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家世流源再证[作者 罗香林]
国父家世流源再证罗香林
一
余昔著国父家世源流考，盖纯以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述家庙在东江公馆村，及国父故居所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十二世祖连昌公始居香山县一史实，为研究准则，先以之为普遍谘访依据，继乃分析东江公馆村地望，建立紫金忠坝公馆背为国父上代所尝居止之假设，然后乃为搜集有关资料，并于紫金为特殊调查，赖友好协助，果于忠坝孙屋排孙桂香家，发现忠坝孙氏族谱旧本。其谱所记一事，即十二世祖连昌公，旧居公馆背，遭时多艰，迁徙外地。其年代、名讳、世次及地望，与国父所述及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所记，皆相密合。由假设而获致证明，而以科学方法治史之效能以显。由是研究，更知连昌公父子，且尝于顺治康熙间，随明解元钟丁先起义抗清，相持数载，后以兵败，迁居增城，值清初沿海迁界复界，遂乃再迁香山县焉。且由新发现之忠坝孙氏族谱，更可上溯其先世，本居河南陈州，自唐末黄巢变乱，有孙誗公者，南下平乱，始迁江西宁都，以功受封为东平侯，子姓繁昌。至宋有讳承事公者，复迁居福建长汀河田。至明永乐间，有讳有松有义者，再迁广东长乐琴江都，即今紫金忠坝。由是，国父上世，史实尽明。而其在粤世次，则为入粤始祖孙友松公，妣骆孺人，二世祖为敬忠公，三世祖为永良公，妣吴孺人，四世祖怀文公，妣汤孺人，五世祖凤宗公，妣叶孺人，六世祖明享公，妣宋孺人，七世祖仕伯公，八世祖绍宗公，妣古孺人，九世祖乃和公，妣林孺人，十世祖宗荣公，妣叶孺人，十一世祖鼎标公，妣叶孺人，十二世祖连昌公，妣陈孺人，十三世祖迥千公，妣谭孺人，十四世祖殿朝公，妣林孺人，十五世祖恒辉公，妣程孺人，十六世祖敬贤公，妣黄孺人，十七世达成公，妣杨孺人，而国父则为第十八世。虽余书篇幅无多，然自始事研究，以至获致结论，亦经十易寒暑矣。且以国父上世源流，与国父家属及其子孙有关，乃复于民国三十一年春，特至行都，就正于国父哲嗣孙哲生先生（科），承谕“阐发详确”，乃为交书局印行。由是中外言国父家世史实者，始多以余书为依据。余寡陋无似，固未敢以此自喜，然得时贤赞许，亦未尝不因是而自励焉。
近者，乃承三数友人面告，谓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有广州专讯一节，据谓有谭彼岸者，曾于一九五一年发现香山县孙氏祖尝旧日契约四纸，及管理公尝旧日账簿一册。因其中有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国父之父孙达成公兄弟批垦所谓十一世祖孙瑞英公迳仔蓢山埔合约，及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孙梅景等卖田契，乃为撰作《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一文，谓可证明国父先世为自翠亨村相邻之迳仔蓢所迁至，其上世且早在明代既自东莞迁居香山县大字都，而非如余书所考国父上世为清康熙时始自紫金忠坝所展转迁至者，其十一世祖为孙瑞英公，亦非如余书所考国父十一世祖为孙鼎标公者云云。不齐其本，语近枝节，虽谭君撰文，或似别有用意，而可不予计议。然为祛除读者迷惑，亦不能不为辨白也。
二
夫世俗所谓国父上世，乃自中山县迳仔蓢所迁至者，以迳仔蓢一地，乃与翠亨村相接，而其地孙氏之始迁入居者为大字都孙氏之十一世孙瑞英公，与国父上世始居中山县之十二祖世连昌公，其世次适为可衔接也。不知此孙瑞英公乃乾隆时人，其迁居迳仔蓢，已建有祖祠，而国父一家，则在中山县本未建祠，其十一世祖，亦非乾隆时人也。《西南党务月刊》第十四期曾载所谓孙总理家谱序文谓：
“兹于乾隆甲午年（按为乾隆三十九年，即西元一七七四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蓢居住，建造祖祠。”
盖迳仔蓢与翠亨村虽区域相接，然迳仔蓢之孙氏祖祠，则非国父之祖祠也。此据林百克(Paul Linebarger)撰孙逸仙传记(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所载国父自述家庙尚在东江公馆村(Kung Kun Village)一史实，可为明证。其文云：
“记得有一天，著者问孙博士道：‘博士，人家说你是生在火奴鲁鲁的，这话确不确？’他笑着¾¾当他说到同志的时候，总是笑的，¾¾说道：‘这种传说，确是有的。我的几个过于热心的同志，以为我倘若说生在火奴鲁鲁，便可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而同满清反抗。我也确是在那里住过几年，所以他们便这样说。其实我和我的几代祖，的确是生在翠亨村里的。不过我家住在那里，只有数代，我们的家庙，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Kung Kun)村里。”
此为开智书局译本第一章翠亨译文。其原文则为：
“What about this report, Doctor, that you were born in Honolulu?” I asked Him.
He smiled. Sun always smiles the Smile of friendship when he speaks of his followers.
“It is true that the report was circulated. You see, some of my over-zealous followers thought that I could obtain protection from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against the Manchus by claiming to have been born in Honolulu, whhre, in fact, I did live for many years. So, of their own accord, they circulated this report; but ah, no! Choy Hung……Choy Hung……that is the hamlet of my birth, and the birthplace of my immediate forebears. I say immediate forebears, for we have lived only a few generations in Choy Hung. 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
林氏追随国父多年，又为美籍，记事当属客观可信。此所述国父所言其家庙所在之Villlage of……Kung Kun，虽开智书局译本误翻为龚公村，然实际则除公馆村外，似未见更有能为密合之名称。前此邓慕韩先生虽尝指Kung Kun为即“东莞”之对音，然“东莞”之东，当音如Tung决不如Kung。且“东莞”为县，与Village不合。抑国父既明谓Kung Kun乃在东江，则除紫金忠坝之公馆村外，更无与此能相密合之地名。国父生长地之翠亨，在清属香山县，即今日中山县。香山县内原有孙氏宗祠，而迳仔蓢亦有孙氏祖祠，东江公馆村之孙氏家庙，当远不若香山县各孙祠乃至迳仔蓢祖祠之声名显著。脱非国父家庙为确在东江公馆村，国父殊无舍弃香山县显名，而反称东江公馆村之必要。夫亦正唯国父不举显著易明之香山县各孙祠与地区相接之迳仔蓢祖祠，而反举声名不显之东江公馆村家庙，则更可确知国父所述为绝可信赖，而当为首予尊重。若此最可信赖、最当尊重之史实，而亦不为依据，则尚有何种史实可为研考国父家世源流之据点乎？如此前提决定，则可明证今日中山县内，当无国父所直接见属之宗祠。迳仔蓢之孙氏祖祠，当与国父一家无涉。始建迳仔蓢孙氏祖祠之孙瑞英公，当与国父一家无直接之传统关系。此其一。
抑国父上世之迁入香山县地，乃为先居涌口门村，由涌口门村即再迁翠亨村，而非由涌口门村先迁迳仔蓢，后再迁翠亨村者。故始迁迳仔蓢之孙瑞英公与始迁涌口门村之孙连昌公，其年代乃不相连。据国父家藏孙氏列祖生殁纪念簿首载连昌公及其子迥千公生卒年月，谓：
“十二世祖考连昌，生于己酉年正月十三日，卒戊申年二月初二日，寿五十二岁。妣陈氏，生丙辰年九月十八日，卒戊申年十一月初二日。
十三世祖迥千，生康熙辛巳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壬申年二月二十一日。妣谭氏，生康熙甲申年二月十九日，卒乾隆癸未年八月二十七日。”
按孙迥千公，生康熙辛巳年，即康熙四十年（西元一七○一年），卒壬申年，即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年），享年五十二岁，则其父连昌公卒年戊申，当在康熙四十年以后，以历表考之，必为雍正六年戊申（一七二八年），其生年己酉，必在康熙四十年以前，以历表考之，必为康熙八年已酉（一六六九年），享寿六十岁。纪念簿谓其“寿五十二岁”，当是误以其子迥千之寿数为寿数。孙连昌公为康熙时人，盖至明者。而始于迳仔蓢建立祖祠之孙瑞英公，则于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始为迁居其地。其时孙连昌公，且去世已四十六年矣。孙连昌公之年代早于孙瑞英公，谓其为即由孙瑞英公所传，有是理乎？且如谓孙瑞英公为即连昌公之父，则国父家藏列祖生殁纪念簿，胡为不特载其名讳于簿首乎？孙瑞英公之为十一世祖，乃香山县别支孙氏之十一世祖，非国父一支之十一世祖也。此其二。
谭君所据香山县孙氏祖尝旧日契约与管理祖尝之账簿，皆为本属香山县孙氏祠堂之文件。此类文件，虽可能牵涉国父上世自连昌公以下至达成公等批垦批耕或买受祠堂所属山埔农田等史实，如所谓同治二年国父之父达成公兄弟批垦孙瑞英公迳仔蓢山埔一文件，即其例也。然此仅可证明国父上世与较先迁入香山县之别支孙氏，有经济上之关系已耳，非能证明其上世祖先有传代之关系也。盖依中国昔年农村佃耕或批垦惯例，倘某一祠堂所直属之子孙如无人为批耕批垦其祠堂土地，则非同姓中人，亦可批耕批垦。至同姓而支派不同之农人，得为批耕批垦，则更无论矣。香山县各孙祠烝尝，虽皆与孙连昌公以至孙达成公等无隶属关系，然达成公以居住翠亨村，其批垦邻村迳仔蓢孙瑞英公祖祠尝内各山埔，自可依乡俗进行，不能因此遂认其为即孙瑞英公子孙也。昔年粤中多有数姓而垦耕某一姓氏之祠堂田者，岂此数姓亦得谓为皆某一姓氏某一祠堂之子孙耶？此其三。
三
宗上三节所论，可知国父上世，其迁居香山县，仅数代耳。国父之十一世祖，决非为原居香山县而再迁迳仔蓢、且建有祖祠之孙瑞英公，可为相混。国父之十一世祖既非为孙瑞英公，则其上世自非如孙瑞英公之先代原自东莞而于明朝已迁居于香山县者，可为相混。国父之家世源流，自仍以余书所已考定而经孙哲生先生认为“阐发详确”者，为真实可据。谭君《新证》，恐仅志在说明某一部分之经济状况而止，而非有裨于国父家世史实之探讨也。
若夫谭君所谓翠亨村之《孙氏族谱》，昔年亦称《孙总理家谱》，则其内容资料，早经发表于西南党务月刊，余往年亦尝取以比勘，第觉其矛盾抵牾，显为自迳仔蓢与左埗头诸孙氏族谱所抄合而成，故中缺数世，年代不接，而非为国父一家之直接世系。故即邓慕韩先生亦不能不谓该谱所载“七八世祖共有数人，未有叙明何人由何人所出，一时未能查考。”夫既未能载明“何人由何人所出”，又何能藉以考证国父上世之真实史迹耶？国父昔年对林百克氏讲述其上世迁移源流，所以仅谓其家庙在东江公馆村，而不以该谱所载为依据者，盖有深识存焉。余书第二、三章，亦经略予论列，此不复赘矣。
此文原为一九年九月亚洲史学家第三届会议宣读而作，今以归类，附录于此。
据罗香林著：《客家史料汇篇》，香港中国学社，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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