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原 发表于 2002-5-2 19:26:39

论深圳龙岗客家文化特色

论深圳龙岗客家文化特色

深圳大学 张卫东

[提要]深圳客家是清初形成的新客家地区的代表,是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他们在来深垦殖的三百年间,有过一个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时期。他们既能适应新环境,又能抓住好机遇;既坚持以农为本,又不失时机地发展了本地工商业;既能维护传统,又能带动新风尚,就是说,龙岗客家既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也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因而跟闽粤赣客家中心地区的传统客家相比,其文化独具特色,闪烁着非凡的光芒。龙岗不仅是深圳最大的客家聚居区,其文化也最具特色,龙岗客家成为深圳客家的代表,在客家学和客家史上,有其特出的地位与价值。龙岗客家的文化传统及其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既是“老深圳”的骄傲,更是“新深圳”的财富。在现代深圳的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善待善用之。

一 深圳客家——“迁海复界”的典型产物
深圳客家有自己的特色,这跟它独特的迁徙历史、社区形成与发展历史息息相关。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开始的“迁海复界”,是客家史上第四次大迁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地区在“迁海”运动中,半是直接受害区,半是间接受害区。今日龙岗区亦大体如此。其沿海地区为直接受害区,其北部山区是间接受害区。“迁海”的二十余年间,这两种地区都遭到空前严重破坏。直接受害区人口全部内迁,其地面建筑荡然无存;“迁海”造成社会不靖而引致间接受害区人口大量逃亡,村落损毁,发展停滞。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全面“复界”,原居民迁回的极少,初时响应“招垦”的也不多。从方志和族谱资料看,到康熙三十年(1691)后,迁来者方始渐夥。西部主要是增城、东莞方向来的粤语系人,东部则多是从闽粤赣山区出来的客家人。这样,就形成了深圳民系人口和地域文化独特的分布格局:西部广府人,东部客家人。在深圳这个新开发区,作为移民,无论东部西部,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精神,都有不错的业绩。但相比之下,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东部的发展明显胜于西部。
“迁海”所累最严重的是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其中尤以闽粤为甚。福建“复界区”用于安置郑成功的投降官兵,未行招垦,闽西客家无缘向福建沿海地区迁移发展,亦未能向浙江挺进。“复界”之机,给了客家人在广东沿海驻足发展的机会。深圳(包括香港九龙、新界)的客家,是“迁海复界”造成的疆域最清楚、人口最集中、发展最成功的新客家地区,因而成为客家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也是客家民系形成之后向外播迁发展的一个“典型”。深圳客家研究之所以有较主的学术价值,道理就在于此。

二 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与价值
客家人大量迁入深圳地区,是康熙三十年即1690年前后的事。经过两三代人六七十年的艰苦奋斗,到乾隆十九年即1754年始,以坑梓“新乔世居”(乾隆十九年)为代表,第一批大型客家围堡相继建成。这些围堡式民居跟其他客家地区的民居相比,既有联系,更有区别,自成类型:一、规模大(一万多到两万多平方米),二、规格高(大量使用高标准三合土),三、数量多(仅坑梓镇便有四十余座),是其突出特点。这些大型围堡,标志着深圳客家不仅已经落地生根,经济上也已经有了相当的实力。到嘉庆初年(1800),以龙岗为中心的深圳客家地区,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了百余年。第四次大迁徙运动中出来的客家人,在当时大背景、新环境的影响下,文化观念都普遍地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变异和进步(如“重农不抑商”)。而深圳客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色,更鲜明、更突出,这就是:坚持耕读,重视商业,移风易俗,积极进取。
2·1 坚持耕读文化传统
耕读文化,是客家文化传统的支柱。来到深圳的客家人,保持并发扬了这一优秀传统。以坑梓江夏堂黄氏为例。在康熙初年到达坪山的黄朝轩,于康熙三十年(1691)打发长子居中公带领他的三个儿子到坑梓发展。作为农民,他们很快地将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但是,当时地多人少(三世昂燕公带领族人入住“新乔世居”时,据说连丫环才18口人),也请不到足够的人工,春插往往不能按时完成,“这边该耘田了,那边还没插秧”,急得阿婆站在河边伤心地哭泣,原本无名的小河,便因此得名“阿婆叫坜”(客家话:叫,哭;坜,小溪)。 坑梓黄氏不丢农耕本色,坚持以农为本,加倍努力经营这片热土,使这个“很山”的贫瘠山区,垦荒有成,阡陌纵横,很快实现了水稻、花生等粮油作物自给有余,经济基础愈益雄厚。从“新乔世居”(1754年)落成,百余年间,沿着四公里长“九曲十三弯”的“阿婆叫坜”,相继兴建了 “龙湾世居”(1781年)、“龙围世居”(1800年)、“秀山楼”(1830年)、“龙田世居”(1830年)、“龙敦世居”(约1850年)、松子坑大围(约1860年)、“盘龙世居”(1860年)、“吉龙世居”(1888年)和井水龙大围等十六七座大型围堡式民居。“阿婆叫坜”是哺育了坑梓客家名副其实的“母亲河”。随着人口与经济实力的增长,黄氏又向金斗坜和田脚河这两个水系拓展,形成两个新的围堡群落:金沙村、李中村。在坑梓六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沿三个水系,黄氏先后建成近40座大中型围堡,星罗棋布,蔚为壮观。在坪山、惠州等地,黄氏还建有11座围堡。至今仍巍然矗立的这些围堡,是深圳客家“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讲到这里,我想再一次郑重建议:在讲到“今日深圳”的时候,不要再重复“一夜城”那类割断历史的有严重负面影响的宣传。割断历史的建设者,不是好的建设者。无视本地文化历史的城市,不可能成为让人尊重的文化名城。
重视文教是客家的好传统。坑梓黄氏更有特出表现:在“光绪维新”的影响下,他们最先接受兴办新学的思想,于1906年兴建了新式学校棗光祖学堂,其校园建筑,依则上海南洋公学。其三层教学主楼,至今仍在光祖中学巍然屹立。光祖学堂从广州、惠州请来懂教育的校长教师,不数年便成为惠(阳)东(莞)宝(安)地区的一所名校,与深圳客家办的另一所新学棗观澜镇松元厦村陈氏兴办的“振能学校”齐名,为本区文教普及与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的学校,出在大都市,不算希罕;但它却卓然出现在山区僻壤,这就不能不归功于客家人重视文教的好传统。要知道,坑梓客家兴建光祖学堂,距离清廷制定兴办新学《学堂章程》的1903年还不到三年!1926年,又在光祖学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光祖中学”。站在这经历了九十多年历史沧桑的教学楼前,谁能不肃然起敬,发出由衷的赞叹与感慨?
2·2 重视并发展本地商业
龙岗客家在大力发展本地农业的同时,亦大力发展商业经济。龙岗镇“鹤湖新居”罗氏祠堂堂联下联曰:“凤止龙岗谋成东莞鹤湖兴厦宇千秋勋业冠人寰”,说的是,罗氏龙岗开山祖瑞凤公在鹤湖村落户之后,便在当时较为发达的东莞开商铺做生意,赚了大钱,才有了资本,兴建占地两万一千平方米的大型围堡“鹤湖新居”。后来,罗氏进一步发展,远至广州、潮州、汕头都有他们的土地、商铺。
坑梓地处山区,远离墟市。坑梓客家黄氏便积极做好物资交流工作。他们秋天收购稻谷、花生、甘蔗,就地加工,然后把粮油糖输送到惠州淡水等地市场;春天,他们又在惠州等地收购猪粪、石灰(用以中和山区酸性土壤),运回坑梓以满足春耕春种所需。买不起的农户,可以赊,秋后还谷,曰“卖谷花”。黄氏非常重视商业活动,秀山楼维珍公为了不落淡水一个墟市,竟更改了生日。坑梓黄的商铺很多,据说当年在淡水的商店当铺占了一条街。有些铺子很具实力。据说,有一次老家这边叫买些白胡椒,在广州的铺子领会有误,把全市的白胡椒全买下了,结果形成市场短缺,行市猛涨,黄氏铺子顺势出手,就发了一笔财。乾隆初年,昂燕公主持修建第一座大型围堡“新乔世居”,临近竣工,发现所备物料经费都大有富余,便让儿子到大水湾另寻吉基,仅隔二十七年,又建起一座“龙湾世居”。据“长隆世居”后人黄永令先生说:梅峰公作长隆,未完,没钱了,想不做了;儿子奇义公对父亲说:“继续做吧”。他做生意拿出钱,让长隆做好了。儿子赚了钱,父亲都不知道。“龙田世居”一位老太太告诉笔者,为建龙田,“卖掉了香港一条街的店铺”。“迁海复界”没动窝儿的坑梓土著各姓,后来急速衰落,原因之一,就是死守农作,拒绝经商。
我们在考察坑梓黄发展史的时候,曾经长期困惑于:他们是怎样获得如此强劲的经济实力的呢?单靠农业,是不可能这样发起来的。他们的“商业”,是不是“正道”?清代深港一带鸦片生意火爆,还有军火走私,这会不会是他们暴富的秘诀呢?深入调查的结果,否定了这种揣测。他们不仅没有参与这种肮脏贸易(城肚一老人说:有人做,但规模小),甚至还是鸦片生意的受害者。坑梓黄氏到第八第九世无甚建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养尊处优,吸食鸦片。青坑排的子弟就是这样:“青坑排,拖烂鞋。”当年的嘲讽,流传至今。盘古石村某公见儿子迷恋吸毒,不可指望,只好把家事大权交给儿媳。儿媳张氏不负众望,挑起大梁,主持修建了“盘龙世居”(同治三年,1864),建筑面积一千多平方米。这就是八九世时起的最大的围堡了。
主持建造“长隆世居”的梅峰公,有些文化。他的祠堂大门,有一副颇富哲理的对联,用以劝勉后人:“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耕也好读也好学好更好。”他又自撰过一副对联作为遗训,其下联是“士农工商各事一业方为济世完人”,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已有了质的不同;这种文化心理,已然超越了传统客家的耕读文化理念。这一超越,并非只是梅峰公的一点“思想火花”;从坑梓黄氏各房各支的表现看,这一文化心理上的超越,是一种普遍性的进步。从整个龙岗、整个深圳客家来看,这种既重文教、又鼓励经商的文化,对于历来“重农抑商”的客家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突破。这也正是深圳客家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是深圳客家对传统客家文化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贡献。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客家能够顺利地接受开放改革的新思想,快步跟上时代潮流,并且如鱼得水、大展身手,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全国客家地区中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并非仅赖于“地利”棗如果仅靠“地利”,深圳客家的经验便没有什么普遍意义。我们的考察表明,人的因素、人的文化因素还是第一位的。深圳客家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还是很值得钩沉体味的。让这丰厚的文化积淀,滋养今日深圳的新老居民,在建设国际文明大都市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深圳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委的义务与责任。
2·3 淡泊神灵,不拘旧礼,移风易俗,积极进取。
传统客家既敬祖,又奉神,其多神信仰,闹得多数客地“神佛满天飞”。深圳客家也有敬祖奉神的一面,然较之传统客家,是淡泊多了;奉神较之敬祖,又淡泊多了,而且,许多祭拜活动主角是妇女,男人不拜。这一点我们开始未曾留意。一九九八年初春,香港国际客家学会和人类学会组团来龙岗考察,著名客家学者劳格文先生发现问题:“这里的客家人没有自己的寺庙。没有和尚,如何做法事道场?如何超度亡灵?”后来我们留意了,在坑梓地面上,只在金沙村附近找到了一座据说曾经香火鼎盛的“潭公庙”,但三十年代就拆了;在新乔世居的左侧一个胡同里见到两个并排的小庙,一边供奉着观世音,一边供奉着哪吒太子,也是解放前坍塌,近年修复。都是信众奉持,没有尼姑和尚。丧事从简,已成为本地民俗。城肚黄汉英老人(退休会计,86岁)说:这里的神灵信仰变得很世俗淡泊,庙很少,没教堂,有假和尚,知道是假的,也照请不误,正所谓“瞒了阳人眼,尽了孝子心”;对神明不是毕恭毕敬的了,似乎看透了。老人家用一种轻松调侃的口吻讲出了以上实情。这种淡泊神明的心态,也是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之一。
在政府宣布禁止土葬之前,深圳客家也是“二次葬”,但不修对山林水土构成严重破坏的圈椅式大坟,而是修一种车库式的“阴城”,可以存放多个“金罂”(骨殖坛)。从环保角度看,阴城对山林的威胁已降到最低程度。这种丧葬习俗的革新,而且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在讲孝道敬祖先的客家人,这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试想,在闽粤赣客家中心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尚屈服于传统丧葬礼俗的桎梏;而深圳客家却早已摆脱,且是自己解放自己。这种革新始于何时?我们的调查还没有结果。问到为什么修阴城而不修大坟,回答是“大坟占地多,与活人争地”、阴城“省钱省地”。这实际上已经体现出一种极为朴素、唯其朴素更弥足珍贵的环保意识。我在《客家文化》(新华出版社,1991版)里介绍过深圳客家的这种阴城,并给予肯定的评价,引起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博士生的兴趣,他为此专程来深圳。据他说,冲绳人基于“国土珍贵”的理念,也取阴城这种墓葬方式。两地共同的丧葬习俗,有没有联系呢?是相互影响,还是同步发生?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考察上,具有怎样的意义?去年去台湾出席第四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发现新竹、桃园的山上也有这样的阴城。问台湾客家学者,他们也说不清其源流历史。乘京九火车,你还会发现,从河源到深圳,沿路的墓葬形式,从大坟到阴城,呈阶段演变、渐次过渡的态势。这一过程的终点是深圳,过了罗湖到香港新界一带又见不到阴城了。由造大坟到修阴城,肯定是一种进步。那么,深圳客家是不是带头最先跨出这一步的呢?应该如何认识这一步的社会文化意义呢?前几年,政府宣布“禁止土葬、推行火葬”时,我们注意到了,在全国各客家地区,深圳客家人又是表现最令人欣慰,他们多数人以“应该如此”的态度平静顺利地接受了这一改革。究其所以,固然因素很多,但深圳客家人在自身的发展中,在自己的社会习俗文化中培育起了一种破除迷信、移风易俗、自己解放自己的积极向前的力量。深圳客家文化中的这种要素,是十分可贵的。在推行社会改革的时候,能否切实认识、充分肯定并真诚依靠这种积极力量,往往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三 深圳客家文化在今日深圳文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价值
正如我们在上面多次所说,深圳客家在其发展历程中,既保持发扬了客家耕读文化优秀传统,又能适应本地发展需要而汇纳创造了更为积极进取的新文化,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创造过“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辉煌业绩。相对于今天深圳的辉煌,有些人会说“那算什么!”但是,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历史。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可以让人们更清醒、更聪明、更果敢、更坚韧、更有信念、因而更加自觉。真正的新人,就是觉悟到自己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所处地位和所负责任的人。这是真正自觉的人。我们理解的深圳文化发展战略,其核心,就是如何把深圳人培育成为真正自觉的新人,一代一代愈益自觉的深圳新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要重视深圳客家的历史和文化。这不是点缀,更不是权宜之计。以往的“深圳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似乎并没有考虑过“深圳客家的历史和文化”在其中应有的地位。这种“发展战略”的可行性和实施后果,不能不令人质疑。
成立于一九八八年的“深圳客家研究会”,一直以研究深圳客家为己任。我们对深圳客家的历史与文化,也有个认知过程。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得到龙岗区政府以及坪山、坑梓等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年的“龙岗客家文化节”的举办,更表明在“龙岗文化发展战略”中,已有了“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地位。这是十分可喜的。客家文化不是“过去了的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她还要向前发展。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有可能让龙岗的文化建设与发展,置身于一个深厚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让我们的事业,从此进入一种历史地有序地良性发展的新时期。我们更愿借此东风,趁热打铁,更加深入系统地做好本地客家研究,为龙岗的文化建设,同时也是为深圳的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深圳客家的历史与文化及其研究,还有着多方面的价值和广泛的意义。
第一,帮助重构深圳近代史。正如深圳博物馆张一兵先生所说,由于战乱频仍,深圳的文史资料丧失殆尽。深圳的历史,大部分“若明若暗”。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让自己的历史处于这么一种状态,那是说不过去的。“礼失而求诸野”。多年的研究表明,深圳客家的历史与文化搞清楚了,深圳的近代史研究就可以说完成了一大半。完成了这一步,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把它编成乡土教材,让我们的孩子更好地了解“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让他们成为真正具有爱家乡、爱祖国、富于历史使命感的自觉新人。
第二,要想让世界了解自己,深圳客家必须在学术层面上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正如上文所说,深圳客家,是第四次客家大迁徙运动中的不可多得的典型。因此,深圳客家研究,在客家学和客家史研究上,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在学术上有了地位,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福建永定土楼,成为福建旅游业的一张王牌,就是因为海内外建筑学界给了它高度的评价,称之为“中国建筑史上的瑰宝”。福建的客家研究学者又给了它“客家历史的见证、文化的结晶”崇高评价。这种研究与评价,更激发了海外游子荣归故里的热情,每年回来寻根认祖的旅游团络绎不绝,其效益就远不止于旅游一业了。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会民居专业学术委员会、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传统民居学术委员会发起,明年七月将在广州举行“客家民居国际学术研讨会”,有近百个建筑学、文化学学者出席会议。会后分三路实地考察:一路赣南棗梅州;一路赣南棗闽西;第三路,深圳棗梅州。深圳客家研究会将有三至五位学者出席会议,分工合作,争取全面系统地把深圳客家围堡推介出去,给与会学者以深刻印象;再带有兴趣者到龙岗实地考察。明年十一月,第五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将在马来西亚举行,再利用这个机会,把深圳客家的历史与文化系统深入地推介出去。开好这两个会,让学界了解深圳客家,让深圳客家在学术层面领有一席之地。
第三,龙岗客家围堡,是深圳的一大笔文化财富。目前只有“大万”“鹤湖”两个保护单位,经费投入很少,也没有好好用起来。韩国文智成教授1996年参观大万世居、鹤湖新居、龙田世居和龙湾世居之后,曾无限感慨地说:“这些大屋,无论哪一个,若在韩国,都是国宝级!”如何保护好这笔文化遗产?如何用好这笔财富?这些问题都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议之之前,首先要做好普查工作,在普查的基础上,做好重点调查、测绘和文化评估工作。普查工作完成之时,即可编印出版一部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棗《深圳(龙岗)客家围堡》。保护工作,以民间为主,政府有指导责任和协调义务。保护工作,很有讲究。福建把胡文虎兄弟的“虎豹别墅”全贴上了瓷砖,“热情”过度,不伦不类。我们不要搞这种所谓“保护”。这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细致的工作,最好是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给民间以指引与规范;同时,有效保护投资各方的合法利益。“保护”和“利用”,相辅相成。不加保护,便无法利用;没有利用价值,也就不会有保护的积极性。这些老屋,多数空置,损毁程度不一,需要作些修缮工作。应鼓励投资修缮,坚持“谁投资,谁受益”。利用方面,首先考虑如何为当地群众服务。例如,可以选择一些相对完好、地点适中的大型围堡,稍加修缮,再投点文化娱乐设备,作为群众文化活动站。同时,主动跟旅游部门联络,开通“龙岗客家文化旅游线”,或在旅行社现有的“东部观光旅游”线路上增设、添加客家围堡参观节目。可以请围堡后人中的退休教师或退休干部做“地陪导游”。这样,就可以不断加大深圳东部旅游的文化含量。像坪山马峦村,更是开展“周末、节假日客家乡情消闲旅游”之类“回归自然”活动的极具开发潜力的好去处。这种旅游项目,正是人造景点遍布的深圳所急需的。深圳客家,对于我们生活在深圳的文化工作者来说,是个很大的题目。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而力量有限。我们祝愿首届龙岗客家文化节圆满成功,让更多的人了解深圳客家,让人们更多地了解龙岗客家,从而有力地推动深圳客家研究。希望到下一世纪下一届文化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系统更深入地展现深客家文化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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