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寒潇洒繁晖影 尘俗避回素士袍记刘叔新先生
冬寒潇洒繁晖影 尘俗避回素士袍——记刘叔新先生
周荐
广东中部有一座古城，名曰惠州。惠州在当代以经济告诉发展著称于世，在历史上是文人荟萃之地，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被贬此城，留下诸多遗迹。城内有一方水池，名曰西湖，湖中建有苏堤，湖畔有苏轼妾王朝云墓。树木婆娑，亭角翼然，集粤地人文自然景观于一处。80年代中叶有一北方学子在遍游了祖国多处西湖之后到了惠州西湖，曾脱口唱到“天下西湖知几许，山清水秀惠阳城”，表现了对惠州湖光山色的赞美之情。刘叔新先生就祖籍惠州。
公元1934年3月23日，刘叔新先生出生于广州。先生幼承家学，长而能诗。先生之父刘子陶老先生为清末秀才，五四运动后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曾任国立广东大学法学讲师，抗战时任第四战区长官部（张发奎将军部）少将参议，有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擅书法，笔力遒劲。先生之母林真缦女士出生于一个革命者的家庭，
在广东和苏门答腊度过艰辛的童年岁月。她自幼年起即广泛阅读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15岁便能填词赋诗。与先生之父婚后，勤于文学创作，接连以真缦女士的笔名在报上连载两部文言中篇小说，间或也写些白话散文投刊发表，文笔优美，内容感人。受此家庭环境熏陶，先生不仅自幼刻苦读书（先生从小学到高中屡获“敏而好学”、“聪颖勤学”、“聪敏过人而又蹈厉奋发”、“学行颇佳”等评语），而且早年即有诗名，并擅书画。先生在五兄弟中排行第三（此外尚有一长姊），兄弟中有多人是音乐家，如二兄刘超先生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从事小提琴演奏和音乐创作，后任广州歌舞团艺术指导、一级作曲，其所创的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管弦乐《华夏之魂》、电影音乐《新方士玉续集》等作品曾屡次获奖。先生之四弟刘彰先生，14岁即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小提琴手，1958年归国后调入总政歌舞团，1971年转业到广州歌舞团担任管弦乐队首席小提琴手，从事小提琴独奏并担任乐队指挥。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下，先生1952年辞亲北上天津求学，投考的首选学府是当时设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此事虽未遂愿，先生改治语言学也与他学音乐的初衷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而且 在四十余年的语言学学术生涯中，偶有闲暇即操琴弹奏，并曾多次膺选乐队和合唱队指挥，甚至还与人合著《民族乐队编配简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一书，不能忘情于他初恋情人般的音乐艺术。
先生1953年考取南开大学中文系，195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后，即任著名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的助教，协助邢先生开出一系列语言学课程。1959－1961年先生赴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进修，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教授和岑麒祥教授，打下了语言学的坚实功底。从北大返回南开后，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先生除应邀到日本爱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中日大辞典修订工作顾问、到韩国朝鲜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语言学会、德国洪堡特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和北欧中国研究协会年会作学术演讲外，始终在南开大学从事语言研究工作，梦萦学术，魂系南开。无论是在恐怖的“文革”时期，还是在经济大潮几乎冲击一切的商品社会，先生都不为所动，在南开默默耕耘，认真执著地从事他视之为生命的名山事业。先生1981年晋升为副教授，1986年晋升为教授，1995年天津市颁“七五”立功受奖证书。先生现还兼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人文学院和中文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语言学会会长（第1－3届）、中国语言学会理事、香港著名艺术家联合会理事等职。
在语言研究的领域中，先生于60年代初即崭露头角，所撰写的第一篇语言学学术论文，篇幅超过16000字的长文《论词汇体系问题——兼与黄景欣同志商榷》，发表在《中国语文》1963年第4期上。“文革”前，先生还写作了言语风格学论文《语言功能变体和文学体裁》，该文收入“文革”后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出版的《语言学论丛》第六辑中。在“文革”后期的艰难岁月中，先生顶住了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的巨大压力，不改初衷顽强地从事语言研究工作，于1975年与人合作出版了在当时难得一见的、颇有新见和创意的现代汉语词汇学著作《怎样使用词语》（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该书由于其所具的学术价值，于1979年被同一出版社再版，改题为《词语的知识和运用》。“文革”结束后，先生和其他一切被“左视眼”们视为“修教路线的代表”的先生一样，迅速勃发了学术青春，仅数年时间即占领了一块块学术阵地，并赢得了权威性的发言权。在权威期刊《中国语文》上，人们可以看到他接二连三发表的长篇论文，如《词语的形象色彩及其功能》（1980年第2期）、《汉语复合词内部形式的特点和类别》（1985年第3期）、《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兼论语法学和词汇学同构词法的关系》（1990年第4期），在国家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中，有他连续出版的专著，如《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二人合著；领衔）、《汉语描写词汇学》、《疑难字简明字典》（二人合编；领衔）。在其他语言学学刊和其他出版社所出版的语言学学术著作中，先生的著述不仅连出叠现，而且学问精湛、水平高深，“篇兼篇越秀”（马庆株教授对先生学术著述评价的诗句）；先生的著述不惟词汇学的领域，而且涵盖了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卷复卷弥真”（同上）。正因此故，以吕叔湘先生为首席顾问的《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首批五本中即有《刘叔新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表明了包括语言学泰斗在内的整个语言学界对先生学术造诣和成就的肯定。
厚积薄发，高屋建瓴，异彩纷呈，蹊径独辟，先生的语言学研究可以概括为上述16个字。先生在学术上的表现迥异于那些急功近利之辈。他深知学问不厚积而发，必时临捉襟见肘的窘境。他30岁以前从未有论文拿出去发表，尽管他在读本科阶段和毕业留校任助教的一段时间里也曾写过一些论文，而且那些论文有不少曾获得过师友们的夸赞。终于，在他而立之年以《中国语文》上的长篇专论一炮打响，轰动语坛。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从不将不成熟的作品把来示人，更不轻易拿出去发表，即便是在他学识深广而稿债沉重的今日，也莫不如此。先生的著述，长至百万余字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初版，1993年增订版），短到几千字的论文，他都字斟句酌，务臻最完美之境界。大凡读过先生论著的人，都无不为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湛的学术见地所折服，无不钦仰他论著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材料高屋建瓴般的理论搜求、驾驭和统率。富有理论指导意义这一点，不惟表现在他对语言理论问题研究的篇什上（如《语言和言语问题的重新认识》[刊于《语言学通讯》]）、《全方位的现代语言研究问题的重新认识》[刊于《南开学报》]），在他对具体语言问题的研究上也得到了充分表现（如《关于助词的性质和类别问题》[刊于《南开学报》]、《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标准问题》[刊于《语文建设》]）。先生以语言研究为己任，关心、洞悉、精研语言学各分支学科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没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先生的人，可能会认为他是著名的词汇学家。这并不奇怪，先生确是以他深邃的学术眼光、深湛的学术见地、深透的理论分析、深广的理论影响在词汇学界掣起一面大旌，不仅使南开在国内成为词汇学的中心，而且使中国的词汇学在世界语坛上争的了一席之地，国内外有志于词汇研究的莘莘学子丛聚在南开负笈从师，世界少不少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邀请他去进行合作研究或作学术演讲，就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先生虽以词汇研究作为他的主攻方向，但那并非是他的唯一的研究方向，甚至可以说词汇学并非他取得辉煌学术成就的唯一的方面。先生在现代汉语语法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出版了别具只眼的论文集《语法学探微》（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又在语义学领域作了富有创见的研究，出版了论文集《语义学和词汇学问题新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在词典学领域进行了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出版了论文集《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积极的探索，出版了填补空白性的专著《连山壮语述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甚至在中学语文教学方面，他也分出余力给予关注，主板出版了工具书《中学语文学习辞典》（大象出版社1998）。未曾结集出版而散见于各种学刊的重要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就更多，如关于语音学的《广州话的长短音的问题》（刊于《语言研究丛论》），关于言语风格学的《语言功能变体和文学体裁》（刊于《语言学丛论》），关于语言规范化的《从词汇规范化看方言词的吸收》（刊于《语文建设》），关于汉语方言的《惠州话系属考》（刊于《语言学论辑》），关于民族语言与汉语比较研究的《粤语壮语关系词的分类问题及类别例释》（刊于《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先生之所以在语言研究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除了他理论的深邃、思想的缜密、对语料精审的辨析能力和对语言高超的驾驭能力外，还得益于他深厚的旧学素养和较高的外语水平。旧学的根底体现在他写下的大量诗词歌赋（他的两部诗词选集《南北咏痕——诗词稿选抄》）和《韵缕——亚欧吟草》分别于1993年和199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以及某些涉及音韵学、训诂学的论文上；他的外语水平则不仅体现在他翻译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和英美语言学家的学术论文上，而且体现在他主编的《语言学译丛》第一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和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先生在语言研究中从不拣捷径走，而总喜辟蹊径，敢啃硬骨头，攀登有着无限风光的险峰。他不以此为苦反以为乐，他人生价值的实现、追求的满足，蕴含在他饱满的创造激情和为完成创造而扫清障碍所付出的艰辛劳作的喜悦中。60岁以前的他，在语言学的诸多领域中纵横驰骋，从不拾人牙慧或重复旧说；60岁开始，因为工作需要他担任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在继续不断开拓他所熟悉的学科领域的同时，又开始了对于他来说较为陌生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短短几年时间里，他两次奔赴粤北山区进行艰苦的田野调查工作，在充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不仅写出了多篇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学术论文（有的在国内民族语言学刊物和重要丛刊上发表，有的在国际汉藏语讨论会上宣读），甚至还在国家级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学术专著《连山壮语述要》。年至耳顺，人入老境，一般的学者大都守护着自己大半生开辟出来的一片天地，很少再冒险涉足自己知之不多的另一个全新的领域。如果先生不在60岁之后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去研究民族语，也丝毫无损于他因构筑汉语词汇理论大厦而具有的无可争辩的权威地位，也分毫不掩其因在语言学的其他领域所作的独到研究而焕发出来的夺目光彩。然而，刘叔新就是刘叔新，他决不功成身退，他敢为天下先。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创造精神和所创造出来的更加璀璨的科学研究成果，使他成为了一位更为全面的、当之无愧的著名语言学家。
先生生活俭朴，不慕虚华。一些人在经济大潮的冲击、诱惑下，下海的下海，出国的出国；先生安贫乐道，甘于寂寞，不改其乐。仅有的几次出国交流访问，都是来去匆匆，事毕便回。即使身在国外，他也决不利用闲暇时间去捞外快，而是埋首书斋，完成他的学术著述——他的《连上壮语述要》就是在日本半年工作之余脱稿的。先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同志团结友善，对学生和蔼可亲。在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中，先生总是秉持原则，一身正气，从不构陷害人；即使是在运动中受到极左思潮影响错批过自己而使自己受到影响的人，他也决不挟嫌抱复，而只是一笑置之。先生梅妻鹤子，洒脱一生，对学生视如己出，给学生以尽心的教诲和慈祥的父爱，从而赢得了学生们的衷心爱戴，也得到了常人难以享受到的天伦之乐。
六十四五岁，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正值创造的“妙龄”。先生已有十数部学术著作奉献给社会，可谓著作等身。这些著作中有多部荣获了全国优秀图书奖、全国高校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此外，他还主编或负责编纂了连续性语言学期刊《语言研究论丛》（第一辑至第三辑协助张清常先生作主编工作，第四辑至今刚出版的第八辑任主编）、《语言学论辑》（第一辑至第三辑）、《语言研究译丛》（第一辑至第二辑）。一所高校而能同时出版三种语言学期刊，为国内学界所仅见。先生在学校里担任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和汉语言文学学专业两个博士点的导师，指导着十数名在学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他肩负着建设学术梯队和培养青年教师的重任；作为资深教授，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进行本科生和硕士生的教学，所授课程曾获得南开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他还在国内外多个学术团体担任着或实际或荣誉的重要职务，为南开具有并保持中国语言研究重镇的地位，为中国语言学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发言权，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先生永远是那么谦和，那么勤奋，每天都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不断有臻于化境的论著问世。先生六秩华诞时，笔者曾为诗唱到：“韵子琴妻几十春，风流独绝冠平津。人生百味谁参透，敝帚千金我重纯。斗米难炊腰挺劲，童心不老笑存真。躬耕闹市缘心远，脱尽红尘第一人。”这可以说是先生人品学品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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