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与客家爱国传统，作者：王大良
抗日救亡运动与客家爱国传统作者：王大良 来源：http://www.red-soil.com/redShow.asp?ArticleID=3557
客家是汉民族中的一个特殊民系，一向把爱国爱家当作行为准则，其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和在二战时期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表现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日本占台期间，以刘永福、丘逢甲为代表的在台客家人以“抗倭守土”为己任，积极领导或参加当地的抗日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颂歌。同时，在大陆或其他地区，又有许多客家志士为抗日或反对割台而奔走呼号。至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生活在大陆还是海外各地的客家人，更把拯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当作奋斗目标，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在客家人居住最为集中的南方各省，出现了广东东江纵队、福建人民军等抗日武装，直接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实践爱国爱家的精神；在其他各地，更有罗卓英、谢晋元、叶挺等客家名将驰骋疆场，战斗在保家卫国第一线；郭沫若等人则利用文化宣传抗日，在特殊领域里从事着对日寇没有硝烟的战争。与此同时，海外客家人以胡文虎及其所领导的客属侨团为代表，不断为祖国抗战贡献物力、财力、人力，并以舆论相声援，同样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上述客家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出生入死，无不光大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谱写了新的篇章，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称颂。
一、客家抗日爱国传统及其实践
客家人的抗日爱国传统，根据著名客家学者罗香林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的日朝战争时期。万历二十年（1593年），日本将领丰臣秀吉扬言“朝鲜征服则明室可定”，悍然发动针对中国的侵朝战争。明朝廷为了自保，派兵加以援救，其中一支便是由客家将领陈璘所率领的广东士兵，士兵中也有不少客家人。史称陈璘奉命率水师入朝，“慷慨击楫，所领楼船咸以‘忠心报国’旗其上”。入朝后在朝鲜军队配合下，指挥水师大败日军，“斩溺三万余名”，取得了“论功璘为首”的突出战绩。这次由陈璘率领的客家官兵尽管远在本土之外作战，但毕竟是“客家和日本竞争生存的序幕”，加以“日本军人素来抱侵寇中国的野心，非遇素以‘忠心报国’的客家给他一种相当阻遏、相当创痛，其毒焰也许比今日还要高些”，因此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
客家人在本国与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发生在清朝末年的甲午战争以后。当时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台湾，群情震栗。以台湾军务帮办刘永福、名士丘逢甲为首的在台客家人共推台湾巡抚唐景崧抗日，立志与台湾共存亡。其后，在与侵台日军的作战中，刘永福率部坚守安平、台中、嘉义等地，阻止日军前进达数月之久；丘逢甲也积极组织义军，协助刘永福所率官军作战，长期将日军阻截于台中一带。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至十月间，刘永福、丘逢甲领导台湾军民浴血奋战，消灭日军近5000人，击毙日军首领北白川宫能久等多人，给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在其影响下，即使在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反日起义仍此起彼伏。其中如光绪二十一年东港林大北起义，民国元年（1912年）罗福星起义等，都由客家人领导或作为其主要组成人员；其他起义也多有客家人参加。
日本占领台湾以后，灭亡中国之心不死，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其结果也同样引起了包括广大客家人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最为高涨的1931～1945年间，亦即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至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举凡在国内发生的抗日重大事件，许多都有客家人参与或领导。其中如在1932年1月28日于上海开始的中国第19路军的抗日战斗中，不仅其主要参与者大多是来自广东的客家人，其主要将领也多由客家人担任。如这支军队的实际控制者陈铭枢便是客家人，其第78师156旅旅长翁照垣也是客家人，另外率华侨抗日大刀队支援抗战的大刀队长周辉甫也是客家人。在战斗打响后，由翁照垣率领的156旅最为勇敢，数次担任坚守要塞的任务，一度占领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取得了保卫上海闸北的首场胜利。后来，156旅又在吴淞一带与日军发生战斗，击退了由此登陆的日军，以及在庙行、江湾一带参加围歼日军的战斗，与其他部队一起创造了歼敌800余人的战绩，被认为“守吴淞之功极伟”。周辉甫组织了一支由归国华侨青年组成的“华侨抗日大刀队”助战，转战于闸北、浏河等地，取得了歼敌数百人、击沉敌船7艘的战果。对于这次战役，罗香林有较为中肯的评价，说：“他们在上海，以孤薄的军力，又旧式又短缺的兵器，竟能与野心勃勃、器械精备、接济丰盈的日本军队血肉相搏至一月之久，这不能不令人发生无限的敬佩，无限的同情；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他们和客家人民族意识的关系。因为他们抗日的精神和客家人在台独立革命的精神，或陈璘远援朝鲜的热诚，很像是有关联而一贯的呢。”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再次进攻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客家人的抗日斗争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时，参加抗战的第15集团军以及66军159师、72年88师、陆军第1军第1师等都有较多的客家将领或士兵，在作战中也都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其中第15集团军司令兼18军军长罗卓英即客家人。他指挥所部在宝山、罗店、浏河一带抗敌，发挥了卓越的指挥才能。所部旅长蔡炳炎、团长李继藩、营长雷汉池等都在他指挥下冲锋陷阵，不怕牺牲，成为前方抗敌楷模。66军159师由原广东教导团组成，曾与日军血战十余日。其上校参谋处长陈节是一位在这次会战中涌现出的客家杰出人物。第88师262旅524团团副由客家人谢晋元担任，在此期间指挥该团坚守闸北四行仓库，立誓“以牺牲的决心……奋斗到底。在未完全达成任务前，决不轻率殆忽……待任务完成，做壮烈牺牲”，以报效祖国。他们在四行仓库苦战4昼夜，先后击退日军6次进攻，杀伤200余名，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他所指挥的部队被称为“八百孤军”，事迹被拍成电影《八百壮士》，电影插曲《八百壮士之歌》传唱海内外，成为鼓舞全体炎黄子孙抗日救亡的动力。陆军第1军1师师长李铁军也是客家人，他率所部在吴淞、宝山、月埔一带抗敌，苦战两个多朋，予日寇以重创。不少客家将士为抗日献出了生命。其中如时任88师264旅少将旅长的黄梅兴，率部与日军激战于江湾、宝山一带，每战必冲锋在前，认为“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激励士气，打败日寇”。后在八字桥一带指挥抗战时不幸被流弹击中，以身殉国，时年41岁，是“八·一三”抗战时为国捐躯的第一位将军。另一位客家将领姚子青任18军98师292旅583团3营中校营长，在9月3日至7日的宝山抗战中率全营官兵死守宝山县城，在子弹打光时与日军肉搏，最后与全营600余名官兵一起全部壮烈殉国，当时年仅29岁。国民政府通电全国，称“宝山之战，姚子青全营与孤城并命，气壮山河，志士之威，死事之烈，尤民以动天地而泣鬼神”。《中央日报》发表《吊宝山城中六百义士》一文，称他为“民族人格之表现”。民间也遍唱《姚子青大鼓词》、《姚将军歌》等赞颂他及所率官兵的英雄事迹。
抗日战争时期，客家健儿不仅远赴上海等抗日前线作战，而且还在日军扩大对中国侵略时在居住地一带抗击日寇。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间，日军飞机多次飞抵客家居住地广东梅县上空，进行军事侦察和野蛮轰炸。驻军和民团奋起抵抗，先后有3架敌机被击落，飞行员6人被击毙，人称在“我全不设防的山城，……竟有如此惊人的成绩”。1938年10月，日军发动广州战役，入侵华南地区。日军从沿海登陆，首先进入大亚湾，连陷淡水、惠州、惠阳、博罗、增城等客家人居住地区，都遇到不同程度的抵抗，在增城还被消灭400余人，被认为是其侵略华南时的首次重大损失。其后，至1939年11月，日军大举进攻广西，受到广西客家人的抗击。又如在1939年7月至1940年12月间，日本侵略者多次派飞机轰炸蕉岭、兴宁、五华等客家居住区，炸死炸伤多人，造成客家居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同时也激起更多的反抗，抗日义军也随之建立起来，其中如转战于广东和港澳一带的东江纵队，便是主要由客家人组成和领导的。这支义军在组建之初称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至1943年底改称东江纵队，拥用近万人的兵力，其领导人即著名客家将军曾生。在其成立之初至日本投降以前，这支义军在广东和港澳沦陷区积极抗击日伪军，大小战斗2000余次，歼敌近万人，是华南抗日斗争中一支重要队伍。除此之外，如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第4战区游击纵队直辖第2大队等华南抗日武装，以及由闽粤赣等省抗日武装合并改编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等，也都有较多的客家人参与其中。
客家人的抗日斗争是一场由来已久的群众运动，其规模之大和参加人数之多、所做贡献之巨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是其传统爱国精神的一次大释放、大检阅。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参与反抗侵略的民族自救运动，勇敢地投身到抗日斗争行列，所表现出的高度爱国激情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尤为令人称颂。
二、抗日运动中的客家华侨
在日本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身在海外的客家华侨从日军侵华一开始便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1928年，日本以护侨为名派兵占领济南，杀害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及许多民众。消息传到海外，生活在南洋各国的客属华侨便与其他华侨一起开展声讨日本侵略者的运动，还积极组织起来，捐款救济难民和发起抵制日货活动。在新加坡的客属华侨还参加“山东惨祸筹赈会”，为难民进行募捐，两三月间即得国币120余万，直接汇交国民政府财政部。至“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各地客属华侨踊跃参加“抗日救国后援会”或“援助东北抗敌委员会”等华侨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二八”上海抗战时，大批客属华侨与其他华侨一样积极筹募款项，努力在经济上支援抗日。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在19路军所得抗日款项1068万元中，就有3/4为华侨捐款，其中的一大部分来自客属侨胞。客属侨领胡文虎前后3次汇款给19路军。19路军军长蔡廷锴说：“热心救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
1937年7月7日以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在海外各地的客属华侨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些旨在团结海外客属侨胞为抗战服务的客属团体也相继建立，而在此之前建立的客属华侨组织也更好地发挥了其组织作用。其中如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马六甲客属公会、爪哇三宝垄客属公会、苏门答腊巨港客属公会、旅美纽约崇正会以及香港崇正总会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挥了较大作用的客属团体。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是在新加坡客属总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会长胡文虎的领导下，明确提出以抗日救亡为宗旨，即“以团结的精神，一致的动作，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表现吾属人士救亡进行的热烈”。在这一宗旨指导下，该会积极开展抗日筹款活动，在短期内筹得国币30余万元，成为筹款最多的南洋华侨团体。同时，胡文虎本人还一如既往地在财力上支援抗日，仅在“七·七”事变至1939年4月间，所献义捐及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抗日公债即达300余万元。1941年回国慰劳义军时又慨捐国币200万元。海外媒体称他为华侨中个人捐款最多的人。至于在不同时期所捐献的物资、药品等更是不计其数。另一个客属团体旅美纽约崇正会，正在“七·七”事变后由“人和会馆”改组而成的。在成立宣言中开宗明义指出其“代表全体客家人名义的地位，筹款抗日救国，赈济祖国灾黎”。后来，该会又成立了筹募军需委员会，组织抗日救国示威大游行，以及通过举行游戏、游艺等方式进行筹款，所得款项也悉数汇往国内。又如香港崇正总会，在1938年广州沦陷后大批难民南下时，也成立了救济难民委员会，向当地及海外募捐救济钱物，并组织战地服务团和救护队等回东江工作，进行战地救护或开办医院，直接服务于抗日；同时还认购救国公债百余万元，为祖国抗战做出了贡献。
除组织抗日团体和在财力、物力上支援抗战外，海外客家人还为祖国的抗日提供了较多的人力支援。他们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放弃较为优越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回国请缨杀敌，前述由周辉甫率领的华侨抗日大刀队便是其中之一。除此而外，还有活跃在抗日前线和敌后的华侨服务团，以及运送伤兵的华侨救护队，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物资的华桥机工，驾着战鹰在祖国领空与日军作战的飞行员等。如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回乡服务团”、“星洲华侨战时服务团”、印尼的“华侨救护队”、马来亚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西北华侨服务团”等，许多都是由客家人参与或选派的。如“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由南洋惠侨救乡会组织，成立于1939年1月。成立之初，由于要求参加的人数太多，不得不扩编为若干分队，结果很快有吉隆坡、两才、文森、加影、士毛月等几个分队建立起来，于当年夏天携巨款和药品、衣物等经香港进入东江地区。其中吉隆坡队有73人，主要说广州话和客家话，可知客家人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到前线后，这支服务队的大部分人被编入抗日部队直接参战，一部从事救亡宣传工作，转战于东江流域各地。在滇缅公路上从事运输和汽车修理的南洋机工，人数多达3000余名，其中不少是客属侨胞，他们担负着战略物资的运输任务，每天运输军用物资300多吨，并且经常要冒着敌机轰炸、严重疟疾等危险，但他仍然义无反顾，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另外，由客家华侨参加的回国抗战飞行员和技师也有多人，在国民政府空中占有较大比重，比如驾驶驱逐机的飞行员几占同类飞行员的3/4。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加拿大等国，其中来自菲律宾的有62人，美国超过100人。1940年国内招考空军。仅越南华侨就有145人报名。另外在美国，还有华侨创办的衣馆飞行学校、旅美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波兰特航空学校等专门学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和技师，先后有多批回国参战，以“战绩卓绝，尤其蜚声于空军界”，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据《星洲日报》统计，马来亚华侨仅1939年就有3192人回国参战。另据广州侨务委员会1946年统计，粤籍华侨在抗战期间回国效力者也有4万余人。其中加入东江游击队者在1000人以上。（未完待续） 千百年来，每在面临民族危亡之际，广大客家人从未落在后边，，，
在抗日战争中，广东客家地区的东江纵队是广东抗日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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