此生潮汕老，日日夜夜傍歌台。这样的诗在那个时代来说，认为是“颓废”的，本来是不允许的，但在灾荒之年，这方面的限制显然是放松了。分管总编辑一再叮嘱我们：要分清“提倡、允许、限制、反对”四个层次。但另一方面，文学在当时，不是谁都有胆量去尝试的，发表一篇作品也很不容易，文学几乎是“金字塔尖”，想在文学上占一席之地更是难上加难。这就是当时文学创作的大环境。
记：您在早期走上“金字塔尖”，并且在文坛上牢牢奠定自己的地位；而且几十年后的今天，您像历久弥笃的陈酒，长盛不衰。您觉得您的成功主要基于什么要素？
程：我觉得客观上来说，首先得益于大量的生活积累，特别是农村生活积累。我的家乡在丙村大雅，就在现在“作家庄园”那地方。我是在这片农村长大的，什么农活我都会干。在农村，有着最丰富的语言和最生动的口头文学。
另外一点是我对文学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或者说有一定的天分。我觉得天分这东西对于文学来说还是不可或缺的。我在小时候，作文就经常当范文“贴堂”，也常常得奖。但比如我的数学之类的，就不那么有天分了；有些方面我甚至认为自己“弱智”，我现在还不知怎么“刷卡”消费，甚至有了稿费我都不知怎样去取（当然有人会代劳），我也从来不带钱，抢劫抢到我身上的话只能自认倒霉。我的天分，都倾斜都文学那里去了。
从主观方面来说，一是虔诚，二是勤奋。
我想不管是哪个年代，当然包括你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青年，要想取得一定的成绩，这几个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
二、爱恨交加的“冤家”：尝尽苦头也不放手
记：您曾说过，文学是您人生道路上的冤家和仇人。想必您曾为文学受了不少苦头。
程：最大的苦头莫过于“文革”了。像我的《俏妹子联姻》，根本没有涉及政治，按理说就算是鸡蛋里挑骨头也挑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来啊！可是他们硬说它是“大毒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可是致命的罪名啊！还说我的小说篇篇都是毒草，但他们说不出毒在哪里，也不拿出文章来看，只是一口咬定我的文章就是毒草。最荒唐的是，他们居然诬告我“在国民党的狗牙旗下，在蒋介石的狗像前宣誓，效忠蒋介石，望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说出时间、地点，说得有板有眼。我就说，我是参加过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的干部，我难道有两个脑袋不成，要想蒋介石回来？
记：你为这些罪名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有没有限制到你的人身自由？
程：当然限制了人身自由。每到星期六、日还要去地委宿舍家家户户那里倒屎尿，他们知道文人是最讲人格自尊，所以他们就偏偏挑到星期六、日人最集中的时候，叫我们去倒屎尿。那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
记：为此你是否产生过对文学的厌恶？是否想过放弃文学？
程：我知道，我为文学付出了代价，我被称做“小秦牧”、“小欧阳山”，遭到十分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文学。虽然在“文革”期间被迫停笔八年，但我没有放弃文学。因为信念，因为前面提到过的虔诚。同时，我也知道整我的人是因为无知，他们看不懂我的小说，才会给我戴那些荒谬的帽子。所以，他们说我是反革命，我不信，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最清楚。
说到这里，我想向广大青年朋友说，不搞政治运动，对于文人来说就是创作的黄金期，大家要珍惜当前的大好形势；但同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一直风平浪静，在你的一生中总可能遇到不顺当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的信念。
三、七旬老人与“80后”：所有的殊途都在兼容并济的胸怀内
记：在青年一代的不少作者中，不管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手法技巧上，都高举“先锋”旗、“现代”旗，包括大量的“西化”，这本来算不上什么坏事，但他们对传统文化常常是完全忽视的。很多人都对此表示出担忧。
程：我认为不用担忧。这是一个过程，也是青年的生活层面所决定的。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相互理解与包容。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都会有一种回归的意识，自然而然的。郁达夫、钱钟书、徐志摩、林语堂等大作家就是例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很深的根基，没有人能摆脱它的熏陶和影响，我们要对它有信心。
记：难怪很多人都说您的思想是相当解放的。通常，像您这样年龄的作家，很容易造成和年轻一代写作者的“代沟”。我曾看有些甚至只是中年的作家，就坦言他是从来不看新生代写的东西的。但是我发现，您不但能够和年轻人保持很好的沟通，而且您看他们的作品看得很认真；而且从您现在的作品看，就看不出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作家写的，甚至从中还能找到很多“先锋派”的影子。
程：是的。我一向来的观点是相互之间要理解，要沟通，要兼容并济，在我心中不存在排他的思想，特别是新生事物，我从来都是接受的、欢迎的。在担任广东文学院院长期间，就提出"弘扬主旋律，高举现实主义旗帜，同时兼容各种风格流派的发展"的主张，我对同志们说，我们文学院里要是出了现代派先锋派，我们要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要采取欢迎的态度、高兴的态度。对你们年轻人写的东西，我从来不排斥，不抱成见，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有年轻人的思想，不能以老年人的眼光来衡量。在卫慧的《上海宝贝》刚刚出来的时候，针对当时的一些评论，我跟朋友说，不能简单认为这是地摊文学，生活圈子不同，成就不同风格的作品，这是好事。
而且，我还向现代派先锋派学习呐！比如，他们写的最成功最吸引读者的是写底层人物和弱势群体。我现在也已经把目光瞄准了底层，像去年写的两部长篇《长舌巷》和《仙人洞》，写的都是社会底层，都是阳光没有掠过的地方；他们的写作里有比较固定的场所，如咖啡馆、酒吧、舞会，然后是上床，我写《长舌巷》，里面的场景也是很少变动的，卖肉丸的、理发的、养猪的，等等，也是底层的生活场景。但是有一点，我希望你们不管怎样现代或者怎样“西化”，最终都是姓“中”。
记：以您的这种眼光和胸怀去面对，每一个青年作家都将不会遭遇偏见，这对他们的成长是很必须的。重拾广东青年作家寻求突破的老话题，您认为哪些问题最需要解决？
程：广东的青年作家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应该同其他地方相比更有生活。但是文学的敏感性似乎要增强一些，和平年代不比战争年代平静、简单，这世界一样是那么复杂，这需要作家以高度的敏感去捕捉，比如黑心矿主造成的兴宁矿难，它就是和平年代里的战争。
第二个方面是勤。广东的作家禀赋不比北方人好，又不如北方人勤，那就很难超过别人。为什么“粤军”不如“陕军”？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天分高，同时又很努力。像贾平凹，像路遥，这些人都很勤奋。我的观点是“勤不能完全补拙，但能补一部分拙”。
第三方面，广东的青年作家要力戒浮躁。
这几个方面要是输给别人，那么广东作家是很难胜于其它地区作家的。像苏童、贾平凹、叶兆言、周梅森、张炜等等，我和他们挺要好，我了解他们，他们都比广东作家更勤奋和更具惊人的禀赋。文学大家就这样造就出来的。
记：继《围龙》、《大迁徙》等长篇著作问世后，您在七十多岁高龄，连续作战，又写出了《长舌巷》、《仙人洞》等佳作，您为广东作家树立了一个表率。那么程老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如果方便的话是否可以向《青年作家》的读者们透露？
程：我这段时间在构思一个作品，是反映三农问题的，农村经过那么多的折曲，为什么穷人还是那么穷？还有农民工进城，农村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在我的思考之中。
我在今后的写作中，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底层，我不能仅仅俯视底层，而且要蹲下身去，倾听底层的声音，和底层进行对话，反映底层的呼声，尽一份作家的责任与良知。
记：我们期待您新的佳作！
四、《青年作家》报：我看到了广东文学的希望
程：说了那么多，来说说你们办的《青年作家》报吧。我认真阅读了《青年作家》报。说实在的，我为这份报纸感到震惊，同时也感到欣慰！梅州有这样的报纸，文学史上要写进去，梅州文学史、客家文学史都要写进去。看了这个报纸，我感到广东的文学很有希望。真的，我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有了这个阵地，你们要好好珍惜！我也是搞编辑工作过来的，我知道建立这个阵地实在是很不容易的。看到这个报纸目前的水平和规模，我觉得你们很大胆，你看看，每期16个版，编得很好，而且几乎每月一期，很不容易！有这么好的一个阵地，多好啊！我看《青年作家》里面不少人的文章都写得很好，是很好的苗子。一份好的文学报一定能造就一些人才。其实每个青年都要接受文学的滋养，《青年作家》是大有作为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守你们开辟的阵地。胜利属于敢于坚持真理的《青年作家》。
记：谢谢您对《青年作家》的高度评价！我们一定尽力将它办得更好。您作为一名老报人、老作家，对办报有独到的经验，请您给《青年作家》提点建议。
程：办报纸一定要保持自己的个性。我看这上面的作者大部分是20多岁的“80后”吧，我则是70多岁的人，但我理解年轻人，我不会排斥你们的个性，而且我对你们的个性很是赞赏。我希望《青年作家》突出、保持自己的个性。写文章也好，编辑报纸也好，只要保持一条底线，那就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在这底线之内，要充分发挥鲜明的个性，遨游于文学的自由天空。
记：趁这个机会，请您谈谈对《青年作家》及其广大读者的希望？
程：好的。首先，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总是想，长江后浪推前浪，文学事业会一代比一代好，一代比一代强，文学永远不会“断子绝孙”。今天的《青年作家》报足以证明：新世纪新时期，广东梅州的青年作家群涌现了，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其次，希望你们十分珍惜《青年作家》这个阵地，来之不易啊！你们有今天的成绩，程伯十分肯定你们！你们现在有这么多读者，而且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读者——起码都是中学生啦，一来这是你们的光荣，二来你们的责任也很重大。希望你们这些做编辑的根据自己的读者群，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其三，要搞好报纸的经营，希望能够*报纸自身养活报纸。《青年作家》办到今天，有这么大的规模和影响力，为什么不多去争取有识之士特别是商家的支持呢？
最后一点，读者也要爱护这个报纸。怎么爱护呢？不但自己要读，也要劝周围的朋友、同学读，不但自己要投稿，也要劝周围的朋友、读者投稿；报纸的优点，要给予肯定，不足的地方，要善意地提出来。只要读了这个报纸或投了稿或发表了意见，那就是一种参与，只要参与了，就是爱护《青年作家》的表现，就是为建设文化出力的表现。梅州《青年作家》报是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和文化梅州的“荣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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