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谱牒资料在客家研究中的价值和局限
第6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会址 福建省龙岩市）论谱牒资料在客家研究中的价值和局限
梁 德 新
[摘要]家谱和族谱是国家宝贵遗产的一部分，它蕴含着正史和其它官方文件不能有的丰富内容，为我们客家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在使用时一定得格外注意，千万不要把谱牒自称之帝王名人祖宗和古今著名郡望作为客家先民的祖地，更不要误把这些“祖居地”作为客家先民南迁的出发地。
[关键词] 客家源流客家研究谱牒
我国自汉朝以来就有撰修家谱、族谱、祠谱、墓志的传统，客家先民因崇敬祖先，为了寻根溯源而重修、续修了许多家谱、族谱、祠谱。这些谱牒多成书于封建时代，毕竟有许多消极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是如实地记载了一姓的蕃衍、迁徒、仕宦、业绩等情况，从而包含了许多真实而具体的史料，其中还有重要的历史事件资料。
族谱、家谱（简称“谱牒”）大多数藏于民间，收集不易，而且一个姓氏常有几个支派先后从几个地方迁入同一地居住，因此很难收齐所有资料。就梅州而言很难把某一个姓氏从全市范围内讲清其源流，多数只能从收集到的某个支派族系的摘录中看其流源的情况。
在客家人居住地的各姓氏都编有“家谱”和“族谱”，无论繁衍国内各省市或播迁海外，历代子孙都继续修谱。这些族谱是迁居在国内各地，更是旅外侨胞、旅台同胞寻根问祖的最有价值的根据。
谱牒是国家宝贵遗产中的一部分，它蕴藏着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物传记，宗教制度及地方史料，它为我们客家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利用谱牒资料来论证客家历史和文化，是罗香林先生的一大创造，也是他对客家研究的重大贡献。因为谱牒资料中蕴含着正史和其它官方文献不可能有的内容，对研究社会经济史、家族、宗族组织制度、人口变迁、区域开发、民间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以及比较后期移民史，都有重大的价值。
但是谱牒资料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修谱的目的之一是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地位，而有些修谱的人往往是文化不高，没有什么见识之徒，难免把传说当信史，甚至编造、杜撰历史，闹出笑话来。这也正如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过的：天下最不可信之文籍，厥为谱牒”，并具体指出“谱牒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王作祖，名人作宗也。（1）
谱牒有价值，有缺陷、有局限，所以谱牒可以用，但应是有考证、有鉴别地用。
在这方面谭其骧先生为我们树立了科学利用族谱从事研究的好榜样。他列举了几例族谱，并详细地论述了那些编谱人用“帝王作祖，名人作宗”而闹出笑话的例子。
罗香林先生也曾注意到谭其骧先生这段论述，并表示谭先生的观点“实获我心”（2）但他在引用谱牒资料时，却往往相信谱牒自称之古远帝王名人祖宗及郡望，以之说明“客家
先民”原居中原，自晋代起相继南迁，从而犯了对谱牒资料不加考证、鉴别，轻信不可靠部分错误。
这种轻信谱牒不实资料的倾向，在近年来的客家研究中有进一步泛滥之势。现代的客家学专家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谢重光博士在他的《客家源流新探》著作里曾引用了谱牒不可靠的例子。下面是他著作中列举的族谱：刘氏，兴宁《刘氏·谱》；郭氏，《崇正同人系谱·氏族谱·郭氏条》；林氏，《汀杭武永济南林氏家谱》。谢重光经过考证剖析之后发现这三部分族谱中拉名人为宗和纯属子虚的事实依据。
下面是引用谢重光先生剖析《刘氏族谱》（3）的转述。
刘氏，兴宁《刘氏族谱》所录《刘氏姓族源流》云：
“……自五胡乱华，永嘉沦复，晋祚播迁，衣冠南徙，永公（刘备次子刘永）之裔，亦迁居于江南。……唐僖宗乾符间……天锡公弃官，奉公、祥公避居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之石壁洞。后世遂以祥公为宁化始迁之祖。”
这条材料被反复引用，旨在说明客家刘氏是帝室后裔，永嘉时从洛阳南，唐末又从江南迁至闽西。但是略一考查正史，《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注引晋代孙盛《蜀世谱》，明载蜀亡时被迁至洛阳的刘备子孙，至永嘉大乱时，“子孙绝灭。唯永孙玄奔蜀，李雄伪署安乐公以嗣禅后。永和三年（347）讨李势，盛参戎行，见玄于成都也。”也就是说，永嘉之乱时，刘备的子孙基本上死光了，只有刘永的孙子刘玄一人，自洛阳逃到成都。记载此事的孙盛曾在成都亲自见到刘玄，其所记应是最为真实可靠的。南宋大史学家郑樵所作《通志》，在刘永传中便完全沿用了孙盛《蜀世谱》的说法，可见孙盛此条记事的可靠性至南宋时迄无人提出异议。那末，有关客家刘氏谱牒所记刘永之裔永嘉年间迁于江南的说法，自然是向壁虚构的。论者尚以此类谱牒资料说明客家刘氏源流，自然也是经不起检验的。
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的陈干华教授在他的论著《从客家族谱研究梅州人口的历史变迁》（4）这篇论文中指出了族谱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是：重视源流。一本较完整的姓氏族谱，往往记载了该姓的姓祖渊源 ，姓氏来由，以及后来该姓特别是本支系的历代先祖迁移，定居情况，源流清晰，一般不断线，世代脉络分明。远略近详。定居某地之前的记载，世代记载较简略，定居之后繁衍的房系，支派记载得较详细。
缺点是：避凶趋吉，记喜不记忧。族谱对本姓系先祖中的官爵、功名、科甲等喜事有较详的记载。在赖氏族谱中连洪秀全的皇后赖氏祖居梅县瑶上官坑也不惜占用篇幅详细记载。而对不吉利、不光彩的，如夭亡、逆贼等则难得一见。重男轻女，只记男丁，不记女口。即使有些有记配偶的，也是有姓无名，更无事迹可考。文字过简。由于受传统族谱模式的影响和以前木刻出版成本高的制约，文字记载往往避冗就简。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总结出族谱优点是它为研究客家姓氏源流的主线和支派保存、提供了一定的有价值的资料；缺点是给客家人口的研究留下了许多空白，带来许多不便。
我为了要撰写《松口为何姓氏多》（5）这篇文章，对梅县剑英图书馆藏的及流传于民间的族谱资料认真查阅，对现居住在松口的120个姓氏的族谱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有一个普
遍的现象：后期编修的族谱中记载的祖居地比前期远，世系表一直往上推。
几年前我为嘉应大学撰写《梅县松口镇山口村民俗调查》这篇文章期间，在田野调查时是族谱、家谱、牌谱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不但用了本村的族谱，还用了海外印尼、新加波、台湾及国内各地的梁氏族谱。这些谱牒资料保存了山口村（纯梁村庄）梁氏宗族中丰富的历史资料。提供了一千年来梁氏宗族的几次大迁移的历史，对地方文明史，人口兴衰史，村庄开发史等，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有些族谱还详细记载了祖屋建造的时间；本宗族里的人处迁的时间，迁往何处；族中男丁生卒时间，有些家谱还有女儿出生的时间嫁往何处的记载；家谱中有的记载了修祖墓、婚丧喜庆的事；宗族斗争和打官司用去多少钱都有详述；家中买田或卖田都有记述。谱牒资料大丰富了，它提供山口村开基祖松岗公至今近七百年时间，村中的历史、民俗、宗族活动、文化生活、村民生活动的情况。村中的族谱为我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谱牒提供的资料考证了山口村“公王”的传说，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佐证。
山口村的公王庙构造奇特且有风趣的传说引起了梅州的客家学专家们的关注，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的房学嘉和陈干华教授为此前往考察。
仙口村的村民旧时有“扛公王“的习俗。村中的公王庙座落在村中央松源河西岸一棵老榕树下。它是个墓庙合一的建筑物。庙里没有神像只有香炉。外围和普通墓一般大，庙的体积和一架大装彩色电视机的纸箱一般大。庙的左右两边写有：“福先人梁陈分家，庇后裔炉像分崇”的对联。
相传山口村公王是梁姓祖宗的化身，他是南宋庚辰年（1160年）状元曾任右丞相的梁克家（梁氏六十四世），他的生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为公王生日。后人为梁克家设庙祭祀。山口村梁氏开基祖松冈公（梁七十二世）和洋坑村陈姓开基祖陈八燕公由福建宁化石壁村一同来松口开基时，把村里的公王也挑来了。梁、陈两姓到松口开基之初，公王庙建在有众多姓氏聚居地大金坑。因公王庙被他姓人破坏，梁、陈两姓长老经商定用押签的办法将炉像分家，梁姓人得香炉，陈姓人得神像。分别在村中设庙祭祀。
洋坑陈姓人在公王生日这天会来山口村“敬公王“，留下：“梁、陈两姓后商不能通婚”的祖训。
为什么松口的梁、陈两姓不能通婚？1998年编写的《梁氏渊源》（6）41面世系表中有明确的注明，梁克家（梁氏六十四世）生三个儿子：梁效、梁巽、梁圣。
现居山口村的是梁效的后裔；梁 巽后裔归陈姓；梁圣后裔传下为两点梁（梁），后裔多居广东顺德县。
洋坑村陈姓人要到山口村敬公王，梁、陈两姓不准通婚（有血缘关系的男女结婚对生育不利）这些事实可证明，现居住在洋坑的陈姓人是梁 巽的后裔无疑。山口村的公王是祖宗梁克家的化身，故梁、陈两姓的后裔要共同祭祀。
山口村公王的传说和祖宗留下的祖训，只有从族谱中提供的资料作考证才能令人信服认同。
山口村梁氏族谱资料里面也有要引起我们的关注的现象。
经我查阅的几部族谱、家谱里面发现早期编修和后期编修的有着明显的差别。后期编修的族谱中记载的祖居地比前期远。世系表中排列的世系一直往上推。如1997年编的《潮梅松梁氏渊源》和1988年编的《台湾桃园县梁氏族谱》中都详细地记载下祖居地是陕西省延安府安定县(梁姓堂号：安定堂),一世祖是黄帝。这两部族谱都是山口梁氏松岗公的后裔编写的。
村中梁泰先生的家谱是从印尼雅加达他的堂兄梁元发处带回的（复印件），梁元发的祖上是清朝同治年间迁至印尼的，这本家谱以松岗公（梁氏七十二世、山口村梁氏开基祖）为始祖。
梁兆本先生提供的族谱是清朝道光年间编写的《大夫第梁氏族谱》，梁文森先生提供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编写的《松口梁氏官坪祖祠牌谱》都以福建宁化石壁孟坚公为始祖（梁氏六十六世、宁化石壁开基祖）。族谱中的世系表只推至始祖孟坚公。
近年来新编的族谱资料来源何处，是否熟实？待考证。
1999年10月在梅州市举行的“99嘉应大学客家学研讨会”上，法国远东大学的罗格文博士在研讨会上说（7）：“目前闽、粤 、赣三省客家人的族谱中有一个明显的倾向，以前编写的族谱中记载的祖居地有些是本地或追朔至宁化石壁；现在新编的族谱大部分把祖居地追朔得很远，以黄河流域一带为先辈的祖居地。”
罗格文还说：“这种现象值得探讨，客家学研究应有科学的态度正确地利用谱牒中的资料。”
谢重光先生在他的《客家源流新探》（8）中强调：谱牒中攀附名人。妄称郡望的事情太普启遍，客家谱牒也不例外。我们研究客家源流，固然不可不用谱牒资料，但使用时一定得格外注意，千万不要把谱牒自称之帝王之名和古今著名郡望作为客家先民的祖居地，更不要误把这些“祖居地”作为客家先民南迁的出发地。
罗格文和谢重光两人对谱牒资料的缺点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了客家学研究者要用科学的态度正确引用谱牒资料。
引用谱牒资料来论证客家历史和文化，是罗香林先生的一大创造，也是对客家学的一大贡献。现在从事客家学研究的人大都和谱牒资料接触过。族谱、家谱是本宗族人所编写记录下来的，里面资料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这些资料一般在官方资料中没有记载的，封建社会官方的地方历史资料只在县一级有记载保存。谱碟资料是人类珍贵遗产的一部分。谱碟资料对一个村庄、本宗族、家族的人口繁衍，宗族组织、民间意识形态、人物传记、宗教制度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是谱碟资料也有其局限性、缺陷。因为编谱的人都是本宗族人，这些人中不一定都是文化高、学识渊博的人。编谱之时难免把传说当信史，甚至杜撰历史，且还有把“帝王作祖，名人作宗”古今著名郡望作为客家先民祖居地的现象出现。所以引用谱牒资料时要慎重，要用科学的态度，有鉴别，重考证地引用它，正确地利用谱牒资料来论证客家历史和文化。
第6届国际客家研讨会于2000年11月在福建省龙岩市召开
梁 德 新 《梅县侨声》杂志社编辑、记者市作家协会会员、市客家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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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道理。
是非常有道理..极其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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