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母语:世界需要"语态平衡"
“一个语种的死亡和消失，等于永远失去我们对人类思想的认知和理解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摘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濒临消失的语种版图》报告九成语言将于2050年消失
德国海德堡11岁的伊沃·罗韦坎普说：“如果我想对一个法国人说话，我不得不说英语。”——这是美国《商业周刊》在去年第9期发表的《英语分水岭》提到的一个细节。文章指出：“只有高级经理才需要说英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随着公司全球化及大众化的发展，公司食物链中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学习一门公共语言的压力。”
在21世纪的“地球村”，英语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美国当代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在《财富》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英语是全球经济的语文——做生意必须使用某种通用语言或媒介，没有其他语言拥有如此庞大而广泛的必不可少的交流对象和受众。”
统计表明，目前全世界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电子邮件是用英语传递，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
英国《经济学家》曾经发表文章把英语称为“语言帝国”，因为在世界60多亿人口中，3.8亿人的母语是英语，2.5亿人的第二语言是英语，10多亿人在学英语，20亿多人在接触英语。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将有一半人口的英语水平会达到熟练程度。
当英语成为统治全世界的“语言帝国”，其它语种已经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年2月20日公布的《世界濒临消失的语种版图》报告指出，从欧洲到亚洲，从美洲到大洋洲，联合国登记在册的全球6000多种语言中至少有3000多种面临消失的危险。
有关资料显示：全世界有50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10人，500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100人，1500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1000人，3000多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1万人，5000种语言的使用者不到10万人。
英国《卫报》今年5月公布曼彻斯特大学一个科学小组的研究报告称：全球90%的人类语言将于2050年从地球上消失。
像保护物种那样保护语种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是人类文明最初的记忆，是地方文化的活化石。一个民族的智慧、技艺、宗教、风俗、医术、传说，都深深地蕴藏在他们的母语里。每一种土著语种，都是一个民族灵感的源泉、创造力的钥匙以及文明的承传载体，失去一种语种就意味着断送一种文明。
早在199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倡议：从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倡议指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最有力的工具。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的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
如果说中国的兵马俑、柬埔寨的吴哥窟、德国的魏玛古城、英国的圣奥古斯汀教堂是一种有形的文化遗产，那么，阿拉斯加的艾雅克语、拉脱维亚的莱文尼安语、法国东北部的凯尔特语、冰岛的萨加语、安第斯山区盖丘亚语则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文化部负责人爱川纪子表示：“语言是人们精神生活和理念的基础，如果语言开始死亡，那么以此为依托的文化也就会消亡。维持尽可能多的语言如同维护生物多样性是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否则，整个世界就会单一化，所有的人都说一种语言，举止行为如出一辙，这样，我们就会丢失掉祖先传下的文化遗产。因此，一种语言无论大小都是我们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都需要善加保护。”
“世界母语日”唤起了全社会对语言多样性问题的关注，欧洲联盟委员会去年做出决定：把2001确定为“欧洲语言年”，号召欧洲国家积极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为配合“欧洲语言年”，丹麦还发行了一套名为“使用语言”的纪念邮票，邮票设计家莱米·莫斯科从丹麦传统儿童读物《哈夫登·拉斯穆森字母表》汲取了设计灵感。
语种的消失还引起了联合国环保署的关注。去年2月，联合国环保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公布一份报告说：一些濒临消失的土著语言不仅记载着语言使用者对居住地自然环境的了解，而且还记载着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比如位于肯尼亚西北部的图尔卡纳族人，他们的部族语言掌握着根据犀鸟和绿木戴胜科鸟的行为来规划播种作物时机的知识。土著语言的消失将使传统知识失传，最终导致当地农作物的歉收，并且剥夺了人们对认识土生植物的了解和掌握。会议呼吁：应该把保护语言作为保护环境的宏观计划的一部分。
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指出：“语言是知识和科学的最初发源地。对自然的了解始于对地方文化的了解。”
著有《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的英国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博士认为“文化语种消亡与物种灭绝一样可怕”，他去年在英国《展望》月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应当关注濒临灭亡的语言，其原因就如同我们关注灭绝的动物或植物。物种的灭绝会破坏我们这个星球的多样性。在语言的问题上，我们谈论的是智能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而非生物多样性；但结局是一样的。”
“美国英语”听不懂“韩国英语”
英语成为全世界的“语言帝国”，并不是英语有多么美妙，而是在“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自17世纪以来漫长的殖民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丹麦学者罗伯特?菲力普森在1992年出版的《语言帝国主义》里指出：殖民主义者把英语建立在“文明、理性、进步、现代”的假设上，把英语作为一种压迫的工具，压缩了其它语言的存在空间。
然而，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在英语向全世界的扩张过程中，逐渐衍生出了偏离标准英语的“小型英语”(english)，比如“美国英语”、“韩国英语”、“印度英语”、“南非英语”、“新加坡英语”、“澳大利亚英语”、“马来西亚英语”……这些变种的英语，严重地破坏了英语的词汇、发音和语法，出现了“美国英语”听不懂“韩国英语”、“印度英语”听不懂“南非英语”的现象。美国《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芭芭拉·沃拉芙在《英语能征服世界吗》里指出：“英语的全球化将导致一个我们也许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后果，就是我们这些只会说英语的人，并不能流利地与任何地方同样也说英语的任何人交谈。”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且还是一种思维工具。早在1924年，美国人类学家E·萨丕尔就在《语言论》里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所以，正如生物物种脱离母土会产生变异现象一样，这些离开母语环境的“变种英语”不但变得越来越莫名其妙，而且也使英语本身的语言魅力和智慧色彩不断退化。
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去年11月发表尤努斯·雷斯的文章《英语：难以忽视的全球工具》，文章指出：“英语的全球化将使语言简单化，割裂其语法并且使之失去光彩。英语的许多外国留学生在专业课程方面取得了好成绩，但他们在口语和协作方面还存在明显的语言弱点。他们把英语当作实现终极目标的手段，对这种语言本身却毫无兴趣。他们未能欣赏英语的优美之处，只用简单而不家修饰的的语言来表达感受。”
这就是“英语帝国”时代的尴尬：一方面“英语的全球化”迫使小语种退化并且最终消失，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英语”，又导致英语发生变异并且失去了光彩。
“解构”英语帝国
语言文字是维系一个民族的文化纽带和精神支柱，包含着一个民族的自尊。无论是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还是美国作家亚历克斯·哈里的长篇小说《根》，都表现了人们为捍卫母语而不屈不挠的抗争。
法国人一直是“英语帝国”最积极的抵制者，法国宪法里专门有一条附加条款——“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法国语言学家莫里斯认为：“捍卫法兰西语言与加强国防同样重要！”直到互联网出现的时代，法兰西学院还把“Internet"以法文译作“Latoile”、把“E-mail”以法文译作“courrier electronique"。所以，英国一位历史学家感慨说：“如果有人强迫法国人一层一层地剥掉那些标志着他们民族特性的外衣，最后剩下的就是他们的语言了。”
如果说法国是依靠法令来抵制英语，那么德国则是集合了“保护德语学会”一批语言学家，试图通过语言改革，把德语词汇的拼写、语法的规则改造得更简单易学，然后开始在学校和报纸上推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文化部负责人爱川纪子认为，只要各方努力，任何一种濒危语言都是可以拯救的，她以她的祖国日本举例说：“在日本，土著阿伊努人的语言曾经几乎灭绝，80年代末只有8个人能讲这种语言。对此，政府进行了政策调整，振兴语言，他们建立了基金会，开办阿伊努文化馆，让阿伊努人的后代学习自己的语言，现在，这种语言开始慢慢地恢复了。”
以文字与语言结构的关系为研究课题的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去年9月曾应邀访问中国，在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解构与全球化》的主题报告，当他讲到“英语霸权”问题时，他幽默地提出一种“解构”英语帝国的设想：更多的中国人学习法语，更多的法国人学习汉语。文/陈耀明 法国人在保护母语的同时,毁灭各地方言也是最积极的,在外省的一些地区
甚至曾经对学生使用这样的刑法:说方言者就戴上一顶特制帽子,帽子在学生
中传递,晚上谁戴帽子,谁被鞭笞.
我觉得在为母语鼓吹的同时,特别要警惕"标准语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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