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罗香林质疑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传闻，李敖批判罗香林美化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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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可见，罗香林是严谨治学的学者，罗香林不为国民党的宣传左右而严谨治学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但局限于时代，对孙中山有过分美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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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中说：
世人以上书文章闽肆，疑非国父自作或以李氏为满清重臣，非创导革命之国父所欲合
作，疑上书非国父本意。不知国父在西医书院，子现行科学与政事及衣功论学，研讨至精，
而国学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习；李氏为当时倡办洋务人物，且为西医书院赞助人，与其有
医学教育因缘，观李氏复西医书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国父欲试探李氏意志
，傅为实行革命张本，非谓欲与满清政府妥协也。；
罗香林对怀疑上李鸿章书真伪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说孙中山“欲试探李氏意
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的推论，却未免牵强。孙中山上书无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张本”
，原来那个上书的“张本”，事实上该是“改良张本”才对。《伦敦被难记》中自述清吏向
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
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演化眼光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尤嗜于中
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时适值达尔文逝世
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
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毕
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伸其体系，斯则尤属西医
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译赫青黎（T.H.Huxley）之
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之首治进化论学
说，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做出而没
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
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
（Darwinism即达尔文主义）可得证明。但是达尔文真正影响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
还属小焉者也，并且还待考。真正影响他的，乃是一种对人际看法的“演化眼光”。由于具
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这种
因达尔文而来的影响，对当时深信“演化论”的人，不论是严复或孙中山，都没有例外。而
介绍“演化论”到中国来的人，从伟大的严复以下，他们的最大“孤独”，也许却正是感到
中国人并没真正的了解“达尔文之道”！中国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国人近百年来，最多的是鲁
莽灭裂的所谓“革命家”、“革命英雄”、“终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饭者”。他们“彻
底”这个、“极端”那个，整天“革”别人的“命”，可是革来革去，不但没达到“彻底”
“极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连他们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没达到。虽然这
样，他们却还日复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复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总还
迷信鲁莽灭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几”、妄想“迎头赶上”、妄想”
一次解决”，而其结果，却永远是欲速则反迟、想快却更慢。
这些悲剧，追究起来，都是没有深刻了解“演化眼光”的缘故。
他们这些人的智慧，比起严复和孙中山来，真是太远了、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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