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树基 | 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客家移民
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客家移民曹树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一、引 言清代前期是闽西、粤东客家大举外迁的重要时期。对于这一时期客家人的外迁，学术界已有许多重要的成果。笔者也曾在十几年前撰文讨论客家人在赣南及赣北山区的活动［1］；又在数年前撰文讨论移民氏族人口增长时，涉及过浙江山区的移民问题”［2］。然而，至今为止，对于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客家移民活动，历史学界知之甚少。本文拟对这一区域的客家移民活动，包括移民的背景、移民的来源、移民分布、移民数量、移民时间以及移民社会的整合即移民的土著化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一全面阐述，以期填补这一空白，并藉此推动客家移民历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的展开。按照我们对于区域开发历史的了解，清代以前浙江省的土地开发，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并不存在成片的空旷地带以俟移民的到来。按照清代人的观点，清代前期的移民运动，是明末清初战乱的产物，主要又是“三藩之乱”的产物。康熙时人指出：“独衢之江(山)、常(山)、开(化)三县，温之永(嘉)、瑞 (安)等五县，处之云(和)、龙(泉)等七县被陷三载，困苦，备极颠连。又如西安城郭虽存，而郊原或为贼据，或筑壕堑，以作战场，较与受害各邑相等。……自闽回处，惟见百里无人，十里无烟［3］。战后客家移民就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客家人移民的入迁可能与地方政府的招徕有关。时人谓：“括自甲寅兵燹，田芜人亡，复遭丙寅洪水，民居荡折，公……又招集流亡，开垦田地，不数年土皆成熟，麻靛遍满谷。”［4］，此指的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刘廷玑任处州知府时对流亡人口的招集。假若招集的仅仅是当地逃亡的人口。就不会出现“麻靛遍满山谷”的情景。如下文所述，清代前期迁入浙江山区的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江西，并以麻靛种植为主业。据此可判断清代前期迁入的闽赣两省移民是浙江地方政府招徕的产物。浙江山区可以分为三大部分：浙南山区、浙西山区和浙东山区。1987年我曾在浙江数十个县进行实地调查，确定清代前期客家人主要迁入浙南山区。浙南南区由仙霞岭山脉、洞宫山脉、雁荡山脉和括苍山脉组成，地势高峻，海拔多在500米以上，千米以上的山峰连绵不绝；在行政区划上则主要属于处州府各县及金华、衢州两府属县的南界。客家移民也有迁入浙西山区的，但属零星的迁移。兹分县叙述如下。 二、客家人的迁入与分布 1．浙南山区 云和县。云和县图书馆藏1932年《木垟刘氏宗谱》说：“我云蕞尔区，深山僻处。明清之际，兵匪蹂躏。继以彭、耿递变，起伏于我云 (和)、龙(泉)、庆(云)、景(宁)之间，以致沿溪一带，尽成荆棘。”战后来自福建汀州的客家移民迁入“沿溪一带”，直至今天，他们的后裔仍居住在龙泉溪两岸的赤石、桑岭之间，以至于同治《云和县志》说：“赤石、桑岭之间纯乎闽音，多福建汀州人侨居者”。这“纯乎闽音”的客家方言，即为客家话。 松阳县。1932年杭州柳营路建设委员会发表《浙江松阳县经济调查》称：“全县人口 121 574，……再就籍贯分之，土著占十成之六，福建占十成之二，温州占十成之一，各处杂居，共十成一。”福建人也就是汀州客家人。“汀州腔，石仓源，小巷一带及清源岔等处语之-。［5］石源仓、小巷和清源岔与云和县毗邻，与云和县境内的客家人聚居区连成一片。 青田县。“青田自耿藩(耿精忠)平，荒田特多。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前县令郑新命招民开垦，大率皆有粮之荒田，谓之垦复”；雍正间垦复渐完，招来的外籍移民占县中人口的一半，故有“民异籍居半”之说。［6］据我在当地调查，青田县的客家移民，主要集中在青田县北瓯江两岸的沿江丘陵地带以及西南小溪江的两岸，在瓯江两岸的分布与云和县闽人的分布属同一地形，在小溪江两岸的分布则与景宁县闽人的分布相连贯。 丽水县。在云和县和青田县之间，隔有丽水县。道光年间的记载说：“近岁诸山经棚民垦辟，土质疏松，蛟水骤发，挟以壅。”［7］指的是丽水北部山地的棚民活动造成的山区水土流失。棚民也来自江西和福建，民国时人称：“靛青，闽人始来种之，俱在山，今渐种于田矣。”又说：“苎麻，乾隆间江右人来种之。”［8］所指似乎都是丽水北部山区的棚民活动，没有涉及南部瓯江两岸的情形。在丽水县调查得知，在丽水南部的瓯江两岸，当地农民内部交流用的不是本地方言，究为何种方言，当地人并不知晓。根据云和县和青田县的情况，可以推证此区有一定数量的闽汀客家人分布，所用方言即客家话。他们是在“三藩之乱”后从福建汀州迁入的。 宣平县。在丽水和松阳两县邻接处，清代设有宣平县。现为丽水、松阳和武义县所分辖。清初人指出；“至于一切百工之业，俱为异郡寄民所专，尤见钝绌，靛苎诸利，归之闽人。”［9］据此可知，大约在明代末年，闽人即已迁入，且以种蓝植靛为其主业。 龙泉县。顺治十二年(1655年)《龙泉县志·序》说：“土著鲜少，客廛多闽暨豫章。”光绪《龙泉县志》卷11《风俗志》中说：“溪岭深邃，棚民聚处，种麻植靛，烧炭采菇，所在多有。唯木厂实繁有徒，易藏奸匪。”这些棚民也来自江西和福建，“其民(畲族)与江右暨闽异性勤播植，旁山结茅”，说的是畲民和来自江西和福建的异姓一道搭棚耕山。在《浙江省龙泉县地名志》中，共查得28个有迁入时间和地点的族谱资料，其中7种为闽汀客家人族谱，如叶山头周氏迁自福建古田，李车坑村巫氏迁自福建长汀，道太源村廖氏、锦祥村廖氏迁自福建上杭，另有墙头巫氏、碧龙杨氏、杉皮寮黄氏等族皆是，迁入时间都在康熙、雍正间。 遂昌县。遂昌县明末以来就是客家人的活动区，乾隆《遂昌县志·旧序》引顺治年间县志序言说：“明之末，靛寇即已滋种，延及于今，已十余载，日夕靡宁。”又有一年代不明的旧志序云：“遂昌一邑，又界在郡之西鄙，崇冈复岭，诘曲逶迤，鸟道羊肠，尤称险隘，矧地逼三衢，越仙霞关，即与闽壤犬牙相错，其间艺麻靛者多非土人，性不易驯。”说明“靛寇”不是土著，而是外来流民。一份康熙年间的旧序则干脆说：“遂固岩邑也，界接闽、豫(章)居多，异籍所业者，艺麻靛、采铁，故多聚徒众，而不能无争斗。”即所谓的异籍人口来自福建和江西。种麻靛的流民也被称为“棚民”，康熙三十七年“邑令韩特命盘诘棚厂外来可疑之人”［10］，即可为证。 景宁县。景宁县是畲族聚居地，今日为畲族自治县。乾隆时的记载说：“北沿大溪，田瘠畏旱，多种麻靛，闽人杂处。”［11］此“大溪”即景宁北部的“小溪”江，是瓯江支流之一。从今日地图中可见，景宁县之畲族乡皆分布在这一区域，由此可知，闽汀人的迁入和畲族是基本同时的。或许有人会问，是否上引资料中的闽人即指畲族?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此条记载下，还有专门记载畲族的文字，县志作者将闽人和畲人是作了区分的。 除了景宁北部沿江两岸种麻种靛的闽人外，还有在山地的垦种者。有记载说：“至田之外为山，初种者率皆外籍棚民，迨开剥日多，土著亦尤而效之。”［12］他们至少在雍正以前即已迁入。又有记载称：“至雍正七年总制李公卫题请申严顺庄滚催之法，委员按都查编，析除图甲，不许棚户扭名花分诡寄城乡坊庄，以连壤为序。照烟居保甲造册，给单分限滚催，而里长之弊除。”［13］并说明此文“立石县前”。这说明雍正年间景宁县的棚民户籍已经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大问题。 缙云县。缙云县南部的山区，面积不大，却也有棚民分布。在县人赵长庚提供给笔者的89种族谱中，有6种属于闽汀移民，分属上官、蓝、赖三姓。 属于温州府辖的泰顺县，移民情况比较复杂。光绪《泰顺分疆录》卷2记载：“自康雍以后，我汀州人入山种靛，遂至聚族而居，今皆操汀音。乾隆以后，多平阳北港人入山耕种。有发族者类皆国初由兴(化)、泉(州)内徙之民，故又特操闽音。”福建移民除来自汀州外，还来自闽南的兴化、泉州二府。 汤溪县(今金华市地)。金衢盆地的南北两侧分别为浙南山区和浙西山区，汤溪山区屑浙南山地的一部分。乾隆《汤溪县志》卷1引“旧志”即万历志说：“闽人依山种靛为利”，说明万历年间即有闽籍流民进入汤溪山区。遂昌县的记载是，“崇祯戊寅闽人种麻靛者发难于金华。”［14］所谓金华应是指汤溪。从今日的调查来看，金华的闽籍移民主要居住在汤溪县南部的山区中。详见表1： 表1 金华市原汤溪县境闽、赣籍自然村分布 资料来源：《浙江省金华市地名志》，1985年。 说明：原汤溪县包括罗埠、汤溪、琅琊四区。山：山坑乡、银溪乡；丘陵：塔源乡、周儒乡、草乡、岭上乡、山脚乡、石道畈；低丘冈地：罗区、溪口区各乡以及琅琊区大岩乡、琅琊乡。 闽人的分布随地形的高下由密至稀，至丘冈地，则几无闽村的建立。闽籍移民的分密稀程度与地形的海拔高度呈正相关。零星的赣籍移民分布规律则正好相反。只是由于《浙江省金华市地名志》中许多记载存在缺项，或详或略完全由调查员的意志所决定，故不可视表1中的统计比例为一确数。但作为移民分布的趋势，则是可以肯定的。通过对金华市自然村原籍的全面统计，汤溪县以外的金华市地不再见有闽籍村庄的踪迹。 关于闽人的具体原籍，同一记载提及闽人“发难”的原因是“汀州人邱凌霄父子与金华人陈海九有隙，勾海贼称兵作乱”。来自“汀州”的闽人当然是客家人。 直到清末，汤溪县的流民问题仍然困扰着地方当局。光绪五年(1879年)，闽籍棚民还准备“揭竿起事”，“无籍流民附之”，事泄为清兵镇压，又“论传匪党千人将谋狱”［15］。这千人是客棚人口中的部分成年男性，并不是指客棚人口的总数。 江山县。江山县南部为浙南山地的一部分，也是汀州客家人的聚居地。客家方言已不再在公共场合使用，今天江山县的绝大多数人口已经不知道县南山区还有客家人的存在，据康熙《江山县志》卷9《灾祥》记载，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江山县“二十七都闽人种靛者揭竿而起，屠戮张村、石门、清湖等处”。二十七都为县南山区，至今当地人还这样称呼。张村、石门和清湖为县北平原，地名至今犹存。同书还说，顺治五年(1648年)，“闽寇魏福贤嚣聚亡命，出没三省”，活动范围比明末有所扩大。这次闽人起事直至顺治“十四年三省会剿始平，丁壮死徒殆尽，往往乡行竟月，绝无人烟”。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耿精忠部至江山，盘踞三载，“死者无数”。战后，不但原有的棚民未被驱逐，还有新的移民迁入。 种麻的江西南丰籍移民就是康熙中期以后迁入的。时人曰：“今矿害虽无，而继靛以射利者，其弊已伏于麻蓬。大约流移杂处，闽人居其三，而江右之人居其七。日引月长，岌岌乎有反客为主之势。”［16］雍正二年《常山县志》卷1《舆地》中有《麻山小序》一文，说“间读江山县志，武陵江公岌岌乎有反客为主之惧”，可见惧怕植麻之江西移民反客为主，在雍正年间已成为土著之共识。种麻者由土著招来。流人租地种麻，土著获取地租。“他方流寓，以种麻为生，土人嗜其微利，立券招租，聚散不常，不可不防其渐”。［17］这一切似乎都可证明江西流民人口之众多。然而，从当地调查中获知，南丰籍移民主要分布江山县北部的低丘平原地区，并未迁入南部的山区。在江山南部山区，我们查到了20种族谱，各族来源如表2： 表2 江山县南部20个氏族的迁入时间与原籍 资料来源：根据江山县地方志办公室毛永国先生提供江山县氏族调查笔记和笔者调查的族谱。 江山县毛永国先生还提供给我江山县中部平原区共12部族谱，其中10族为明代以前的古老氏族，1族为明代迁入，1族为清代从南丰迁入者。南部山区的情况与北部平原不同，大部分氏族是清代迁入的，其中来自闽、赣的移民氏族就有16族。他们的人口至少应占山区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 然而，上引资料中“流移杂处，闽人居其三，而江右之人居其七”一说并未得到验证。毛永国先生当年收集族谱，未及于江山北境，鉴于常山、开化一带的低丘冈地中有大量江西移民的分布，我推测在江山县的北部与常山邻接处，当有大量江西移民分布。只是这一带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扫荡，人口死亡很多，且无氏族调查作为基础，清代前期移民的分布不详。 西安县(今衢州市)的南部也处于浙南山区之边缘。康熙年间的记载说：“山源深邃，林菁险密、有脸、麻，纸、铁之利，为江、闽流户篷罗踞者，在在而满；或蜂飞而集，兽骇而散，丛奸府患，不可爬梳，此隐忧在上者，而西安龙游为急。”［18］康熙时人还指出：“闻之父老，明时南有靛贼，北有矿盗，生民皆大被其害，至本朝定鼎初及耿逆之变，两山为揭竿窟穴。”［19］说明自明末以来，县境南北山区的闽人活动就非常活跃。至清代，除了植靛以外，还种玉米。“包芦，西邑流民向多，垦山种此，数年后土松，遇大水涨没田亩沟圳，山亦荒废，为害甚钜，抚宪阮于嘉庆二年出示禁止”［20］。阮元对浙江、安徽等省山区棚民的驱逐，也包括对西安县种植玉米的客家人的驱逐。 龙游县的地形与衢县相似。民国《龙游县志·氏族志》在议及龙游氏族变迁时指出：“经明末清初之乱，继以耿精忠之乱，旧族丧亡不少，而迁来者福建长汀人占十之七八。”该志卷8记载了43个迁自福建长汀的村庄，经与现代的地图核对，几全部分布于南部山区，即今溪口区的范围内，约占溪口区自然村的10％。 2．浙西山区 常山与开化。除了山区外，明代后期闽籍流民已深入到衢州盆地的腹心。万历《衢州府志》在论及常山县的情形时说：“闽中流民群来开垦，得利旋去”；闽籍流民开始并未定居。每年秋后，他们中的半数要回原籍21］。“三藩之乱”发生后，在开化县池淮畈垦田的闽人叶隆率同乡起事”［22］。战争结束后，江西、福建移民才定居下来。 常山、开化地处金衢盆地，地势以低丘为主，夹杂小片的平原。这类地形本来当是开发较早的居民稠密区，何以土著少而让闽人厕身其中呢?有人认为是明中叶王浩八率兵屠杀所致，“池滩二乡，乡民十之八九罹其兵燹，老幼男妇刈如草芥，以及漯系而去者不可胜数”［23］；有人则认为是常山地处交通孔道，繁重的徭役导致了人口的流失，“常山最贫，由孔道送迎，农皆为夫，肩背作田，而足作犁，田之荒芜，坐是故也”［24］。根据现代医学调查25］，血吸虫病流行造成了开化、常山两县的长期萧条。解放以后的调查也表明，一二百年以前就有上百个村庄趋于毁灭。看来，疫灾流行也是此区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 康熙年间的战争停息后，江西南奉人大量迁居于此，在常山最为密集，福建、安徽的垦户也在移民之列，雍正时，“离(常山)城未十里，三五来迎者已闽、徽、江右之垦户，无复土著之氓矣”［26］。外省流民亦被称为“江(西)闽人”，安徽移民不多，这与我们据《浙江省常山县地名志》(稿)所作统计是一致的。详见表3：
表3 常山县自然村建村时代与原籍（略） 资料来源：《浙江省常山县地名志(稿)》，1987年。 从表3中可见，江西移民主要来自南丰和上饶。明清时代合计之，上饶移民村有87村，南丰(含广昌)移民村有287村。福建移民主要来自闽北的邵武、建宁二府、闽南的泉州、兴化二府和永春州。就村庄数而论，来自邵武和建宁一带的村庄有51个，来自泉州一带的村庄有49个，来自汀州的村庄仅12个，余不详府县。常山县的闽籍移民以闽北和闽南为主，汀州次之，这一移民的籍别构成，和浙南山区以闽汀客家为主的状况大不相同。 来自广东的9个自然村皆来自广东嘉应州，是为广东客家人的北迁，然其人口不多。安徽移民大多来自徽州和安庆。 开化县移民的来源与常山完全相同。民国时人指出：“延及清代，其迁徙而来者，多为安庆、徽州之人以及江西之中部、东部，福建之闽北、闽西并其沿海各县之民，来居兹土。”［27］各籍移民的比例不详。 在建德县南部，“崇山峻岭，密菁深林，最易藏奸。……近招江、闽无业闲民开山种麻，结棚聚处，愚民见短，利其荒税一时有补，未能远谋，遂致棚民联络盘踞，岁引日多。奸猾时闻，风非昔比。今方别编棚户，各设棚长，以专约束”［28］。乾隆《寿昌县志》卷1《物产》也说：“然如麻、靛两种，亦自近年江、闽蓬民有之，前此未之见也。”今寿昌县已并入建德。棚民来自江西、福建，以种麻为业，与金衢盆地及处州山地移民的来源和产业都很一致。道光年间的记载说：“近来异地棚民盘踞各源，种植苞芦，为害于水道农田不小。山经开垦，势无不土松石浮者，每逢骤雨，水势挟沙石而行，大则冲田溃堰，小则断壑填沟。水灾立见，旱又因之。以故年来旱涝濒仍皆原于此”。［29］提出严禁棚民垦山之令。可能在这一命令下，棚民大多撤离。1987年我在当地调查，也只在建德南部山区最深处找到他们的踪迹，人数不多，分布也窄，当地人几不能指认。 淳安县也有棚民的活动。当地人说：“召佃以山谷之利让之远方之流民，爱为之厉禁。警其私受赃木，棚民非编甲不容。”［30］但今天在当地也难以发现他们的踪迹。 在浙西北部的湖州地区的长兴县，乾隆初年，“有福建、江西棚民携妻子、挟资本陆续而至，与乡民租荒山，垦艺白苎。共一百三十户。(乾隆)十三年五月米忽腾贵，棚民就近交易，遂以买贵米价。”［31］以130户棚民买贵一县米价，有耸人听闻之嫌。正是以此为契机，有土著倡议驱逐棚民回原籍，最后采用严格棚民保甲的措施，准予居住，其理由是，“查山土高燥多石，不利稻麦，种苎最为相宜，本地乡民未谙其法，有用之土向来概置之无用。兹异省之氓，辟荒芜以收地利，与古者货恶弃地意颇合，地方官不时留心，稽察奸匪，自无得潜匿，即安用驱逐为也”。江西和福建棚民以自己种植苎麻的独特技艺获得了在长兴县的居住权。 在下引宣平县的资料中，有关于江西移民种麻、福建移民种靛记载。在浙西山区，福建移民和江西移民一起，垦山植麻。这所谓的福建移民到底是闽南人还是客家人呢?在其他一项研究中，我们已见在明代末年的赣西北，数十万闽汀客家人垦山植麻”，［32］苎麻种植是闽汀客家传统的种植业，对于外迁的客家人尤其如此。因此，我以为迁入浙西山区的福建人就是客家人。只是因为受到土著驱逐，他们的人口在当地留存不多了。 从云和、遂昌等县客家移民的族谱中可见，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浙南山区的客家人大批迁入浙西的于潜、新城、分水等县。闽汀客家人是否在浙西山区形成自己的聚落，保持自己的方言，则不可知。进一步的研究有待于将来。 综之，清代前期浙江山区的移民呈现这样几个特点：大约从明代末年开始，来自福建汀州的客家移民迁入金衢盆地的两侧山地，从事蓝靛的种植。清代初年，随着战争导致的土地荒芜，移民的规模有所扩大，遍布浙南各大山区，继而在浙西也有分布。除蓝靛外，苎麻、玉米是他们主要种植的农作物。 在客家移民迁入的同时，来自江西南丰以及来自闽南和闽北的福建移民大量迁入金衢盆地的低丘平原中，形成与客家移民比邻而居的状态。 三、对客家移民人口的估算 移民人口的估算按照以下两个步骤进行：一是求出移民在各县人口中的比例，二是求出各县的实际人口数。 在进行这两个步骤的估算之前，还必须确定估算的标准时点。我将人口统计的标准时点定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是基于以下考虑；清代前期的移民从顺治年间开始，断断续续持续到清代中期，有的甚至于明代末年就已开始的移民，直到嘉庆、道光年间还在进行，时间长达200余年。这不仅为移民过程的论述带来了困难，而且给移民人口的计算增加了难度。举例说，一个康熙年间迁入的移民，在道光年间可能已经繁衍了5—6代，以年平均增长率为7‰左右计，人口已经增加了2—3倍。若以10‰计，则增加了4—5倍。因此，同样迁入一个移民，人口的含义竞有 2—5倍的差距。因此，有必要确定一个标准时间，类似人口普查中的标准时点。我选择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作为清代前期移民运动基本结束的时间。这是因为，至乾隆后期，移民大潮已经基本停歇；从技术上说，乾隆后期的人口统计的对象已基本上从“人丁”转为“人口”。要知道，一个相对准确的人口基数是我们分析移民数量的基本前提。尽管如此，在本文所说的移民，往往指的是移民及其后裔，有时移民后裔的人口之多，可能超过了移民本身。为了计算的方便和准确，就不能不将一些有关人口和移民人口的记载，进行标准时点化。这一方法的依据是，一个特定区域的人口变化，总是循着某种既定的规律进行的。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就是最基本的规律。一般说来，一个区域的人口增长，与这一区域中的人口基数、耕作方式，生态环境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以上诸要素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基本生活，也包括生育方式、因此，在这些基本的因素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时候，人口的增长就会表现出相当明显的规律性。我们可以根据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进行顺推或回溯，以求得标准时点中某一区域的人口或移民人口。 兹分县叙述如下：
云和县。据乾隆年间的统计，“康熙三十年以前云和烟户一千三百耳，今将计五千，闽中客强半”［33］。康熙三十年以前的烟户究竟是户口还是“丁”数，尚不可知，但乾隆的数字为人口则属无疑。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县有户13911，50547丁口，其中男大小26989丁，妇大小23558口［34］。从男女性别比例这一点看，此为人口统计。再从上引乾记载看，这5000余人口中，“闽中客”超过于半数，意味着闽地移民已在当地入籍了。可是我在当地调查，当地人口都认为闽籍人口不可能超过土著。笔者在云和县图书馆读得32种族谱，其中12种为闽汀客家的族谱，1族为南丰籍移民族谱。余19种为当地土著。移民族谱占族谱总数的38%。由于移民氏族的平均人口可能少于土著，所以，据族谱推测的移民人口的比重当少于38%，姑且定为25%，相信距实际情况不会太远。 在青田得78种族谱，足以揭示该县的氏族构成。 表5 青田县78个家族迁入情况 资料来源：青田县志办公室提供的族谱调查资料，截止时间 1987年10月。 闽西客家氏族20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一般说来，清以前土著氏族比较大，每族平均所含人口也比清代氏族为多，因此清代移民的比重还应更低。这个估计比上引乾隆时人“异籍居半”的说法要低得多。1987年春我在该县调查时，当地人一般认为闽籍移民仅占总人口的20%—30%，也比乾隆时的说法低许多。这或许意味着所谓的“异籍”人口中，还含有其他籍别的外来人口。光绪《青田县志》卷4《风俗》中专有“外民”一条，“青田旧日土旷人稀，外民多聚于此，种麻者多江西人，栽菁者多福建人，破柴者多广东人，烧炭者多仙居人。永嘉、平阳、龙泉、金华、东阳亦间有寄居者。以其搭棚于此，名曰棚民。入籍有家室者，稽察尚易，而忽来忽去，仙居人较多。……又有畲民，佃种人田者多，众皆谓顺治间来青”。可知“异籍”的内涵远较福建客家人要丰富得多。如果将表5中来自其他地区的氏族合并统计，则“异籍”氏族的比重可占至37%。如果考虑到样本的误差和来自邻县且在当地未修有族谱氏族，则可相信乾隆时人所称“异籍居半”的判断。如果将新迁氏族人口数少于古老土著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则来自闽省的客家移民占全县人口的25%左右应当是合适的。 据上引民国年间的调查，松阳县闽省移民约占全县人口20%。我在调查中获知，他们的人口在今日是决不可能占20%，估计是将畲族移民亦算作闽人的缘故。排除畲族移民后，闽籍移民的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 15%左右。 由于缺乏资料，我们无法得出丽水县闽籍移民的比例数。将其与云和、青田及松阳三县比较，其闽籍移民的比例可能只有10%左右。 宣平县。有关移民人口的数量，民国时人说：“大抵宣平山多田少，山居之民多种包米，夏种冬收，可作正粮。又宜麻靛，麻始江右人，靛始于闽人。二省侨宣者十有其七。”［35］侨居宣平县的江西移民和福建移民占宣平县人口的十分之七。 上引《龙泉县志》中所说“土著鲜少，客廛多闽暨豫章”一句，在今日的调查中得不到证实。笔者又在龙泉县图书馆和档案室查得13种谱，只有2种属于闽西移民。据此推测龙泉县的氏族中清代闽籍移民氏族可能占20%左右。若以人口计，清代移民氏族的人口比例应更低。姑且认为龙泉人口约占全县人口总数的5%—10%。 由于遂昌县的闽汀移民至今仍保持自己原籍的方言及其他一些风俗习惯，当地人对自己的祖籍十分清楚，就为今天的移民原籍调查创造了条件。今日遂昌县大约有3000个自然村，对如此多的自然村全面调查显然是不可能的。笔者设计了一个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在县地图上用等距抽样的方法选择了 101个自然村作为样本进行方言、族别的调查，结果是：以讲本地方言为主的有33村，畲族为主的有10村，不详者2村，江西籍1村，而汀州籍有55村。畲族及福建村庄中有部分村庄与当地土著合居，调整后的结果，本地村庄达36村，畲族8村，汀州村54村，假定各类村庄每村平均人口大体接近，则汀州移民后裔占全县人口的45%－64%，畲族人口占 3%—13%，概率把握度为95%。1982年遂昌县畲族人口为12893人，占全县人口的6.1%，正落在我们的估计区间内，与我们根据村庄比例作出的估计吻合。反过来也可以证明，根据村庄比例对客家人口作出的估计也应该是准确的。 根据笔者的研究经验，自然村的人口随立村时代的远近而有多少。一般来说，越是古老的村庄，人口越多，反之则越少。遂昌县为山区，老村和新村的平均人口数不会相差太多，所以我们估计遂昌县的闽汀客家人约占全县人口的45％左右，这从畲族人口的比例低于其村庄比例中可以得到印证。
景宁县畲族人口占今景宁县人口的 40%，闽汀移民的比例不详。设闽汀移民仅为畲族人口的一半，大概离事实不会太远。 光绪《处州府志》卷11中记载了所辖县份清代若干时期的人口数，但这一记载错误甚多，除个别县的数据外。其他不堪使用。这样，我们就不可能逐县估算客家移民的比例，不得不采取更为粗略的估算方法。已知该书记载乾隆六十年(1795年)云和县人口为 5.05万，同治二年(1863年)为7.3万。又查 1953年云和县人口达12万［36］，两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均为5.5%。由此可知云和县乾隆六十年及同治二年的人口数不谬。设此比例即为处州府人口的平均增长率，据《嘉庆一统志》，1820年处州府人口为115.1万，乾隆四十一年处州府人口约为90万。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各县客家移民人口比，估算出1953年处州府辖10县的移民后裔数为25万，同期总人口为133.9万，移民后裔占总人口的18.7%。假定从乾隆后期至 1953年客家移民和土著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同，则乾隆四十一年处州府人口中的移民比例也应为18.7%，就有人口17万左右。 汤溪县属金华府辖，民国年间人口数4.4万［37］，而在1953年的人口普查中，汤溪人口达到了11.6万，由此可知民国记载之不确。1953年汤溪人口比浙南之遂昌县略少，因汤溪县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受害较深，故在战前，其人口数可能与遂昌相当。故推测乾隆四十一年汤溪县的人口数约为9万。汤溪县境的一半为山地，山地居民的数量可能占全县人口的30%，依相邻之宣平县例，山地人口的70%为外来移民，其数量则占全县人口的21%，共有移民1.9万。 1953年的江山县人口是开化县人口的 2.10倍”［38］，估计乾隆四十一年间江山县人口约为23万左右。其中山区人口占15%，客家移民又占其中三分之二，就有人口约2.3万。 1953年龙游和衢县人口合计约为江山县人口的2倍，推测乾隆四十一年两县人口为46万。比照江山县南部的移民情况，作一谨慎估计，两县的移民合计约2万人左右是不成问题的。 总之，金衢地区南部山区的客家移民大约为7万人口，与处州府客家移民合计则有23万左右。浙西山区的客家移民数量不多，略而不计。 四、客家移民的土著化 同治十一年开化县令汤肇熙所著《出山草谱》一书对清代后期开化县的棚民活动多有记叙，在《禁吃斋拜会示》一文中，他写道：“本县留心访查此等吃斋之人，潜踪境内，处处尚有，而山谷棚民尤多。”在《禀保甲局宪查拿斋党事》一文中又说：“县有梅村口地方，界连德兴交界之封禁山，山谷深邃数十里，棚民杂处，有地无粮。”他还在《复西安张明府言保甲事》中议及驱逐棚民范启三一事时说：“查该棚民曾于同治三年有因粮拒捕上控一案，自后并无过犯，且条银十数两之多年清年款，即有不合，特是蛮民，非即匪类，其罪似未可驱逐。居此已数十年，且有田园庐墓，非等外来雇工之徒，其势又未便驱逐，唯委员既有此函，不得不为根究，当即票差棚头，传到庭讯之下，严加训斥，棚头具结，遂即了此公案。”这一案例表明开化的棚民系统至清代后期仍然保存着，但棚民实际已是土著，不存在驱逐的问题了。所以，在光绪十一年的户口统计中，分乡户口仍列为“土、客、棚民”［39］，客民指的是太平天国战后的迁入者，棚民指的是清代前期的移民，可惜的是，县志中没有分类的户口数。 同样的情形还见于其他政府官员的报告，如戴槃在《定严属垦荒章程并招棚民开垦记》［40］一文中指出：查严郡各属田地荒鞠，人民稀少，较他郡情形，蹂躏更甚。……今欲招垦，必须外来之户乐于耕种。……无如外来垦户，由江西者则有衢之荒田可耕，由宁绍来者则有杭属之荒田可耕，惟严郡居中，止有徽州一路。徽、严交界地方皆系荒产，断不肯舍此适彼。惟查有棚民一项，向来以种山为业，地方农民不与为伍。自咸丰十年后，粤匪滋扰，棚民僻处深山，未受大害，较农民尚胜一筹。昔日无田可种，而不能不种山；今日有田可种，而能改种山为种田，田之出息究胜于山。各棚民非不愿种，实不敢种，须设法招之使种。 严州府的棚民人数少，势力单薄。长期以来，他们受到土著岐视，以至与土著不相往来。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居于平地的土著人口大量死亡，地方官欲招棚民下山垦种，但棚民却不肯下山。棚民对土著的惧怕，竟发展到不敢垦种土著抛荒田地的地步。 棚民和土著的这种水火不容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政府一系列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如雍正二年，张廷玉提出了处理棚民问题的基本对策： 近日如江西之瑞、袁等府，屡有抢夺嫖掠之事，比棚民煽惑倡首，皆明验也……安插既久，其素不为匪者，则编入烟户册籍之内；其居住未久，而踪迹莫定者，令取具五家连环保，以杜日后事端，皆于编查保甲时一体稽核，毋许遗漏。再棚民聚处日久，人数渐多，其中不无膂力技勇之人与读书问学稍知礼义者，亦令该州县查明，申详上司，分别考验录用，俾与彼地人民同沽圣朝之化。［41］ 雍正年七月，朝廷关于处置棚民的措施如下： 见在各县棚户，请照保甲之例，每年按户编册。责成山主、地主并保长、甲长出结送该州县，该州县据册稽查，有情愿编入土著者，准其编入。有邑中多至数百户及千户以上者，添拨弁兵防守。棚民有窝匪奸盗等情，地方官及保甲长失察徇庇者，分别惩治。编册之后，续到流移，不得容留，有欲回本籍者，准其回籍。棚民有膂力可用及读书问学者，入籍二十年，准其应试，于额外酌量取进。［42］ 据刘敏研究，至雍正四年，把“情愿入籍者，准其编入”改为“已置有产业并愿入籍者”准其编入当地户籍，作为“棚民保甲法”正式颁行，成为处理棚民户籍的依据［43］。尽管以后对有些条文有所修改，但基本精神却相沿未变，一直是处理棚民问题的基本法规。 问题在于，如果政府真的将外来移民“已置有产业并愿入籍者”编入当地户籍，日后移民与土著的矛盾就不会如此尖锐，土客之间的冲突就会和缓得多。棚民的土著化过程也就会简单得多。实际上，政府允许棚民所入之籍实为特殊之籍——“棚籍”。入“棚籍”20年以后方可取得考试权，但考额与土著分列，称为“棚额”。对于新近迁入且无财产的移民，则编入保甲管辖。由此可见，移民的入籍并不意味着移民与土著的融合，却是移民社会与土著社会在法律规定下长久的分离。因此，直到清代后期，我们仍可见到浙西山区“棚民”社会的存在以及土著与移民之间的冲突。 在浙西移民与土著的矛盾冲突中，土著占有绝对的优势，其原因在于土著人口占绝大多数。如在开化县，汤肇熙在《禁三清山进香示》文中说：“(开化)大抵土民居十之五，客民三，棚民二。”由于太平天国战争中开化县人口死亡甚多，战后客民的迁入并不足以补充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因此，战前棚民人口在全县人口中的比例应当更低。以大约占总人口15％的人口与土著对抗，是不可能占有优势的。在严州府，棚民人口更少，处境更为恶劣，乃至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政府出面招棚民下山垦种，棚民却不肯下山了。 也就在浙西山地的棚民不肯下山垦荒之时，浙南山地的客家人却闻风而动，纷纷迁入。如云和县汤侯门颜氏，同治、光绪年间，就有3人分别迁入桐庐、昌化和于潜；云和江氏，分别有7人迁入于潜，一人迁往安徽宁国。再如龙泉巫氏，迁入严州的有4人；龙泉半坑李氏，迁入于潜县的也有4人；其他氏族中，还有只记“外徙”而不记徙入地的。依我的看法，这些“外徙”者的大多数也可能迁入了浙西。 浙南的客家人敢于较大规模地迁入远离他们家乡的浙西，而浙西的棚民却对近在咫尺的山下之地畏首畏尾，踟蹰不前，其原因可能在于浙南和浙西的客家人存在身份上差别。这种差别的最初起因在于浙南山地棚民众多，在与土著的斗争中，并不完全处于劣势。例如清代末年，汤溪县的流民客家人还有能力纠集千人揭竿起事。尽管当时政府仍称汤溪县山区的客家移民为“棚民”，但这未必是针对他们的“籍”别而言，即是说，汤溪的“棚民”未必是入“棚籍”者。以云和为例，在上引人口资料中，乾隆年间云和县的户口中，“闽中客强半”，可见人口数字已经包括了闽汀移民。民国云和《木垟刘氏宗谱》指出“三藩之乱”以后，云和大遭屠戮，“以致沿溪一带，尽成荆。及乾嘉时，国土奠定，民族安居，故今日土著绝迹”；所能列举之土著，仅有“城内司前之柳，县前之梅，中街之王，他若云章之叶，小徐之徐，陈村之村，翻系唐宋时来云，历千百年之风霜”。土著人口少于移民，移民就不可能被土著岐视，也就不需要设立专门的“棚籍”来安置移民。 类似的情形在青田县亦可发现，雍正以后，该县已是“民异籍居半”。在遂昌，全县人口的45%左右为闽汀客家。在宣平，人口的 70%为来自闽汀的客家和江西南丰的移民。而在景宁，移民占有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总之，在浙南山区，移民的力量足以和土著抗衡，“棚籍”的设置也就是不必要的了。 事实上，在处州山区，笔者至今只见光绪《龙泉县志》卷11《风俗志》所称“溪岭深邃，棚民聚处，种麻植靛，烧炭采菇，所在多有”一句，也未必是指“棚籍”人口。其它各县均不见有“棚民”的记载。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处州山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棚籍”。同样的情形在赣南地区亦有所见：清代前期迁入赣南的客家移民众多，却不存在“棚民”的称呼。偶有称客家移民为“新民”的，却并不普遍。而在同时期的赣西北，“棚民”与土著的冲突构成了清代乃至近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除了可以从土客人口的多少讨论土客之间的冲突外，还可以从客家移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探究客家与土著的冲突。浙西地区开发历史早，人口密集，垦殖系数较高。宋代该区梯田就相当普遍，出于人口压力，溺婴相当普遍，甚至男婴也不例外［44］。明清之际的战火也未影响该区，因此，土著居于河谷盆地，根本不容移民立足。尽管山区梯田相当普遍，但多指低丘而言，高山陡坡地带显然非农耕所及。乾隆年间的移民迁入后，多于高山陡坡地带进行垦殖，并居住于深山大岭之中。在今日建德和寿昌，能够指认的当年棚民后裔，都居于海拔较高、地处偏僻的大山之中。山地垦殖成为移民唯一的谋生方式。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上的独特性被土著视为异类。加上山地的垦殖带来的水土流失，引起平地土著不满，驱逐的呼声渐起，并变成事实。 浙南的情形有所不同。在云和、青田两县，由于战争的影响，龙泉溪两旁的河谷盆地多被摧残，战后成为闽汀人的麋集之所。在这两县农耕的精华之区，移民甚至多于土著。在遂昌和景宁，山峰林立，河谷狭小，无论土著还是移民，大都耕山为业。他们之间的生活和生产，并没有截然的区别。土著将移民视为异类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龙泉县的情形比较复杂。上引顺治十二年《龙泉县志·序》说：“土著鲜少，客廛多闽暨豫章。”从已知的自然村原籍来看，闽汀客家人也有一定的数量，然询之今日县人，则茫然不知。就是在云和、青田、宣平等县，也存在今人的估计低于历史文献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近代以来客家移民后裔生产内容的改变。 闽汀移民迁入之初多以植靛为生。除了上引资料的记载外，我们在浙南山区的许多族谱中亦可见记载。江山县须江黄氏于清代乾隆年间自福建汀州府长汀县平原里迁来，其宗谱中—份订于嘉庆六年的契约中记载：“当日原系石墩沙地，种苎花利等，概属山脚。惟沿溪一带只有三四担熟田，乃是叶家洋陈姓因系合业无人经理，后被呈姓将木杉峦田兑去，包于玉生公开种。”可见，黄氏先祖迁入之初通过开垦石墩沙地，种植苎麻等物。方才安身立命。以后才从土著手中租得三四担熟地，还不是—亩。关于这块土地，契约中曰：“立布人吴盛松、吴若雨……今将坐落：上名岩坑口合业田一段，东至大溪，西至山脚，南至在溪，北至山脚，布与黄玉生弟边，造屋做靛塘、靛园、菜园及耕种。当日三面断定，递年秋收，交实租谷一硕五斗正。”全部种粮只有三四石收成的土地，租额竟高达1．5石之多，确实难以想象。在此土地旁边，还有一段未开垦之地，十年以后开垦成田，又与业主订立租约，亦为造屋作菜园、靛塘、靛园及耕种之用，租额“光谷拾硕正”。如地租率不变，该块土地面积应是原有土地6倍有余。合计黄氏大约租有耕地七八亩，其余则为山边溪角开辟的零星土地。由于地租率奇高，因此，除了以必要的面积种植粮食外，其他多垦为靛塘和靛园。从这份租地契约中可见，靛业在江山南部山区客家人的经济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1987年我在浙江江山县调查，当地闽汀移民的后代曾指着一处山顶告诉我，当年山上垦有靛园，遍山皆是，现在已长满了灌木或次生林。当年景象，已无从寻找些许痕迹了。 青田县的客家人也以种靛为主。据青田县志办公室提供的氏族调查资料，汤垟乡小佐村的丘岩严口述，他的祖先就是从福建迁入并以种靛青为生的；小令乡麻坑村的傅姓亦认为，他的先祖从福建迁此已历9－10代，最初迁入时也以靛业为生的；另有一张姓移民，族谱中记载，其先祖“游浙瓯踪，停西廓开设靛行”，亦以靛业为生。 光绪初年，随着外国染料的输入．化学染料逐渐取代靛青。清末民初，国内靛业一落千丈。第一次世界大战虽有短暂复苏，却最终没有恢复以前的繁荣。无论在浙南山区还是在浙西山区，靛业萧条了。浙江山区的客家人最富特色的产业从此风光不再。在许多地区，客家和土著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或许就是浙南山区的不少县份，今人对移民的估计总是比历史文献要少得多的缘故。 五、简短的结语 浙江前期闽汀客家人对浙江山区的移民是同时期客家移民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乾隆四十一年，浙南山区的客家人及其后裔大约有23万。以府计算，他们大约占处州府人口的五分之一弱，在云和、遂昌、宣平、汤溪等县，他们的人口接近或超过了土著，形成了人口重建。在浙西山区，客家移民的分布极其零散，人口不多。 客家移民在迁入之初，多以植靛为生。明代末年，就形成以“靛寇”为名的客家人起义。随着清代客家移民的大规模迁入，浙江山区成为靛青的主要产区，山地垦殖的规模日渐扩大。居于山地的客家移民主要以植靛为生，形成与平原土著不同的生产内容。 因此，客家与土著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复杂。从法律的角度看，客家移民的土著化，仅仅意着入籍；而“棚民保甲法”的实施造成“棚”与“土籍”的差别，使移民处于永远不被土著认同的尴尬境地；浙西棚民的处境大体类此。从文化角度看，客家方言与土著方言的差异是双方互不认同的天然障碍，客家的土著化则意味着方言的消失或双语的使用；江山县南部山区的客家移民后裔除了使用吴方言外，还在内部通行客方言，就是一例。从人口角度看，在客家人口占有优势的地区，客家的土著化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如在遂昌县，既不存在“棚籍”与“土籍”的区别，也不存在客家方言的消失；客家方言至今仍是县中流行的一种方言，云和、汤溪等县的情况莫不如此。从生活方式上看，居住于条件恶劣的高山峻岭之间的客家人难以为平地或丘陵间的土著所认同：举—个江西奉新的例子，平地上的土著就常带恶意地称呼山里的客家人为“山狗子”［45］；而在浙南山区的许多县，客家与土著都居于深山之中，此类差别就不存在，从生产内容上观察，浙南山区以生产靛青为主的客家经济与土著的水稻种植业有很大的区别；可是到了清末民初，随着洋靛的大举进入，土靛市场萎缩，浙南靛业一蹶不振，客家人经济活动的特色随之消失。至此，浙江客家人的土著化过程基本完成，他们已经完全融合于土著社会当中了。 总之，移民社会的性质或特点不完全是由法律、文化或生产方式决定的，移民迁入地的生态环境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后者不仅决定移民数量的多少，也决定移民分布的格局和形态。更影响移民的生活和生产。而，这一切，都是移民社会与土著社会相互联系、互相区别的纽带与标志。原载《客家学研究》第四辑，转自 世界客家文库 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676622932&ver=4355&signature=Qu75q7*urf8AVEflFLxIu8Sejc-oSGYVTjMZF9mnvnVZ3kbqajE*umitxfXzvo-O*0qu3L81Ik2kRyUu7xWbIepaxVmCLlHhmg0XiMame1hpPyKoZLHIrsx5AfH-b*HI
https://mp.weixin.qq.com/mp/qrcode?scene=10000004&size=102&__biz=MzkyNzMxOTE2Mg==&mid=2247484210&idx=1&sn=742fe0f12f278476c75761dfe354b4ae&send_time=微信扫一扫关注该公众号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