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族群与客家文学
客家作为一个族群，其日子的空间版图既有赣闽粤三省毗邻区的区域性聚居地，这是客家文明形成、传达与传承的“主产地”与中心地带；同时又有集中寓居的分迁地，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等“次中心”，还有遍布于湘滇陕黔浙琼等省的散点寓居地。分迁后的客家人一方面融入了当地文明，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客家文明的特征，表现在对外说当地语，居家则说客家话。与客家人的分布空间和客家文明的传达特征相一致，客家文学的重要特征便是“书客语、作客声、纪客地、名客物”，客家文学著作表现出文明传统与本乡情怀。从族群视点看，客家文学是属于客家人的文学，它在汉语写作中突出客家方言载体的运用，以客家民系的生计、日子及其环境为描写对象，展现客家人的文明特征与精神风貌，是有客家文明特征的文学。客家文学的重要主题便是描绘客家迁徙史与生计史。客家人的南迁通常不是千军万马式的一致步骤，而是停停走走式的散点分布、居留与多向推动，甚至倒迁，这是经济开发、文明习惯等多方面要素的归纳反映。迁徙与居留的时空打开紧紧地捆绑着客家文学的创造，其成功著作无一不与客家迁徙史、生计奋斗史相关，或在著作中留下浓重的“华夏”印痕。如黄遵宪的《己亥杂诗》以诗证史：“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华夏韵，礼俗犹留三代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广东梅州客家人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也把背景设置成历代迁徙所形成的客家村落：“刘四妹的祖先和鹤鸣的祖先在千多年前，是近亲兄弟。文天祥在燕京土牢里作《正气歌》的时候，他们也给元兵追逼到这山里来。”被誉为变革开放后第一部客家著作的白危《沙河坝风情》以较鲜明的客家认识反映客家地域的动乱日子；广东谭元亨的“客家三部曲”之《客家魂》从客家教育入手，表现了百年郭氏宗族教育世家的弯曲变化；广东程贤章的长篇小说《大迁徙》《围龙》也以客家宗族的变迁为主线；江西李伯勇的“客家三部曲”（长篇小说《轮回》《孤寂欢爱》《恍惚远行》）则聚集客家村庄精神日子的得与失；四川刘晓双的“客家血脉三部曲”由表现客家宗族传奇的《滚滚血脉》、反映海外客家奋斗史的《英雄血脉》、闽粤赣苏区客家人投入红色革命的《国家血脉》组成，表现客家人入川拓宽、参加赤军革命斗争以及海外生计等重大节点的生命史。福建归侨张永和以客家人为“传主”的系列传记文学《胡文虎传》《李光耀传》等；福建客家人张胜友切入年代变迁的系列报告文学著作；福建刘善群以客家民间故事《葛藤垇》为依据创造出的同名长篇小说，后来改编成电影《客家葛藤垇》和32集电视连续剧《大南迁》。以宗族史为切入点来反映客家历史变迁构成了以上客家文学著作的一起特征。客家的历史进程自近代到当下不断出现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种变革举措的实施，使得客家区域的经济文明得以持续嬗变，村庄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固守与流动等对立剧烈交锋，促进客家文明发生阵痛、裂变、交融，客家文明在守旧与创新的反复“拉锯”“交战”中出现出多元性、年代性、变迁性。客家人的寓居地多为山区，农耕颜色很浓，著作中的环境描写与场景设置表现出山居特征。如清代广东梅州李象元的客家诗作：“白云生处是客家，蔬有葱葵蔓有瓜。冬至糯收多酿酒，春分雨润早尝茶。”这村庄的现象犹如百年后广西的客家村庄情景，今世女作家林白的散文《怀想水稻》中就有这样的画面：“水稻在它的秧苗年代新鲜而柔软，它们像一群小姑娘紧紧挨在一起，站立在一汪南边的水中……它们渐渐地在我眼前伸延，这时候，时刻变成了水稻。”林白以故乡的人、事、物的回忆为写作视点，建构了她心中的客家国际。客家人从衣食住行到岁时节庆，从婚丧嫁娶到民间礼仪，在日常日子中有一套共同的文明规制，在客家文学著作中融入客宗族群的日子方法、方言精华、习俗习惯、行为规范、家庭准则、宗教信仰等较稳定的文明要素，特别是著作中对客家方言的运用和习俗典礼的展演，这一方面强化了族群认同，另一方面也是构成客家文学特征的重要依据。清代雍正年间闽西客家人林宝树的《元初一》以客家方言口语来概括客家人一年的习俗日子，记述客家人日子中的喜怒哀乐和乡风典礼，展现客家习俗画卷，是前期客家文学的代表性著作，对客家文明的传达起着重要作用。福建永定客家人廖鸿章的《勉学歌》：“东方明，便莫眠，沉心静气好读文……剔银灯，闭房门，开口一读到鸡鸣。后生家，这般勤，何愁他日无功名。”则以文学的方法，既描绘客家青年学子的读书日子，又对其进行劝勉，表现了崇文重教的客家情怀。客家习俗文明的描绘也有助于著作艺术魅力的传达。程贤章《围龙》在宗族叙事时，主人公梁酉生为日子所迫下南洋，娟妹沿岸苦苦追寻，她的不同心境则以《挽水西流》等十多首客家山歌来表现，最后以《藤缠树》来表达其爱情誓词。这些客家山歌的运用更好地刻画了人物的个体生命欲求，心思倾诉细腻而真实，极为生动地塑造了客家女性对追求自由幸福日子的乐观情怀，及其幽怨无奈、隐忍执着的对立心思，具有鲜明的客家文明特征。客家文学既表现地方人文认识，又彰显桑梓之情，这种乡邦之情、家国情怀是客家文学所绕不开的话题。程贤章《围龙》围绕着客家人的共同修建“进士第”陈家祖屋，打开几代人的坎坷命运，如描写叶红等8位客家女子冒着生命危险为赤军送盐，将穿在身上的衣服浸泡着浓盐水，然后穿梭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表现出其非凡胆识与智慧。陈家后来下南洋谋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祖屋“分给”当地群众寓居，直至变革开放后政府将其归还给陈家，陈家后人归乡祭祖，之后将“进士第”捐献给国家。这反映了客家人秉持华夏诗书传统，虽不断向外拓宽，仍不忘慎终追远、寻根崇祖，衔环结草、以恩报德的传统美德。这既表现了客家宗族在百年历史进程中的艰苦弯曲的生命史，又透露出其浓郁的民族认识和爱国精神。《围龙》中写五华县女赤军张剑珍被白军抓去杀头，行刑前唱了一首客家山歌：“人人喊我共产妹，共产党来为我们，红白总爱分输赢，白花谢了开红花。”“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监好比嬲花园。”小说充分表现了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和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表现了“舍小家顾我们”的家国情怀，也是客家人所秉持的“修身齐家”的儒家核心思念。总之，客家文学的创造与著作兼具家国情怀与本乡特征，既要突出其长处，又要脱节它由此带来的捆绑，掌握本乡文明精髓，贴近日子，积淀情感，扩展视野，用共同的个性化的言语去表达，在中华传统文学、今世文学观照下来理解并突出客家文学的特征，这是客家文学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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