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军著：《中国五经富——小镇百年文化之谜》内容简介
中国五经富——小镇百年文化之谜 一、【内容简介】本书以清末民国动荡的时代为背景，试图通过讲述一群来自国外的传教士，和本地一群莘莘学子的故事，揭开小镇的文化繁荣之谜，以此探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当年那些梦想中华民族富强的学生，通过走进教会办的学校、医院，在学习宗教信仰的时候，还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哲学等，他们把这些引进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不足的缺陷。通过在教会的学校、医院里的学习，奠定了学子们后来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基础，也造就了小镇的文化繁荣。随着时代的变迁，外国传教士的离去，文化繁荣不复存在。通过本书，让读者走进历史，钩沉史实，以史解史，实事求是认识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科学、社会进步起到的作用，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从五经富教会中学医院走出来的名人有：原中山大学校长曾汉民；原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曾近义；原广东社科院副院长曾牧野；原吉林大学副校长黄叔培博士；中科院院士曾毅、郑度博士，陈景云博士、陈子达等博士二十多人；国民党十九路军杨妙成少将（著名画家杨之光父亲），原广东省副省长曾定石等等。本书的写作，得到原潮汕文化研究所所长胡卫清教授、田志军博士、蔡传坚长老、庄建坚主教、王伟和牧师等众多老师朋友的无私支持，提供大量的原始资料、图片，水军在此一并感谢诸位。 【选读】 2 高屋寨与法国神父 说起高屋寨，在中国，这实在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除了和许多远离城镇的中国乡村一样，能看见如鹤立鸡群的几栋两三层水泥钢筋结构的楼房外，更多的是掩映在墨绿色的荔枝龙眼树中的三合土瓦木结构平房，或者只盖了一层的水泥楼房。村庄四周是田地，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午后走进村里，十分静谧，偶尔能遇见四五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在村中央的树林下，坐在石凳上打牌。这里像是世外桃源，老人们淳朴的脸上充满了幸福和快乐。他们在打牌的时候，也会注意到有外人走进了村庄来，他们没有和来客打招呼，只是瞥了一眼，然后继续打他们的牌。我们见到这种情形，是不忍心打扰老人们的雅致，轻轻地从他们的旁边走过，这是今年夏天的事情，我和江西宜春学院的田志军博士走进高屋寨，要去拜访村里一位九十四岁名叫高细铲的老人家。我说高屋寨这个村庄很普通，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村庄普通的连地图都找不着。现在的地图很详细，一般有名字的村庄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可是高屋寨却无法通过地图找到。地图上没有“高屋寨”这个村名，更不用说上网络地图百度或者谷歌一下，可以在网络地图上找到“高屋寨”。因此，你不要急于下结论，以为“高屋寨”消失了，或者早就被改了村名。其实，“高屋寨”一直存在那里。我们无法得知高屋寨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的，但从文献资料上看，近一百多年，高屋寨这个村名就存在了。只不过现在的地图上，“高屋寨”被另一个村名替代了，这个村名叫“联和村”。联合村有三个自然村，分别是：高屋寨、罗屋和黄墩。三个村的人口共1700人，位于榕江一级支流龙江河的中游西岸，隶属于五经富镇管辖，距离东面的五经富镇只有一公里的路程。联合村村委会驻高屋寨。这三个自然村，呈片状分布，为高姓居民聚居的村落。高屋寨，是这三个村庄里最有名的一个村庄。她的名气，和五经富镇一样，不仅法国，英国，美国的宗教历史学家都知道高屋寨，就连一些普通的外国人，也知道五经富有个高屋寨。Francois Rey Coquais就是从博物馆的资料上知道高屋寨的。比起高屋寨，五经富镇更有名气。这不仅是因为五经富镇比高屋寨一个小村庄大了许多，也因为镇上市当地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中心，还因为五经富镇是英国基督教客家地区的传教中心。这从基督教岭东长老大会成立以后，也就是1885年以后，五经富就闻名于欧洲了。我们在五经富镇采访的时候，八十多岁的曾惠堂牧师说，那时从国外寄来的信，不论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信的地址只要写“Wukingfu Chian”，你就可以收到。我问其他老人，也都证实了曾惠堂老人的话。有的还补充说，从南洋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写信回来，写着“中国五经富”，也一样可以收到信件。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奇迹！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五经富；一个是国家，一个是粤东很普通的山区小镇，通信竟然省去了省、市、县，直接把国家和一个小镇联系在一起，就能把信寄到住在这个偏僻山区小镇上的人的手里，这不能不让现在的人感到惊奇。当然，那时小镇的人口并不多，根据《揭西县志》人口的统计资料，1953年人口普查时，整个五经富的人口只有20070人，后来的人口才逐渐增多。清末、民国的人口，不会比解放后要多。五经富镇上以曾姓为主外，也有其他少量的姓氏居民居住，其它村庄基本上是按姓氏居住的，像高屋寨，罗屋和黄墩寨一样，都是姓高的居民，因此，有国外的信件来，一看姓氏，便可猜中七八分，是哪个村庄谁的信件。问题是，中国疆域辽阔，乡镇千千万万，多如牛毛，怎么就知道五经富在广东，在潮州府，在揭阳县？没有比省、府、县大的名气，一封远渡重洋的国外信件，就不可能寄到五经富。这是一个奇迹，很多年轻人听见这个消息，既感到新奇，也感到困惑，难以理解。今年九十四岁高龄的高细铲老人，除了耳朵背外，要大声和他说话外，身板还算硬朗，精神也好。他对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有着清晰的记忆。见我们来到他的家，是要问赖神父的事情，便兴奋起来，拿出书和相片，给我们看，然后滔滔不绝向我们讲述赖神父的事迹。他是一位法国人，他来到中国后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赖嘉禄，中国人亲切地称他赖神父。他的法国名子叫Charles Ray，1866年4月9日出生于法国里昂。他是位富家公子，毕业于法国里昂的一家神学院。1889年5月，23岁的Charles Ray，离开了故乡里昂，登上了开往越南的轮船，然后再到香港，从香港进入了中国大陆。法国教会把他安排到了广东嘉应州教区，接替Herve神父的工作，主持嘉应州的教务，并协助在镇平（今广东蕉岭县）的Bernon神父传教。一路颠簸，在酷暑的七月到达广东嘉应州上黄塘。从这以后，他跟客家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粤东客家地区。由于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贡献，1914年汕头教区Rayssac主教委任他为该区副主教。1928年，他携带着他主编的《客法词典》，来到了五经富天主教堂。五经富天主教堂在镇上，他是个喜欢清静的人，就要求到了离镇上不远的高屋寨天主教堂去，直到1943年他去世，葬在了高屋寨，就在也没有离开中国了。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一个富家公子哥们，怎么会离开富庶的家乡，到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去传教。这需要什么样的精神？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为了传教，他可以抛去富贵，可以不要享受，到一个贫穷落后完全与自己生活习惯大相径庭的国度去传教。这需要一种献身精神，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才可以做到。有许多人认为，这些外国传教士，到了中国没干好事，传教是为了用精神控制国人外，往往还披着宗教的外衣，实际上干着收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的勾当。同时，这些外国传教士，还进行经济侵略，倾销鸦片，运来洋货，冲击中国民族工业，和当地的市场。这些观点，首先是偏见，还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罔顾事实而得出的结论。我在采访五经富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人士的时候，详细了解了外国传教士在当地的活动，他们并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样，相反，这些外国传教士，对当地百姓的文化启蒙，当地的经济建设，医疗服务，培养各种科学人才，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在后面的文字里，会以事实为根据，翔实描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五经富的活动，让人们重新认识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和贡献。历史就是历史，不因你持的政治观点立场不同而存在。我们不可以黑白颠倒，随意去抹杀对人民作出功劳的人，更何况是一个群体的功劳。就如许许多多像赖嘉禄神父一样的外国传教士，来到了五经富，在传教的过程中，办学校，建医院，奠定了山区五经富镇人才辈出的基础，五经富也因此成为闻名的文化之乡。俱往矣，盛况不复存在，也不可能再复制，但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对探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我问高细铲老人，赖神父长的怎么样，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是胖子还是瘦个子？高细铲说，赖神父身材高大，肥胖，鼻子尖尖，黄头发，蓝眼睛，说着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庄建坚司铎曾说过，这些外国传教士，要不是看着外国传教士，背着他听他说话，你根本听不出他是一个异乡人，还以为是本地人呢。赖神父是个很好很好的好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极高，高屋寨的人都认识他，整个五经富镇的人也都认识他。他来到高屋寨后，见天主堂陈旧，写信回法国家里，让父母寄钱来修缮天主堂。村里有纠纷，双方都请他当中间人说和。有一年，高屋寨和邻村因为禾田的水，闹起了纠纷，开始的时候是两村上下水田的人打架，后来事情越闹越大，两个村的人，竟然为了当初上下田的水拿起了火铳、刀枪，准备拼个你死我活的。赖神父说服了高屋寨的人不要做出无谓的牺牲，这是在犯罪。他不怕危险，又亲自到邻村去晓以大义，说服邻村的人以和为贵，不要为了芝麻大的事闹出人命，得不偿失，最后两村的人化干戈为玉帛。要是没有赖神父出面调解，这场灾难就会降临到两个村的百姓身上，不论哪个村赢，最后都是输家。从那以后，信教的人多了起来。到了礼拜天，高屋寨天主堂座无虚席。村与村之间，鸡犬相闻，同饮龙江水，一片祥和，不再有打架斗殴的事情发生了。管理天主堂的谢绿珍教友说，现在的高屋寨天主堂，最多的时候只有二三十人来做礼拜，平时人不多。这样，天主堂就显得很空旷了。天主教在高屋寨，经过百年的发展，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不复存在。为什么会这样，谁也说不出正确的答案，原因是多方面的。整个中国，都遇到一样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各路神仙、地方鬼神纷纷显灵，儒、佛、道、鬼、神、宗祠等中国传统的百姓信仰，一时多样化起来，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年轻人更是在现代科技教育下缺失虔诚的宗教信仰，但教育与信仰又是复杂的。赖神父身上穿着乡下人的土布衫裤，脚穿布鞋，夏天的时候戴着笠麻，打扮像个乡下的客家人一样，经常到各村寨去传道。到了夜晚，他还要点上煤油灯写《客家方言会话手册》《圣教要理问答》（用五经富客家方言写成）。经过多年的辛苦，《客家方言会话手册》这本手册，1936年10月终于在香港出版了。这对普及提高当地百姓的文化有着积极的贡献。过后，高细铲老人叹了一口气，摇头说，很可惜啊，这些书，包括《客法词典》在内的书籍，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部都被造反派当做四旧烧毁了。现在田志军博士看见的，用于客家方言语音研究的《客法词典》，也只是影印本，纸质本世界上恐怕只有法国的博物馆才珍藏有了。赖神父来到高屋寨后，见寨子里的教堂简陋，成了危房，急需要修缮，可是没钱。他便写信回法国里昂给父母，要求他们寄钱来给他。他的父母按照他的要求寄了一笔款给他，他收到钱后立刻着手修缮教堂。教堂修缮好后，还剩有余钱，他又用这些余钱在京溪园建了一座小教堂。高屋寨天主教堂建于清末光绪廿九年，也就是公元1903年，法国宝神父来到高屋寨传教，由宏永公兄弟子孙为首，全体教友的共同努力下，筹得资金，划出圣堂用地，建成一座三百平方米砖瓦式的圣堂。如今我们看见的高屋寨天主教堂，保留了当年的风貌，是一座两层楼高的教堂。这是赖神父在原教堂的基础上修缮改建过来的。从1903年算起，到现在，高屋寨天主教堂经历了百年的风雨侵蚀，依然保存完好无损，这不能不说与当年赖神父重新修缮教堂有关。1943年12月8日，这位身患疾病且年事已高的法国Charles Rey神父，终于放下了工作，长久地休息了。信徒们把这位德高望重的神父安葬在五经富高屋寨的附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赖神父的墓碑被毁。文革结束后，1982年，信徒们重新选址安葬了赖神父，让他永远安息在五经富这片土地上。第二章 五经富的地理位置、历史和传说
小镇的地理位置
五经富镇位于广东省揭西县的东北部，距离揭西县城34公里，东与揭东县龙尾镇、丰顺县埔寨镇接壤，北与丰顺县的八乡毗邻，西与本县的南山镇、良田乡交界，南连京溪园镇。据《揭西县志》记载，1953年人口普查，五经富镇人口20070人。到了2003年底，总户数14930户，户籍人口54097人。五经富境内多崇山峻岭，风景雄浑而秀丽。北面横亘着大北山脉，高山耸立，气势如龙，横卧在五经富的北面。主峰乌岽海拔958米。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水网密布，水位落差大，水力资源十分丰富。龙江河流最长，直达揭东龙尾镇。其上游有潮汕地区闻名的龙颈水库。水库是斩溪截流而建的，分上下二库，两坝相距10多公里。两库共蓄水1.9亿立方米，分上下两个水电站。电站装机容量共1.86万千瓦，供全潮汕工业、民用。上库电站建于河边大山中，凿隧道把江水引入山腹电厂发电，然后把水流入下库，隐蔽安全，又十分坚固。现在电力并入南方电网，是粤东最大型水电厂。
五经富的来历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等，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也难于考证“五经富”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用于地名的。在五经富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五间铺”说。
传说五经富的开山祖师启溪公（号弘基）在元朝至正十六年（1358）带着族人，从广东的五华县河口迁徙到此地。他们住下来后，便在现在的五经富汽车站附近的位置开设了五间铁铺，以打铁为生。附近的人都知道曾启溪开了五间铁铺，有人想要购买镰刀锄头等农具家用铁器的，便告知到五间铺去购买。曾启溪长袖善舞，颇懂经营之道，把铁铺经营的红红火火的，生意兴隆。又过了几十年，来五间铺摆卖的人多了起来，这里竟成了一个小圩市，以农历每旬三、六、九日为圩日，附近的乡民都到这里来买卖。曾氏一族经过多年的胼手胝足，在本地站稳了脚跟，也发展壮大了起来，人口渐多，便兴办学堂，让族中弟子进学堂学习四书五经。至清朝中期，便人文鼎盛，成为文化之乡，用儒学的说法是“五经”甚富，遂改“五间铺”之名为“五经富”。
这个“五经”甚富的传说，我们在曾氏族谱里看见有记载，就连《揭西县志》上也是这么记载的：
据传，元至正十六年（1358年）间，有曾氏名启溪（号弘基）从五华河口迁此，在今汽车站附近设铺5间，以打铁为业，最初得名“五间铺”。后因地理位置优越，人口发展迅速，办学风气甚浓，儒学“五经”甚富，遂改“五间铺”之名为五经富。
也有的说，五间铺成名后，人来人往，渐成圩市，曾氏文人，觉得“五间铺”不甚文雅，在外人面前说自己住在“五间铺”，很没面子，于是取其谐音，改“五间铺”为“五经富”。
此外，我们还听说有一种说法。客家人不仅为人忠厚老实，淳朴，也十分勤劳。每天五更天的时候，便起床干活了。古代把晚上戌时作为一更，亥时作为二更，子时作为三更，丑时为四更，寅时为五更。五更是最后一更，后半夜3时至5时，是一夜最黑，最冷的时候。交了五更，天就快亮了。此时，夜光隐退，署色降临，黑白交替，时光融合，雄鸡高唱。到了五更天，勤奋的人就起床读书、做事了。客家人正是勤奋的一族，曾氏一族也不例外。他们一直遵守勤劳致富的古训，五更天便起来了，因此有“五更致富”的说法，简称“五更富”。于是，“五更富”成了地名。五经富客家音“更”和“经”音相近，写成文字，有人觉得“更”字不好，便改为“经”字，这暗合“四书五经”，又文雅，又大方。经过当地文人这么一渲染，认为本地客家人读了“五经”，便觉得自己富有了，“五经富”的地名也就传开了。
读了“五经”，便自我感觉甚富了，这也许是一种穷开心，阿Q精神，但也是一种美好的精神追求。中国的老百姓，不管处在什么时代，有一点理想是共同的，都渴望有一天，国家能够真正富强起来，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尽管五经富有诸多说法，可是现在谁也无法确认“五经富”是如何得来的。每个传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难以让人心悦诚服的地方。
不管如何，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从曾氏弘基公算起，五经富已经走过了六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未完】
《中国五经富》（选载之一）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9c1dbe0102e0o8.html
宋帝昺避祸五经富
五经富不但山川险峻，风景秀美，也富有传奇色彩。
在本地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传说，是宋帝昺避祸于此的故事。
话说宋朝末年，临安沦陷，皇帝宋端宗于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4月病死，南逃的七岁的广王赵昺被丞相陆秀夫，太傅张世杰等大臣于同月冈州拥立为帝，5月，改年号为“祥兴”，在潮汕一带继续抵抗元兵。但元兵实力强大，兵强马壮，兵锋正锐，宋兵难以抵抗。宋帝赵昺君臣被元兵追赶，望风而逃。一日，宋帝昺君臣来到了五经富，人马困乏。太傅张世杰、丞相陆秀夫勒马遥看北面群山，高山峻岭，十分险恶，立刻下马进村，向长老询问奇峰峻岭的名字。村中长老指着北山说，那是虎峰；那是猴子凸；最高的山峰叫做龙颈山，山溪名为龙江河。张世杰和陆秀夫两人一听，相互看了一眼，都是一样的心思，十分欣喜，心道：“主山、主水，均以龙字冠首，龙乃真天子，无疑此地正应了好兆头。”遂打定主意，选择五经富坡头村安营扎寨，建立新都，辅佐幼主，匡扶社稷，消灭元军，收复山河。
此时兵荒马乱，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人心思稳。建立新都的消息传开，军民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不用再颠沛流离了，顿时三军振奋，百姓雀跃。要建都城，需要大量的石头，丞相陆秀夫下令百姓上山打凿石头，采运石头下来建城造宫殿。
不想此事惊动了山神和土地爷，诸神见百姓如此辛苦，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乘着天黑百姓休息的时候，搬移奇石。
第二天早上，小皇帝赵昺起来尿尿，钻出帐外，忽见百十座山峰上的奇石，纷纷向坡头村寨移来，觉得非常有趣，嘻嘻笑道：“诸位快看啊，石头无人扛，却会走动。呵呵，快，快，快点走。”经小皇帝这么一说，山神和土地神扛着石头，加速移动，往前赶来。见此情景，小皇帝更是惊喜，觉得好玩，随口说出“停”字，众神听从圣旨，立即卸下肩膀上的石头，石头落地，再也不动了。靠百姓采运石头建城郭，实在缓慢。都城没建好，大臣们带着小皇帝又逃离到别处去了。至今在五经富坡头村周围的郊野，山岗上，留下了了千千万万的奇岩异石，便是当年赵昺要建都城诸神留下的。这是后话。还有一件事，也是与宋帝赵昺逗留坡头村有关。
小皇帝跟着大臣们进入深山躲避元兵追杀，生活艰苦，有时还会缺少粮食，吃不上饭。大臣们想，皇帝住惯了繁华之地，锦衣玉食，逃出京城，受尽不少苦头，但不管有多么困苦，总不能亏了圣上，得想办法让皇帝吃上美味的佳肴。于是派出士兵，去龙江河打捞鱼虾。
宋帝赵昺久未见到鱼肉，一见到士兵在龙江河里捕捞回来的鲫鱼，欢天喜地，手舞足蹈的，就像看到了珍馐美味一样，口水都要流了出来，急忙命令御厨下厨做餐鱼宴给他吃。
御厨领旨，抓起许多肥美的鲫鱼，刚放进锅里煎，探卒飞马来报，元兵铁骑越过盘东南塘山，穿过白塔圩，登上猴子凸，正以泰山压顶之势杀将过来。小皇帝听见，吓得面如土色。张、陆两位大臣，急忙下令，护主向龙颈山撤退。那时，还在锅里的鲫鱼正好煎得半熟，烧赤了一面，幼帝见鱼不能吃，又不忍心丢弃地上，一走了之，便说；“把鱼倒回龙江河去吧。”士兵们听令，赶紧把鱼倒入龙江河里。
说来奇怪，本来已煎得半熟的鱼，没想到放入水中，这些鱼竟然重新活了起来，摇头摆尾游走了。但是，这些鱼却变成了一面赤一面白的鱼，五经富人叫做“火烧鲫”。直到现在，五经富除了龙江河有这种鱼外，附近的山溪也有“火烧鲫”。火烧鲫，巴掌大，一边白色，一边赤色，味道十分鲜美，是难得的美味佳肴。
宋帝赵昺，是南宋亦是宋朝最后的一位皇帝，在位2年，享年8岁。他是宋朝度宗幼子，曾被封为信国公、广王、卫王等爵位。南宋于1279年3月在崖山海战中被元军大败，全军覆灭，陆秀夫遂背时年8岁的赵昺跳海而死，张世杰、杨太妃等人也相继投水殉国。南宋最后一位皇帝死去，宋王朝灭亡。
民间传说丰富了当地百姓的文化生活，对儿童的启蒙教育有着一定的积极教育作用。不过，民间传说毕竟是民间传说。我们查找史料，没发现有史料证实宋朝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君臣被元军追杀，来到了五经富避祸的史实。
邱玖华与云岭斋
传说令人神往，而现实中的五经富文化教育，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五经富不仅因为曾氏弘基公率领族人的到来，开创了五经富圩镇，还因为他们的远见卓识，重视教育，创办学校，让族中适龄弟子进入校学习，而名留青史。有史为证的是清朝的邱玖华到五经富培养出许多人才的记录。
邱玖华是梅州五华县人，自幼聪慧，学得满腹经纶。雍正四年（1726），他被聘请到揭邑五经富乡云岭斋任教。云岭斋开学之日，邱玖华在学堂大门口贴上“开张骏发”四个大字。字写得遒劲浑厚，颇见功力，令人啧啧称赞。可是，这四个字的意思，却令人匪夷所思。看的人都在想，这邱玖华要干嘛，怎么把学堂变成了商铺？这对儿童的教育没好处。新闻一时传遍了五经富的每个角落，人人皆知邱玖华把学堂当做了杂货铺来办。文人雅士赶来云岭斋前一看，果不其然，于是讥笑声四起，都说这个邱玖华，徒有虚名，不过是一个追逐钱财好利的俗人罢了，开始鄙视瞧不起邱玖华。更有气愤者，找到邱玖华，当着他的面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想要误导五经富的学生们，耽误他们的前程？换句话说，邱玖华这是在毁了五经富的未来啊。
邱玖华面对来势汹汹的地方乡绅，文人雅士，不急不怠，满脸笑容，拿出纸笔，研磨起墨来。众人心里纳闷，不知道这个邱玖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待墨研磨好后，邱玖华将毛笔饱蘸浓墨，在纸上写下一副对联：
今日开张，专卖尼山杂货
他年骏发，方知泗水价钱
尼山，泗水，在今天的山东省，古代称为鲁国的地方，即孔子的诞生地。众人看了佳联，一下明白过来了，心悦诚服，拍手叫好。原来邱玖华所传播的是儒家学说，这正是五经富所需要的。
至此，邱玖华在云岭斋执教多年，五经富贤人辈出。其学生考中举人的有一名，秀才八名。这为五经富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云岭斋也因此名声远播，流传至今。
雍正六年（1728年），邱玖华考中进士，随后为五经富云岭斋写下一副对联：
地号蓝田
斋名云岭
到了乾隆七年（1742年），在朝廷供职的邱玖华，升任监察御史。他的门生曾德翔考中举人，上京拜访师尊。邱玖华甚是高兴，见五经富人才辈出，后继有人，欣然提笔，将考中进士时的对联补上：
地号蓝田，蓝里出青青又胜
斋名云岭，云中有路路还平
曾举人回乡后，即将师尊的墨迹刻于木板上，挂在云岭斋门口两旁。一时传为佳话，这也是表彰邱玖华对五经富的文化发展做出的贡献。没有邱玖华，就不知道五经富的学生什么时候才能突破考取举人、秀才的零记录；本地有了举人，秀才，又带来了后续的文化教育发展，为培养更多的人才打下了坚实的教育基础。因此，邱玖华到五经富教书，是里程碑的，也是开创性的。
这段流传在五经富民间的故事，《揭西县志》亦有记载：
云岭斋位于五经富公路旁，门向东南。书斋宽11米，深9米。有天井及后厅，世称“大书斋”。当地手抄史料记：“宏构书舎，教善子侄，隆师重道，令贫者咸得就。”建于清康熙年间，始由名师丘玖华执教，颇有名气。根据《揭阳县志》记：丘玖华“嘉应梅州进士，监察御史”。他曾为大书斋题联：“地号蓝田，蓝里出青青又胜；斋名云岭，云中有路路还平”。其版刻今尚存。
客家人不论在何时何地，哪怕处在最艰难的创业初期，一样重视教育，豪不含糊，并且有口皆碑。
1901年，法国外方传教士赖嘉禄神父，在他的《客法词典》自序中说：
“在嘉应州(今梅州)，这个不到三四十万人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因为客家人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是他们祭祀祖先的所在，而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有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事实，按人口比例来说，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
这是一百年前，一个外国传教士看见并记录下来的客家人是如何办教育的，真实可信。客家人有祠堂，就有学校，就不会让孩子失学，而且“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它相比较”，证明了客家人重视教育的程度有口皆碑。
然而，我们面对五经富在民国时期，人才辈出，且前所未有的达到了顶峰，产生了博士、院士、教授、少将和党、政、军等高级干部一大批的现象，在中国的大地上不仅极为罕见，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结合梅州进士邱玖华执教五经富云岭斋，我们需要进入那个时代，承前启后，做深入、全方位的思考，才能解开五经富的文化之谜。
【未完】 第四章 基督教入潮
黎立基登船上岸
潮汕大地背靠莲花山脉，面向广阔的南海，一方面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具有鲜明的农耕文化特征，宗祠、崇拜各路神祗盛行，很强的家族观念；另一方面，潮汕面对海洋，又具有海洋文化的特点，开放的，能够很快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因此，潮汕文化，呈现出保守与开放、传统与现代兼收并蓄的独特地域文化特征来。
1807年，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马礼逊牧师( Rev, Robert Morrison)抵达广州，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只对外开放广州，因此马礼逊的足迹，也只能来往广州和澳门两地。鸦片战争后，虽然放开了外国传教士到沿海和内地传教的限制，但马礼逊仍未离开广州、澳门两地。
巴色会的郭士立牧师，曾经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任英军的战时翻译官，他原任殖民地香港的怃华道。尽管他在港英政府里任公职，但他一直没忘记自己是一个牧师，对传教十分热心，积极动员华人牧师向内陆布道。1838年，郭氏派两位华人阿张和阿罗到江西边界和广东东部潮汕地区传教，根据后来的报告，说阿张和阿罗两人的工作很有成效。1844年，郭士立更组织了福汉会(Christian association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其时福汉会有会员20名，1845年80名，1846年179名，1847年300名（传道人占50名），1848年激增至1100名（传道人占100名），1849年传道人已达200名。1848年福汉会的工作甚至扩展到全中国十八省份中十二个省。有不少潮州人加入了福汉会，其中有一位叫阿明的潮州人，于1847年担任过福汉会会长，主理潮州一所教会。1849年间一连数月，福汉会从香港派遣多位华人传道士到广东多个府县布道，其中有五人分别被派往潮阳、普宁及潮州府。郭士立完成三次中国沿海之旅后，出版“the tournd of three voyages”一书，又透过福汉会的工作报告，郭氏在华传教事业，广为流传于西方，备受西方传教士的推崇，极大地刺激和鼓舞了西方教会到中国去传教的意愿。
为了响应郭氏的号召，欧陆巴色会决定派遣韩山明及黎立基同赴中国宣教。韩山明原籍瑞典，而黎立基原籍德国武藤堡，但二位是同窗好友，一起在神学院里学习，他们一同受到郭士立宣教事迹的感召，对那扇“已经打开的中国大门”以及福汉会的丰功伟绩甚为向往，他们欣然接受了巴色会的差遣，到中国去宣教的任务。
那时已经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了，清政府被迫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对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1844年7月、10月，美国和法国，效仿英国，先后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获得除割地、赔款之外，还要与英国同样的特权。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从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欧陆巴色会认为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去，当然是一个机会。
1846年1月，巴色会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欢送会，送黎牧、韩牧到中国去宣教。两人辗转多地，才在一年多后，即1847年3月19日，抵达香港。黎立基按郭士立的建议学习福佬方言（即潮语），韩山明学习客家方言。又过了一年，5月17日，黎立基跟着三位福汉会的传道助手，以及一名仆人，乘坐一艘商船离开了香港，六天后抵达南澳海面。
这艘商船，是走私鸦片的船只。尽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给予英国商人许多权力，但对鸦片，中国人民和地方政府还是深恶痛绝的，一旦发现有人明目张胆买卖走私鸦片，就会禁止。因此，这艘走私鸦片的船，在没有摸清岸上官府的行动之前，不敢冒然立刻靠岸，这样，黎立基只好暂宿鸦片烟船上，等待时机上岸。
在船上，黎立基的心情十分焦灼，每天做完祷告，便来到船头，眺望岸上的渔村，他仿佛看见了生活在苦难中的中国百姓，神情迷茫，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当年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样，他要带领潮汕人走出迷茫，相信主耶稣能够降福于他们。
在船上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几天后，船靠了岸，黎立基和三个传道助手立刻下了船。他们先到附近的小村庄寻找落脚点。助手会潮州话，好不容易说服一户农家，收留他们住下。安顿下来后，黎立基正想向这户人家的主人说说信耶稣的好处，没想到他们住在这户人家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官府行动很快，派人来查问，果然看见有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于是便对农户发出了警告，还下令黎立基马上离开此地。这件事，在《潮州.大事志》“德人传教潮汕”有记载。
黎立基牧师离开了这个村庄后，他害怕牵连到住户，就不敢长时间住在某个农户家里，于是居无定所，周游南澳的乡村，有机会便向人布道。渐渐地，有人愿意听他说道了，相信上帝耶稣，于是接受了黎立基牧师的洗礼。他一直在物色可以传道的当地人，这样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可是这些接受洗礼的人，内心对基督教还不完全信仰，依旧迷信中国民间的诸神，比如到庙里去拜城隍爷、观音菩萨、关帝等。黎立基知道后，既痛心，又失望。有位拜关帝爷的弟兄，他有个儿子，倒是有心问道，可是却患麻风病，黎立基也只有放弃给他洗礼。那时麻风病还不能治愈，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传染病，不仅会要了患者的生命，还会传染给其他人。
客家名镇，传教士的落脚点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