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卜博：《惠城本地话其实是明朝的梅州方言》
版主按语如下是 五华 伟卜博先生写作的内容，因为其一时账号发不出信息，由本人代发。
《惠城本地话其实是明朝的梅州方言》文/伟卜博
在惠州市区，总有一些人称自己是本地人讲本地话，而且是延续两千多年历史的本地族群，自己跟客家人没有关系，他们的依据是，说话的口音跟惠城周边的客家话不同，甚至有学者把惠城人祖先跟先秦时期的缚娄古国联系起来，说自己是缚娄人后代，讲的是缚娄国古语，持这种观点的有南开大学教授刘叔新、惠州日报主编祝基棠，以及惠城文史专家吴定球、何志成、林慧文等人。那么，他们这种观点有没有依据？这个“本地”是不是等于秦汉遗民或缚娄国土著？就让我们根据史料，一起来探讨一下，看看他们是什么人，讲的是什么话。（一）首先这是地域文化问题，要搞清楚地域文化，我们就要先了解地域历史和族群来源，以及外部的环境，然后才对当地方言作出相应的判断。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社会复杂，几千年来，民族之间分分合合，地方豪强仗势逐利，矛盾不断，有些矛盾还导致国家改朝换代，并引发大量人员伤亡和迁徙。南宋人口高峰时有1.2亿，但到了元初，人口只剩下7千万，中原以北的汉人只剩下1千万。明朝人口高峰时超过2亿，但到了清初只剩下1.2亿，有专家考证，现在四川人跟三国时期的蜀国人已经没多少血缘关系，现在的河南人跟宋朝的河南人同样没有多少血缘关系。惠州跟其他地区一样，也经历过社会动荡和人口变迁的历史，元末明初，惠州河源就出现过各路豪强争斗，使大量人口消失的情况，如归善的刘守正；海丰的陈子华；河源的李蒲林（叶满山）；龙川的谢以文等等的乱军，他们负险称雄，聚众作乱，甚至暗中起义，导致大量居民被杀戮，几百里内人烟断绝。据《太平寰宇》记载，惠州宋末原籍和客籍户数达八千三百多户，但到了明中后期，惠州竟然民死田荒，多年未复，这也使人联想到惠州宋代以前的所有史料消失的原因。
（二）有些人认为，既然自己被称为“本地”，就应该是本土成长起来的族群，而且跟先秦时期的缚娄古国有关，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先看看关于缚娄国的信息来源，据史书《吕氏春秋》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有一邦国叫缚娄古国”。因此，有学者根据读音的相似程度，推测缚娄即是傅罗，傅罗就是现在的博罗县，这样，博罗就顺理成章的变成缚娄古国，但历史研究是需要文献资料支持，遗憾的是，专家始终找不到相关的资料。2000年发现的博罗横岭山墓地，据专家考证确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但只能证明先秦时期博罗地区有人类活动过，而且这类墓地广州增城和海丰也发现很多，所以不能证明是缚娄国的产物。既然找不到证据，我们就看看宋朝人对于惠州方言的零碎描述，苏东坡隅居惠州两年零七个月，他对本地话就有过简单概括，苏东坡说本地人讲话如鴃舌，尔汝不相酬，意思是本地人说话如鸟语难懂，跟他们难以交往。那么，宋朝那种鴃舌难懂的本地方言跟现在惠城本地方言是不是一类？他们之间有没有传承关系？答案是否定的。为了论证这个事实，我们先拿周边城市的人口变化状况跟惠州对比一下。 广州作为广东省会城市，人口数量就很不稳定，历史上有过三次被屠城的记录。 第一次是唐代，那时广州城是外国人的天下，30余万人中有12万是外国人，正是因为这样的人口比例，这座城市在758年，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屠城。第二次是878年，黄巢率军在广州城内又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第三次是清朝顺治七年(1650)二月，耿仲明、尚可喜两人下令对广州大屠杀，死亡七十多万人。可以说，现在的广州居民大多是新广州人。 在佛山，据说有四个土著姓氏，分别是“鸡、田、布、老”，其中“鸡”姓为古越族，但只剩下三个人，而且这三个人还是越南的归国华侨。“老”姓在佛山居住历史不算长，据老姓族谱记载，他们都是南宋末期从南雄珠玑巷迁入。布姓就更加迟了，其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在元朝的蒙古。惠州地区有几家比较早的家族，分别是张宋卿家族、陈鹏飞家族，水北王氏家族等，据考证这些家族都是从外地迁入的，其中张宋卿是韶关张九龄后人，在南宋时期迁入博罗，陈鹏飞是北方贬官，是惠州南宋所有贬官中唯一死在惠州并传有后代的人。水北村王姓是明朝后期才从兴宁迁入。惠东梁化方面，从秦到隋，有八百多年的时间作为县城所在地，但现居住在梁化的居民，都是明清时期迁入。因此可以断定，惠州在明朝前后也是兵慌马乱，人口变更频繁的地方。《惠州市志.人口大记事》第45页: 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惠州市属以长年战乱，民死田荒，多年未复，兴宁、长乐及安远、武平异邑客民流入归善、海丰、永安等地界”。注意！这段文字的内容，既描述了明朝后期的惠州人口状况，也描述了惠城人祖先进入惠州的过程，而且是群体性迁入，这些史料也比较准确记载新移民的来源地和落脚点，他们大多是兴宁、五华人，从惠城文史专家组成员刘叔新、祝枝棠、何志成、王国光、黄澄钦等人的族谱上也明确这样记录，也就是说，明朝中后期的移民，就是现在惠城人的祖先，因为惠城周边的客家人都是入清后，政府推出“废界复耕”政策后才从兴宁五华迁入。总之，很多资料都可以证明，惠州的人口不稳定，最少时甚至出现民死田荒，十里无人烟的状况，人口都不能传承下来，惠城专家又怎么断定缚娄古国有语言传承？全国都兵慌马乱，颠沛流离，唯独惠州与世无争，人口和方言一直保存下来，这可能吗？据考证，现在安远、寻乌依然还有一部分方言跟惠城方言相同。几年前有个江西安远的网友在某论坛说过 : “我不知道自己家乡方言是本地话还是客家话，只知道自己的家乡话跟惠城话一样”，这说明在河源上游地区，还能找到惠城本地话的源头。如果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再一个最易懂的方法来解释就会明白，缚娄古国在现在的博罗县，如果现在的惠州本地方言属于缚娄古国语言，那么这个语言就应该对外辐射才对，现在正好相反，惠州话是从河源辐射过来，从分布情况来看，惠城方言只是点状分布，而河源却成片存在，说明河源才是该方言的大本营，据专家考证，河源话的源头又是在江西赣州境内，不在博罗，这点可以证明，惠城本地话是外来语，不是本地成长起来的方言。
（三）再看看现在惠城本地人构成和姓氏来源:桥东林氏祖籍在兴宁，明朝中朝迁入（林振雄的族源，不是文化协会的）;桥西刘氏祖籍在兴宁，明朝中期迁入（刘叔新的族源）江北王氏祖籍在兴宁，明朝中期迁入（王国光 的族源）;东平何氏祖籍在兴宁，明朝后期迁入（何志成 的族源）;小金罗氏祖籍在兴宁，明朝后期迁入（罗玉通 的族源）;祝屋祝氏祖籍在兴宁，明朝后期迁入（祝基棠的族源）;黄氏祖籍在梅县紫金，明朝中期迁入（黄澄钦 的 族源）;杨姓和叶姓祖籍基本来自梅县。李、张、陈、吴大多来自五华。本人的亲友邓、俞、卢等姓氏，要么赣南安远，要么福建武平。
以上备注的几位，多是惠州文化协会，明明祖籍兴宁，却抱着怀疑惠城话的客家属性的几位代表。是不是有点数典忘祖的感觉？
无论从惠城人的族谱还是地方史料，都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兴梅地区迁来的居多，跟“本地”一点关系都没有！“本地人”就是明朝兴梅地区的客家人，他们就是现在惠城本地人的主体族群。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兴梅人进入惠城核心地带做地主呢？这是由于府城作为行政中心，一但有战火，府城影响会最大，就好像广州城，如果有战火，它一定是首当其冲。
（四）那么惠城区本地人属于哪种类型的族群？由于客家人迁徙的线路是由北向南迁徙，河源梅州作为赣州和汀州人入粤的门户，客家人迁移时就必须先经过河源梅州再到惠州，虽然在南迁的过程中，河源梅州不断有新移民进来补充，但不管怎么变化，惠州的居民都是从河源或梅州方向过来的，因此可以说，惠城人都是由河源或梅州这两个地方的人组成，惠州也就成为河源话和梅州话的交汇点，这样就形成了两种口音的客家话，因此可以肯定，惠城人的母语就是河源话，惠城“本地话”是河源话的延伸点和终止点，河源话在惠州只是点状分布，惠城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早期客家学研究者徐旭曾，他本身是和平人，祖籍在江西，他跟惠城人一样，祖先也是明朝时期迁来东江地区，跟梅州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却以客家人自居，可见当时的“客家”是指讲东江方言的人，东江方言才是正宗的客家人，如果徐旭增不是客家人也不可能站在客家人这边来说话。
惠城区的所谓“本地人”其实就是明朝迁入惠城的赣州、汀州和梅州人，称惠城人为本地的，是清朝初期迁来惠州的客家人，惠城人跟缚娄古国族群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惠州本地话”其实是明朝的客家话，是水源音的别称，是先来后到概念，是客家人对客家人的称呼，是历史的概念，而不是土著与客家的概念。
《广东通志》对“土著”有不同的描述，俚、黎、蛋、猺、苗、獞、奢为土著，獞为古越族，“土著”多指早期进入某地占籍者，客民入籍后占籍同样为土著。可见，惠州地区，单纯从“本地”的称呼，不能简单的认为本地跟先秦时期的本地有遗传关系，“本地”的是演变而来的，入清以后进入惠州的客家人到现在也被称为本地。因此“本地”跟土著不一定有关系，“本地”是寄籍到占籍的群体。
梅州地区得益于地理优势，首先承接了外省移民，宋初《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兴梅地区仍以畲瑶为主，梅州客家不过300余户，潮州更是没有客户。而过了一百年不到，《元丰九域志》中记载，客家人在兴梅地区已经成功“反客为主”。
后来随着客家人在梅州不断壮大，为南迁提供了人口基础，惠州人口规模也因此不断增长，由明朝中后期民死田荒到清朝中期接近十万之众，分布在惠城的多个乡镇，这也解释了惠城本地话为什么是点状分布的原因了，这次移民虽然还不算太多，但已足于成为惠州的主体族群，因此，可以断定，现在惠城本地话就是明朝的梅州方言。
本帖最后由 kingwei 于 2024-8-2 22:17 编辑
惠州肯定是客家地区了
古代惠州府还包括河源、五华、兴宁客家地区
惠州府兴宁县志对本地土人方言的描述，其发音跟客家话发音完全一致
客家人，是对古代从北方来南方称为客家，到了本地扎根就是本地人了。
古代大迁徙为客，定居为本地人。
本帖最后由 kingwei 于 2024-8-4 22:58 编辑
整体说法很在理。后面倒数第二段，有个关于蛮夷的提法在很多地方看到，但是这个可能是大家有点习惯的说法，可以讨论下
宋初《太平寰宇记》 对于梅州实际上只是提到蛮夷这个词，并没有提到什么人群，
对比《太平寰宇记》 对于广州提到夷尞是类似的说法
而广州人在提到自身传承的时候，很少说是什么少民，只是强调自己是秦代来的（实际上大部分是宋代以后）
实际上当时梅州还有楚国和楚国以前的南方汉人后代，虽然少数民族也有，
而瑶这个少民基本上是从湖南到广西到粤西的路径，在粤西尤其多，
明代《天下郡国利病书》提到西江流域最多，而龙川仅有两三处都是外来的。说明瑶是从湖南广西传入
跟粤东并无很大关系，只有后来少量迁入，说明在粤东很少有瑶这个少民
所以不能说顺口了，说成是好像土著就是这些人群
实际上土著很可能也有一大部分是秦代以前两千三千年前的南方汉人，并不能判断哪个多哪个少
有个很关键的是兴宁地区出土的战国青铜编钟，这个是古代上层社会的礼器。
另外五华狮雄山的秦到汉代的城址，证明古代梅州是有部分上古时代的南方汉人的。
这些人不可能是凭空消失，当然人数可能不多。
所以提到蛮夷这个层次，这个蛮夷不一定就是少民主体
因为即使古代南方汉人后代，在改朝换代没有持续教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变成后来朝代书中的蛮夷。比如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时期的南方汉人，可能到梅州有驻军，刚开始的时候文化强势，但是随着改朝换代，政治中心转移后，这些古代汉人的后代，在比较偏僻的地区就变成了农民，在没有受到持续教化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让后来的朝代认为是蛮夷。
而客家人的主体，则是宋明时代的北方汉人南迁主体。
kingwei 发表于 2024-8-3 00:38
整体说法很在理。后面倒数第二段，有个关于蛮夷的提法在很多地方看到，但是这个可能是大家有点习惯的说法， ...
梅州地区，唐宋汉人进入岭南以前，当地土著的组成主要是畲（蛇）族。详细情况没人知道，学术界也不作他们为重点研究对象。 唐朝刘洵《岭表异录》: 唐代东江流域的人口依然稀少，惠、潮多野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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