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红军创建人之一——罗屏汉（兴宁人）
1932年5月，邓小平同志从瑞金调到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当时任会昌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的罗屏汉同志告诉我，小平同志跟他在研究工作时，提出会昌是江西的重要门户，离“红都”瑞金只有四十多公里，又是一个大县，有十四五个区，没有军事部部长，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建议设立军事部，要挑选一个军事部部长，并问屏汉同志：“老罗，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有无合适的人选？” 屏汉同志答：“有一个， 叫钟亚庆，以前在红十一军独立营当连长，后来任独立团副团长。这个人没有文化，但有作战经验，敢打敢拼。今年3月初，陈济棠部一个营进攻我寻乌，亚庆带领部队迎击。双方激战一天，敌人死伤很多，败退了。他在战斗中左肩胛负了伤，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战斗结束后，住在寻乌西北医院，因伤口碎骨清理不净，写信给我，我才介绍他到澄江十二军后方医院去。最近来信说，他的伤势基本好了。” 经屏汉同志这么一说，小平同志就把我定下来了。第二天，屏汉同志打电话给我，我不在，因为那天十二军政治部罗贵波主任派我去江城区工作，一早出发了。罗主任接了电话，屏汉同志让罗主任转告我，叫我次日10点钟不要走，他要再打电话来。
果然，第二天上午10点钟，屏汉同志的电话来了。他说调我到会昌县任军事部部长。我回答道：“我没有文化，我不去！”屏汉说：“小平同志已来会昌中心县委当书记，我在县委组织部，调你，是我们研究决定的。没有文化，有文书，不用怕。”
当时我还想在正规红军部队工作，总是不愿去。以后，小平同志又打电话批评罗贵波主任有本位思想，叫他催促我快去上任。他们先后又打了三次电话。不去不行了，我只好背上背包步行到会昌去。
碰巧，当我走到会昌县杉塘区苏维埃驻地时，突然遇到邓小平同志，他一见我就问：“你这个同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姓什么？”声音很大。
“从澄江来，叫钟亚庆，到会昌去。”
“你叫钟亚庆，好啦！我是邓小平。走！到杉塘区苏维埃去坐坐。”
我向邓小平同志敬了个礼，跟着他走到了大河排顶上的杉塘区苏维埃。区苏维埃主席接待我们喝了茶。
小平同志用带有批评的口吻对我说：“你好调皮，老罗（屏汉）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你还不来。我又打电话批评罗主任（贵波），你现在才来。你看看！”他手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件说：“你任会昌县军事部部长，文件都发了。你还敢不来！”接着邓小平同志把话题一转，说：“你不要走，今天我到罗塘区，你跟我去。”在这里坐了大约半个钟头，我就跟着小平同志，一路步行到了罗塘区苏维埃。
离开罗塘区后，小平同志走在前，我跟在后面，一同回到会昌县委（地点在大榕树背后）。小平同志又派了一个同志，送我到会昌县苏维埃（大街上的许家祠堂）。
在会昌，我们军事部的同志经常要下到各区去组织赤卫队。凡18岁到25岁的为基干赤卫队，其他是普通赤卫队，要分别造册向小平同志汇报；还有扩大红军等任务，都要同小平同志研究。小平同志对我的工作总是热情指导，生活上平易近人。
7月，江西军区指示会昌县委成立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设在筠门岭芙蓉寨。分区政委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任，分区政治部主任由罗屏汉兼任，分区指挥员由会昌军事部部长负责。
中旬的一天，会昌军事部文书曾友松接到县委通信员专程送来的委任令，对我说：“老钟，你当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委任令送来了。”说着，给我读了委任令：“命令钟亚庆同志到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任指挥员，仰即到职，努力工作，此令。江西军区司令部。”我想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不去是不行的。我对老曾说：“我去，你也跟我去。”曾友松说：“你不一定说得准。”我说，我会向小平、屏汉同志奏！
第二天，我到县委找到屏汉同志，提出了我的要求。屏汉说：“我没有意见，但要同小平同志讲一讲，看他同意么？”我听后随即到了小平同志房间里，屏汉同志也跟着进来，我说：“小平同志，我是真的没有文化，要我去当指挥员，就要曾友松跟我去。”小平同志说：“我知道你没有文化，你要老曾跟你去，就给你，还有什么意见？”我知道他有一支曲尺、一支驳壳，便说：“没有意见，又有点意见。我想要你一条枪。”小平同志停了一下，屏汉同志插话说：“亚庆跟着我，一向都是用惯驳壳的。”小平同志接着爽快地说：“你要，就给你，你晓得用么？”屏汉说：“晓得了！”小平同志转身取下壁上挂着的驳壳枪，连同驳壳皮带、近百发子弹都交给我，说：“现在就没有意见了吧！”我应了一声“唔”，兴奋地告别了小平同志。
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成立后，接着组建三分区边区游击队，部队以会昌红色警卫连一百二十多人作基础，逐步扩大。原独立团的伤兵出院后有二十多人，也参加了边区游击队，共一百四十多人，驻在会昌与福建交界的东留。
不久，军区派来参谋长吕赤水、副参谋长游端轩、参谋刘××（瑞金人）。吕、游二人都是从正规红军调来的，我怕领导不了，就去找邓小平、罗屏汉同志讲。他们两人都鼓励我。小平同志说：“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用怕，不要自轻，要有信心，有问题就同我讲。”小平同志给我壮了胆，我便试着干了。
半个多月后，福建钟少奎部一百多敌人进攻太阳桥（11节的木板桥）。我接到情报后，立即叫参谋长开会，研究作战部署。参谋长的意见是，当面顶头同敌人打；我的意见是，部队分开两路，引诱敌人进来，然后集中火力把它消灭。但吕、游不同意。于是，我详细地分析了敌我情况和特点：敌人装备好，经过正规训练，来得凶；我们装备差，但地形熟，采取诱敌深入、两路包抄的办法，比较有把握。吕、游最后同意我的意见。部队分为两路，参谋长指挥一路，我带一路，事先交代各自带好部队。敌人不过桥，不开火。战斗一打响，我指挥赤卫队先同敌人接火，等敌人冲过桥来了，我们两路部队一齐开火。敌人死伤八九个人，狼狈逃回去了。这一仗，我们缴了敌人12支枪，自己没有伤亡。那时，我把战斗情况书面报告了小平同志，后来还亲自去找小平同志当面汇报了战况，小平同志听后鼓励我说：“你的部署、打法都对。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说，是屏汉同志带的。屏汉同志接着说：“亚庆打仗是有‘计较’（计谋、办法）的。”
同年9月，我在福建东留又同钟少奎部几百人打了一仗。在战斗中，我又负了重伤。部队由参谋长带，我被抬到了桂坑。由于出血过多，又连夜抬到会昌的罗塘区。第二天，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
邓小平同志接到战报，知道我受了重伤，亲自打电话询问。我不能起来接，收容所所长罗天观接了电话说，小平同志再三叮嘱，要我第二天坐船到会昌去医治。我叫罗所长回话说：由于我伤势重，一动就流血，暂时不能去，要等候几天。
那时，小平同志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我的伤情。我过意不去，在收容所住了4天，人比较精神了，就搭了一条小船到会昌去。9月天气炎热，小船上坐了十多个伤员，伤口脓血蒸发出来的腥臭味令人难闻。到了杉塘区，我要求区苏维埃主席请了两个担架员抬着走。到傍晚，才抵达会昌六祖寺医院。
次日下午，邓小平、罗屏汉同志就来医院看我。小平同志亲切地安慰我：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拿给我钱作营养费。我接了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小平同志工作繁忙，亲自来看望我；经济很困难，却给了这么多钱，我不觉流下了眼泪。
我在会昌医院一直住到1933年3月。一出医院，我就去会昌县委，见到了罗屏汉同志，却没有见到邓小平同志，心里十分失望。一转眼，50年过去了，50年的变化真大啊！罗屏汉同志早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邓小平同志幸还健在，正带领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每当我想起往事，想起邓小平同志对革命事业深谋远虑、兢兢业业的精神，对同志体贴入微的言行举止，心里就非常激动。我想，如果我还能有机会再亲眼见一见小平同志，该多好啊！
编辑： 辛芳来源： 千龙网作者：钟亚庆
[ Last edited by 12345 on 2004-8-18 at 23:30 ] 姓 名罗屏汉性 别男
民 族汉族 籍 贯广东兴宁
出生年月1901年
牺牲日期1935年
出生于农民家庭。中学时代，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影响，参加了学校的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春，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在钦文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曾组织有100多人参加的大坪青年会，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土豪劣绅，被区警察局长逮捕，虽遭严刑拷打，也没有暴露身份。经家人筹钱保释出来。父亲担心其从事革命活动，会拖累全家受害，从此，他离开家乡。1927年，参加兴宁县委领导的革命武装，任红军第三营营长。与政委潘火昌等率队在大信开展武装斗争，领导军民奋勇杀敌，多次打退反动武装的进攻，巩固了大信根据地。并深入发动群众，将农会组织发展到兴宁、龙川交界的许多乡村，并且建立了党支部。1928年至1931年，历任东江游击队政委、中国共产党兴宁县委委员、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常务委员、东江红军独立营党代表、兴宁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兴宁县委书记、东江红军独立团政治委员等职。1932年2月，调到江西省任中国共产党会昌县委组织部部长。同年5月，中国共产党会昌中心县委成立，任组织部部长兼会昌县委书记。协助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领导该地区的工作。9月，兼任江西省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治部主任、粤赣省临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粤赣省委候补执委、粤闽赣边区游击队纵队司令员。其间，指挥赣南挺进队到五华、龙川一带有效地牵制敌人北上“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受到刘伯承的表扬。1934年4月，率领赣南挺进队回到兴宁，发动游击战争。8月，调往赣南省委。1935年6月，带领部队在兴宁黄陂新村至大坪洛村一带，同前来“围剿”的陈济棠部两个师的兵力英勇战斗，战至只剩他和警卫员潘秉星。他身负重伤，掩护警卫员撤离险区后，面对百余敌军扑来，将最后一粒子弹射进自己的胸膛，壮烈牺牲。
（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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