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涛：被悬赏20根金条的地下工作者
郭春涛：被悬赏20根金条的地下工作者郭春涛（1898—1950），原名名忠，又名子章，湖南株洲炎陵县水口镇水西村人，民革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主任等职。民革第一届中央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1950年6月30日，新中国成立刚刚9个月，爱国民主人士、民革领导人郭春涛却因操劳过度，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52岁。周恩来总理闻信后，非常难过，满怀痛惜地说：“春涛是累死的。”根据政务院和民革中央的安排，郭春涛安葬于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周总理特意为郭春涛题写了墓碑：“郭春涛先生之墓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周恩来题”。墓石镌刻完毕后，周总理又嘱托说：“还得加个红星！”于是，在郭春涛的墓碑上端，雕刻了一颗闪闪的红星。
学生领袖，赴法勤工俭学
1898年4月8日，郭春涛出生于湖南省炎陵县水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中。1915年，郭春涛考入湖南省第一中学。郭春涛在长沙求学期间，在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长沙学生中的领头人物，并且和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人结识。他们经常聚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纵论天下大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8年，郭春涛考入北京大学。在成立湖南同学会时，郭春涛被选为主席。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郭春涛在李大钊的指引下，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社会各界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大学等14个学校的学生 3000多人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在整个五四运动中，郭春涛是重要骨干，他组织“救国十人团”，大规模开展演讲活动。随着斗争的深入，参加演讲的学生越来越多，单是北京大学就有 8000 多名同学参加，他们深入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宣讲反帝爱国的道理，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1919年9月，在毛泽东的组织下，郭春涛和蔡和森、李维汉等一批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2月，赴法勤工俭学的李富春、李维汉等人发起成立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同年8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该社以探讨改造中国的道路为宗旨，实际上是新民学会的欧洲分支组织。郭春涛当选为工学世界社的秘书长。同时，郭春涛和蔡和森联名撰写了《论中国革命的道路》等文章，主张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文章发表后，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得到孙中山的赏识。
1921年6月初，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以特使的名义来到法国，企图向法国政府借1亿法郎，购买军火，扩大内战。为了借款，北洋政府不惜以出卖海关、邮政和滇渝铁路建筑权作为担保。当这一消息在巴黎传开，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无不义愤填膺，坚决反对。6月30日，周恩来、郭春涛等人联合巴黎的中国旅法学生会、华工团体和华侨团体，组织成立委员会，发表《拒款宣言》，并公布了关于借款真相的调查报告，号召中法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这一肮脏的交易。在一片反对声中，法国政府只好宣布暂缓借款。10月18日，法国政府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等罪名，将郭春涛等人驱逐出境，把他们武装押上轮船，强行遣送回国。中国留法学生被驱遣回国一事，在国内各界引起震动，孙中山特别电告沿途港口的国民党支部给予援助。当郭春涛等人到达广州时，孙中山接见了他们，详细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对留法学生的遭遇十分同情，对他们敢于斗争的做法表示赞赏。同时，孙中山还询问了留法学生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孙中山特别对马克思主义、法国及俄国革命感兴趣，他说，中国革命也要考虑重新选择新的道路，一定要吸收更多青年革命者参加，以充实国民革命队伍。这次接见对郭春涛而言，是他投入革命的一次重要转折点。
营救邓小平
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执行同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在这种形势下，郭春涛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 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北伐。国民政府选派郭春涛担任西北国民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处处长，辅佐冯玉祥统理军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郭春涛旗帜鲜明地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发起“护党救国”运动。
为了东征讨蒋，武汉国民政府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到陕西潼关做拉冯反蒋的工作，而在当时，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缺乏认识，颁令不准部属从事反蒋活动。
在欢迎邓演达到来的会上，邓演达发表了震撼人心的演说，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反动面目，并带头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口号刚一停息，会场后排走出了一个身穿灰色军装、个子不高的青年，高举着拳头，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这位热血青年，便是受中共派遣，到冯玉祥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的邓小平。冯玉祥无法容忍部属的这种行为，立刻宣布散会，并将邓小平逮捕囚禁。
郭春涛与邓小平曾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素来钦佩邓小平的才智和胆识。当晚，郭春涛夜不能寐，于是找到国民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商量联手营救邓小平的办法：决定利用冯玉祥对刘伯坚的信任，请刘伯坚出面劝说。次日清晨，刘伯坚来到冯玉祥家中，对冯玉祥说：“昨天被军法处抓起来的那位青年是应您请求，由中共派来的政治工作干部，早在苏联学习时，就是您女公子冯弗能的同学，这样做，恐怕影响国共合作，女公子也会有意见；再则在那天会上，他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完全出于他对邓演达主任讲话的拥护，对蒋介石背叛国共合作的憎恨；三则在昨天大会上带头喊口号的是邓演达先生，如果他知道了，也可能不好交代。”冯玉祥听后，立即命令军法处释放被囚禁了一天的邓小平。
谁曾想到，郭春涛搭救的这位热血青年，竟成为日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难民必须先撤走”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岌岌可危。蒋介石急调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率领川军驻守南京，时任川康绥靖公署秘书长的郭春涛随军出征，担任第七战区司令部阵地委员会主席，参加南京保卫战。
一日，当郭春涛正在部署战防阵地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签署的电报，命令第七战区部队全部撤离，前往武汉。此时，刘湘已去武汉，川军转移的重担便落在郭春涛的身上。
郭春涛到南京下关的江边巡视，发现这里一片混乱，大批难民挤在码头上等待渡江，而江边的军舰却没有运人，而是正在装运轿车。郭春涛当即下令，停止运车，改运难民。船队的负责军官不从，拿出政府限期撤出小轿车的命令。郭春涛拿过来命令，义正词严地说：“告诉蒋介石，我是郭春涛。人命关天，难民必须先撤走！”同时命令所属部队缴了船队官兵的枪，组织难民上船过江，安全疏离了难民两万多人，一时传为佳话。
几天后，郭春涛也撤出南京，他乘坐的汽车在芜湖一带的山区行驶，不慎跌下山谷。车子连滚带摔，掉在一块稻田中，郭春涛昏迷了6个小时，所幸伤得不重，但同车随从却牺牲了。
由于郭春涛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反蒋抗日，使蒋介石非常恼怒。1937年冬，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临委会，以“勾结奸党，危害党国”的罪名，将郭春涛开除出党。
获取情报，支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初，周恩来指示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与郭春涛配合，组织东方文化协会，协会成员还包括日本反战同盟，如越南、印度、泰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代表，旨在通过文化活动，协助中共工作，团结东方各国共同开展反法西斯战争，同时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工作。郭春涛担任常务理事并兼任秘书长，主持日常事务，郭春涛的家也是协会机关所在地。通过东方文化协会，郭春涛把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和日本反战同盟代表那里获得的日军大本营的动向、日德之间的外交密电、被俘日军高级将领的口供、截获日军的电文等重要情报，经过分析整理后及时转报中共中央，并为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向各国提供情报。
1940年，周恩来将郭春涛介绍给苏联驻重庆大使馆武官罗申，并请郭春涛帮助了解当时国内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党派、各阶层的一些动态。1941年春，蒋介石在双周例会上通报德国大使陶德曼和奥国总理来访的会谈内容，提到德国将以“闪电战”袭击苏联。郭春涛在获悉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嘱托妻子秦德君将情报送给罗申。为此，斯大林特意发来电报，对郭春涛给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支援表示感谢。
参与组建民主团体
1941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郭春涛等人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的帮助下，发起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郭春涛是18个发起人之一。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和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斗争，积极争取爱国民主人士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
1943年，由谭平山、郭春涛等人发起，联合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组织成立“民主同志座谈会”，通过时事座谈的形式，达到广交朋友、团结群众、扩大民主力量的目的，座谈会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支持。9月，在座谈会的基础上，郭春涛等人着手筹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
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曾家岩特园正式成立，选举郭春涛为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并通过了《反内战宣言》《告美国人民书》。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积极参加国统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出版《小时报》揭露蒋介石阴谋准备发动内战的恶行。为了增加经费来源，掩护民主人士的活动，郭春涛积极支持李济深约请龙云等人集资在上海组建企业公司。在郭春涛的配合下，由龙云投资5000万元，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共同集资的“允华企业公司”于1947年在上海成立，为民主人士的活动提供了许多资助。
1947年秋，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在这种情形下，李济深、何香凝在香港联名写密信给谭平山、郭春涛等人，告之将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郭春涛表示积极支持。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宋庆龄为中央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郭春涛等17人组成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
深入上海策反
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1948年底，周恩来命郭春涛留在上海继续做策反工作。郭春涛化名胡君健，配合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各种关系，积极开展军界和政界的策反工作，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南京、上海以及华东的正面作战。
郭春涛通过秦德君的二哥秦仲文的生前朋友认识了《新蜀报》的总经理王白与。王白与又介绍晏道刚给郭春涛认识，晏道刚原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因曾流露过对蒋介石的不满，丢了官职。与郭春涛接触后，受到郭春涛的多番启发，决心投入反蒋斗争。晏道刚又介绍他的得意门生、侍从室机要处处长江浩东与郭春涛结识。江浩东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写过一些花边新闻，其中有一篇因被指控影射宋美龄而被监禁8个月，后被释放继续留用。由此，江浩东也对蒋介石产生不满。经与郭春涛多次交流，江浩东下决心参与反蒋斗争，成为我方打入敌人心脏的情报员，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例如保密局在全国各地的组织名册、长江流域特务组织的分布情况、特务机关准备搜捕交通大学地下党以及爱国师生的名单、实施暗杀宋庆龄的命令等。
江阴炮台位置重要，是当时军事策反工作的重点。郭春涛经朱蕴山的干女儿徐又擎介绍，得以接近司令陶洪钊。郭春涛是国民党的老前辈，陶洪钊很想听听郭春涛对时局的看法。两人交谈后，陶洪钊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但又对共产党不够完全相信，最终提出“叛蒋”条件，给20根金条，不向解放军开炮。郭春涛将此事汇报后，中共中央表示只要叛蒋，不炮击解放军，可以重金交换，并保证其今后安全或去国外。最后，江阴炮台起义，人民解放军从长江东段胜利渡江，并于1949年4月23日迅速解放南京。
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困兽犹斗。毛人凤率保密局来到上海，伙同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上海城内一片恐怖。特务机关在上海街头四处张贴通缉令，悬赏20根金条后又悬赏20万美元捉拿郭春涛，并密令特务人员，一旦捉住可以不经审讯，就地正法。中共中央为此电告上海地下党转告郭春涛处境危险，必要时立即进入解放区。考虑到许多策反工作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如果这时候离开，损失会非常大，于是，郭春涛毅然决定继续留在上海，坚持策反斗争，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参政建言，积劳成疾
1949年6月，郭春涛作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设置了6个工作小组，郭春涛参加了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小组的工作。9月，郭春涛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副秘书长，并出席了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副秘书长、指导接收委员会委员和政法委员会委员，负责原国民政府中央机构的接管，政令、法律、条例的组织起草和提交政务会议前的初审，地方政府请示报告、人民来信的汇总及处理建议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1949年10月28日，为了拓宽政府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的渠道，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任命了32位政务院参事。12月16日，第十一次政务会议决定设立政务院参事室。郭春涛被任命为参事室主任。政务院参事之中，多数是来自民主党派和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为了带领参事们更好地履行职责，为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贡献，郭春涛组织参事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共同纲领》和统一战线的重要文献，熟悉有关方针、政策，以提高政治素养和参政能力。
开国伊始，百废待兴。土地改革工作正在开展，地方政府不断向中央政府请示有关方针政策。作为参事室主任，郭春涛先请参事们认真研究，提出建议，再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综合了各方的意见建议后，作出批示：新区土改要慎重，防止一哄而起的急躁情绪，要在巩固政权后再进行。此后，郭春涛又承担了《土地法》的组织起草工作。由于理论水平高、文字能力强，郭春涛深得周总理的赏识，并成为周总理的得力助手，负责各种政令、政策、条例的起草工作。郭春涛工作勤奋，夜以继日，其妻秦德君早就发现郭春涛有尿血的症状，可是常在深夜醒来还见他伏案疾书。秦德君多次劝郭春涛去看看病，而郭春涛总说忙过这一阵再说，由于工作任务紧迫，便一直耽搁着没去看病，却因此积劳成疾。
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郭春涛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由于在城楼上淋了雨发高烧才被送往了医院，经过确诊，已是膀胱癌晚期。病榻之上，郭春涛跟长子郭志坚说：“我一生最终信仰马克思主义，也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苦难的中国。我和毛泽东一直是朋友，又很敬佩他。你问我为什么不参加共产党？我曾和共产党的朋友表示过入党的意愿，后来给我的回答是：‘中央的意见，你在党外比在党内的作用大。’所以，我只好做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
1950年6月30日，郭春涛因病去世，享年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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