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历史事件串起一部深圳客家简史
本帖最后由 城客 于 2019-2-6 19:29 编辑六个历史事件串起一部深圳客家简史
From杨宏海
梅州日报一客都文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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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深圳地处南海之滨，东临大亚湾，西抵珠江口，南接香港新界，有蜿蜒260公里的海岸线，扼珠江口要冲，自西汉始就是通往南海、印度洋诸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和驿站。历史上，深圳前身宝安县（新安县）原有四个民系杂处，客家、广府、福佬与疍家人，其中客家人居多。深圳最早的客家人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翔实可证的资料，但大批量客家人进入深圳,则是在“迁界事件”发生之后的清康熙乾隆年间。300多年来，深圳客家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辛勤垦殖，开枝散叶。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或重要的历史关头，深圳客家人都能挺身而出，敢为人先，创造奇迹。从“复界垦殖、九龙海战、李朗开放、庚子首义、东纵抗日、蛇口试管”这六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与时间节点，可以梳理出一部深圳客家简史，从中演绎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折射出深圳客家人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独特贡献。
1. 复界垦殖：
客家人奔赴深圳开基立业，兴建家园
新安县历来是“粤省屏藩、全广门户”，为广东的海防重地。
清朝初年，以郑成功为代表的反清复明势力据守台湾，活跃于东南沿海。清廷为打击抗清势力，实行“坚壁清野”“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准入口”的禁海政策，将东南沿海边界线内迁50里、再迁30里。地处滨海的新安县，三分之二的土地被列入迁界范围，官兵在沿海建筑炮台哨所，驻兵戍守，界外地区不准人民居住，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凡越出界者立斩。这对于新安县和其他沿海地区的老百姓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史载：“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二《地语》中说：“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自康熙六年以来，广东巡抚王来任和两广总督周有德为民请命，上呈《展界复乡疏》,获得了康熙皇帝的恩准，康熙八年（1669）复界。但原迁之民死丧过半，归来者甚少，于是清廷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招垦政策，比如，提供种子、耕牛、减免税赋等，鼓励招垦而来的农民复界垦殖。粤闽赣和东江流域客家人，尤其是梅州、惠州等地的客家人，在优惠招垦政策的感召下，纷纷奔赴滨海深圳，掀起了恢复生产、开荒垦殖、重建家园的新高潮。
清初新安县迁界、复界示意图
顺治十八年（1661）至康熙七年（1668）实施迁界，“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准入口”，将沿海居民内迁50里、再迁30里。康熙八年（1669）新安县复界，其他地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才得以复界，原居民回归者甚少，于是招垦粤东等地的客家人入籍新安县。
当年来到深圳的客家人，大都是来自今梅州市的梅县、兴宁、五华等县。他们从抬头见山、出门爬山的山地环境，进入到开门见海，涉水驾舟的南海之滨。具有倔强生命力的客家移民，摒弃原“山地客家”重文轻商的传统观念，他们靠山面海，因地制宜，积极从事开垦山地、捕鱼种养、采石、商贸等行业，艰苦奋斗，开基立业，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如雨后春笋般地建起数百座客家大围屋。其中，龙岗镇罗瑞合村的“鹤湖新居”，由来自梅州兴宁的开基祖罗瑞凤兴建，从乾隆年至嘉庆二十二年数十年始建成，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坪山镇大万村“大万世居”，由来自梅州五华县的曾氏族人兴建，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建成，占地2.5万平方米，与“鹤湖新居”成为双雄并立的客家大屋，堪称200年前深圳的“京基大厦”。
来自梅州兴宁罗氏建起的“鹤湖新居”（陈武远/摄）
来自梅州五华曾氏建起的“大万世居”
2016年3月，由美国某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寻找外祖父》，记录一位拥有四分之一客家血统的非裔女子罗笑娜，历经波折探访，最终回到外祖父的根脉所在——深圳龙岗罗氏祖屋鹤湖新居，并与宗族血亲重逢相认的故事，此片在美国、加拿大、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及中国深圳播放后引起轰动，引发了更多广东远渡外洋的客家后裔寻根认祖的热情。
深圳客家人不仅以罕见的勤劳与坚韧，建起了数以百计规模宏伟的客家围屋，而且把“崇文重教”观念与耕读传统带到深圳，积极兴办教育，从传统私塾到办起“光祖学堂”“振能学校”“广培学校”等新学。同时将梅州的客家山歌也带到了深圳，且具有海上丝绸之路特色。如《今日脚踩新娘间》：“今日脚踩新娘间，一句唐来一句番；今日新娘新郎Very good，明日转到艾斯湾。”而来到滨海深圳的客家人，将自己家乡梅州大埔县的鲤鱼灯舞，创新打造出面向大海的沙头角鱼灯舞，成为深圳首个国家级“非遗”项目。
2. 九龙海战：
赖恩爵率军打赢鸦片战争前哨战
进入19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殖民侵略者在新安县水域和珠江口一带频繁活动，蓄谋侵略香港。他们把伶仃洋和尖沙咀洋面作为鸦片走私的基地，大量输入鸦片，给中国人民造成严重危害。道光十八年（1838）十二月，清廷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公开销毁从外国洋行没收来的200多万斤鸦片。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仍坚持抗拒禁烟，寻找机会报复和挑衅。1839年9月4日，义律和“窝拉疑”号舰长斯密斯率“路易沙”号等五艘舰船驶入九龙湾挑衅，向大鹏所城的清军水师营兵船开炮，打死兵丁欧仕乾，挑起九龙海战。
大鹏所城
九龙海战
打赢九龙海战的客家人赖恩爵
时任大鹏营参将的赖恩爵（祖籍广东紫金迁居大鹏的客家人）率战船奋起反击，利用清军兵船小巧便利，又遇到海面雾气阴沉，英军虽船坚炮利，但体格庞大，周转不便。赖恩爵指挥小船靠拢英军，就近开炮，义律乘坐的“路易沙”号主帆被击中，义律只得率船狼狈逃窜。下午5时，义律又调来主力舰“窝拉疑”号及武装船“威廉姆堡”号参战，“炮弹纷集，我兵一面用纱网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6时半，才以英船逃回尖沙咀而结束。九龙海战历时5个小时，中方2名士兵阵亡，2名重伤，4名轻伤，师船稍有破损。英方死伤惨重。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禀报：夷人捞起尸体，就近掩埋着，已有17具，又有渔舟叠见夷人随潮飘荡，捞获夷人帽数顶。另外假扮兵船船主的德忌刺丧命，手腕被炮打断。英军受伤人数不计其数。清军以微小代价重创英军，大获全胜，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林则徐将战事汇报，道光皇帝大悦，随即下旨嘉奖，给赖恩爵赐以“呼尔察图巴图鲁”（勇士）称号，晋升副将（从二品），而后任广东省水师提督，正一品，封振威将军。这次战斗规模虽不大，却是中英鸦片战争的前哨战，是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战，大长中国人志气，充分展示了中国官兵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力量和信念，揭开了中国近代战争史的序幕。
3. “李朗开放”：
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客家村庄
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中国闭关锁国大门，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五大口岸通商、居住、办校、行医、传教。从此西风东渐，大批传教士从沿海向内陆城市扩展，遭到了民众抵制或被当地政府驱逐，但在客家地区有所例外。1850年,新安县布吉李朗村的村民江觉仁，与一批同村客家人主动接纳基督教巴色差会。在江觉仁的带动与导引下，基督教巴色差会的牧师韩山明、黎力基、韦永福先后顺利进入新安县布吉墟李朗村，并于1885年在当地建起了教堂与学校，李朗村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客家村庄，这比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传教办学还早了三年。
从瑞士巴色差会档案馆提供的图片与资料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的客家人，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了西方文明并与之交流融合，又丰富和发展了自身文化。在这一百多年中，巴色差会在华共建有神学院、中小学和医院174所，其中1864年建起的李朗神学院存真学院，就是中国内地第一所用客家方言授课的中文神学院，也是深圳历史上第一间大学，先后培养出江云章、陈乐真、陈明秀等留学人才。一个个穷苦的客家孩子借此从偏僻的乡村出发，走出了围屋，走向了世界。尤其是布吉镇凌氏家族，凌道扬等两代六人都曾在李朗存真学院受到教育，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卓越人才。后来,该校首任院长、法国籍传教士毕安与另一传教士边德志在广东梅州五华县元坑村传教办学时，最早将现代足球传入元坑，造就了梅州成为中国的“足球之乡”。
此后，在离李朗不远的浪口村（今龙华大浪），办起了虔贞女校，成为当地文化中心。其瑞士籍教师吉惠民，本是瑞士的优等生，长期献身中国的教育工作，终生不渝。在当地群众中，流传着她的两个故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她扯起一面瑞士旗拯救全村村民；二是她历尽艰辛收养浪口双胞胎女弃婴，至今为后人称颂。
一百多年前，外国传教士与中国客家学生在虔贞女校上课。
4. “庚子首义”：
打响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第一枪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瓜分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1894年，孙中山创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立志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后，多次领导发动推翻满清统治的武装起义，其中1900年（庚子年）策划领导的三洲田（今属深圳盐田区）起义，史称“庚子首义”。三洲田位于深圳市龙岗区与盐田区交界处，靠近大鹏湾畔，四周群山环抱，居民是以耕种和渔猎为生的客家人。配合孙中山的是三合会党首领郑士良（惠阳淡水客家人）。郑士良邀约三洲田廖庆发、廖仁玉等廖姓客家人，召集龙华、观澜、石岩、龙岗等地三合会员，并联络了会党及绿林首领黄耀庭、江恭喜等。以当地客家人开设的“义合小铺”为据点，在三洲田设立拳馆作为掩护，组织起义力量，三个月发展到600多人，成为三洲田起义的主力军。
配合孙中山领导“庚子首义”的客家人郑士良
三洲田起义旧址
10月6日，三洲田起义爆发，众人推举黄福（龙华区早禾坑客家人）为义军大元帅，在三洲田马栏头以“各位兄弟，百打百胜，到来就位”的誓词正式祭旗起义。据当年15岁的廖毓秀回忆：起义那天，义军全部都是用红布头缠头，裤头插一支小红旗子。那天晚上月明如昼，我看到岭岗上树起大旗，人来人往，刀光剑影，黄福红布包头，身上挂着大红绣球，威风凛凛，前后约有六七百人簇拥着他。祭旗后，他们兵分两路，直扑沙湾兰花庙，杀得驻守当地的清军夺路而逃。黄福率军攻打沙湾告捷后，乘胜追击，在此后的几次战役中，起义军以少胜多，连连获胜，一路上前来投军者日众，义军发展到两万人。最后因清军反扑，义军弹药竭绝而失败，但它打响了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第一枪，对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促进作用。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专门派人去三洲田慰问，拨款为三洲田民众修建房屋，还在三洲田建立发一所小学，以教育后代，并撰文纪念，对“庚子首义”给予高度评价。孙中山逝世后，其子孙科为该校题写“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匾额。
5. “东纵抗日”：
燃起南中国抗日斗争烽火
1938年10月，抗日的烽火在华南燃起，惠阳、东莞、宝安、增城等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建立了深圳龙岗坪山客家人曾生为首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改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简称“东江纵队”，成为中外闻名的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朱德同志在1945年“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总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其中东纵属下的情报站功勋卓著，被盟军称为“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
东江纵队总司令、客家人曾生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攻占香港，此前在中共中央关怀下，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为避免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而撤到香港。日军攻占香港后，这些进步人士处境危险，随时可能遭到日军迫害。中共中央周恩来发出指示：“设法营救困留香港的文化界和爱国民主人士撤到东江游击区。”廖承志与地方党组织随即向曾生、王作尧传达上级指示精神，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做好营救工作。东江纵队迅速展开一场规模庞大的“虎口营救”秘密行动。他们安排文化名人和进步人士打扮成“难民”模样，由东江游击队的交通员引领，翻山穿谷，走向布满险情的行程，其间既有日军的岗卡，又有零星土匪出没抢劫，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营救，东江纵队终于从日军的铁蹄下救出了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包括柳亚子、何香凝、夏衍、茅盾、邹韬奋等众多名人，保护了中国的“文脉”和精英。同时由东江纵队帮助脱险的，还有国民党多名爱国抗日高级官员及其家属，以及被关进日军集中营的国际友人，英国官兵及美、印、荷、比、俄、菲、挪、丹等国的侨民总计一千多人，史称“胜利大营救”。东纵成员大都为客家人，如曾生、袁庚、刘黑仔、蓝造等。
位于深圳大浪羊台山森林公园的胜利大营救雕塑
东江纵队在“文化大营救”中的卓越表现，令文化界精英赞叹不已，他们应邀给东纵指战员上文化课，教唱抗日歌曲，传授漫画创作和演戏的基本知识。邹韬奋欣然命笔，为东江游击队创办的报纸题字，茅盾也为《东江民报》副刊《民声》题写刊名。
被东纵战士营救出来的文化名人邹韬奋的题词
6. “蛇口试管”：
袁庚立足蛇口改革开放敢为天下先
在当代中国，以改革闻名天下者，非袁庚莫属。1979年，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蛇口兴办工业区，由香港招商集团负责实施，不久，袁庚作为招商集团常务副董事长参与蛇口工业区的组建，展开了“蛇口试管”的实践，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新观念，在蛇口揭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2018年12月18日，袁庚被党中央、国务院追授“改革先锋”称号，并获评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
袁庚，深圳大鹏王母乡水贝村客家人，1917年4月23日出生于海员家庭，2016年1月31日在深圳蛇口逝世。抗日战争期
间，曾任东江纵队联络处长；解放战争曾任我军某部炮兵团长；50年代担任外交官。1978年10月，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同年向中央建议兴办蛇口工业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试验。
改革开放初期，袁庚所在的招商局从香港跨海而来，在南中国海边的深圳蛇口，创办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园区。在袁庚的领导下，蛇口工业区率先打响改革开放的“开山炮”，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袁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大力提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更新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价值观念，引领和推动了全国的思想大解放。
袁庚认为，深圳是“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经济因素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他在创办蛇口工业区后，以“敢为天下先”的胆略，将蛇口作为“改革试管”，采用不要国家拨款，完全由企业自筹资金自担风险来搞开发和建设的一种方式，破除官方包办，独家垄断的弊端，在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管理机构设置、住房分配、社会保险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提倡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平等观念等一系列新观念，主张政治有透明度，人民有知情权，令“蛇口经验”风靡全国，使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具影响力的标杆人物。
在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袁庚众望所归地名列其中。以袁庚为首的先行先试的“试管”作用，其大胆改革、勇于实践的精神，将引导全社会致敬先锋、见贤思齐，在新时代新起点上砥砺前行。
综上所述，从近代以来六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可以梳理出一部深圳客家简史，从中看到深圳客家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强烈的爱国爱乡的家国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论在各个历史阶段，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都能开拓创新，勇往直前，在滨海地区谱写出生动感人的故事，在百年中国的奋进历程中，造就出深圳这片神奇的土地，开放的土地，英雄的土地。诚如艾青的诗句所言:“为什么我的双眼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脚下这土地爱得深沉。”
（作者系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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