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了解.思考.吸收.创新.跨越式发展——温州商会 娘家伙伴与情报站
温州商会 娘家伙伴与情报站http://www.zjsr.com 2005年1月28日 浙商网
温州商会在夹缝中滋生，然后顽强地壮大并蔓延到全国各地，成为温州商人征战商场的利器，成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粘合剂”，这种力量如何在转轨时代发挥作用？
3月24日，万里归来探亲的陈克平在温州市柳市镇旭光村忙到凌晨两点，圆满解决了 AC-尼尔森互联网调查 51精彩无线大奖等你拿 中国网络通俗歌手大赛 金犊奖大陆初审揭晓 村里一桩数月未决的赔偿纠纷。
陈克平是新疆喀什市陈氏实业董事长。看起来，41岁的他就像村子里的大家长。实际上，一年的绝大部分日子里，他都在新疆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那里的“家族”由数百远离乡土的温州商人组成。
他的名片另一面，印着“新疆浙江企业联合会温州商会会长”的头衔。
像他这样的“温州家长”，全国已有近80个，活跃在除北京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他们率领数目庞大的“家族”成员，作为170万温州在外创业者的中坚力量，承载着数以千亿元计的商品和资本流动。
这些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异地温州商会，主要由民间自发组成，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被众多观察者期许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力量”。
石头缝里生长的大树
1995年8月28日，昆明温州总商会获准成立，这一天后来成了每个在滇温州人的节日。
“那天放了焰火，在昆明的温州人一夜狂欢。”现任会长，也是十几个发起人之一的张国光对那天的兴奋记忆犹新。回忆起一年多的筹备过程，他感慨说“做了无数的‘思想工作’”。
当时，昆明的温州商人已达3万有余，在商业领域已颇具影响力。但“这些在外漂泊创业的温州人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困难不知找谁解决，烦恼不知向谁诉说，受了委屈更是举目无亲，眼泪只能往自己肚里流”，渐渐萌发出联合起来保护自己的念头，于是向昆明市民政局申请成立商会。
未曾料到，申请遭遇了极大的障碍———当时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不鼓励成立异地商会和同乡会性质的民间社团；一些部门担心温州人成为帮派，扰乱市场；同时，对经济组织政治化的担忧始终存在。
此后整整一年多，发起者们四处奔走，反复阐明温州人只是商人，组织起来只是有利于更好管理，更好地经营，甚至举出北京“浙江村”的例证；温州市经协办也专门派人赴昆明游说。
多方努力之下，民政局终于允许登记。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合法登记的异地民间商会。
同年10月8日，西安成立浙南工贸协会(后变更为西安温州商会)。到1996年底，异地温州商会已达6个。
尽管先例已渐次出现，但随后的商会成立之路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平坦起来。在大连的温州人就付出了5年多的漫长努力，广州温州商会也经历了近4年的筹备期，分别在2002年成立。
到2004年，据最新统计，已经成立的异地温州商会达74个，另有6个正在筹建之中。而此时，对于异地商会的政策闸门并未彻底打开。“温州人的务实灵活，在商会成立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位政府官员说。
“务实灵活”，主要体现在各地温州商会对“婆婆”的选择上。
根据相关政策，这种异地商会均采取“双婆婆”制———由所在地政府和温州政府相关部门共同主管。温州市经协办受市政府委托成为一方“婆婆”，而所在地的另一方“婆婆”则并无具体规定。
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后者往往对商会能否获准登记至关重要。也正因如此，各地温州人找到的“婆婆”面貌不一。
在昆明，这一角色由市经委扮演；随后成立的其他商会中，这方“婆婆”或是当地经协办，或是统战部、工商联、招商引资局等。“谁当‘婆婆’都没关系，只要我们能够登记。”一位会长坦言。
娘家、伙伴与情报站
“我们有娘家了”，这是异地商会成立后，当地温州人的第一反应。
对于家族观念极重的温州人而言，“娘家”意味着安全、信任与温暖。小到夫妻吵架，大到巨额合同纠纷，他们都习惯性地找商会出面。
另一方面，温州人极重面子，“做生意以做人为主，人品最重要。一旦失去信用，在圈子里立不住脚，再做事情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一位温州老人说。商会因此也具有了自我管理的功能。对于逾矩的人来说，在商会内部进行通报，比政府给予严厉处罚还要难受。
但与传统家族或宗族不一样的是，联接会员的纽带，主要是利益。“我们温州人成立商会，第一是挣钱，第二是挣钱，第三还是挣钱。”广州温州商会会长刘剑坦言。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最有效的途径显然是与政府合作，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资源。“成为政府最好的伙伴”是每个商会的理想。
但这样的伙伴关系能否建立，最终仍取决于双方是否有可平等交换的资源。温州商会的底气恰恰来源于此：精明的企业家群落和强大的民间融资平台，能有效将政府手中的土地、政策、项目等资源转化为现实产出。资源和资本的交换，使双方各得其所——政府得到GDP、税收、就业，而企业家得到利润。
至于温州民间资本的存量，从数百亿到数千亿，各种版本的数据都在坊间流传。但对于许多温州商人来说，统计数字并无意义，“温州人现在根本不缺钱，就缺值得花钱的项目。只要是好项目，不愁找不到钱。”数亿资金通过合股的方式在数日内聚集，已是并不鲜见的温州故事。
各有所求之下，异地商会自然而然成为当地政府与温州资本之间的通道。2001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当年到温州的1000多个外地招商团，大部分经由商会安排。
沈阳温州商会会长胡定海介绍，商会成立后，与沈阳市政府共同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赴温招商团，几年时间里，引回的资金从数十亿一路上升到200多亿———在此之前，温州人在沈阳投资鲜有过亿。
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如何保证安全回报？温州商人显然并没有过于担心，这得益于他们庞大而灵敏的情报系统———“与境外投资者相比，我们的优势是遍布全国的温州商会”。一位温州人透露，他首次到新疆投资时，从下飞机到签下7000万的购并合同，不过寥寥数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作出决策，有赖于当地商会提供了全面信息，甚至包括合作伙伴的为人与喜好。
好会长＝成功的商会
在四川，温州商会会长何必奖是个德高望重的“大家长”。
在1万多人的商会里，“他的发言权无人置疑”。去年四川各地温州商会在成都召开年会，上百万元的会议经费，“我只在办公室里用了20分钟，打了6个电话”就筹集完毕。
这种影响力的取得，来自于所有会员的敬服而非权力。他任会长的近6年时间里，四川省温州商会从濒于瘫痪成为省内影响最大的民间组织。
一个好会长是成功运作的商会的共同特征，这已成为政府、企业和商会的共识。
这样的现象根源于温州商会的组织形式。
实际上，现今的温州商会并非横空出世。早在1906年温州商务分会就已成立，宗旨是“保卫商业、开通商情”，经费“由商家自行乐输，就贸易之大小，助捐费之多寡”；商会会长由“勤奋得力为众商所信服推重者”担任。
90多年之后，温州商会依然延续了清朝时的基本模式。
商会由普通会员、理事会员和副会长、会长组成。会费按照不同级别，多寡不同，如新疆温州商会，普通会员年费100元，副会长为5000元，常务副会长1万元，会长则达5万元。除会费之外，经费可由会员捐赠补充，原则完全沿袭近百年前的“自行乐输”。
会长采取民主选举的制度：理事会员提出数名候选人，得到两个“婆婆”认可后，由理事会员公开选举。
选举时需公开辩论、采用不记名投票，竞争往往异常激烈，一些地方的候选人拥趸甚至诉诸武力。原因无他：温州人极重在“圈子”里的地位，当选会长说明同行认可自己的地位；商会会长可以方便地联络当地官员，建立私人关系；同时，会长本人的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容易获得信任，也容易得到银行贷款。
当选会长，意味着承担起温州人“高级公关代表”的角色，但同时意味着大量金钱与时间的付出。昆明温州总商会会长张国光每年1／3的时间用于参加各种会议；接待、陪同政府官员；出席大大小小温州企业的剪彩仪式；以及处理各种纠纷。“很多时候，副会长可以不出席，但会长必须出现。”张国光无奈地说。沈阳温州商会会长胡定海则每年为商会自掏腰包几十万元，“做会长的，这些钱应该掏得起，而且必须要掏，否则没有人看重你。”
这样的现实，使得温州商会的会长呈现出两极分化，用何必奖的话来说，“一个好的会长是把所有会员的无形资产聚集在一起，使之增值，然后由大家共享；一个坏的会长则是把大家的无形资产放到自己或家族的钱袋里”。但实际上，好坏主要取决于个人自律，商会除了改选，并无其他制度约束后者。
何必奖之所以赢得如此威望，在于他从未“利用会长的头衔为自己征过一块地，要过一项特殊优惠”。于他而言“人活着，除了挣钱之外，总得做点对大家有利的事情”，从别人的认同中，他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物质的付出总要有物质的回报，在温州商会不长的历史里，不乏因会长的自利行为而分崩离析的例证。
都是赢家
温州人大规模背井离乡出外谋生，始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最初的身份大多是小商贩、油漆工、理发师、修鞋匠、裁缝等，干的往往是最苦最累的当地人不愿干的活。众多温州商会会长的第一个脚印即始于此。
1980年代初，温州家庭加工业开始兴起，数以十万计具有逐利和冒险基因的异地温州人成为温州产品的天然销售者，大规模的财富积累故事因此在中国各地上演。异地的成功故事激励着更多人外出，散布各地的温州人逐渐形成群落，从中下阶层上升为当地商业生态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1990年代中期，温州本地的原始积累已完成，资本开始出现向外扩张的需求；而异地温州人的营商模式已开始从个体商贩向商圈经营转换，温州店逐渐扩张成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商贸城，“工厂＋专业市场”的温州模式开始向外克隆。
更复杂的经营需要更高级的组织形式。商会成为现实需要——除了保护自身权益，众多已完成原始积累的异地温州人更迫切的需求是组织起来，集体性地获取信息和资源，以降低成本和风险，更大程度地实现“挣钱的快乐”。
此时，温州市政府成为商人们的坚定同盟者：他们毫不犹豫地协助游说异地政府，甚至提出“先发展，后质量”的思路，加快促成异地温州商会的建会。沈阳的温州商会就是在当时温州市副市长林培云的建议下成立，而南昌温州商会则是温州市市长带队的考察团直接向江西省副省长请示后，异常顺利地得到了批示——2002年8月1日请示，8月3日成立。
如此坚定的姿态，无疑是出于这样的事实和预期：分散各地的温州人销售了40%的温州产品；“百万大军”化整为零，解决了全市1／5人口的就业问题。再者，异地商会可以民间方式组织、管理在外温州人，承担部分政府职能，同时形成庞大的蜂巢状信息和销售网络，延伸温州经济的外延。
与温州相比，异地政府起初的态度颇为犹疑：国家政策并不鼓励，突破需要承担风险。但随着温州民间资本对外扩张加速，异地政府对资本输入的强烈渴求迅速消解了原先的犹疑。甚至在清理整顿民间社团审批的1999年，沈阳温州商会也因当地政府的特批而得以成立。
为回报政府的信任，各地温州商会无一例外地恪守“不谈政治”的原则。如此，“民间推动、政府承认(默认)、避免‘抗上’”的合作方式成为三方默契，自发生成的民间商会事实上已被官方公开接受。
三方的利益趋同实现了罕见的多赢：商会成立并开始运作后，云南、四川、新疆、辽宁等地从2001年起获得的温州资金均以百亿元计，新增的就业岗位以数十万计；2002年在外温州人创造的GDP相当于温州市的GDP，年终汇回温州的存款达100多亿元。
但是，随着温州资本的大规模外流，旧有的利益平衡逐渐被打破，温州市政府的态度渐渐发生了微妙变化：去年，某位会长带领一个政府代表团回温州招商，一贯热情接待的温州市政府这次只是“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
颇为有趣的是，这一两年来，出于对资金外流影响本地经济的担心，温州一些地市政府开始向异地温州人进行“反向招商”，希望资金回流。
这种现象被解读为政府的尴尬，有会长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温州政府最头疼的就是两件事———电荒和资本外迁。”但他对此不以为然，“要吸引资金，必须要有资源和优惠政策，比如西部一些地方免费提供土地。这样的政策在温州显然不现实，而资源匮乏更是温州的胎里毛病。”在他看来，资本必然要趋利而去，政府其实也不必过于担忧———大部分外流资本的收益最终仍会回到家乡。
制度瓶颈
“温州商会不是乌合之众，也并非精英组合，但仍在发生作用。”这是一个温州人对商会的评价。
可以观察到的现实是，仍有新的商会不断成立，仍有新的会员不断加入。在大部分商会内部，争斗与合作一如既往在发生，“没有矛盾就不是商会了”。
但对于制度学派的观察人士而言，恰恰是那些赢得众多称许的成功商会，隐含着更本质的危机。四川省温州总商会，因何必奖的正直公正而井然有序，但何目前最为烦忧的事情是选择合格的接班人，他仍担心这样一个“优秀商会”可能因他的离任而改变——显然，他并没有留下与他的个人威望媲美的制度遗产。
而胡定海领军的沈阳商会，争取到当地政府的极大善待，政府各部门为温州人特设“绿色通道”———“温州人的事情不过夜”，而同在当地的诸暨、福州、四川、闽南等异地商会会员则没有这么幸运。
在新疆，多位商会领导人向记者强调，“这里的投资环境是全国最好的”。他们的感受显然发自内心，但这与众多权威机构的评析明显相悖。也许，对于温州投资者的盛情相待、特事特办，恰恰在分析人士眼中成为投资环境不佳的表现。
所有称职的商会会长，或多或少都与当地高层官员建立了私人情谊。好会长出于公心，让这样的私人资源惠及商会普通会员，也不过是将受惠范围由过去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小家族扩展到以地缘为纽带的“温州人大家族”。非温州人依然是排斥的对象，曾有没有自己的商会的外地人试图加入温州商会，但是遭到拒绝，理由是“不会说温州话”。
“先行政策半步”是温州商人的致胜之道，温州商人的“务实灵活”和无规则，极大地契合了这个转轨时代的特征，并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
另一面，众多的温州人习惯于游刃于体制内外的窄缝之间，也许已经失去了对更合理制度的主动要求。
现实与理想的距离也许常常只在一指之间。温州商人们出于自利动机，撬开了异地商会登记的闸门，众多后来者随之涌入——仅在昆明，就出现了湛江总商会、福建总商会、潮汕总商会、浙江企业联合会、工商联莆田商会、工商联晋江商会等异地商会，在西部的陕西、青海、甘肃、新疆，异地商会也不再是讳言的词汇。最新的消息是，新疆自己的在外企业也已提出成立异地商会的申请。
制度化的安排也开始出现——2003年7月，云南省宣布，支持个体、私营企业在云南省发起组建异地商会，由省民政厅进行登记并对其年度检查实行随到随检。
这样的个别事件能否成为经常性安排？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郁建兴教授称现在还没有答案，而他更关心的问题是：“温州商会能否促使政府一视同仁地在辖区内保护私有产权，进而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余力 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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