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湖杂记》与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问题（文/严忠明）
《丰湖杂记》与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问题严忠明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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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般认为，客家语言和礼俗的形成是客家民系最终形成的标志。但首先穷究客家源流的清进士、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徐旭曾的《丰湖杂记》，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客家语言和礼俗是继承于中原，因之也应形成于中原旧族中，以此作为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于理不通。
客家民系是中原移民的结果，只有当其需要自我确认和外部社会的确认都出现时，才可认为客家民系真正形成，徐旭曾的《丰湖杂记》正是在需要这种双重确认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正可视为客家民系最终形成的标志。
〔关键词〕客家 标志 徐旭曾 惠州
客家民系（hakka branch ）一说，始自著名学者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罗先生将汉族在南方的主要支系划分为江浙系、广府系、闽海系、湘赣系和客家系。客家系同其它民系不同之处,在于其迁移过程并非“一步到位”模式，而经历了一个时时为客，处处为客的漫长历史过程。（１）客家人由北方移民而最终形成民系，有独特的瓜熟蒂落的成长、成熟的演化史。但目前学界对罗香林的客家民系形成于“五代宋初”说多有置疑，而一般认为，客家民系最终在南方形成，应为明代中叶以后至清际，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移民浪潮孕育出来的产物。（２）那么，什么是此际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呢？
查“标志”一词的释义，指“表明特征，用以识别的记号”（3）。由此应用于客家民系，应指两层含义，一指被他者（或社会）辨识，一指可自我确认的特点这两大特征。在此问题上，王东的“语言习俗形成说”影响最大。王氏力挺“共同地域说”，认为客家方言的形成与大本营的重要文化事象的形成作为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否的标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4）其实，这是一个老标准的新版说法，罗香林把客家民系形成之时定为“五代宋初”，也是以客家方言的形成为标准的。只不过前后两位学者同由方言形成做出的判断竟相差几百年。而万芳珍、刘纶鑫也从语言辨析出发，最后干脆否定了“客家方言”的存在（5）。学界的这种混乱，正说明了以客家语言的形成作为客家民系的形成标志本身蕴含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从方法论意义上看，作为标志原义中的一层意义，将客家方言和礼俗作为自我确认的特征，应无问题。但作为一个民系的形象，被社会普遍地辨识，就还需要更多的内容，如对民系的起源，发生发展史的阐述和文化特征的标准版本的不断定义和渲染，这是一个反复划界的过程。
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问题，正应该从自我确认和外在确认两个方向上去探讨。笔者认为，最早研究客家问题的清进士、惠州和平人氏徐旭曾的《丰湖札记》，不仅早已提示了“方言习俗形成说”的不可靠，也正是客家人正式进行自我定义、确认和同其它民系文化划界的最初努力，而清代的惠州正是客家问题政治化、学术化的发源地。
对于明清之际的客家来说，惠州是个非常特殊的地区，这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惠州历来是东江中下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现包括惠东县、博罗县、龙门县、惠阳市、惠城区、大亚湾区。然历史上的管辖范围却远非如此。据光绪辛已年重修《惠州府志》：“惠州府，禹贡扬州南境，春秋战国为百越地，秦为南海郡地，汉为南海郡博罗县，……唐武德五年，曰循州，置总管府……五代属南海。乾亨元年，改曰祯州。宋天禧四年，改曰惠州。宣和二年，赐名博罗郡，属广南东路。元至元十六年，置惠州路，属海北广东道。明洪武元年，曰惠州府，属广东布政使司。本朝因之，属广东，领州一，县九。” （６）其所辖州一县九指：归善县、博罗县、龙川县、河源县、和平县、永安县、海丰县、陆丰县、长宁县及连平州。
自宋以后所称惠州，尽管州府名称分属屡有更易，但具体的地理范围却较为稳定，其四至约为北抵江西龙南、定南地界，东北连梅州、潮州，南面濒大海，包括现海陆丰、惠东及现深圳、宝安；西至增城，包括东莞至珠三角入海口。实指由粤东山区至入海口的大片丘陵地区。《方舆纪要》称惠州“东接长汀，北连赣岭，控潮梅之襟要，壮广南之辅邑，大海横陈，群山拥后，诚岭南之名郡也。”清御史李义北在《重修府城记》中有“惠之为郡，东扼梅潮之冲，西接汀赣之胜，北负浈韶之重，南瞰渤海之险，崇山奥壑，蛋鸟鲸宫……”（７）所勾画的地貌殊属类同。
在客家学研究中，人们所引征的惠州地域概念，实际上正是此九县一州的惠州，而非目前的狭窄的惠州概念。在海外客家人地域概念中，也仍是这一旧的惠州概念，如各国均有惠州同乡会即沿用此惠州十属的说法作为入会人士的地域条件。（８）这是一个较易混淆的概念。
在九县一州的惠州地域上，作为珠江三大水系之一的东江贯穿始终。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邬县亚髻钵，经安远至定南入惠州之和平，经龙川、河源、紫金、惠阳、惠州市区、博罗、东莞，于东莞石龙镇分南北两支汇入狮子洋。因此，惠州的地缘文化，也被人们称之为东江文化。
由这一地域的辨析中，不难看出，惠州具有特殊的地理区位。从广东的汉民族三大民系迁移中，惠州以东是闽海系的地盘，即现潮汕人居地，惠州以西之珠江三角洲乃是广府系的属地，惠州则主要为客家人所居。三大民系在惠州城所在地合流、融汇。
唐末黄巢起义后，战争遍及大半个中国，中原先民大批南迁，其中迁入惠州城附近定居的人数即达5万人之多。南宋之后，又有大批先民涌入粤东，其中约有20万人定居惠州境内。由此奠定了惠州客家人居住的格局。在1950年著名客家学专家罗香林教授的《客家源流考》中，所指纯客县（即客家人占90%以上）旧惠州辖地即有：河源、龙川、东源、紫金、和平、连平等县；非纯客县（即客家人在此形成了聚居的乡镇，村落或独立文化区域，但人数多少不一）即有现惠州市区、龙门、博罗、惠东、惠阳市、深圳市、东莞市、汕尾市、海丰市、陆丰市等地。由此不难发现，由粤东山区向东、西、南发展，越接近同其它民系的融合区域，客家人的聚落人数将也减少，民系杂居也便愈明显，这一现象在惠州同一地区东西两翼均可见，堪称客家研究中颇具特点的景观。由此，明清之际三大民系在惠州城区的最终合流，尤其是客家人的大规模迁移，打破了原来民系之间的平衡，终于出现土客之争的严重社会和政治问题。“客家”这一名词的提出和“客家”问题的讨论，也正是在清代，在这一特殊的地域浮出学界的。
自明代中叶至清初，惠州即已出现北来移民同广府人在交界地的械斗。这些移民便开始被当地人称为“客家”。至清乾嘉年间，博罗、东莞等县的土客之争有激化之势，客家移民在山林中安营扎寨，成为一股不能不正视的势力。惠州境内械斗不断。如：《博罗县志》所载，历年均有禁械斗及习鸟枪条例的内容，但因所记不详，难以估计其械斗的规模。然从惠州、博罗、惠阳现尚存的客家民居几乎全为四点金的四角楼模式，且四面均有炮眼看，当时的土客之争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客家所居即是“前线”，生活的模式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围垅屋这种建筑文化。土客之争的规模当不在小。此际，土客之争造成社会动荡，成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名流的注意，曾任职礼部的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徐旭曾就在这种背景下完成了《丰湖杂记》，成为解说客家问题的开山之作。
然徐旭曾在惠州的行迹如飞鸿遗影，如今已实难寻找。唯《惠州西湖志》尚存其嘉庆已未（1799年）作品《西湖初春》残句：十顷玻璃晓，新莺柳外传。由徐旭曾于1819年去世，大致可以推定徐旭曾约在惠州来来往往及生活了20年之久。为寻访徐旭曾的生平，笔者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徐氏后裔，现年7６岁的徐金池老人。徐金池也是《徐氏宗谱》1991年重修版的编纂者。现将徐旭曾这一客家研究中的标志性人物生平撮要作一介绍。
徐旭曾，字晓初（1751—1819），广东省和平县下车兴隆镇人。嘉庆已未姚文田榜第67名进士，官至户部四川司、福建司主事，后加一级，封奉政大夫。曾四任顺天乡试、京都会试外帘官。告老返粤后，曾先后掌教广州粤秀书院、惠州丰湖书院。
徐旭曾其父徐延泰、其祖徐廷芳均为清进士。现下车兴隆镇尚存祖孙三进士的“祖孙进士”石牌坊。
那篇著名的《丰湖杂记》即载《徐氏宗谱》总谱•卷二，因其罕见，现全文辑录如下，供学界存览：
丰湖杂记 徐旭曾
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耆调解，始息。院内诸生询余何谓土与客？答以客者对土而言，寄居该地之谓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余口述，博罗韩生以笔记之。（嘉庆乙亥五月念日）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 、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天不祚宋，崖门蹈海，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虽痛国亡家破，然不甘田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存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 一因风俗语言之不同，而烟瘴潮湿，又多生疾病，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内省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属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无隔阂，休戚始可相关，其忠义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矣。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粤闽、赣、湘边境，毗连千数里之地，常不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庚，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
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随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终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非忠义之后，其孰能之！？
客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亦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即古人“负耒横经”之教也。
客人多精技击，传自少林真派。每至冬月农暇，相率练习拳脚、刀剑、矛挺之术。即古人“农隙讲武”之意也。
客人妇女，其先亦缠足者。自经国变，艰苦备尝，始知缠足之害，厥后，生女不论贫富，皆以缠足为戒。自幼至长，教以立身持家之道。其于归夫家，凡耕种、樵牧、井臼、炊衅、纺织、缝纫之事，皆一身而兼之；事翁姑，教儿女，经理家政，井井有条，其聪明才力，真胜于男子矣，夫岂他处之妇女所可及哉！又客人之妇女，未有为娼妓者，虽曰礼教自持，亦由其勤俭足以自立也。
要之，客人之风俗俭勤朴厚，故其人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余昔在户部供职，奉派视察河工，稽查漕运鹾务，屡至汴、济、淮、徐各地，见其乡村市集间，冠婚丧祭，年节往来之习俗，多有与客人相同者，益信客人之先本自中原之说，为不诬也。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风俗语言，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彼土人，以吾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同也，故仍称吾为客人；吾客人，亦因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客者对土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千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
嘉应宋芷湾检讨，曲江周慎轩学博，尝为余书：嘉应、汀州、韶州之客人，尚有自东晋后迁来者，但为数不多也。（９）
徐旭曾的《丰湖杂记》撰于清朝嘉庆乙亥二十年（即1815年），实为系统论述客家问题的始作俑者，他在惠州这个多种民系文化冲突的地方，敏锐地从社会矛盾中把握了客家文化寻求生存空间的契机，为客家文化作了提纲挈领的诠释。如果说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标准解说版本的话，客家文化的标准版本就是由徐旭曾破题，由罗香林基本完成的。
对于客家民系被社会广泛认可，徐旭曾的《丰湖杂记》具有史诗式的作用，他作为曾任职礼部的官员，又主掌惠州丰湖书院，自然对操同样方言的乡亲多有关心，如文中写明笔录者即为博罗韩生。这篇杂记，与其说是对客家问题的研究文章，不如说是一篇更具政治性、实用性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献。徐氏作为客家后人，对客家文化和族群有强烈的认同感，并极力把客家人的生活描写成忠孝两全、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景象。这在其家谱中收录的徐氏诗文可见一斑。
该家谱尚载徐旭曾诗文多篇，如《和平舟行杂兴》、《纪险—五月初六日高车渡泷舟破》等。其中有《兴隆竹枝词》一篇，记载和平乡里的客家风俗，可见其对客家生活的强烈认同和赞美，也一并存录如下：（１０）
兴隆竹枝词 徐旭曾
薄宦三年、离乡十载。每忆某邱某水，总在家园；谁云宜雅宜风，依然蛮语；聊效竹枝之制，籍传梓里之谈。姑言姑听，不是苏髯说鬼；孰醉孰醒，休从屈子销魂。知予者，未尝非一片婆心；作偈时，何处是千层佛面。乡邻风俗之美，言者其无罪乎；土音筝笛之操，闻者足以戒矣。
奕世天龙寨下居 兵符征召到蜗庐 白羊潭染青衫血 下沥司官旧姓徐
孝弟之科间刀农 粗茶淡饭味逾浓 爷娘便是如来佛 胜撞龙华寺里钟
经书家训两书堂 亦乐斋前古柏香 笑说蓝袍糟粕换 教儿休比养鱼塘
镇名乌虎又兴隆 左覆钟山右紫云 大葬何曾洗骸骨 蚕形坟对海螺坟
新春佳婿过门多 待老防饥乐则△ 却怪人家多溺女 女巫枉送暗身婆
大布冈头说旧因 金盆流水付轻尘 奢华合是无归结 笑忆汤张两姓人
下车二五八墟期 江广都从一水歧 生怕夕阳归市后 牵牛桥畔鼓刀时
正月牛藤断几家 秧田多被豆苗遮 樵哥牧童虾山过 绝胜新年打采茶
清明乌饭杂黄梁 探外家回角黍香 偶向畲禾冈上望 踏青多半秀才娘
大松树下匝桑麻 报赛村村日又斜 冬笋河鱼做禾了 耕田都是好人家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徐旭曾在《丰湖杂记》中对客家的界定和论述。在文中，徐主客家南来自宋元时期说；力陈客家与中原汉族的源流关系，对客家的忠义勤俭、诗书传家、耕读尚武等都作了奠基性描述，要言不繁，却具有纲领性。
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徐氏引用了自己当年在礼部任职时在中原的经历，“余昔在户部供职，奉派视察河工，稽查漕运鹾务，屡至汴、济、淮、徐各地，见其乡村市集间，冠婚丧祭，年节往来之习俗，多有与客人相同者，益信客人之先本自中原之说，为不诬也。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徐氏本人即客家人，他的这段叙述可有助我们了解客家方言形成说的可靠性，其在汴、济、淮、徐的见闻，应有权威性，他判定客家语言、习惯同中原基本相同，这说明所谓的客家方言，不过是对中原语言的继承和有限度的改变，如说有所谓客家语言的形成，也是客家先民在中原时的事，同客家民系后来的形成并无同步性。既使徐氏所言有所虚构，客家方言真是如一些学者考证的为所谓江淮官话的继承的话，也是以保留为主，改变和形成之说也难以成立，因此，以“客家方言”的形成，作为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似乎缺乏可实证性。
纵观客家民系形成、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把这整个中原汉民的大迁移分成两个阶段。其一，即上溯至东汉、西晋年间，经唐朝安史之乱、唐未黄巢起义，历南宋国亡，到明清之际长达千年由秦岭与淮河之间的连绵不断、高潮迭起的移民过程，中原旧族定居闽粤赣交界处，保存了中原的语言、风俗和礼教，并已形成以赣南、闽西、粤北、粤东为基地的客家大本营，于明末清初逐渐演化为一个独立的民系，徐旭曾的《丰湖杂记》即是顺应了此阶段客家民系发展的舆论要求，应运而生的。其二，由清中叶开始，该客家大本营因地少人多，更兼许多客家人率先接触欧风美雨，客家人开始了由大本营向内地和海外的迁移。此后的客家人已具备充足的自我民系意识，对自己民系的反省也日逐深刻，最终演成今日客家热的格局。这第一阶段是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时期，第二阶段才是客家民系成熟并得以充分表现的时期。
惠州是客家人从大本营向外迁移的最近的必经之地之一，由于惠州联接着由粤东到入海口的大片陆地，因此成为客家人迁居海外重要中继站。我们把客家人在明清之际由惠州向海内外的大规模迁移大致过程归纳如下：
1） 自清康熙中叶至乾嘉之际，由惠州府境内的河源、和平、龙川等地经江西向湖南、四川的多次迁移。如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的“巫半截、刘半边”之巫、刘姓氏，即多迁自惠州境内；（１１）
2） 与向内地移民的同时，客家人沿东江而下，逐渐聚居在珠三角附近各县，并由宝安向香港岛迁居。在英国人登陆香港之前，香港共336个村落，而客家村落则有128个，超过三分之一，（１２）这部分客家人多由惠州境内迁入。据估计，香港目前近200万客家人，大约有近一半即是惠州九县一州迁入的客家后裔。（１３）香港本属广东宝安县，人口一半以上是客家，香港即属半客地区，现九龙、新界、上水、元朗、大埔、沙田均仍有客家原住民的痕迹。香港客家原住民同惠州客家同属一脉。
3） 经东江水道或陆路到惠州的客家人，经淡水或香港出海，远播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创立了不朽的勋业。如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客家人迁入东马来西亚，先至砂劳越、再入沙巴，历任总督都对客家人“情有独钟”，这些从事开垦工作的客家人多有来自于惠州之龙川、宝安、东莞、惠阳、河源境内；（１４）又如日本横滨客家，多以惠阳、宝安两县居多。（１５）在印尼、新加坡、澳洲、马来西亚、泰国、加拿大、美国、西班牙、日本等国和地区都有许多惠属客家的后裔，并在各地建立了联谊会、同乡会。
惠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明清之际客家大规模迁移的前沿地区，因此客家问题在此被提出，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土客之争”中人们对客家人的误解，使客家人的自我确认和社会定位成为这个前沿地区的焦点性理论问题，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需要有力的理论指导，徐旭曾的《丰湖杂记》正担当了这一角色，徐旭曾的论述使客家文化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和前所未有的高度，解决了客家民系的自我确认和社会定位问题。因此，从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的完整意义上看，把１８１５年徐旭曾的《丰湖杂记》的诞生作为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志，应较为妥当。
注释：
（１） 王东：《客家学导论》Ｐ９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
（２） 邱权政 主编《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万方珍、刘纶鑫《“客家”正名》一文Ｐ２０ 中国工 人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版；又王东也主客家民系当形成于明中叶说，见（１）注Ｐ１４４。
（３） 《高级汉语大词典》 金山词霸２００２年版释义
（４） 同（１）注Ｐ１３６
（５）同（２）注Ｐ１３
（６）《惠州府志》Vol.1 光绪辛已年版
（７）李义北《重修府城记》一文见《惠州府志》Vol.1 光绪辛已年版
（８）《香港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香港崇正总会编印 １９５０年版
（９）《徐氏宗谱》总谱•卷二.P18 １９９１年版
（１０）《徐氏宗谱》总谱•卷一.P44 １９９１年版
（１１）孙晓芬《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ｐ９６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
（１２）谢剑 郑赤琰《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 １９９４年版
（１３）《香港崇正总会金禧纪念特刊》1971年，惠州同乡会简史
（１４） 同（１２）P74
（１５） 同（１２）P917
（作者简介：严忠明 １９６３年生，湖南人，现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生）
作者通讯地址：
严忠明 ５１０６２０ 广州天河北路３８０号１００３室
电话：１３９２６０８９３６８
来源：http://www.gzwbsa.com/zmstage/pages/hakka_branch.htm 原来在罗香林之前，还是有先行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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