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试论客家研究的几个误区及其改正方法
试论客家研究的几个误区及其改正方法宋客
一客家研究缘起的简要回顾
客家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罗香林先生从客家人的族谱入手，发表《客家研究导论》及后来的《客家源流考》等传世之作开创了一代新风以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兴盛。罗先生认为客家是汉民族的一支重要民系，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黄河中州一带，由于战乱、饥荒及朝廷奖掖等原因自西晋“五胡乱华”起，“中原板荡，衣冠南渡”，经历了历史上包括两晋、唐末、宋末、明末清初、清同治年间的五次大的迁移，最后在闽粤赣边形成了客家人的大本营。客家人最主要的标志是客家方言，“客家”称谓先是他称，后成了自称，即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方言、共同的经济活动和相对稳固的心理特质。
客家文化的载体是移民，罗香林先生的研究成果及其正确的研究方法，在客家研究的历史长河中竖立了一座无人比肩的学术丰碑，为后来的学人沿着罗先生所开创的学术道路不断揭示、逼近客家文化的真谛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客家研究经过了几十年的沉寂后，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湾陈运栋先生发表《客家人》一书，又在台湾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这种冲击波很快漫延至大陆，至八十年代末，时任龙岩师专校长的李逢蕊先生以胡文虎研究会为构架，充分利用包括华东师大在内的高校的科研力量成立闽西客家研究会，聘请著名史学家吴泽先生为顾问，于1989年创办《客家人与客家史研究》（后改为《客家学研究》）学刊。此合，大陆兴起客家学研究的热潮，表现在客家社团的不断增多、各种客家学研讨会相继举行、各种客家学研究的书刊相继创刊和出版、一些客家文化的宣传品及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各种客家学问题更加明晰、一些在学术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甄别，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94年、2000年、2003年、2004年分别在广东梅州、福建龙岩、河南郑州、江西赣州等地举行的世界客属第十二次、第十六次、第十八次、第十九次恳亲大会，为增进客属之间的感情，拓展客家学研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人类进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欣喜和欣慰的，尤其是各地党政打“客家牌”对于推动客家文化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就从客家研究的现状来看，存在着不少误区，在观点的立论上，一说到客家民系就是一好百好，无与伦比；在论证的方法上，一说到客家氏族就引用足以认定“客家是最纯正的中原血统、贵胄之后”之类的谱牒展开论证，一说到客家风情就认为客家保持着最完备的中原遗风，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缺乏科学的立论和方法，用于指导学术研究则容易误导后人，用于指导客家人的思想则容易固步自封成为井底之蛙，用于指导客家地区的经济建设则将陷入孤立的境地，用于指导处理民系、种族之间的关系则有悖于和谐社会的推进，因此，在客家研究的学术道路上，诸如浮躁的、作伪的、急功近利的学术观点和方法很有必要进行廓清，如果任其发展，那么对于培育客家民系的精神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客家地区的经济就可能在新的时代停滞不前，就可能给生气勃勃的客家学研究带来历史的大倒退。
二客家研究误区的种种表现
纵观近年来的客家研究，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但是，在有些论述中有关客家问题的立论是错误的，方法是偏颇的，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背道而驰的。这些误区，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如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客家是纯而又纯的中原贵族血统。
翻开许多近年来结集出版的客家学论文集，或读读有关专著，个中不乏有“客家是中原贵族血统”的字眼，引用的论述大都有韩廷敦、山口县造等人对客家的赞语，或者引用各种谱牒资料，追根溯源，瓜瓞绵绵，人们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认清“某某族姓是历史上的名人之后”的庐山真面目，真可谓千奇百怪，谥美有嘉。这些论述，在分析客家先民南迁的过程中，要么有鼻子有眼地描述南迁的起始点，要么套用黄峭公的“三七儿郎总炽昌”的临别赠诗慨叹一番。在这些论文中，有的认为客家的南迁或个别族姓的迁移是直线型的，或者是呈现“三级跳”的，即从北方的甲地到乙地，又从乙地到丙地，这个迁移的过程并没有染上其他文化的杂质。按照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的说法是，原来居住在中州一带的中原汉人先迁移到江淮一带，再到江西北部、赣南，再到闽西、粤东，随后迁移到福建、广东的其他地区和四川、广西、湖南、陕西、台湾、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各国，最迟在唐末五代、北宋前期形成了客家民系。谢重光先生的《客家源流新探》、《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认为客家最迟在南宋时期形成了客家民系，理由是客家方言形成并脱离中原古韵为标志，而且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当地土土著文化相融合的结果。王东先生《客家学导论》则认为客家民系最迟在明朝中后期形成，理由是客家人修谱时认同“客家”的称谓，“客家”由他称变为“自称”。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持唐末说，还是南宋说，或者明中说，都承认闽粤赣边区是客家人形成的大本营，都认为客家民系是从中原迁来且受到当地土著特别是畲、瑶、蛮僚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吴松弟先生在《客家南宋源流说》专著中对客家民系的迁移也作了科学合理的分析。丘权政先生在《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中专辟一节阐述了中原文与当地文化的融合问题；吴永章先生在《中国南方民族文化源流史》中，对客家形成过程中受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个案上都作了详尽的分析，读之霍然开朗。当然，还有许多学者的观点也都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得出了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的观点，这些观点始终代表着客家研究的主流。
客家文化之所以迸发着生生不息的活力，那是因为客家民系在迁移过程中及时汲取了各地的优秀文化，扬文化之长，除自身之短，那些认为客家是纯而又纯的中原贵族、客家文化就是中原文化的翻版的观点是经不起历史和史实检验的，动辄以“最纯正、最正统”自居，只能是自拣轻薄，贻笑大方。
（二） 客家是汉民族中最优秀的民系。
形成这种观点，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客家人的杰出贡献有关。再加上一些外国学者无原则的“起哄”，时间长了，不但相当的客家学者乐意接受这样的定论，而且随着近年客家宣传的推动，客家居住地的人也逐渐认识到“客家是汉民族中最最优秀的民系”。在正常的学术活动中，一些学者喜欢罗列历史上的客家名人，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工商巨子、文化名人、军事将帅，一股脑儿统统列入客家人的行列，不辨“史实”只认“名气”、不问客家人的界定只认所谓的名人与客家曾经有关联，这种学风，给后来者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一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的荣誉感得以自欺欺人，关起门来，妄自尊大；一种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经济不活、文化落后所造成的自卑感从此消极沉沦，关起门来，妄自菲薄。一些学者罗列客家名人的功夫真是了得，上至隋唐以至更前，下至当今中国政坛，凡是与客家有点瓜葛的照列不误。其实，攀附名人是一把双刃剑，罗列过程就意味着冒风险，罗列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的民系实力不自信的表现。近年有人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甚至胡锦涛都列为客家名人，笔者不知列入的根据是什么？是血缘还是家族？是文化认同还是生活的客家地域或者接受了客家文化的教育？前几年，有人考证台湾的李登辉是客家人，他的家乡在永定县湖坑镇奥杳村，1999年笔者访问台湾，在闽西宗亲的酒会上还与自称李登辉族叔的乡亲见过面；后来李登辉搞“两国论”，又有人说李不是客家人了，还声称“李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客家人”，心中茫然。又有人说、吕秀莲均是客家人，有人还考证了吕秀莲的祖籍地就在永定县的高头乡，假如吕秀莲听到这一消息，不知会作如何感想？今年5月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抵大陆，有人考证他的祖籍地在福建的漳平市新桥镇，由漳平搬到永春，漳平是闽西的县级市，与闽南毗邻，闽西是客家人的祖籍地，好险，差一步就变成客家人了！难道客家人真的是汉民族中最优秀的民系吗？
其实，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各个时代都会产生各个时代的名人，各个地域也会产生不同时代的名人，问题是我们要有全局的眼光和视野，而不是专门盯在一个“客家名人”上。如果把视野拓展一些，那么我们对客家名人就会心平气和一些。
（三） 客家是保持中原古韵的活化石。
2004年在江西赣州举行世界客属第19届恳亲大会期间，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客家方言是中原古韵的活化石”的消息。显然，记者的新闻源来自当地同时举办的客家学研讨会。许多从事客家方言研究的学者，也从不同侧面论证了客家方言保留着许多中原古韵的读音、词汇、句式，有的还从古今比照的方式入手，说明如今的某些客家话正是古时的读法，一一列举，不厌其烦。由于客家方言的研究必须有音韵学方面过硬的功力，一般的研究者容易忽略，也无暇企及，因此，对于罗列的客家方言的古今读音或句式，基本上保持缄默。在万马齐喑的方言学界，一些专家学者所下的定论带有极大的迷惑性和煽动性，误导人们迷信、盲从、跟风。方言是一个民系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客家民系也不例外。在历经千百年的迁移过程中，许多中原汉人由于迁移的时间不同、迁向的地点不同、经过的路线不同，而且在这些走州过府的进程中和迁入地稳固下来的时候无不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和浸染，形成各种各样的方言是合理的，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如现在的广府系，形成了广州方言；如现在的闽南系，形成了闽南方言；如现在的福州系，形成了福州方言……如此众多的民系和方言，完全可以举出众多的论据来证明这些方言均保持了“较多中原古韵”，至于这个“较多”是怎么得出来的，并不存在一种公认的衡量尺度或较为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邓晓华先生在他的论文《大陆与台湾客家语言文化特征之比较》中说得好：“传统学界认为的客家是中原正统，客话完全是中原汉语南迁后的延续，这种观点为恐与事实相悖，客家应是多源的，客话中既有代表儒家大传统的汉文化的中原雅音，也有大量苗瑶语族、北侗语族的语言成分，客话是多层面长期的语言互动后形成的。使用传统进化理论来解释客话及客家的形成过程是不恰当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支平先生在他的专著《福建六大民系》中，对此类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无论是北方汉民、闽越土著，还是各个不同方言区的居民，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历史中都经历了相互交流、相互交融甚至某种程度的相互对抗的过程，这种过程必然促使福建各地的语言，既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方言，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决不能截然分开。学者们在具体研究各种方言时，往往强调其特殊的一面，而忽略了不同方言之间共通一面。”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只有客家方言才是保持中原古韵的活化石吗？
（下接） 上接
（四） 客家是最具开拓团结精神的民系。
形成这种观点，绝大多数建立在历史上漂洋过海的客家人有所作为并不忘乡梓，捐钱献物为家乡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福利事业、社会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可否认，客家人的认祖意识比较强烈，不论在哪里创业打拼，一俟发达就寻找机会回报乡里，这种豁达的襟怀和崇先报本、启裕后昆的理念是值得大力褒扬的。一些研究者于是贸然下起了结论：“客家人是最具开拓团结精神的民系。”此时，我们如果要把开拓、团结这个定义进行界定，怕是很难，但具体到某一领域还是可以的。这种比较法，尽量有轻薄之虞，但这把尺子还是可以量出自身的不足。如经商，量某个时代的领军人物的实力大小、回馈多少、代表人物有哪些总是可以的；如从政，量某个时代对社会的贡献以至产生的杰出人物及所得到的荣誉总是可以的；如从文，量某个时代所涌现出来的作家作品及思想家、画家的成就及其对后人的影响。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客家民系实在没有更多的值得称道的“最”。说到团结，我们不但应该看到客家人在海外建立了诸多客家社团，更应看到所建立的这些社团是不是极具活力，是不是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敦亲客家乡族、参与改善民生、影响当地政治等方面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逢年过节喝喝茶、发发红包、讲几句吉语，更不是为争“做头”而拉帮结派传出的社团内部互相攻讦的闹戏。历史不会忘记，在兵纷马乱的动荡年代，客家地区也是出土匪多的地方。看来，无论是海外的客家人还是内地的客家人，就开拓、团结这一层面看，相比闽南人、潮州人、广府人，不必作结论，看看今天的经济发展走势便分出伯仲了。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领域，客家周边的民系远远地走在前面啊！
（五） 客家妇女是最勤劳节俭的一群。
歌颂客家妇女的诗章可谓汗牛充栋，有名的莫过于历数客家童养媳之苦难的山歌：“不是看在爷娘面，一脚踢你见阎王”；再来是客家妇女的四大“妇功”以及“勤俭姑娘、鸡啼起床”等歌颂客家妇女美好品质的俗语。读得多了，给人的感觉是客家妇女乃普天之下最受苦受难的、毫无社会地位却又最勤劳善良的一群。这是由男尊女卑的社会道德呼唤对女性所产生的同情、膜拜心态。事实上，这一界定并不带有普遍性。客家地区生存条件的恶劣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客家周边地区的妇女意味着同样艰难的生活境遇，有的还承担着更重的生活压力，人要谋生，得克服种种困难，这是自然规律；女性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是自然规律，因此，在研究客家妇女问题时其实并没有最勤劳最受苦之分，而只有勤劳和受苦的程度以及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之分。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客家妇女是勤劳的，但不可否认一些客家妇女也是好逸恶劳的，如果硬要说客家妇女是最勤劳的一群，那么笔者却要问一声闽南的惠安女呢？而相对男人艰辛创业、四处打工的艰难不是更能说明问题吗？2004年12月福建省政协在龙岩举行的客家学研讨会上，对于客家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问题，广东嘉应学院研究所房学嘉先生发表的《关于旧时客家妇性地位的考察》及长汀县黄马金、林文清提交的《客家妇女研究》二文均提出了质疑。有人可能会说，客家妇女普遍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但并不排除特例，笔者以为，这种关系刚好要翻过来。只要人们在客家社区多做一些田野调查，这种结论不会偏急。
三形成客家研究误区的原因及改正方法
（一）主要原因
一些学者具体的地域入手而不是从全局的观点看问题难免一叶障目。客家问题的提出是100年前社会上对客家的偏见和政治上的打压这一偶然因素引发的，为了正本清源，许多学者从各个层面对客家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就可能产生为了避免误解而对客家进行大肆褒扬的观点和方法，加上参加研讨的大都是客家人，对客家民系有利的材料总是百般搜罗，而对自身民系的劣根性总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研究过程经历了几十年的断层，对于外国学者未作全面稽考却可能误导后人的学术观点不但和盘托出而且沾沾自喜。对于一些明显缺乏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明里人一看便知其破腚，但考虑到种种因素，有的事不关己，以免惹火烧身；有的即使提出，也是遮遮掩掩，怕伤面子，以致从客家学研究的勃兴20多年来形成了客家学术争论恶性循环的怪圈。
一些学者只注重个案的特殊性的研究而没有从更高的层面看问题的普遍性难免自我封闭。中国之大民系之多文化之杂，不仅是交融整合的基础，也是交融整合的体现。客家民系是汉民族的一支，有些文化事象可能在客家民系里面表现得十分明显，但其他民系也有表现；就客家民系而言，由于时空跨度太大，有些事象在某个地方表现强烈，但在其他地域却会异化。如果只从个案到个案的研究，而不是从更高的层面寻其规律的研究，就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颇。这一点，值得客家学界同仁欣慰的是，一些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做出了绝妙的样板，鼓起了人们追求学术真谛的勇气。
（二）改正方法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史料进行辩证的、对立统一的理智分析，从而得出逼近真理的结论，坚决摒丢误导后人的旧有观点。
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方法，对谱牒史料进行过细的分析，从而得出接近平实的结论，坚决杜绝粗制滥造的谱牒资料游荡于客家学研究的长廊。
运用走出去请进来的田野调查和研讨甄别相结合的方法，对客家文化事象和周边民系的文化事象进行类比，得出合乎寻常的结论，对“自大狂”一类的东西坚决说“不”。
写于2005年7月5日于龙岩 目前這些問題在學術界問題不大，不會成爲主流。
但是在媒體屆，往往慢半拍，而且不願意去了解學術最新進展。 本人只是有感而发。请问先生近来可好？出版了哪些专著？可别忘了我了？ 你这些社会科学的科普意见很好，特别是对现下的媒体宣传，的确要更新知识。
我还好，近来在校对 两年来调查的方言地图集资料，输入了，我要校对。
与人合作的两本书，长汀与天津两个地方的连读变调研究，分别由美国/大陆商务印书馆出版。年内应该可以看到。 谢谢鼓励，到时再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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