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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围屋民居与围屋历史南方文物1998 02
4赣南客家围屋寻根1998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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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客家围屋鹤湖新居的建筑特色南方文物1999 04
7深港地区的围屋及其保护与利用南方建筑1999 01
8走出“围屋”──《走进多彩的生活》观后印象声屏世界1999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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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客家围龙屋建构的文化解读——以梅县丙村镇温家大围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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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赣南客家围屋之发生、发展与消失南方文物2001 04
13走进赣南围屋前进论坛2002 08
14《围屋里的女人》的男人——谈《围屋里的女人》里老龙子一角创作体会文化时空2002 08
15龙南客家民居围屋小城镇建设2002 06
16汉代“坞堡”化石 茶香火暖人家——龙南关西客家围屋探访今日中国(中文版)2003 07
17客家围屋——新围建筑文化研究华中建筑200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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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客家人的谋生世界——《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读后感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 05
20对文化生态学理论要加以批判的应用——我看《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 05
21围屋内外——评何国强《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 05
22坎坷学者的写照 独树一帜的力著——评《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04 05
23如怨 如泣 如诉——评电视连续剧《围屋里的女人》主题及人物声屏世界2004 06
24心理逻辑的力量——小剧场话剧《走出围屋》片谈福建艺术2004 03
25走出围屋福建艺术2004 03
26赣南客家民居“盘石围”实测调研——兼谈赣南其它圆弧型“围屋”民居华中建筑2004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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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了解土楼吗?---土楼论文集[转]
客家土楼的历史文化背景 作者：方拥
闽西土楼与客家风采 作者：许在全
永定土楼面面观 作者：胡大新
永定土楼的建筑艺术 作者：熊寒江
土楼文化功能简说 作者：吴福文
文化内涵丰富的永定土楼 作者：林基亮
永定土楼的兴建高潮和传播 作者：涂祥生
600多年的历史的日应楼 作者：黄佛宝
承启楼记 作者：江文野
建在河滩上的业兴楼 作者：卢友杰黄金隆
五凤楼的代表裕隆楼 作者：王培宁王焕汀王锦文
永定土楼民俗文化活动种种 作者：林萍陈炎荣
从遗经楼的内部管理看永定土楼文化作者：陈炎荣
土楼与宗族 作者：熊寒江
土楼与华侨 作者：胡永红
土楼建筑与“风水”原理 作者：赖玉民
http://www.yongding.gov.cn/yongding/earthbuild/EBculture_r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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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你想了解土楼吗?---土楼论文集[转]
歷史文化背景閩西土樓與客家風采
RE:你想了解土楼吗?---土楼论文集[转]
在我这边的图书馆里有关于土楼的论文也有好多，但都是在一些相关的书籍里面的文章。有的文章还提到土楼并非为客家人所有，闽南人也住土楼。
广州购书中心有福建学者出的《客家土楼文化之旅》（好象是2002年出版的，作者好象乎是谢重光教授）
[ 本帖由 hcb8188 于 2003-5-27 12:47 最后编辑 ]
土楼历史文化背景 (转）
https://www.hakkaonlin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018&extra=page%3D1土楼历史文化背景 作者：方拥
“任何人群要图生存，便有种种的需要，而因此所需要的事物，又视其时间空间的变化，不能老是一样”。
--------罗香林致罗干青书
前言
20世纪中期以后，现代建筑渐渐成熟定型，标新立异的艺术本性再次抬头，国际式风格的单调枯燥使人厌倦，返朴归真成为建筑界的一大潮流。随着物质生活的基本满足，人们重新注重于情感生活。在这种风敢笼罩下，各地带有浓郁乡土芬芳的传统民居受到愈来愈大的关心。在欧美，大家频频回首“无建筑师的”建筑时代；在中国，趣味中心转向苏皖渐的青瓦粉墙、云贵的轻捷干栏、华北的四合院以及广大丘陵和高原地区的各类生土建筑。与此同时，随着国际性能源危机的出现，地区性传统建筑，特别是一土建筑良好的节能效果得到普遍赞赏。正是在这种情形中，客家土楼受到国内外建筑师和史学工作者日益热烈的注意。人们发现，除了功能完善以外，更有那与天地山水融为一体，朴实无华、而壮丽非凡的形象。
一、客家土楼的类型与特性
生土，是人类文明初期干燥地区普遍采用的天然建筑材料。在黄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这4大古文明摇篮里，石器人建造过各种各样的生土建筑。毫无疑问，在石器及其以后的铜器时代，生土极好地满足了经济，适用这两个基本的建筑要求。随着铁工具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生土因其在耐久和美观的两方面的弱点而渐渐被木、石材料所取代。这种趋势在那些交通便利、经济繁荣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但在不少封闭落后、生产滞缓地区，情形有所不同，那里的居民无法受惠于文明世界的成果，不能抛弃传统的建筑材料和技术。据估计，直至今天，全球总人口中的大约四分之三仍将生土作为重要的建筑材料，他们主要分布在亚、非和南美等发展中国家。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客家土楼同今日留存的那些原始建筑大不相同，它们绝非全面落后的反映。在土楼发生发展时期的客家人居住地区，生产手段原始落后，但意识形态水准不低于同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区。
客家土楼建筑，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纵贯古今的结晶，是落后生产力和高度文明两者奇特的混合。这里也要明了，虽然土楼一词可以指以生土墙作为承重系统的任何2层以上的房屋，但我们着重研究的对象不是那些广泛分布在黄土丘陵地区的一般性小型简易的生土楼房，而是集中在闽、粤、赣3省交界地区那种系统成熟的大型多层生土建筑物。它们在技术和功能上臻于完善，在造型上具有高度审美价值，在文化内涵上蕴藏有深刻内容。
概括分类，客家土楼主要有3种典型，就是五凤楼、方楼、圆寨。从整体看，以三堂屋为中心的五凤楼含有明确的主次卑意识，可以肯定，它是汉族文化发源地的黄河中游域古老院落式布局的延续发展，在其群体组合中，只有轴线末端的上堂屋（主厅）采用了坚厚的夯土承重墙。方楼的布局同五凤楼相近，但其坚厚土墙从上堂屋扩大到整体外围，十分明显的是，防御性大大加强。圆寨，仅就名称而言，已表现出2大特性，一方面，在圆形建筑物中，三堂屋已经隐藏，尊卑主次严重削弱；另一方面，寨就是堡垒，它的防御功能上升到首位，俨然成为极有效的准军事工程。分析起来，客家土楼建筑具有下列5种优越性：
1、充分的经济性
客家土楼的主要建筑材料是黄土和杉土。在客家人聚居的闽、粤、赣3省交界地区，这2种材料取之不尽。特别是黄土，它取自山坡，因而不存在破坏耕地问题。旧楼若须拆除重建则墙土可以重复使用，或用于农作物肥料，不会产生象现代转石或混凝土房屋那大量的建筑垃极。一般来说，由于屋架通风较畅，木构件受白蚁侵袭或潮湿润糟朽的情形并不严重，旧料可以2次使用，土楼的施工技术较易掌握，呵以完全人力操作，无须物殊设备。通常建楼时间安排在干燥少雨的冬季，此时正当农闲，族人可以大量参与工程，大大降低建军筑费用。
2、良好的坚固性
客家土楼，特别是圆寨的坚固性最好。圆筒状结构能极均匀地传递各类荷载，同时外墙底部最厚，往上渐薄并略微内倾，形成极佳的预应力向心状态，在一般的地震作用或地基不均匀下陷还必须况下，土楼整体不会发生破坏性变形。而由于土墙内部埋有竹片木条等水平拉结性筋骨，即便因暂时受力过大而产生裂缝，整体结构并无危险。在各地实例调查中，笔者从未听说圆寨坍塌事故的发生，很多传闻倒是某座土楼地震裂缝后，过些时日又自动弥合。土楼最大的危险之一是水袭，但绝大多数做法是用大块卵石筑基，其高度设计在最大洪水线以上。土墙在石基以上夯筑，墙顶则设出挑达3米左右的大屋檐，以确保雨水甩出墙外。
3、奇妙的物理性
客家土楼的墙体厚达1.5米左右，从而热天可以防止酷暑进入，冷天可以隔绝洌风侵袭，楼内形成一个夏凉冬暖的小气候。十分奇妙的是，厚实土墙具有其他任何墙体无法相匹的含蓄作用。在闽、粤、赣3省交界地区，年降雨量多达1800毫米，并且往往骤晴骤雨，室外干湿度变化太大。在这咱气候条件下，厚土保持着适宜人体的湿度，环境太干时，它能够自然释放水份；环境太湿时，吸收水份，这种调节作用显然十分益于居民健康。
今天的建筑师们经常谈到室内噪音的控制。的确，由于强烈的内向性，客家土楼，特别是圆寨容易产生噪音聚焦效应，对于大多数厌恶喧闹的现代人来说，这是一大弊端，但我们应当理解，在昔日荒山寂野的客家人生存环境中，建筑内部的迥响正是令人心慰的生命气息。
4、突出的防御性
客家土楼的厚墙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中国传统住宅内向性的极端表现。以常见的4层土楼为例，底层和二层均不辟外窗，三层开一条窄缝，四层大窗，有时四层加设挑台。土墙的薄弱点是入口，加强措施是在硬木厚门上包贴铁皮，门后用横杠抵固，门上置防火水柜。这些全部出于防御要求。闽、粤、赣3省交界地区早先是一片莽荒，迟至20年代初，仍存留有多处原始森林，虫蛇出没，野兽甚多。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这里不但是“天高皇帝远”，朝迁鞭长莫及，就连福州、广州、南昌这3省都城，也因相处极端、隘坚路险而奈何不得。客家人除了常常遭遇民风强悍的土著袭击外，先后迁移姓氏不同的家族之间也不断发生殊死的械斗。
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家客家人极其重视防御，他们将住宅建造成一座易难攻的设防城市，聚族而居。土楼内水井、粮仓、畜圈等生活初级火器时代，土楼使客家人获得了足够的安全保障。在客家人中间，流传着很多在敌人久攻不下，“大楼安然无羔”的故事。
5、独特的艺术性
客家土楼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整体造型上。在这方面，3种典型均有其特点。
五凤楼一般选址于山脚向阳处，其立面中轴线上，下堂、中堂、上堂高度递增，作为主体的上堂居于支配地位。轴线两翼横屋与之呼应地渐次升高，其重叠的三角形山面对峙左右，形成极工整的秩序构图。虽不着力于细部刻绘，但那错落有致的九脊歇山，饱含雄浑古拙的韵味。
方楼的造型特征与五凤楼近似，唯其下堂和横屋的外墙另厚升高，形成更为壮观的整体。
圆寨是3种典型中造型艺术最富魅力的一种，崇山峻岭之间，它以浑然一体的纯粹形态出现，正如茫茫大漠中的埃及金字塔那样，极具纪念性。圆的外形与天穹呼应，本色的黄土墙与大地密接。随时光流近，土墙出现无数不规则裂缝，更显得苍劲有力。圆寨是那样地苦心经营，却宛自天然，震撼人心，在当今方兴未艾的土楼旅游热中，圆寨具有最强的吸引力。
列举土楼5大优点以后，我们以能不注意到，作为居住建筑，特别是从现代生活水准来看，它有通风、采光、隔音，尤其是卫生方面的缺点。但是，本文所讨论的土楼主要是动乱历史时代的产物，倘若今天作为特色建筑重新设计，我们完全可以避免这些缺点。但就本文而言，已属题外话。
二、客家土楼的分布区域
客家土楼分布的主要区域是分处博平岭南脉西东两侧的闽西南和粤东北几个县市，特别是客家话和闽南话这两大方言交界地区。如龙岩、湖雷、古竹、岐岭、大溪、湖坑、下洋几个乡镇，南靖西北部的奎洋、梅林、书洋3乡，平和西部的芦溪、霞寨、合溪、秀峰、九峰几个乡镇，诏安西北部的秀篆、官陂2乡，以及大埔东南部的双溪、枫朗、桃园、丰顺西部的官西，饶平北部的上善、三饶等几个乡镇。历史上自宋代以来，这里是汀、漳、梅、潮4州分界线，迄今除极小析分以外，基本无变化。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汀、梅2州境内居民悉为客家人，而漳、潮2州边境有客家人渗透现象。
3种典型土楼中，五凤楼主要分布在永定高陂、坎市、湖雷3乡，这里平川面积较大，耕地多且交通便利，自古就是客家地区中盛产粮、烟、煤的聚宝盆，与一般“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贫瘠景象大不相同，应该看到，正是这里的发达经济提供了使五凤楼得以建造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同时因为距离边境冲突地区较远，生存环境相对安宁。故住宅强调尊卑秩序而无须专注于防御，五凤楼总数甚少。
方楼主要分布在龙岩、永定、南靖交界地区。博平岭纵贯其间，宋代至今，为汀、漳2川的区划所在。方楼在3类土楼中数量最多。据目前对3至5层方楼的初步统计：龙岩适中镇共有242座（另有遗址可查的，1864年太平天国战时被毁38座，1924年军阀混战时被毁24座）。永定高陂镇649座（其中２座６层），坎市镇1016座（其中1座6层），抚市镇统计暂缺，湖雷镇609座，古竹乡统计暂缺，岐岭乡376座，大溪乡155座，湖坑镇201座（其中6座6层），下洋镇统计暂缺。南靖奎洋乡34座，梅林乡62座，书洋乡230座。无庸赘言，永定方楼总数占支配份量，撇开分布零散的几个乡镇不计，已有统计数字的6个乡镇共3006座。以平均500座计，则统计暂缺的3个乡共1500座，则永定一县3层以上的方楼总数超过4500座，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另须指出，上述全部方楼的楼主或建造者几乎都是客家人。龙岩适中镇居民属性不明，其通行土话亦非客家话非闽南话，但“适中大楼建筑师来自永定金丰，如肖姓，操木工而在适中定居”。南靖县11乡镇中，8个乡镇全为闽南人，只有奎洋、梅林、书洋3乡客家人闽南人混居，而且方楼集中客家人村落中。永定则为纯客家人居住县。
方楼分布地是平川向山脊过渡区域，这里耕地较少，经济较差，交通不甚便利，历史上匪患械斗多发。因而方楼同五凤楼比，显然秩序感减弱而防御性增强。
圆寨主要分布在永定、南靖，平和3县交界地区，这里山高水冷、耕地几乎悉为梯田，历史上社会极不安宁，而客家人的永定县与闽南人的南靖、平和2县之间交通隔绝，直至1980年代才开通永定、南靖交界是处隘口，修筑简易公路，但迄今交通状况并未根本改善。在3类土楼中，圆寨的三堂屋最为隐蔽，防御性最强，这引起因素显然发生了重要作用。
据目前对现存3、4圆寨的统计，永定主要集中在古竹、岐岭、大溪、湖坑、下洋5个乡。其中岐岭乡28座，大溪乡31座，湖坑乡64座。古竹、下洋统计暂缺。但据笔者实地踏勘看来，前者较湖坑稍多，后者较湖坑略少，若以平均等于64座计，则全县总数不下于360座。南靖奎洋乡14座，梅林乡39座，书洋乡101座，般场乡23座，加上其他乡镇数量，全县总数约在210座以上。这里也须注意，在圆寨最多的4个乡中，客家村落最为集中。平和圆寨数量暂不明确，但据新编《平和县志·文物名胜卷》统计，全县现存2至4层的方楼圆寨共约280座，尤以圆寨为多，集中在芦溪、长乐、九峰几个毗邻永定的乡镇。长乐乡为纯客家人居住，芦溪、九峰则客家人闽南人混居。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圆寨的文化属性问题。在福建，目前有客家圆寨和漳洲圆寨2种观点。据漳州市文化局文物科长曾五岳调查，现在漳州境内圆寨共约700座。但按笔者统计，南靖圆寨总数210座中大约150座建在客家村落。平和情况相差不大，亦可以150座建在客家村落计。诏安圆寨统计暂缺，但笔者估计客家人拥有50座与实际情形相去不远。这样一来，漳州圆寨中半数属客家所有，在大约1000座总数中，永定圆寨360座，加上南靖、平和、诏安3县客家圆寨350座，再加大埔、丰顺10余座，漳州、饶平的客家圆寨若干，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三分之二的圆寨为客家人所有。
当然，还有大约300余座圆寨分布在闽南居住的云霄、漳浦、华安等漳州属县。这些圆寨今天的主人认为自己是闽南人，并操闽南方言。这些圆寨一般规模较大，初建年代也相当早。曾五岳和福州的黄汉民因此推论是漳州人创造了圆寨，尔后传播到客家地区。这一推论在土楼研究中引起岐见。笔者的看法是，首先“圆寨漳州说”本身不能成立，因为漳州今天的地界不能划分客家和闽南2大民系文化，简单从行政区划着眼无法进行实质研究。“漳州说”专家们经常列举的圆寨实例，几乎无一例外地为客家人所有。如南靖书洋乡石桥村直径达70余米的顺裕楼，实为张姓客家人建于1945年，而该村西距永定湖坑乡仅1公里。书洋乡上板村的4圆1方土楼群，实为黄姓客家人所建，该村西距湖坑乡仅3公里。如平和芦溪乡直径达77米的厥宁楼，实为陈姓客家人建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该楼所在的芦丰村距湖坑仅10公进而。再如诏安官陂乡在田楼，实为张姓客家人十一世祖于清康熙年间建造。该楼准确说是八边形，对角达90余米。
笔者在实地调查中注意到，那些可能由闽南人创建的圆寨多有以下特点，如外墙采用石砌筑，屋面出檐较小，木构架较精细，门楣上刻建造年代。这几点与一般客家圆寨的做法差距甚远。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圆寨的技术进步和因地制宜2大优点，更不能否认它们的文物价值。然而必须认识到，这些优点和价值无法证明圆寨的最初形成，甚至可能正是闽南圆寨没有成熟，未成系统的反映。再如客家圆寨的门楣上不记年代，可能由于司空见惯；而闽南土楼纪年，颇有少见多怪的意味。
三、客家土楼的历史文化背景
客家土楼，作为世界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受到国内外建筑师和文史工作者愈来愈强烈的注意，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土楼热已经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慕名而往，跋涉于昔日鲜闻闭寨的客家山乡。流连在那壮观无比的土楼面前，人们禁不住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土楼是如何产生的？关于这一点，建军筑师们看到了土楼的材料经济结构强度、轴线布局、夯土技术、物理性能以及造型艺方面的特性。方史工作者注重于社会经济、宗教意识、政治投射、风水观念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近年来为发表的若干论著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但是很明显，土楼是一种综合性的历史文化现象，倘若仅仅着眼于片面，研究工作势必陷入困惑。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茂要计一郎教授曾于教授1985年率队实地考察漳州土楼，返日后发表报告。茂要教授特别关注圆寨 ，将其描绘“天上落下的飞碟”、“地上冒出的蘑菇”，夸张的词汇说明他对土楼的外部形象极感兴趣。茂木教授又称，南靖圆寨内部用房无主次之分，我们便可以推断，他没有注意到汉族民系文化间的差别，不了解客家土楼和闽南土楼的貌合神离。一般说，客家圆寨平面布局中隐藏着三堂屋轴线意识，因为客家物别强调聚族而居方式中必不可少的尊卑秩序。闽南圆寨与此大异闽南圆寨 从不同五凤楼和方楼比肩而立。虽然社会动乱迫使闽南人建造圆寨，但不存在象客家人那样强烈的宗族意识，他们多姓杂居，从而圆寨中没有单一祖堂，不需要尊卑秩序。
分析可知，土楼的材料经、济，即以地产谦价的黄土竹木作为主要建筑材料，是山区商业经济有欠发达所致。土楼的结构强度，即其在御风防雨抗震以及抵制进攻方面的效用，是居住建筑的一般功能要求。土楼的轴线布局，即其尊卑有序的三堂屋制度，直接产生于汉民族的伦理观念。土楼的夯土技术，即其采用低级材料完成的良好效果，来源于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人的要骨泥墙。土楼的艺主造型，即其方圆体态，在世界各个文明遗直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特别是大家关注一圆形，是自然界基本形态之一，无论在观念意识还是在物质功用上，圆形都有极大的优越性，从而可以自发产生。
从上述各点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土楼中的五凤楼、方楼和圆寨，无论哪一种类型都服从于一般的建筑规律，都没有脱离汉民族源远流长的土木传统。但是毕竟客家土楼，特别是圆寨的土楼，特别是圆寨的材料结构和艺术精神不同凡响，它那秩序井然、规模庞大而雄浑天然的纯粹形态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居住建筑所望尘莫及的。
既然上述各点分析本身不能解释客家土楼的存在本质，我们必须从更深层次着眼。人类文明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绝无仅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才能产生绝无仅有的建筑成果。从土楼的分布区域来看圆寨扩散延伸的范围来看，又与汉族闽南民系息息相关。如此看来，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客家闽南两在民系的历史文化背景，尤为重要的是客家民系的源及发展。
据著名客家史学家罗香林教授考证，客家民系自黄河中游南迁定居的过程大体分4大阶段： 1、晋末五胡乱华，自山西、河南2省移至长江北岸。2、唐末黄巢起义，自河南、安微2省渡江达鄱阳湖区，前锋深入江西中、南部，最远抵福建西部和广东北部。3、宋末元兵南侵，自鄱阳湖区聚集闽、粤赣3省交界地区。4、清初人口拥塞，自3省交界地区迁往6粤中、桂及四川、台湾、海南岛等地。
罗教授全面叙述客家移民史，但是考虑到客家聚居地和土楼集中在闽、粤、赣3省交界地区这一事实，同时为了讨论方便，笔者打算撇开晋末移民不计。因为此期移民成份复杂，与中国南方汉族6大民系均有关联。黄巢起义所引起的移民运动值得注意，因为此期客家先民已经到达今天的客家人大本营。晚近有些学者认为黄巢之乱呈南北回旋之势，故不及唐中叶的安史之乱仅及北方而迫使北人南迁来得重要。但无论如何，起义队曾周旋闽、赣之间，并且“黄巢所刊山道，自浙东趋建州约七百里”。极大加强了这一带的交通便利，给后代移民提供了良好条件。客家人中间盛传的“葛藤抗”故事，就与黄巢有关。第三期移民运动最为重要，因为当今客家人的大本营于此期限形成，同时可以肯定，系统的客家文化业已定型。第四期迁移运动从汉族民史总体来看，已属尾声此期限中原汉人基本安定，客家聚居地不再受到北方的压力，只是由于自身人口的膨胀而向外扩散。从结果看，移民方向迁赣北以至皖、豫2省。
关于客家移民的4大阶段，罗香林教授在细致研究方言特点后，自己也作出了明确的说明：“鄙意客家先民，其南徙虽肇自东晋，然而形成特殊之系统，则在赵宋之后”罗教授的观点获得当代许多学者的赞同。华东师范大学客家学研中心的吴福文在其《客家土楼的文化内涵》一文中指出：“第二次迁徙可看作是形成期。这时接随于第一次南迁的中原汉人已正式大量迁入客家大本营——闽粤赣地区，开始从第一次迁徙时的身分中蜕变开来，并且还引起北宋政府的高度重视而登记大量的‘客籍’户口。他们的特性由此不仅自身开始形成，并且也被外部所确认。第三次迁徙则可看作是壮大期。这时不仅第一、第二次迁徙的中原汉人继续不断进入闽粤赣山区，并且当地人口迅速膨胀。我们从《元史·地理志》和温仲和《嘉应州志·方言》中可以看出，这时客家人口已大大超过土著，基本取得反客为主的地位”这一观点可以得到另外一介重要史实的旁证，那就是被客军用人挤迫出去的畲族人迁移史。据《民族辞典·畲族》记载：“畲族，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微五省八十多个县市的部分山区368832人（1982年），其中福建浙江两省就有34万人……七世纪初就已居住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十四世纪起，部分迁到闽东、浙南等山……99%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一定到迟在宋元时期已经系统形成，并且处于强有力的支配地位，否则十四世纪被挤出的畲族人不可能抛弃语言而接受客家方言，客家方言的定型当然意味着客家文化已经成熟而同其他民系文化比肩而立。
然而典型客家土楼的形成一定晚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因为从建筑发展规律看，一种系统的风格形成，需要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渐进演化的技术手段，需要深厚充分的经济基础。以目前羊定年代最早的永定湖雷乡下寨村馥馨楼辚例，遗址表明其材料、结构和布局堪称后代方楼的模范，但整体略嫌粗糙，而且此类遗址在客家地区十分罕见。据馥馨楼的二手楼主孔氏族谱记载，该楼初建于北宋。应该认为，这是土楼草创时期的尝试。在永喧，土楼发展的速度甚缓，历南宋、元明初，至明成化十四年（1478）永定置县以后，社会动乱大不减轻，科举人仕的乡人渐增，土楼量有所增加。但是直是到清代康乾年间，永定土楼才得以大量建造并臻于系统成熟。此时全县广植烟草，所产“条丝烟”因质地精良而销路日广，以至被称为“烟魁”而作入朝贡品，烟业带来的源源白银奠定了永定土楼的经济基础。至于当地所谓末永定籍余娘娘入宫受庞，皇上特准其客乡建造高楼的传说，由于无可查证，只能认为是巧妙附会。
明未清初是客家土楼的全面繁荣时期。再看龙岩适中情形，造中明代设驿，从而成为闽西、闽南、闽北3大地区的商品集散中心，尔后同样在清代康乾2朝，烟草业大盛，造中经济骤然兴旺。前述现存加上被毁有迹可查共约380座大型方楼，几乎全部建于此期。
南靖县土楼的建造年代统计得最为详细。以数量合占全县绝大部份的奎洋、梅林、书洋3乡计，方楼圆寨共480座中，建于吸代的35座，建于清代的97座，余下多建于民国以后。
平和县有少量方楼圆寨建于近百年内，但前述280座几乎全部建于清代初中叶。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2个重要史实。1、客家土楼，特别是防御性极强的方楼圆寨集中分布在闽西客家人同闽南漳州人居住的交界地区。2、客家土楼大量建造并臻成熟的时间在清代初期。就此两点，下面再作深入讨论。
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之四、中国与远东》一书关于中国历代人口的统计：汉代末年（200）2800万唐代安史之乱前（726）4150万、清代初期（1664）8900万、清代中叶（1743）15000万、民中初年（1911）33000万分析可知，由于晋末五胡乱华，汉唐之间人口增长不大。由于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及后辽、金、元南侵，唐明之间人口长缓慢。清代安定以后，人口骤增，1644~1743年100年间，人口增加68%。
必须注意的是，人口增长并非全国均匀，而集中在客家大本营及近邻相关地区。
据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中国历代人口分布示意图表，显而易见，汉代人口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尔后开始南移。迄唐代安史之乱以前，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和四川盆地出现人口聚集。迄北宋末年，汉地人口基本分布均匀，早年几乎空白的江西中晚期，汉族南移动大体终止，各地分布基本定局，此期，长江以南人口已大大超过长江以北，而最为密集的地区的太湖平原和赣江流域，同时福建沿海从口呈增长势头。
再据《中国文化地理》中关于中国历代进士籍贯统计示意力，可以明显看出，汉代的三公九卿几乎全部出身于黄河中下游，唐宋两代读书仕族南移，到了明代，南北重心完全颠倒，进士籍贯集中在长江下游、赣江中游、福建沿海。
结合全中国地理情况，上述关于人口迁移和进士籍贯的的统计资料明确告诉我们，在汉族文化南移过程中，客家和闽南2支民系挺进最力，他们中间带在大量读书仕族，因而极有生气。时至今日，无论从客家闽南两地轴线对称的民居，还是从尊师重教的习俗中，都可以隐约发现历史痕迹。
在中国南方汉族6大民系中， 闽南人和家家人安定较晚。而当闽南人于唐宋时期扎根于泉漳一带时，客家人仍受到北方移民的不断冲击。清初，由于地少人多，客家人还在迁移。在向西北、西南2方向挺进途中，所受阴力不大。东北是连绵的崇山峻岭，生存环境更为恶劣。东南是漳州平原，这里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无疑最具吸引力。在接近漳州平原的艰难路途中，在博平岭南脉，客家人遭遇到早先定居的闽南人。争夺生存空间的冲突是一种必定发挥人类最大潜能的殊死斗争，正是这种斗争使客家人将居住房屋渐渐演化成坚固堡垒。
在客家移民研究史中，存在一个被表面结果所掩盖的重要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客家人千里迢迢地迁往粤、桂、川、台、琼等环境未必优越的地方，而不就近拥入肥沃的漳州平原！关于这个问题，只有闽南人的殊死抵抗才能解答。
从方楼圆寨最集中的3县历史建置情况，可以发现昔日冲突的端倪。南靖县设治于元至正十六（1356），以其“地处福建之南，取安定之义曰南靖”。永定县设治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为长治久安计，曰永定”。平和县设治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取意“寇平民和”。
当然，仅仅从民系冲突，从建筑的防御功能着眼，并不能完全解释客家土楼的形成原因。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独特的背景才能产生独特的结果。土楼现象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在《客家土楼的文化内涵》一文中，吴福文谈到“原始住宅经验的复苏”，观点极有见地。他认为，“当客家人所处环境与祖先在中原的居住环境相似时，中原祖先的住宅模式就自然会被潜意识地搬用”。
笔者不能完全同意这一推论。事实上，宋代以后的客家土楼并非早先中原土屋的搬用，而是其极大发展，极大完善。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史进程在各个地区先后不一。从建筑方面说，当发达国家竟相建造令人眩晕的玻璃摩天楼时，不少未开化的落后部落仍居住在原始房舍中。如南非黑人的土砖草屋、婆罗州伊班人的水上长屋、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冰室、英国吉普赛人的大篷车等。
按照英国建筑史家佛雷治（B.fletcher）的权威分析,建筑有6大根源:地质、地理、气候、社会、历史、宗教。归纳起来就是自然与人文2大要素。在生产工具粗劣、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时期，自然条件在建筑中发挥支配作用。随时代发展，自然作用渐渐减弱，人文作用慢慢加强。到科技发达的现代，可以明显看到，2大因素的消长对比已达极端，“国际式”方盒子完全不分地区地到处存在。
一般说，人类文明的进步一定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建筑方面，则应是意识内容与材料结构同步。以中国为例，宋代以后，汉族的文化形态趋于细腻婉约，汉族的木构殿堂则达到工整精巧。
客家地区独出例外。在这里，人文与科技形成极大分裂。一方面是骄傲而高度发达的仕族精神，另一方面是十分落后的生产工具。正是二者的奇妙结合，产生使客家土楼得以最终形成的关键条件。
关于这种奇妙结合，笔者可用另一现象作旁证。在永定古竹乡金山半腰处，现存一座加工简略的石神龛，它尺度很小，结构仅由2立1横共3块石头组成。在世界建筑史上，这种类型被称为“巨石建筑”，现存实例如我国山东半岛的石棚、黄国大石环、德国石桌等。一般认为，这种类型流行于新石器时代。从古竹乡的居住历史看，金山石龛建于清代初期。这个石龛表明，十七世纪的客家人不得不采用距今约3000年的建造方式。另在接近金山顶峰的一处人工土台上，有一处居室残迹。它以小块石垒筑而成。其构料、构造及布置方式均与公元前3000年时西亚苏美尔人的石室几乎完全一致。
至此，导致客家土楼产生的3大要素似乎已经明了，这就是：高度发达的宗族精神、原始落后的技术手段、极其激烈的民系冲突。返回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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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坞堡与客家民居
中國經濟史論壇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ReadNews.asp?NewsID=1579&BigClassName=&BigClassID=26&SmallClassID=44&SmallClassName=&SpecialID=83
作者：黎虎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9-4 17:38:22发布) 阅读642次
【内容提要】汉族民系之一客家的民居，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社会特征是宗族共同体聚居，其建筑特征是围堡式大屋。前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宗族共同体聚居制度和坞堡宗族聚居方式，后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与坞堡建筑。中原地区这两种居处制度与南迁后的生存、发展需要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客家民系特色的住宅和居处方式。客家民居的两个基本特征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客家民系形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凡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就有可能形成为客家人；凡是没有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则没有成为客家人。
【关 键 词】汉魏晋北朝/大宅/坞堡
【正 文】
客家民居的典型形制是一种具有坚固、严密防御体系，实行宗族共同体聚居的围堡式大屋。尽管其建筑形制因聚居地域不同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如赣南之土围，粤东之围垄屋，闽西南之圆楼等，但是有两个基本要素则是共同的：一是这种住宅规模非常巨大，一个大屋之内可容几十户甚至几百户人居住，而且都是同一父系血统的族人；二是这些住宅都具有坚固的、封闭的外围和严密的防御体系。因而这种居宅就具有两个最为突出的基本特征：其社会特征是宗族共同体聚居，其建筑特征是围堡式大屋。
这两个基本特征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源远流长的、深厚的历史渊源。客家先民之南迁肇始于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1］（P13）此后历十六国、北朝仍陆续南迁。故永嘉之乱前后中原地区的文化、社会习俗正是客家民系特征形成的文化基因。客家民居的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前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的宗族共同体聚居制度（这方面问题《北京师大学报》1995年第5 期拙文《客家聚族而居与魏晋北朝中原大家族制度》已经论述，兹从略）和坞堡宗族聚居方式，而与江南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同。后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与坞堡建筑，而与江南民居及坞堡亦有所不同。中古时代中原地区的这两种居处制度与南迁后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浓厚客家民系特色的住宅和居处方式。
一、 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与客家大屋
汉代由于世家豪族的发展，为了适应其合门百口、数世同居的需要而建造的"大宅"逐渐发展起来，如北海"大姓公孙舟造起大宅"。"郭详为太尉长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2］（卷180）这种"大宅"的具体形制，据文献记载所见：汉代"三世共财"的南阳樊重，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3 ］（《樊宏传》）这是有多进厅堂和高大楼阁的大宅。北魏时，范阳人卢度世，"父母亡，然同居共财，自祖至孙，家内百口……亲从昆弟，常旦省谒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4］（《卢度世传》）这个百口的大家族， 子弟们每天早晨省谒诸父，当是在公共的厅堂中进行，行礼后则回到各自的"别室"去，这显然是一座容纳百口居住的巨大宅第。弘农华阴杨椿、杨津家族"尊卑百口"，"不异居、异财"，"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厅堂间，往往帏幔隔障，为寝息之所，时就休偃，还共谈笑。椿年老，曾他处醉归，津扶侍还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过六十，并登台鼎，而津尝旦暮参问，子侄罗列阶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饭，椿还，然后共食"。［4 ］（《杨播传》）这是一幅北方高门大族宗族聚居生活方式的生动图景，从中可见其住宅有公用的"厅堂"，为家族成员"旦暮参问"、"子侄罗拜"及日常聚会、休息、谈笑的场所，而在"内"还有各个家庭成员自己的起居之"室"。可见这是能够容纳百口以上家族成员居住的"大宅"。考古发掘所见大宅之实例：河北安平出土东汉熹平五年墓壁画中"房屋栉比，层层进深"［5］（P52）的庭院图应是这种大宅的具体形制。这所大宅"庭院深邃广阔，重叠错落。整组建筑，四面由房屋合拢成大四合院，其内又分割成许多小四合院。中心院有堂、厢、廊庑和通往各处的甬道"。［6］（P8 ）客家大屋与这类中原大宅显然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
汉魏晋时期豪族地主的"大宅"不仅规模巨大，而且一般均具备相应的防御功能。据《四民月令》记载，东汉时北方豪族地主每年三月，"农事尚闲……缮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御春饥草窃之寇"。可见其屋宇有御敌之设备与功能。九月，"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冰穷厄之寇"。家族成员需制造各种守备之武器，并习武以御寇。这种大宅的防御设施和功能，在考古资料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它们一般均建有望楼、碉楼等防御设施。上述东汉晚期安平墓壁画中的大宅，"不但周绕围墙，还有高耸的望楼，看来像是一座设防的坞堡"。［7］（P450）湖北鄂城出土的魏晋之际的青瓷院落模型，"整体平面呈横长方形，外绕围墙……在围墙四角，各设一座碉楼"。［8］（P164－165）客家围屋一般均具备的坚固围墙和高耸的角楼与此如出一辙。
江南士庶的居宅则与此不同。东晋南朝时士族官僚的住宅不再突出楼阁堂室，而是追求自然，向庄园、别墅等园林式住宅发展。刘宋人孔灵符，会稽山阴人，"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9 ］（《孔灵符传》）这是东晋南朝士族地主典型的庄园，在包括山林、水陆耕地和园艺的大面积的庄园范围内，建筑各式住宅和别墅。不独江南吴姓士族如此，北方南下的高门士族亦然，以一等侨姓高门陈郡谢氏为例，谢安"于土山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10］（《谢安传》）其侄谢玄亦"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至其孙谢灵运时已被经营得规模更为巨大，景色更为幽美，其在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9 ］（《谢灵运传》）其《山居赋》对这个庄园的山水、园林之美极尽描写，各式宅宇、楼、馆点缀于山水林壑之间，主要突出其观赏游玩功能。由此可见侨旧士族在这个时期都已经把住宅建筑转向园林化方向发展了，这与客家民居之求生存、自卫等实用性大相径庭。
江南一般民宅，由于兄弟分居，故多为小型居室。南朝大家族制度式微，盛行小家庭制度，这在住宅上也有相应的反映。梁代官僚徐勉在诫子书中说，他自己"内中逼促，无复房宇"。"慧日、十住等，既应营婚，又须住止，吾清明门宅，无相容处"。明言其住宅不能满足儿子结婚成家之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聊于东田间营小园"，以为自己"悬车致事"之后的归宿，另一方面又"近营东边儿孙二宅，乃藉十住南还之资，其中所须，犹为不少……此吾所余，今以分汝"。［11］（《徐勉传》）这位士族官僚建筑住宅首先是满足自身居住所需，在儿孙需要成家立业之时，只得另营居室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士族官僚如此，其他一般庶民更是如此。从东晋南朝时期社会基层实行的里伍制度中可以窥知这种民居情况，这个制度规定五家为伍，二伍为什，十什为里，十里为亭，十亭为乡。在这种乡里基层组织中士庶错居，"君子小人"，"杂为符伍"。［9 ］（《王弘传》）同里之中不仅居住着不同阶层和身份的居民，而且居住着各种不同家族与姓氏之人，刘宋时范叔孙所居的里中，除了范氏之外，还有施氏、危氏等姓氏居民，即使同为范氏也已析为不同家庭。［9 ］（《孝义传》）南齐时会稽永兴倪翼之所居住的里中，除了倪氏之外，尚有陈、王、左等姓氏居民，他们在急难时因"孤单无亲戚"等原因而受到倪翼之母亲丁氏的周济。［12］（《孝义传》）这些不同姓氏的个体家庭聚居一个里中，各有自己的住宅，他们"比屋邻居"，"比门接栋"，因而相互之间的各种讯息和情况"小以为意，终自闻知，不须日夕来往也"。［9］（《王弘传》）表明这些住宅并不大，多为小型宅院，相互邻接。
[ Last edited by andrew on 2004-10-2 at 22:13 ] 二、 汉魏晋北朝中原坞堡与客家围屋
客家民居建筑特征另一方面的渊源乃是中原地区的坞堡制度。早在西汉末年，强宗豪族就开始建筑坞堡，"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3］（《酷吏·李章传》）东汉末年的战乱和基层组织的破坏，导致一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武装自卫集团的出现，强宗豪族率领宗族据险守隘，因而坞堡有了很大发展。西晋末年战乱和社会基层组织的破坏更为严重，坞堡壁垒更是遍布于北方地区，在十六国时期达到它的高峰，成为战乱时代一种特殊的聚居方式，史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于时豪杰所在屯聚"。［10］（《苏峻传》）因而诸如"关中堡壁三千余所"［10］（《苻坚载记》下）、"冀州郡县，堡壁百余"，［2］（卷335）这类记载，史不绝书。
北方坞堡及其制度大略有如下特点：
（一）具有坚固、周密防御设施和功能的城堡式建筑。《说文解字》："隖（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16］（卷87）可见这是一种具有防御性设施的城堡式建筑。坞堡既然是在战乱、流离之中兴起，故其建筑之时首先就考虑到它的防御设施。西晋八王之乱时，庾衮在禹山立坞，"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缮完器备"。［10］（《孝友·庾衮传》）表明坞堡除选择险要地址外，还要有相应的防卫性建筑和设施。考古发掘所见坞堡建筑形制，如嘉峪关魏晋墓出土了七幅"坞"的画像砖，"'坞'的四周都画有高墙厚壁，有的在'坞'内还有高层碉楼，有的坞壁上设有望楼或敌楼"。［17］（P30）俨然一座小城堡，是为当时北方坞堡建筑的外观。文献所见，如董卓在关中所建的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3］（《董卓传》）或谓其坞"高与长安城埒"。［18］（《魏志·董卓传》）公孙瓒在易京所筑，也是一种坞堡。它们都有坚固的围墙和高大的碉楼，显示了其聚众自保的特征。
坞堡具有良好的防御功能。东汉末年"时汝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许）褚壁"，许褚率众御敌。"贼不敢进"。［18］（《魏志·许褚传》）常林，河内温人，"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壁"，遭到军阀张杨的进攻，常林为之策谋拒敌，"见围六十余日，卒全堡壁"。［18］（《魏志·常林传》）可见这些坞堡防御功能之完善和可靠。
（二）坞堡建筑规模宏大。坞堡的规模，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不尽相同。前燕时，"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10］（《慕容俊载记》）据此，平均每个坞堡330户左右，前燕每户平均口数为4.06［19］（P38），则平均每个坞堡为1340人。后赵时"三辅豪右多杀其令长，拥三十余壁，有众五万以应（晋梁州刺史司马）勋"。［10］（《石季龙载记》下）据此则平均每个坞堡有1700人左右。西晋末年，"乌丸张伏利度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10］（《石勒载记》上）东汉末，曹操以满宠为汝南太守，率兵"攻下二十余壁……得户二万"。［18］（《魏志·满宠传》）据此平均每个坞堡为1000户，东汉汝南郡每户平均口数为5.19［19］（P22），则平均每个坞堡为五千一二百人。永嘉初，"胡部大张【*[原字为勹内加背]】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10］（《石勒载记》上）"平阳人李洪有众数千，垒于舞阳"。［10］（《石勒载记》上）后秦姚兴的将领王奚"聚羌胡三千余户于敕奇堡，（赫连）勃勃进攻之"。［10］（《赫连勃勃载记》上）后秦具体户口数字，如以同为十六国时期的前燕每户平均口数为4.06计算，则敕奇堡有12000人左右。西晋末，郗鉴"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后"众至数万"。［10］（《郗鉴传》）永嘉之乱时，长广挺县人苏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10］（《苏峻传》）从上述数例观之，一个坞堡的人数从一千多人到数万人之间都有，而以三四百户，二千人左右者较多。
（三）坞堡组织具有浓厚的宗族共同体色彩。坞堡内的居民有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实行宗族聚居的，也有以乡党关系或宗族、乡党兼而有之聚居的。但是其中以宗族聚居者或以宗族为基础吸收乡党等其他人员加入而组成者较为普遍。许褚，谯国谯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18］（《魏志·许褚传》）东汉末年田畴"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18］（《魏志·田畴传》）入徐无山结坞。曹魏时，杜恕"遂去京师，营宜阳一泉坞，因其壍堑之固，小大家焉"。［18］（《魏志·杜恕传》）注引《杜氏新坛》西晋八王之乱时，庾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10］（《孝友·庾衮传》）前赵光初三年（320），关中有"句氏宗党五千余家保于阴密"。［10］（《刘曜载记》）北魏末年，"及葛荣起，元忠率宗党作垒以自保"。［4］（《李元忠传》）由于以宗族关系聚居，因而有的坞就以姓氏命名，前秦苻坚"率步骑二万讨姚苌于北地，次于赵氏坞"。［10］（《苻坚载记》下）即是其例。 史籍记述坞堡之人员规模时常以其有多少"家"、多少"户"为言，"可见坞中的基本组织或单位为家庭，举同族者，虽然上有宗主，族中仍旧是一个个独立的家庭组织"，而非宗族。［20］（P138）但是它与一般个体家庭又有所不同，在坞堡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浓厚的共同体色彩。［21］这些个体家庭之间的财产、身份地位表现得比较平均与平等，坞民之间的团结互助精神亦较为突出，尤以迁徙他乡异地坞堡为然。如，东汉末田畴在徐无山由坞民公推为坞主，他与坞众共同制订"约束"，然后"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田畴与坞众一样也需"躬耕以养父母"。［18］（《魏志·田畴传》）西晋末庾衮禹山坞亦然，他也是由坞众推为坞主，然后与坞众誓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于是"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而身率之"。因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后来他又率众在大头山结坞，"田于其下"。年谷未熟之时，他与坞众一样"食木实，饵石蕊，同保安之"。在一次下山收获途中因眩晕坠崖而死。［10］（《孝友·庾衮传》）由此可见这些坞堡中的个体家庭土地占有比较平均，坞主与坞众一样参加劳动，他们在生产中的均劳逸，生活中的互恤危难，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相对平等和民主，都体现了坞堡的共同体色彩。
典型的客家民居也具有上述北方坞堡的三个特征，体现了其与古代中原坞堡一脉相承的性质和特征。
（一）客家民居也是具有坚固、周密的防御设施和功能的城堡式建筑。首先，它具有坚固、封闭的外围。客家民居不论其具体形制为方形或圆形，都具有这个共同特征，其外围墙壁均极其高大、厚重、坚固。故客家大屋有"围屋"、"围龙屋"、"土围"等形制，常径称屋名为"××围"。其实各种圆楼、方楼也是一种"围屋"。围字之初文作"□"，《说文解字》："□，回也。象回匝之形。"客家围屋之四周封闭或环环相套的特征与此义完全相合。同书又云："围，守也。"义为防守自卫。前者为形，后者为义，两者互为作用，密不可分。具有围堡特征的客家大屋，就是坚固、封闭的外围及其防守功能的结合体。其次，屋内还有许多其他相关的防御设施。不仅在房屋周遭设置瞭望和射击的小孔，而且在屋中必有高大的角楼，以为登高瞭望和射击之用。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长期被围困，而建造仓储，掘井凿池。不仅屋内有水井，居宅门口亦必有"门口塘"，以为饮用、洗涤、防火之必备。客家大屋之内一般都有饲养牲畜的"猪栏"、"牛栏"，有晾晒粮食的"禾坪"，有巨大的"天井"、"花胎"等以保证充足的采光。总之，客家大屋对于人祸天灾均有着极其周密、精细的因应之道和防备手段，关起大门也足以维持相当时日的生存，一个大屋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此与北朝人颜之推所谓"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22］（《治家》第五）是多么相像。正因为如此，所以其防御功能极其突出，如江西省安远县镇岗乡的尊三围，在土地革命时期曾是镇岗乡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3年陈济棠部44师围剿尊三围，每天出动飞机十余架次，对尊三围狂轰滥炸，并用大炮机枪等轰击，长达40余天，因围内弹尽粮绝才被攻破。［23］此与汉魏晋北朝中原坞堡在防御方面的特征和表现是多么相似。它之普遍选址于既能避开四战之地、都会所在，土著势力相对弱小，又有樵采、耕植和水源之便的"深险平敞"之地，也是一种战略上的自我防卫。总之，巨大的客家民居所具有的这些防御设施和体系与汉魏晋北朝中原豪族大宅和坞堡中常见的建筑形制及其防御功能是非常相似的。
（二）客家民居的规模也是非常巨大的。客家民居的规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巨大，而是一种超大型的建筑物，在一个大屋之内，"有房子四五百间，能住男女四五百人"。［24］（P180）这种规模或大于这种规模的房子在客家地区是相当普遍的，闽西客家土楼"规模最大的有四百个房间，可住八十户人家，六百多人"。［25］（P289）粤北曲江的客家大屋"翰亨围"，"周长625米，面积约2.74 万平方米……今屋内仍住有一百四十多户农民"。［25］（P296）粤东梅县曾氏的大围龙屋，民国时曾有"一团人（千多人）住进去，仍未住满"。［25］（P295）此类大屋，不胜枚举。对此人们不能不惊叹："求之其他各地，真不易看见这类大屋。"［24］（P180）如此大规模的房屋，只有汉魏晋北朝时期中原豪族大宅和坞堡壁垒可与之相提并论。客家围屋，除常见的独立围屋之外，尚有以整个村落为围的巨大的村围，其规模更是大得惊人。笔者参观过的江西省龙南县里仁乡栗园围，始建于宋末，围内为一大村落，总面积约150亩，为李氏一姓所居，现住有200多户。村落四周为高大坚固之围墙，墙高四五米，上下两层射击孔，开东西南北四门，设置八个雕楼，俨然一座巨大的城堡。
（三）客家居处制度也具有浓厚的宗族共同体色彩。客家人一方面继承中原大宅的居处传统，实行宗族的同居共财；另一方面又继承中原坞堡制度的居处传统，在宗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实行小家庭制度，即同居异财制度。因而客家人的宗族聚居方式就表现为同居共财与同居异财的交互结合，大家族与小家庭的相互为用。虽然因时代的不同，客家人的同居异财在不断发展，但是在其宗族内部的"共财"成份却始终是非常突出的。其个体家庭制度与一般的个体家庭制度不同，是建立在宗族共同体基础上的个体家庭制度。
房屋方面："客人屋宇，多由创业的人，一手经营，而分给众多的子孙，但无论分遗至如何繁细，其正厅仍属公有。"［24］（P180）一座大屋之内包括正厅在内的公共房间甚多，据《兴宁东门罗氏族谱》卷8《礼俗·居室》所载有：1."龙厅"，"围龙房屋之中心一间， 正对祖龛龙神龛者，为龙厅，其厅常为屋人所公有。"2."上堂"，供奉祖先神主及祭祀所在。3."中堂"，"屋中人有大喜庆事，行礼宴客，均在于此。"4."下堂"，"为公共出入之地"。5."南北厅"，有二或四间，"此亦为一屋公有之地"。6."花厅"，亦有二或四间，"此为屋人应酬宾客之所，故屋中房间可分为私有，而花厅必归于众"。7."老人间"，"凡男妇年老病，至弥留时，其子孙即抬于是，以俟其终，此无特别建筑之房间，或以上堂正间为之，或以南北厅及其他一间为之"。8."浴室"、"厨房"，"初造时常以花厅附近，择其地为特别之浴室，左右横屋之余内，选出一二间为合式之厨房，及后丁口浩繁，各择便当房间为之，不能限于一处"。9."角楼"及"楼棚"，"不许私人住眷及安放家私，以便有事时，众人得以登楼御敌"。除此之外，还有"门廊"、"骑马廊"、"后廊"、"伸手廓"、"禾坪"、"池塘"等均为公共所有。［24］（P180－181）由此可见在客家大屋之中，公共建筑所占比例极大，可以说屋内居民除了分给自己的几间居室之外，其余都是公共房屋。
土地方面：客家人虽然每个个体家庭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但是宗族公有土地依然占居主要份额。客家的宗族公有财产非常广泛、庞大，包括土地、山林、居室、祠堂、学校、水利设施、桥梁道路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土地。土地中最主要的是"族田"和"义田"。族田有"祭田、蒸尝田、学租田、儒租田、祠田、桥田、渡田等等，不一而足"。［26］（P84－85）据称："闽西客家人的宗族土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30％－40％，有的乡高达70％－80％。"［26］（P83）据1945年闽西适中镇的调查："宗族田地占7／10，私人地主仅占3／10。"［26］（P83－84）土地改革时，"据调查，闽西共有族田占田地总面积的50％以上"。［26］（P84）民国时期，广东兴宁的黄陂、黄槐、岗背合为一区，"共有大小祖尝一千七百二十三个，占全区百分之四十一点二的土地。除此之外，祖尝还占有外区土地三千二百十二市亩"。［25］（P318－319）此外宗族还有公共之"义田"， 将其收获物设立"义仓"，"以备饥荒煮赈，贫乏赖焉"。［26］（P89）体现了同宗相恤的精神。
客家宗族内部同居共财与同居异财的交互结合以及"共财"成份之得以保持不坠，与其所实行的分家析产制度有密切关系。客家人"一般讲来，一个大家庭的分家析产，大都在家长、祖父母、父母死后行之，但偶而也有在生前分家析产的，则须抽出部分家产作为家长们养赡及丧葬之用"。［27］（P386）分家时采取拈阄方式，兄弟间每人一份平均分配的原则，有的地方甚至"在父母健在尚未分家前，兄弟所置的产业，到析产时也一应加在一起，进行平均分配"。［26］（P127）"至于父母名下一份产业，待老人百年之后，田地即作'蒸尝'；房屋如已分定者，按父母遗嘱指定归属办理，如无指定归属者亦作尝产"。［28］（P65－66）不仅如此，"他们在分家析产时， 只把一小部分土地分给子孙，留出大部分土地作为尝田，而且规定不准变卖，尝簿内庄严声明：'子孙变卖，不吉不昌，他人购买，绝子绝孙。'"［25］（P318）这种分家析产制度带来的结果是，一方面每个个体家庭的财产大体是均衡的，另一方面则保证宗族公共财产世代不绝，甚至在不断的分家析产中使得共有财产部分还有所膨胀。这种分家析产制度表明客家人虽然已经实行小家庭制度，但是其宗族同财共居的历史传统依然非常顽强和浓厚，这是其宗族共同体聚居得以世代延续不断的经济基础和奥秘所在。
还必需指出，非客家民系某些地区也有一些大型住宅，这在中国的南北方均有，其外形与客家民居有相似之处，而且也有采取聚族而居的方式，如福建华安、南靖、诏安一带的闽南土楼，就是这类民宅。但是它们与客家民居有很大的差别，一方面它们不具有作为民系特征的普遍性、广泛性，只在局部地区或少数姓氏与家族采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们与客家民系的聚居性质有所区别。以闽南土楼与闽南客家土楼为例，有的学者从建筑特征方面做了深入分析，指出两者虽然"外观造型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它们之间不仅建筑方式与技术有所不同，而且内部结构有很大区别，"客家土楼为内通廊式，家族内各户之间联系密切，分户很不明确；而闽南土楼为单元式，每户为一独立的单元，分户明确有很强的私秘性。所以决不能把这二者混为一谈。""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平面布局型式，它表明在大家族聚居中，客家人'模糊'的分户，反映出更强烈的公共性和群居性，闽南人严格的分户单元，表现出住户之间较多的独立性与私秘性。"［29］（P5、P28 ）这种房屋建筑内部结构的不同，正是反映了它们之间在聚居性质上的区别，客家民系是在宗族共同体基础上的聚居，而非客家民系的聚居则只是个体家庭集合体而已。
南朝时期江南地区也有坞堡，但它与中原坞堡是不同的类型。南朝后期江南豪族兴起，坞堡也有了很大发展，"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资陵侮而为大"。［30］（《陈宝应传》史臣曰）但是南方的"坞壁"大多是一些"栅"、"寨"、"砦"等。熊昙朗"豫章南昌人也，世为郡著姓……侯景之乱，稍聚少年，据丰城县为栅，桀黠劫盗多附之"。［30］（《熊昙朗传》这位土著豪强的坞堡是"栅"，丰城在今江西丰城县。"时巴山陈定亦拥兵立寨"。［30］（《熊昙朗传》）这位土著豪强的坞堡是"寨"，巴山在今江西崇仁县西南。与此同时，"闽中豪帅，往往立砦以自保"。［30］（《萧乾传》）在今福建一带豪强所立坞堡被称为"砦"。这些"栅"、"寨"、"砦"是怎样的建筑物呢？东汉段颎伐羌时，"乃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3］（《段颎传》）。梁末，始兴曲江"著姓"侯安都， 追随陈霸先讨伐萧梁在豫章的残余势力南江州刺史余孝顷时，"孝顷俄断后路，安都乃令军士多伐松木，竖栅"。［30］（《侯安都传》）由此可见所谓"栅"是以木材构筑栅栏所成，其建筑形制与中原坞堡是不同的。南朝史籍中频见这种土著豪强所建之"栅"。江南的坞堡何以是这种由木材构筑的"栅"呢？这与江南土著人民的日常居宅即以竹木构筑有密切关系，而且那种"干兰"式建筑也就是"栅"，史称岭南"俗多构木为巢，以避瘴气。豪渠皆鸣金鼎食，所居谓之栅"。［31］（卷161 ）"地滨边海，人惟夷獠，多居栅以避时郁"。［31］（卷169 ）由此可见岭南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干兰"式建筑就是"栅"，故江南土著的坞堡是由木材构筑而成的"栅"也就是很自然之事。"寨"也是一种"栅"，"寨"也写作"砦"。显然客家围屋并非取法于这种江南坞壁，而与中原坞堡建筑有继承关系。 三、结论
客家宗族共同体聚居的社会特征和围堡式大屋的建筑特征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宗族共同体聚居以围堡式大屋为前提，围堡式大屋以宗族共同体聚居为依归。这两个特征在客家民系形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同为北方南下流民，何以惟独这一支形成为客家人，关键就在于这支南下流民采取了兼备这两个特征的居处方式，前者是其形成的内在条件，后者是其形成的外在条件。宗族共同体聚居使其不致被淹没、同化于江南各族之中，从而丧失其固有的社会、文化、习俗、语言特征，得以持久地、较完整地保持其从中原带来的中古时代的传统，成为在南方腹地独具特色的汉族民系。围堡式大屋这种建筑特征，则是保证其上述社会特征得以传承不坠的最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特征的居室建筑，则独具客家特征的宗族共同体聚居方式亦不可能存在和持久，则其固有之社会、文化、习俗、语言也不可能保持，也就不可能有今日之客家人。这种围堡式大屋，满足了客家人宗族共同体聚居和自卫防御的需要，不仅保证了他们在深入蛮荒之地后的生存、发展，而且因其具有的封闭性、独立性，使其有可能较少受到当地社会、文化、习俗、语言的影响或同化，始终保持其固有的民系特征，而瓜瓞绵绵，百世其昌。"福佬好食粥，客人好起居"的民谚表明建造客式房屋对于客家人来说是多么重要，这种房屋不仅把客家人与其他汉族民族系区别开来，也是客家人之所以成为客家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原因。这种围堡式大屋，犹如驶入深海的潜艇仍能保持其陆上的生存环境，使得这支南迁人民历经时代沧桑和地域环境的巨变仍能保持其固有的社会生态系统，生生不息，成为不可多得的"社会化石"。凡是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就有可能形成为客家人，包括那些晚渡北人接受并实行了这种居处方式者，也就有可能陆续融入这一民系之中而成为客家人。因为早渡北人所采取的这种居处方式，是被长期的实践证明既适应南迁后当地条件而又能保持其宗族和文化传统不坠的一种最佳选择，晚渡北人必须认同并实行这一居处方式才能融入这一群体而成为客家人。凡是没有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则不可能成为客家人，而成为了吴人、蜀人、闽人、广府人……。同为北方南下的移民，何以并非都成为客家人的原因就应从这里去寻找。
客家人之所以能够实行这两个特征相结合的居处制度，与其所迁入之地域及社会环境亦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先生在论述南北朝时期南北士族的差异时指出，南方士族"主要与城市、商业相联系，宗族则已分解"，因而大家族制度破坏；北方士族"主要与农村、土地、宗族相联系"，因而大家族制度得以继续维持，"北方士族的势力可以延长或延续下来"。［32］（P329－330）同理，从北方南下的移民， 如果与城市和商业相联系，则其与宗族的联系就将受到破坏，其大家族制度便难以维持。如果继续与农村、土地相联系，则其与宗族就有难分的关系，其大家族制度就将得以保持。因此，那些迁于江南政治、经济中心和发达地区，与城市、商业相联系的南下移民，其与宗族的联系亦受到破坏，从而深受江南之俗影响，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客家人。只有那些迁入相对落后、偏僻地区，继续与农村、土地相联系，自然也与宗族有不可分割联系的那部分南下移民，才有可能继续实行宗族聚居，其大家族制度和宗族势力亦得以延长或延续下来，从而保持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才有可能成为客家人。 值得一读
【转帖】深圳客家民居--唐宋風格舆祖先崇拜
http://www.keshang.com/keyuan/fengwu/jz9.html深圳客家民居--唐宋風格舆祖先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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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德劭 黄中和
深圳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深圳东部地区，即今龙岗区的大部分镇村，在与龙岗接壤的宝安区石岩、观澜、龙华等镇也有部分客家人居住。
这一地区的客家人大多都是晚明至清代从湘赣等省途经梅州、河源等客家聚居地辗转迁徙而来，也有少数元、明时期迁来的。他们在长期的辗转迁移过程中，既带来了原住地和途经地的文化，在固守原有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不断地扬弃那些不适于新的生存环境的文化因素。他们在与深圳地区各民系的接触、交往与融汇的过程中，创造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独具特色的深圳客家民居建筑，就是这一文化的外在形式。
崇拜祖先的寻根文化特征
客家人到了新的地方后，还牢牢地记着自己的家族历史，也就是说不会忘记自己的根。在客家的民居建筑中，到处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崇拜祖先的和寻根思源的心态。
一是祠堂建筑。客家人不论是合族聚居在一个围屋建筑里面，还是采用非围屋的聚居方式，他们的居住建筑都是以祠堂为中心而展开的。深圳市龙岗区的客家人大多以围屋的形式聚居在一起，围屋的中轴线按排祖祠厅堂建筑，其它居住建筑都以祠堂为中心而展开。在祠堂里安上家庭始祖和历代祖先的牌位，时时进行祭拜。散居各处的客家人也同样如此，他们的居住建筑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祠堂而建，并以祠堂为中心。这种建筑布局形成一种极为强大的向心内的凝聚力量，使整个家庭成为一个整体。
二是用悬挂堂匾这种形式来标明、记载自己的姓氏郡望和光荣的祖先。堂匾一般挂在中堂上，上书本族姓氏的郡望堂号，如黄姓为"江厦堂"，李姓、彭姓为"陇西堂"，赖姓为"颖川堂"，何姓为"庐江堂"，肖姓为"兰陵堂"，邓姓为"南阳堂"，等等，这是氏发祥地的堂号。
三是通过祠堂中的祠联、楹联记载自己家庭的历史祖先的业绩。宝安区上合黄氏宗祠上的祠联是"珠玑旧泽，江厦先声"，既说清楚了家庭的堂号，又说明了他们这一族是经从南雄迁来的客家。福田下沙黄氏宗祠的楹联是"泽传参里，声讫程乡"，说明他们的先祖是晋代的黄舒，是经从梅州迁过来的。"龙湾世居"围（黄姓）的楹联是"溯渊源而有笨为箕为裘犹是春申令绪，绵世泽于无疆肯构肯堂依然叔度家风"，更将他们的始祖追溯到了战国时期的春申君。
唐宋风格的中原文化特征
中原文化的先进性、正统性和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多种文化熔铸而成的中原文化，以其强势的特征得以延续和辐射，这是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的结果，更是民族文化得以不断发展的根据和动因。这一特征反映在深圳的客家建筑中，不仅在营造做法上至今还留有不少唐宋时期特有的构件和细部特征（如梁架上的驼峰、托脚，柱子的生起、侧脚和卷杀）。在建筑物的形制和名称上，也还大量地沿袭唐宋时期的做法与称谓。
1、塾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建筑形制，最早在周代就已形成。"塾"最早的用途是臣子立于朝堂门外等候朝见君主的地方，臣子在这里再次思考、熟习应对之事。塾台这一形制，中原地区在宋代以后已无此做法，而在深圳的祠堂建筑中还保留了这一古制，其内塾用于宾客休息，外塾用于做大型祭祀庆典活动时的鼓乐台。
2、屋厦
客家人称自己的房屋为"屋厦"，称厅堂两侧的横屋叫"厦舍"，称厅堂为"厅厦"，称檐口的檐檩为"楣梁"。这些建筑名称，都是中原地区宋代以前的叫法，明清以后已无此称呼。
3、东厨
客家人把厨房叫"东厨"。近些年虽然已逐渐不用这一口语，但在一些老年人中还能听到这种叫法，另外就是在春节或其它喜庆吉事需要贴对联的时候，往往也在厨房的门上贴上一张红春联，上书"东厨飘香"。东厨也是古时候的称谓，因厨房多设在堂东，故得此名。
4、灰寮
这是客家独创的一个词，即厕所的别称。
5、桷子
把椽子叫做"桷子"、"衍桷"，这也是非常古老的名称。"桷"是古代齐鲁一带的方言，中原地区在宋代已不使用，但深圳的管家人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一称谓。（作者系深圳市文管办干部） 讲屋家可能真的是讲“屋厦”。
横屋我们一般是讲“上舍（右边）、下舍（左边）”，写“舍”应该是对的。
灰寮，只是别称，如同说洗手间一样是指借。因为以前的厕所也是放草木灰的地方。
也谈谈民居研究的实质和方法
也谈谈民居研究的实质和方法我国的民居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梁思成,刘敦楨先生及其同仁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开始, 经历了从最初类似考古学的发掘、测绘和资料整理, 到今天把民居作为社会和文化的载体来进行综合的、多学科的和全面的研究。大体而言, 对于民居的相关论述可以归为两大类。第一类注重对民居建筑形式的分析和归类, 此类研究大多见于建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学科, 目的是通过对民居形式、空间组织和美学观念的分析, 总结归纳其中的合理成份来为现代建筑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第二类研究大多见于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注重对民居的社会组织、居民行为、文化方面的探讨, 目的是解释民居的成因并建立它与相关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之间的联系。
还是先看看别人对民居是怎么理解的吧?《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是将民居定义为“宫殿、官署以外的居住建筑”。今天, 中国建筑界的大多数专家和学者都不同意将民居的概念仅局限于住宅, 而是认为它的内涵应该扩大到城镇和村落中与生活相关的各类建筑, 甚至是聚落本身。大体而言, “民居”被界定为非官式的、非专家现象的限于日常生活领域的人类居住环境
不同的社会不仅仅各自民居的形式不同, 并且通过形式来表达象征和文化意义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有的社会似乎对形式比较注重, 其民居甚至具有强烈的几何形式特征(如围龙屋,土楼); 而有的则只有不规则的、难以察觉的形式; 有的通过形式来表达强烈的象征性或文化意义(客家建筑前的池塘);
而有的即使拥有明显几何形式却很少表现出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显然,我们很难建立民居的形式和象征性、文化意义之间的必然联系, 拥有相同的形式并不表示拥有相同的意义。
同样的, 即使是在相同文化背景(客家文化背景)之下, 同样功能和目的的民居也未必一定拥有相同的形式。
让我们回到原来问题, 来看看民居的本质是什么?它和其它人工产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通过材料组合来构筑的不仅仅是拥有一定形式的实体, 而且是具有一定模式的空间组织方式, 并以此来达到组织、安排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活动的目的。因此, 民居作为特定的社会产物具有双重属性: 在拥有一定物质属性—形式—的同时, 也包含了产生这种形式所需要的过程; 房屋因为把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活动纳入到它的空间组织之中而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性, 同时也因为社会关系在建筑中遵循着特定的空间模式而具有了相应的物质、空间属性 正因为如此, 我们研究民居和人居环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它们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
特性, 更主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它们来认知社会, 因为社会存在于建筑的空间组织之中, 并且具有了可被识别的空间形式。我们研究客家民居的目的也在于此---通过民居的空间组织来认知客家,而不是哪种形式的建筑更高. 如果单纯地从形式组织和构成的角度来谈民居就会不可避免地忽视民居研究的重要因素—其背后的社会观念和文化思想, 关于建造者们是如何考虑民居, 以及社会观念和文化模式是如何在民居空间中得以实现和延续的。
因此, 理解民居的关键在于理解它是如何通过空间组织的方式把空间—社会模式纳入形式之中, 并赋予形式
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含义, 在保持文化传承的同时又能使每个居民的民居拥有自己的特点。
文中大多论述引用
王浩锋 陈志华,龙炳颐 陆元鼎 余英的相关文章,非本人所写. 有兴趣的网友不妨去看看原文。
http://www.blogbus.com/blogbus/blog/diary.php?diaryid=369267
第十九屆世客會學術研討 客家民居論文目錄
第十九屆世客會學術研討,有關客家民居的論文目錄列於下,方便對民居有興趣的朋友更進一步的了解:
1.略論贛州客家古村的歷史成因
作者:龔文瑞
2.贛南民居營建禮俗調查
作者:萬幼楠
3.贛南客家民居與風水文化之關係
作者:鄧文欽
4.空間、歷史與意義----客家圍龍屋的發展歷程和人文地脈
作者:周建新
5.明代贛南的風水與科舉
作者:黃志繁
6.興國客家堪輿文化與客家將軍縣形成探討
作者:胡玉春
7.《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與楊公墩》
https://www.hakkaonlin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250&t32250.html
作者/劉秀美
ISBN9576386578
出版單位/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經銷商/南天書店
透過田野調查記錄南台灣高屏六堆地區之五星石與楊公墩信仰。
[ Last edited by andrew on 2005-8-27 at 10:58 ] 來源:
http://www.gndaily.com/NEWS/2004-4/200441112844.htm
客家文化之有形文化
在世界建筑史上堪称一绝，以体量巨大、防卫功能完备，集家、堡、祠于一体的客家民居中，世人公认的赣南方形围屋、闽西圆型土楼、粤东弧形围龙屋最具代表性，是有形客家文化中的代表与象征。
经考证，赣南客家方形围屋是公元三世纪东汉中后期中原地区大庄园主的典型住宅形式——坞堡，也就是一种小型的城堡.据梁思成先生研究，北魏至唐代的建筑，在庭院围墙的四角都建有角楼，保存着古代防御性的遗风，但这种四角建楼的布置，在宋代以后已甚少。然而恰恰在此时期，南迁的客家先民为了适应新的特殊的生存环境，为了家族和宗族的安全，高墙大院、聚族而居成为最佳选择，把中原逐渐消亡的建筑形式和技术带到了赣南，因而学术界称赣南方围是汉代坞堡的“活化石”。值得一提的是，赣南围屋虽多为方围，但也有圆形、半圆形、马蹄形、八卦形和不规则形等多种格局。
学者们在对赣南方围、闽西土楼、粤东围龙屋的分布、建筑结构进行分析，并参考客家的移民路线后，对三者的演进关系便有了清晰和科学的结论。
本地客家研究专家韩振飞在其《赣南客家围屋源流考——兼谈闽西土楼和粤东围龙屋》专论中指出：“围屋、土楼、围龙屋三者都是家、堡、祠合一的建筑，其居住成员也同样是一个父系大家庭的直系血缘后代，而且都是大体量的建筑；三者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应当是同出一源，源于赣南，源于围屋。 当坞堡这一建筑形式由客家移民从赣南越过大庾岭和九连山传入粤北和粤东西部时，其建筑形式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仍是平面为方形并带有角楼的围屋。当客家移民由赣南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西的时候，同时也将坞堡这一建筑形式带去。在闽西土楼中约占半数的方土楼，就基本上承继了坞堡而与赣南围屋大同小异，只不过由于受自然环境、建筑技术改进和区域文化的影响，这一地区才出现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圆形土楼。”
值得注意的是，由谢小建主编的《中国永定土楼文化丛书》前言中有一个统计：“永定土楼有方有圆……全县有圆楼３６０多座，方楼４０００多座。”可见出名虽是圆楼，然而在数量上却不到方楼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且被誉为客家民居建筑的杰出典范，已被搬上国家名片邮票的“土楼王”——承启楼，它的设计者之一陶张，就出自赣南。
[ Last edited by andrew on 2004-11-27 at 1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