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东日常：客家带来了油茶、辣椒、书院
湘东日常：客家带来了油茶、辣椒、书院来源:潇湘晨报
2015年4月9日下午，平江县上塔镇黄泥湾村的一处祠堂内，挂着一副对联：“承先祖克勤克俭，启后嗣曰读曰耕”，横批“耕读为家”。与之似曾相识的对联，在湘东的祠堂里极为常见。
湘东人的日常生活里，油茶、红薯、辣椒，以及醴陵瓷器、浏阳夏布与客家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另一方面，“湘东人”自小接受的学校教育，同样离不开客家人，他们当年创办的书院、义学等是现今的一些中小学校的前身。
从这两点来看，食物代表锄把子，那么书院则是笔杆子。客家人来到湘东地区之后，先解决吃住等基本生存，再谋求其他。读书以致仕，寻求族群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明清两代，他们来到湘东地区，注入新鲜血液和生猛风气，为湖南的近代发展提供动力。
客家人带来山茶、辣椒，开垦荒地，滋生人丁
2015年4月1日，广东梅州人李贵福来到醴陵，参观在醴陵市世界陶瓷艺术城举办的“中国陶瓷艺术作品展”暨首届湖南（醴陵）陶瓷博览会。当有人告诉他，醴陵的近代瓷业发展有客家人的功劳时，这个50多岁的男子颇为兴奋。
《醴陵县志（民国版）》记载：“雍正七年（1729），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沩山发现瓷泥，租山开矿，招工传艺，创设瓷厂”。广东兴宁地区是客家人的聚集地之一。
目前醴陵瓷业是客家人来到湘东后推动的一个手工业。浏阳夏布也是如此。在发展手工业之前，大量的闽粤赣等地客家人移入湘东地区。客家人沿袭原住地的生产习惯，带来苎麻、蓝靛、番薯、玉米、油茶、药材等作物种子。如红薯（番薯）这种产量高、栽培易的经济作物，也由客家人从沿海引进攸县种植的，时称“蕃薯”。有文献记载：“攸邑客民，种以代粮，近则土著之民尽种之。”《醴陵县志（民国版）》也记载：“康熙年间，广东移民带红薯来醴陵栽种。”
湘东地区大面积种植油茶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这正是客家人大量涌入湘东地区的时间节点。
《攸县志》（同治版）记载：“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所产，结实如梨，大如拳，中有数核，如肥皂，子大，疑此油茶也。今攸东棚民栽种成林，树枝叶皆类山茶，秋末开白花，冬结实，次年霜降后收子，谓之木子，亦作木籽爆裂压油，利较桐油更薄”。非同寻常的是，志书将油茶归类于物产中的花属，排在山花之后，木芙蓉之前。文章作者可能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本来用途。
此后，油茶树迅速在皇图岭、坪阳庙、桃水等安家落户、开花结果。到民国时，山茶业已蔚然可观，《醴陵县志（民国版）》记载，“茶球有土包子，珍珠子之别，业产为土包子，又有赣州包者，球色红，壳比土包子薄，输入未久，人争选用。”据《湖南省志》记载，民国二十九年，湖南茶油产量统计显示，“平江9400担，浏阳34000担，醴陵12645担，攸县9200担，茶陵22000担，酃县11500担，汝城2600担，桂东7000担。”
攸县辣椒即由徙居东乡的客家人从沿海引进，这一外来物种很快受到攸县人的青睐，成为县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菜肴，其种植面积和产量，历来为全省之首。1985年，种植1.7万亩，产辣椒2400吨，为全省五个出口辣椒基地县之一。
客家人的徙入，随之而来的是“湘东大开发”。以炎陵为例，据《酃县志》载，明末全县耕地10.67万亩，其中水田10.27万亩，旱土4070亩。清顺治五年（1648）至十一年，县内连遭兵乱，疫病和自然灾害，人口大量死亡、流散，成片耕地荒芜。顺治末年和康熙元年至六年全县垦荒17741亩，平均每年垦荒近3000亩。至乾隆三十年，全县实在成熟田地塘及报垦升科（已到纳税期），共116800亩，人口也成倍增长。
族学、书院数量众多，祖辈曾给学校“造纸”
2015年4月8日，整整一天，浏阳市张坊镇上洪社区官冲组的王隆根在自家手工造纸的作坊里忙碌着。这个40多岁的男子，有条不紊地从一个约4平方米的纸槽里，用帘架从槽中一次次抄起，再用帘子将纸一张一张地揭放在一起。上午的5个小时，他一共抄出800张纸。下午，则要将这些纸一一焙干。
在这个山腰上的村子里，曾经有60多户人家，都以造纸为生。据王隆根的父亲王鲁声回忆，祖上四代造纸，解放前主要造用于书写的“文化纸”，销往周边地区，“我祖父那个时候，给洞溪书院卖过很多纸。”
洞溪书院，地处张坊镇上，由当地张氏族人兴建，后成为浏阳当地四大书院之一。据张氏族谱记载，张坊的张怀左生于清乾隆四十五年，其致富之路不得而知，他创建文昌阁及洞溪书院，总计捐献田地百亩，但事尚未做成，他死于道光二十七年。其妻陈氏，遵遗命，再捐出“店宇值万金”。事后，夫妇受到朝廷表彰——“奉旨旌表”。
但在此前，张坊还有一个碧举书院。浏阳境内还设有文靖书院、南山书院、南台书院、狮山书院、文华书院等。据浏阳籍作家彭晓玲介绍，洞溪书院于公元1852年正式开馆，远近子弟纷纷聚集书院就读，竟使斋舍一时容纳不下。当时，乡人捐资非常踊跃，数年间共募得白银17000余两。到1861年，书院又捐入银25320两。
实际上，湘东一带，书院很是常见。如醴陵渌江书院，炎陵有洣泉书院、梅冈书院，汝城的濂溪书院等。客家人最集中的炎陵，人们甚至认为“养子不读书等于养条牛，养女不读书等于养只猪”。士大夫“惟有读书高”的理念也为乡野村夫服膺。
客家人为让子女受到教育，不只是家族办族学，也会联络多姓多族联合集资兴建规模较大的学校。清嘉庆二十一年，身为客家人的代理知县麦连提议，朱光贤、贾元贞、张朴庵等一同创建了一个书院，因县内客家人多为广东梅县迁入，故命名为梅冈书院。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多方资助下，书院的运营经费达到600余担谷。山长的月薪是每月160千文。考试第一名的学生，奖赏600文。
炎陵客家人还与临近的茶陵、宁冈客家一道，于公元1840年在宁冈县城龙江河西岸集资修建了龙江书院，供湘赣边界山区客家子弟读书。至1903年，炎陵县沔渡镇的一批客家人兴建了新学学堂，设有修身、读经、地理、国文、体操等，为县内第一所现代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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