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后 新加坡万人响应
辛亥革命爆发后 新加坡万人响应2011年10月6日 星期四 12:00 AM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19世纪末席卷神州大地的辛亥革命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获得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一名革命党人邓慕韩曾估计，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起至1912年2月12日满清政府正式退位时为止，单在新加坡响应中国革命的华人就可能有1万人到1万5000人。新加坡历史学者柯木林接受《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特辑的访问时说，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本地华人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广东和福建省沿海的移民。根据他的分析，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中国移民的出身、政治意愿，以及本地的革命传统和孙中山个人的才智息息相关。
柯木林说，19世纪是海洋文明时代，中国沿海居民在这股时代浪潮的影响下，眼界开阔，思想较开明，加上本身出洋的谋生经验，他们较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也较容易引起共鸣。
他说，新加坡为东南亚的交通枢纽，是东南亚地区华人移民最多的地方，孙中山以新加坡作为东南亚革命党人的总基地，更容易获得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援。
柯木林说，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在南洋包括在本地落脚的中国移民一个共同心愿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以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所以谁可信赖就向谁靠拢。他说：“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改良变革现政传播到南洋时，之所以能在华社掀起巨浪就是这个道理，变法失败后他们不再支持康有为，而孙中山带来的革命新思想又重燃这些海外华人的希望。何况孙中山的个人魅力、领导才能和国际视野跟满清官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柯木林认为新加坡传统的反清复明思想影响深远。过去劳明达街有一座供奉着73名反清复明义士的社公庙。柯木林说，根据《石叻古迹·神秘祠堂社公庙》的记载，社公庙残存的资料显示，早期新马华族私会党仍具有反清复明的政治思想意识，证明新加坡华人具有传统革命思想，所以当孙中山到新加坡来推动革命时，革命的火把很容易就被重新点燃。
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本地华人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省的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海南人、客家人等。他们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感召下，形成一股庞大的力量，他们以各种形式出钱、出力，甚至牺牲性命为中国革命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籍贯篇之福建
华社及商界领袖
热心支持孙中山
20世纪初一名17岁少年在阅读了《扬州十日记》和《图存篇》后，热血沸腾，立志追随孙中山，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他就是后来在本地经营树胶土产业和设立大世界游艺场的华商李春荣。
根据《新加坡华侨名人传》的记载，当年李春荣为了加入革命队伍从印度尼西亚的坤甸老家乘船来到新加坡，三次到晚晴园向孙中山表明志向，但孙中山都以他年纪尚轻加以婉拒。他并不气馁，终于得偿所愿，成了加入同盟会革命工作最年轻的华侨。孙中山还赐名“义侠”以壮其志。
此后他活跃于革命集团中，后来回到坤甸还以图存书报社作为革命策动机构，创办图存学校，容纳革命志士，灌输革命思想，倡导剪辫，筹款接济军饷，组织决死队为革命效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赐予他旌义状，表扬他的效忠。李春荣后来迁居新加坡，抗日时期，他秉持一贯的忠诚义气，竭力帮协助各种有关的筹赈工作，在本地华人史册上留下光辉一页。
李春荣祖籍福建海澄县，是新加坡众多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福建籍人士之一。回顾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一历史大变革中，新加坡福建人的贡献可圈可点。他们一方面受到当年中国政治思潮的影响，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当他们目睹清朝的政治腐败，内外受困时，心中一股支持推翻清廷、建立民主独立的中国的思想也随着升温。他们有的出钱，有的出力积极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活动。
为辛亥革命奉献的本地福建人中有不少像李春荣那样享有盛名的社会贤达。包括第一个参加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并被推举为会长的陈楚楠，他也是革命机关报《图南日报》和《中兴日报》以及同德书报社筹办人之一。还有当孙中山因营救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被英殖民地政府逮捕时，全力奔走救援的林文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以会长身份领导福建保安会和捐款委员会为革命筹款，毕生倾家兴学，抗日战争时期筹组南洋筹赈总会的陈嘉庚等。
本地支持辛亥革命的福建人德高望众者尚不止上述几位。根据不完整的资料，当年以各种方式支持辛亥革命有名字和籍贯可考的本地福建人有69人，他们当中不少是华社及商界领袖。
祖籍福建南安县的李光前，堪称德才双馨的新加坡一代儒商。他生前是世界10大华人富商，他所经营的树胶王国，足以左右世界树胶股市的浮沉。他不仅是新马树胶及黄梨业大王，战后他更涉足银行、土产、船务、人寿保险等业务。
长袖善舞的李光前非常热心文教事业。这位被誉为当代新加坡、马来西亚，以至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杰出华人企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的富商也是孙中山的支持者。
1911年，李光前考入北平（今北京）清华高等学堂预科。辛亥革命爆发他热血沸腾，决然剪掉辫子，加入同盟会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
出身贫寒的林推迁原籍福建海澄县。后靠渡船业勤俭发家，成为航业家、矿业大王和银行家。他是怡和轩首任总理也是洪门会义兴帮红棍，好行侠义。据说每年过年，林推迁都会把家藏首饰典当，将典当所得分赠给来辞年的各路英雄好汉作为度岁金，好让他们过个快快乐乐的新年。
因为林推迁的关系，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获得洪门会的支持。他与中国同盟会中坚人物之一的林义顺关系密切，也支持中国同盟会会员所办的《新国民日报》和《光华报》。被袁世凯杀害的国民党要员宋教仁在新加坡的追悼会就由林推迁担任大会副会长并亲自主持，可见他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程度。
陈武烈祖籍福建海澄县，是新加坡华社领袖，也是华社领袖陈笃生的曾孙。陈武烈是同盟会会员，他入会后许多南洋华侨闻风入党，足见其影响力。
陈武烈是孙中山的挚友，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回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途经新加坡，就下榻在他的豪华别墅金钟大厦。
1911年陈武烈被推举为福建保安捐第一次大会临时主席。在他的带动下，不出一个月便筹到50余万元的捐款。
银行家陈延谦祖籍福建同安县。他经营银行业和树胶业，1932年还促成华商银行、和丰银行和华侨银行的合并，取名华侨银行。除经商，陈延谦还发起创办新加坡同安会馆，他也曾任多所华校的董事长。
陈延谦和许多中国早期移民一样关心中国政治，他一度是同盟会会长，反对帝制，支持民主。1916年还汇款1000元往云南，支持蔡锷倒袁世凯运动。抗日时期曾任南洋筹赈总会常委委员，再度为救国出力。
祖籍福建南安县的周献瑞，是另一名很有爱国热忱的华社领袖。他于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与同德书报社及星洲书报社同人组织露天宣传队，唤醒侨胞，鼓吹革命。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特颁他旌义状，以表扬他。
李竹痴祖籍福建安溪县，在新加坡经商，积极支持辛亥革命，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并往缅甸从事革命工作。南洋许多华侨渐次依归革命真理，支持辛亥革命，有李竹痴的功劳。
本地福建人当中还有一名支持革命的牧师。当时新加坡有一批革命支持者组织书报社以宣传革命。计有福建人创立的公益书报社，广东人创立的开明书报社和平民阅书报社，潮州人的同德书报社，客属人士的志同书报社，海南人的同文书报社，福州人的爱群书报社等。祖籍福建惠安县的牧师郑聘廷，于1905年把他所设立的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改为星洲书报社，是本地书报社的先锋，社中陈列各种书报，尤以革命书报为多，任人浏览。当时先入星洲书报社后入同盟会的人不少。该社也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南来新加坡宣传革命的基地之一。
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本地福建人数不胜数，如商人侯西反、沈飞龙，参与创设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商人林镜秋，银行家王丙丁、陈先进、邱国瓦、薛武院，华社领袖庄希泉，以经营华人巴士公司——郑古悦公共汽车公司闻名的郑古悦等。支持者也包括许多不同行业者，比如参与发动和组织黄冈起义的报人、祖籍福建闽清县的黄乃裳，同是报人的傅无闷、教育工作者许济侯、牙医兼摄影师盛九昌等。
籍贯篇之广东
从秘鲁香港到新加坡 关愚先开画室掩护革命
在辛亥革命历程中，广东籍新加坡华人为民主革命出钱、出力，出人留下许多感人的事迹。
在众多支持辛亥革命的广东籍新加坡华人中，关愚先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关愚先是广东省开平县人。开平是广东四邑之一，四邑人很早就离乡背井到欧美各地谋生。关愚先年少时也跟着移民大队到南美洲的秘鲁寻求出路。
百多年前孙中山到美洲各地宣传革命，成立同盟会发动海外华人支援革命时，心怀祖国的关愚先毅然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并取名关以文。决定参加革命工作后，关愚先便到香港开设画社，以作为革命活动的掩护。
辛亥革命成功后，没想接踵而来的是袁世凯的篡位和军阀割据。孙中山在失望之余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关愚先也支持孙中山。1926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进行“清党”，一向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关愚先因此成了被清除的一分子。为了自身的安全，关愚先于1928年来到新加坡开设画室谋生。关愚先虽避难到新加坡，但他的爱国热忱并没减退，抗日战争时期他竟搁下家人和画室回中国参加抗战。
关愚先追随孙中山多年，跟孙中山关系密切。孙中山曾把他亲笔墨宝“天下为公”和“博爱”送给关愚先，可惜日军南侵时为了保命关家不得不把墨宝化为灰烬。
孙中山推动革命期间，从新加坡回中国参加起义的华人并不多，其中黄花岗一役人数最多，共5人，他们是劳培、李文楷、李炳辉、罗干、黄鹤鸣，全都是广东籍人士，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为辛亥革命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当年支持孙中山推行革命南来本地的广东人还包括出生中国，原籍广东番禺的林航苇。根据颜清湟《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的记载，当时支持孙中山的本地中层社会分子，在宣扬革命思想的工作上特别狂热，新加坡华人禁烟会秘书林航苇是其中一人。他除积极对群众公开演讲外，也积极组织剧团从事散播革命思想的工作。1909年香港革命派振天声剧团到新马巡回演出，林航苇是主要的赞助人之一。他还在新加坡创立泛爱班与民铎社两个革命性戏团，并亲自参与演出革命戏。
跟其他方言群一样，新加坡的广东人也组织书报社宣传革命，何正因及何正德创立的开明书报社就是以广东为对象的革命组织。
籍贯篇之客家
徐统雄支持孙中山7间店铺全部变卖
南洋是海外客家人聚居的主要地区，新加坡是南洋的其中一个中心，早就有许多客家人移民至此，但长期以来客家人一直是新加坡华人中的少数。本地的客家人口虽少，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却不可抹杀。
在众多协助孙中山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加坡客家人当中，徐统雄可说是客家人的骄傲。
徐统雄祖籍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据加拿大《星岛日报》报道，在三河坝，几乎无人不知他当年为了资助孙中山将7间店铺全部资产变卖的事迹。
因为家境贫寒，徐统雄没读完小学便南渡新加坡，在父亲和人合伙的商店内当小伙计，后来竟开了7间店铺，成为当时海外颇有名气的富商之一。
由于清廷积弱海外华人常遭欺凌，徐统雄深感革故鼎新富国强民的重要性。1906年他结识孙中山后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并积极协助孙中山推动革命活动，在孙中山最困难时毅然将7间店铺卖掉资助革命，最为难能可贵。孙中山因此深受感动，视他为海外知己。
在参与革命工作的10多年间，徐统雄除参加同盟会，也先后担任同德书社社长、中国国民党新加坡支部长等职，支持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1915孙中山发动讨袁斗争，形势紧张，新加坡政府到处侦査革命党人的活动。徐统雄临危不惧，毅然担任在侨胞中筹款、联络等工作。
袁世凯、段祺瑞相继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时，中国民情激愤，纷纷抵制日货。徐统雄则在本地集资创设国货公司承销来自中国的商品，以激发侨胞的爱国热情。
徐统雄也很有正义感。1919年他回国省亲时发现，女乘客的船票比男乘客高一半，形同勒索，就仗义执言向洋船公司提出抗议，促使船务公司取消不合理的收费。
1929年徐统雄还发起集资在汇城凤翔山麓兴建中山纪念堂，并辟设中山公园。这是全中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公园。
徐统雄热心公益，对教育事业尤为关注。1915年他和陈嘉庚等一起，倡办华侨中学、南华女校，在家乡与乡贤一起倡办三河联校和三河中学。他也担任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及南洋客属总会董事多年。
另一名值得一提的客家人是发动两次起义的邓子瑜。邓子瑜祖籍广东惠阳，自小行侠好义，与归善、博罗、惠阳等的三合会有广泛联系。1900年孙中山委派他协助策动惠州起义，结果事败，走避新加坡经营旅店业。
在新加坡期间他继续与来往南洋惠属各地的革命志士联络，1906年加入本地的同盟会，隔年奉孙中山之命到香港发动会党首领陈纯、林旺等人举行惠州七女湖起义，虽抗战10余日，最后因为后援短缺不得不解散起义军。
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后，邓子瑜再到新加坡继续经营旅店业。镇南关及河口起义时还到南洋各地筹募军费。民国成立后，继续支持孙中山，协助他筹措讨伐袁世凯的军饷。
当年本地的客家人与其他籍贯人士一样通过多种途径参与革命，包括设立和参加书报社。研究新加坡和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辛亥革命运动的著名学者颜清湟在其论著中肯定书报社在星马革命宣传组织中占有重要的角色。他认为书报社不只致力于散播革命思想，实际上也构成革命派整个组织的一部分。作为合法社团，书报社可以代理和代办同盟会分会无法公开的工作如宣传，提供开会场所，招募新革命党人等。
积极参与书报社活动的本地客家人包括陈竞俦和何海星，他们是志同书报社的其中两名创办人，另一人是商人何仲英。祖籍广东省大埔县的何仲英曾担任同德书报社社长，南来当初在药材店打杂，后来自己创业，并设立专门经营中国货的公司。他也热心教育，是启发学校基金的筹集人，担任过南华女子学校的董事长，也活跃于社团，曾担任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第五届总理。
籍贯篇之潮州
“小孟尝”许雪秋受委发动黄冈起义
潮州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早期离乡背井，飘洋过海的潮汕人，主要在东南亚各地谋生发展，他们虽远在异国他乡却始终心向祖国故乡，时刻惦记着祖乡的前途与命运。在祖乡人民进行反封建和反侵略的关键历史时期，他们热烈响应，大力支援，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也一样。
1907年孙中山发动的第3次革命起义——潮州黄冈起义，就获得许多海外华侨的积极支持。这次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是一次重要的战役。针对这次的战役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说：“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如军舰之美果。”。辛亥革命前辈林凤文在他所撰写的《新加坡潮侨与开国革命略史》中也形容黄冈起义“为潮州侨胞在革命开国史上，占最轰烈惨痛光荣之一页”，足见这次起义新加坡潮人功不可灭。
说到黄冈起义不能不提许雪秋。他是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原籍广东海阳（潮安），是被孙中山委任发动黄冈起义的其中一人。
许雪秋年轻时往新加坡继承父亲一大笔遗产。他从小好练武术，功力过人，又仗义疏财，广交潮汕一带“三合会”成员，对会员们经济上常有资助，被江湖会党们誉为“小孟尝”。
虽曾向清廷捐得候补道衔，但在结识鼓吹革命的黄乃裳后，许雪秋萌生反清革命思想，立志“逐满兴华”。1904年回到中国，还借承包潮汕铁路工程及物色工头为名集众约期起义，后因事机败露而起义不成。
许雪秋于1906年认识孙中山后加入同盟会，得知他的出身和经历后，许雪秋被孙中山委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领导汕头、潮州、汕尾一带的革命事宜。接受委任后许雪秋一边到南洋筹款，一边策划武装起义。1907年5月22日起义军经一夜血战攻克黄冈。可惜起义军因抵挡不了装备精良的清军，伤亡惨重而宣告失败。
黄冈起义的经费几乎是新加坡华侨，特别是潮侨人士所支助。根据《新加坡潮侨与开国革命略史》记载，起义前潮州侨胞对黄冈起义十分关注，因为起义地点是他们的祖乡，关系民族前途，又恐地方遭受重创，大家都希望这次起义马上成功，人人同德同心。所以当决议筹款赞助军费时，虽合各方革命侨众不过三四十人，无不尽力以赴，前后共筹得两三万元，其中祖籍广东潮安县的林受之捐献最多。
被尊为革命家的林受之南来后潜心商务，继承父亲林继志的生意，从事树胶买卖，后创办同永顺洋杂货店，也从事甘蜜、黄梨、树胶种植及开碳等业务。
在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前，林受之经常与林义顺、许雪秋、张永福等潮侨及福建人陈楚楠一起谈论祖国的内忧外患，以及挽救国家民族等问题。林受之与福建人黄乃裳等人发现汕头是一个与东南亚各地华侨联系密切的通商口岸，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又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力等有利条件，也在潮州设立一个爱国小团体，并在各地招募成员，以便时机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黄冈起义有部分革命志士就是这个秘密组织的骨干分子。
林受之与孙中山同日逝世
1905年孙中山南来新加坡成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并开设中华公司作为革命机关。林受之受委担任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要职，兼任中华公司总经理。林受之对革命也慷慨捐输，多次捐款3000元、5000元、万余元不等，结果倾家荡产，于1925年3月12日与孙中山同日逝世。
到底有多少新加坡潮州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参加革命，人数一时难以统计。除了许雪秋、林受之以及与陈楚楠等人一起协助孙中山设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张永福、率先加入同盟会的企业家林义顺外，还有不少潮人陆续加入同盟会，当中就包括沈联芳、张仁南、陈振贤等潮州先贤。他们许多人后来还加入同德书报社进一步为革命出力。
沈联芳，祖籍广东潮安，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是端蒙学校的发起人之一。他也很早就表现出爱国热诚。1904年跟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一起将邹容所写的《革命军》改名为《图存篇》，带到潮州派发。后与长子沈子文一起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张永福、陈楚楠等创组《中兴日报》宣扬革命。为支持黄花岗起义他个人独捐3500元。另外对钦廉武装起义和武昌起义等他也多有捐款热心支持。他逝世时孙中山还亲自电唁慰问其家属。
张仁南，祖籍广东澄海县，也是一名商人，经营新暹土产产。除参加同盟会，他也参与黄花岗和镇南关两役，负责后方接济工作。张仁甫也是同德书报社的倡组人之一，并为第一届司理。
陈振贤，祖籍广东潮安县，为四海通银行经理。他生前活跃于华社，担任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新加坡华人参事局委员、南侨筹赈总会常委、潮州八邑会馆正副总理，历任义安公司副总理，对华社和潮人福利建树良多。他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
籍贯篇之海南
海南人专门成立同盟会星洲琼帮分会
与福建人、潮汕人及广东人相比，海南人是较迟在本地落户的一个方言群，但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一样不容忽视。
根据本地文史研究者韩山元撰写的《新加坡海南人与辛亥革命》，清末民初南来本地具有革命意识的海南人已建立或参加诸如书报社或南洋同盟会响应孙中山的革命号召。后来还因为加入同盟会的海南人日渐增多而成立了同盟会星洲琼帮分会。这个组织除通过各种途径宣传革命，还多次奉孙中山之命，筹集起义军费达数千元。
这样的同盟会革命色彩鲜明，不为英国殖民地政府所接受，1907年海南人又创设大同阅报处，作为支持革命的联络站和宣传机关。起初加入者只有10多人后来增加到200人。1911年，会员更达400多人。大同阅报处后来虽注册为社团，取名同文书报社，但海南人对辛亥革命的热忱并没减退。1916年讨伐袁世凯期间，新加坡的海南革命者和同情者就慷慨捐助，筹得两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额。
新加坡海南人之所以这么支持辛亥革命，其中有王斧的一份心力。
王斧祖籍广东琼山（现属海南），是孙中山革命事业一名积极支持者。他生长于权势之家，自幼已怀革命思想，而且受过高深教育。1901年他在香港通过陈少白等人结识了孙中山，后来加入同盟会，在香港创办《民报》、《少年报》、《人报》等报纸，并亲任各报主笔，竭力鼓吹革命。1907年孙中山派他到新加坡来主持《中兴日报》笔政，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论战。在清廷向新加坡政府交涉拿办他时，他仍与保皇党笔战，并为起义筹款购买军械。
王斧在新加坡居留的时间不长，但他的组织与宣传能力很强，好多海南人在他介绍下加入同盟会，当中就包括后来担任大同阅报处主任的王汉光和大同阅报处要员张志华。王斧于辛亥革命后重返家乡。
由于资料缺乏，无从知道参与革命的新加坡海南人到底有多少，而列在《新加坡海南人与辛亥革命》的80多人也只是已查明的部分新加坡海南人。他们包括商人、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还有16名工人，来自不同阶层。其中来自工人阶层的符国良应该记上一笔。符国良是参加辛亥年广州起义的新加坡海南人。1911年3月29日的广州起义，符国良随黄兴（克强）进攻总督署，失败后逃脱。返回新加坡后这名工人出身的革命者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15年至1920年间还担任中华革命党星洲支部所属琼帮分部的总务科主任。
支持革命的新加坡海南人还有两位后来成为新马海南社群领袖的商人——郭新和陈开国。郭新祖籍海南省文昌县，年幼时到广州求学，在革命者朱执和邓泽如的门下学习。在两人的影响下，郭新很早就加入同盟会在广西、广东、海南、新加坡和马六甲为革命奔走，为起义军筹款。民国元年，他在海南组织国民革命军，维护海南的革命政权。
辛亥革命成功后郭新在新加坡和马六甲从事种植业，拥有两万余英亩的橡胶园、椰园和油棕园。抗日时期，郭新担任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委员，兼任琼侨（即海南籍）筹赈主任。这名老同盟会员也热心社会公益、教育事业与社团工作。他曾是新加坡育英中学总理，华侨中学、南洋女子中学、培群学校董事，也在马六甲创办学校，作育英才。社团方面郭新先后担任过新加坡琼州会馆和马六甲琼州会馆的总理。
陈开国祖籍海南省琼海市，幼时南来新加坡，先是替人管工，后自创源隆号，经营蚕丝铜器生意，再扩充经营九八行，兼从事树胶种植而致富。辛亥革命期间曾担任同文书报社查账员，他也是同盟会会员，曾筹款襄助孙中山推翻清廷。
陈开国对教育慈善事业也尽力以赴，为同乡所敬仰。历任育英学校、新加坡琼州会馆、天后宫总理，也是华侨中学董事、马来亚琼州会馆联合会首届主席，莲蓉新加坡琼崖陈氏公会监察主席多年。他也是广东会馆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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