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客家人迁移史 1
本帖最后由 城客 于 2014-12-25 12:35 编辑印尼客家人迁移史 1
2014年12月1日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据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现有华人两千多万，而客家人约有八百多万。长期以来，印尼客家人为印尼的国家独立和经济建设及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融入主流社会的篇章。
客家人从中国广东、福建迁移来到印尼的历史悠久。据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侨名人故事录》记载，南宋末年，元军进占中原，南下福建、江西、广东，时为宋朝右丞相的文天祥（江西吉安人）先后在赣州、梅州等地征集义军，起兵勤王。1277年3月，文天祥率勤王师收复梅州，梅州地区有800多人应征参加义军，梅县松口卓谋等名列义军之名册。1279年文天祥兵败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宋被灭亡，卓谋与家乡10多位青年乘木筏由海上随季风漂流到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定居。此为有史料记载的梅州客家人飘洋过海南来印尼的最早纪录，距今已有735年历史。（1）
“蒙古族灭掉南宋，建立了元朝，在全国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加上战乱和天灾等原因，加快了梅州客家人避居海外的进程。国学泰斗、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祖籍广东梅县松口，出生于潮州）在《潮州志•交通志》记载：‘元时三佛齐（今印尼巨港）已有闽粤人足迹。’这亦是梅州客家人出南洋的记载。”（2）
“1407年，明朝三宝大监郑和率领庞大舰队到达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三发，决定除在马六甲建立下南洋的中转站外，还在西加的三发、爪哇的锡顺（东爪哇泗水附近）和苏门答腊的巨港建立三个停留站，作为休息、保养和添加粮食、淡水的主要根据地。因此，当年三宝公在三发附近设立一个‘三发华人回教会社’，留下一批人员在当地建设发展和宣传回教与儒家文化，也作为郑和七下西洋大舰队的联络中心地之一。”“郑和七下西洋，首次带来人马2万7千人，留下者也最少万人以上。”（3）
据《蕉岭县志》（1992年出版）记载，明朝永乐年间（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有一支由梅州客家人组成的队伍，因在马来亚上岸后迷路，便在吉兰丹牙拉顶深山定居，其中有一位是蕉岭县峰口乡孙姓人。据此推算，上述郑和下西洋在西加里曼丹三发等地建立三个停留站，留下的管理人员应有梅州客家人。
“明朝嘉靖年间，大埔人萧晚、程乡（今梅县）人林朝曦与饶平人张琏为首的农民起义发展到10万人，后为明朝大将戚继光所败，不少人逃往南洋谋生。”（4）
“海上武装反抗明朝的林清干、林凤集团，其中有不少梅州人，被明军灭亡后，不少部属流散到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各国定居，梅州乡民亦有不少人跟随前往。”（5）
据《大埔县志》（1992年出版）载：明崇祯13年（1640年）大埔长治乡民江龙、大东乡民罗宏等人参加郑成功的抗清义军，随郑到台湾，兵败后，他们由台湾转至东南亚谋生。明末清初许多闽粤一带的客家人，有不少是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即天地会）的信徒。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动荡不安，许多人选择远渡重洋，到婆罗洲以开采金矿为业。这些客家人，当时以嘉应州（今梅州市）、惠州、海陆丰出身者居多。到十八世纪中业，总数已发展到7万多人。他们当时已分成20几个集团组织，都以“公司”为名。所谓“公司”，其实是明末清初闽粤两省农村中一种带有帮会性质的经济组合形式。（6）
1772年，嘉应州（今梅县）石扇堡人罗芳伯，因参加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被清朝官府获悉，不能在乡立足，便邀集江戊伯等一批同乡连同福建永定等地的客家人一起，从虎门乘木船随季风漂流到婆罗洲加里曼丹之坤甸东万律谋生。初时他设馆当教师授华文两年，后邀集一百多名客家人从事开采金矿。1777年创办“兰芳公司”，数年内控制东万律及周围金矿区。
1794年，他协助坤甸苏丹平定内乱，势力大增。当地酋长割地相让。“兰芳公司”管辖之土地纵横千里，附近闽粤客家人掌控的采金公司闻风归附，人口达10多万人。罗芳伯被推为“大唐总长”。“兰芳公司”独立自主,开设华文学校,扩充市场，制订法律，教练兵员，征租收税，政通人和，为开发和建设西加里曼丹建立了卓越的功勋。1886年，“兰芳公司”始被荷兰殖民者强占。“兰芳公司”自创立至结束达109年之久，形成华人移民社会的雏形，这段期间梅州家乡的客家人慕名南来加盟者数以万计。1770年左右，西加里曼丹鹿邑苏丹，曾邀请三万名客家人来到当地开金矿。
至今，“从坤甸沿着卡布阿斯河往上走，河畔仍然保留许多传统聚落，其中一个名叫双沟月（Sungai Ayak）的美丽村落，住了大约4000位客家人，多以割胶务农打工为生。从外表很难分辨是华人或原住民，住的房子也和当地原住民差不多，不过他们仍然说着地道的梅县客家话。根据当地居民表示，他们的祖先是在18世纪跟着罗芳伯到此开金矿，之后在当地娶妻生子，建立起自己的家园，至今已经繁衍4、5代了，与当地原住民相处融洽，就像一家人。在这里的客家人过着桃花源般的生活，从当地传唱的一首客家山歌，就可以理解当年客家先辈为什么会在这里落地生根：双沟月，好地方；树满山，谷满仓；天旱时，鱼群上；打到鱼群来做餐。”（《静水流深――东南亚廿客家良材》第36页，台湾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编）
清朝同治年间（1864年）12月，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兵败嘉应州，1866年，被清军收降和斩杀的太平军将士计6.6万人。至此，太平军余部在梅州全军覆灭。梅州人以及太平军中的梅州人又一次被迫逃亡日本和东南亚各国。（7）
因太平军首领洪秀全祖籍在嘉应州石坑堡，故有“太平军起于嘉应、灭于嘉应”之说。自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即1851年至1864年，由祖籍嘉应州（今梅县）石坑堡的洪秀全领导的以客家人为基本队伍的农民革命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时间持续了14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陷落后，清廷实行血腥大屠杀，捣毁洪秀全在嘉应州的祖屋祖坟，株连斩杀洪氏族人及亲朋戚友，幸存者被迫逃亡日本和东南亚各国。”（8）
由于政治原因，除南宋末年的抗元、清初的“反清复明”、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后，随员逃亡海外谋生的以外，近现代也有不少梅州人为避政治迫害而流亡海外的。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及大陆易炽前夕，许多梅州客家人因避抓兵或避祸而出走印尼的亦不少。
“客家人从中原南迁后，广阔的南方平原和良好环境已被他人占据，客家人只好往边远山区迁徙而居。山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谋生困难，灾荒不断，素有勤劳刻苦的客家人为了生计，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谋生路。梅州境内梅江、韩江贯穿其间，且通往汕头港口，是唯一的水上交通要道，也是最佳的出洋选择，故乡民多由此向南洋各地谋生。”（9）
十七世纪中、末期，荷兰殖民者的东印度公司为了开发印尼，不断派船到中国沿海一带捕获中国劳工，输往印尼各地。同时，又千方百计掠夺和欺骗华人到巴达维亚前往垦殖。当时，嘉应州的客家人连怀邀集一批同乡前来巴城谋生，与从泗水来雅加达的同乡黄班结为好友。在1740年10月荷兰殖民者制造了举世震惊的“红溪惨案”，被杀害的华侨上万人。连怀与黄班与逃至郊区的华侨（其中不少是客家人）汇集成立抗荷义军18000多人，他们俩为义军首领转战爪哇各地，直到1743年12月反荷战争失败。
“鸦片战争后的百年间，是客家人移居东南亚的高峰期。由于清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在此之前的移民，自然属于非法，风险相对很高。鸦片战争后，清帝国门户洞开，政府已无力阻止华工出国谋生。中国的动乱，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陆续控制且开发东南亚资源，需要大批人力，因此闽粤两地的穷苦农民，或自愿、或受骗，相继大举过番到南洋。”（10）
印尼群岛沦为荷兰殖民地时期，在加里曼丹岛西部、苏门答腊岛东海岸和爪哇岛北岸一带，都居住了大批经商的华人，其中不少是客家人。如：富甲东南亚的客家人张弼士、棉兰开埠功臣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巴城中华会馆创办人丘燮亭、潘立斋及梁辉运的父亲采臣公等。
十九世纪中叶，在苏门答腊岛东海岸一带，荷兰殖民者或苏丹或华人经营的种植园（烟叶、咖啡、橡胶、椰子、胡椒）的劳工；在西加里曼丹开采金矿，在勿里洞岛和邦加岛开采锡矿的劳工，大部分也是客家人。他们是在被拐骗卖身去充当“契约华工”，即“卖猪仔”。
梅州客家人前来印尼的途径还有是：
1.“水客”引带出洋。许多乡民通过戚族关系，由带新客出洋为职业的“水客”直接把人带到南洋。如：梅县隆文镇的“水客”萧育斋在印尼40多年间，经他带到南洋的叔侄亲友就有400多人；白宫镇的“水客”李职昌，操“水客”业30多年间，给他带出的就有1000多人。梅州市有“水客”从业人员最多时达700多人。
“水客”是往返唐山与南洋之间，专门替华侨和侨眷带信，代写书信，带银钱，捎物品，甚至捎带人员出洋的职业人员。水客从华侨那里收取若干“走水钱”的报酬，一般为花费银钱的3%至10%。此业务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水客成为海外华侨和乡民的桥梁和纽带。
2.“婚配出洋。过去，出洋者多为男青壮年，在家尚无妻室。到南洋经过三年五载的艰苦努力，有了一定的积蓄，便与家乡亲人联系物色女子，待‘水客’返乡复出时，把唐山妹带出成亲。有些华侨后裔，也因长辈之命，委托‘水客’从原乡带出姑娘进行婚配。昔时，梅州各县男子大多都外出谋生，乡中女人占了绝大部分，加之山多田少，生活艰难，许多青年姑娘都乐于去过番，嫁个华侨。”（11）
3.“继承财产。在海外的华侨，经过几十年的辛勤耕耘，有了自己的事业，且发展起来了。自己却到了晚年或积劳成疾，继续经营管理已力不从心。为了一生的血汗不在外断送，后继有人。于是就让其国内的亲人出国接管继承其事业。除此，还有相当一些人因事业的壮大，人手不足，叫原乡亲友出洋协助，这在梅州乡间占有一定的比重。”（12）
客家人在印尼多因地缘、亲缘、业务关系而聚居。如印尼加里曼丹以梅州、福建籍的客家人居多。这是早在1772年间，梅县石扇人罗芳伯带领一批客家人在该地定居谋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的金矿开采不断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力，于是梅县籍的华侨又通过“水客”从家乡引带出众多的乡民，使西加里曼丹的梅州籍华侨越来越多。客家话通行于西加里曼丹，至今二百多年来，客家话盛行，当地的福建、广府、潮州、海南籍的华人，以及许多达雅族或马来族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
勿里洞岛、邦加岛锡矿开采亦是一百多年来招收了大量的客家人，至今客家话通行。还有苏门答腊岛的亚齐亦是通行客家话。
客家人移民来到印尼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早期的客家先贤胼手胝足，白手起家，一旦生活逐渐安定，有能力者却纷纷办学，并从祖籍地聘请教师授课，客家人更有“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的古训。由于印尼是海外华人聚居最多的地区，也是海外客家人聚居最多的地区，客家人开办华文教育渊源流长，成就最大。
如：两百多年前的梅县客家人罗芳伯抵达西加里曼丹东万律，先开设私塾教书两年。后来与一批客家人创立了“兰芳公司”，当即创设华文学校，从梅县家乡招聘教师，大幅提升十多万华人的文化程度，连当地的达雅族、马来族亦喜欢将子女送入兰芳学校以认识汉字为荣。
1900年3月17日，福建籍侨贤潘景赫、李兴濂与梅县籍侨贤丘燮亭、梁映堂、潘立斋等20人创办“巴城中华会馆”，旋于1901年3月17日，创办全印尼第一所华文学校～中华会馆中华学校。
再如：十九世纪中期从梅县松口家乡南来苏门答腊岛棉兰的张榕轩艰苦创业致富后，邀约弟弟张耀轩出洋协助发展事业。1908年他们兄弟俩在棉兰市独资创办“敦本学堂”，凡入学者一律免费，开苏岛华文教育之先河。
1926年，梅县籍富商刘宜应还在椰城新巴剎创办“平民学校”。(待续)
（世界客属第 26 届恳亲大会纪念特刊）
注：
（1）《梅州华侨志》第21页。
（2）《梅州华侨华人史》（邓锐着）第63页。
（3）《迎接落地生根时代――印尼华人文化教育史话》（李卓辉着）第153页。
（4）（5）《梅州华侨华人史》第64页、40页。
（6）《静水深深――东南亚廿客家良材》（台湾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编）第8页。
（7）（8）《梅州华侨华人史》第42页、41页。
（9）《梅州华侨志》第21页。
（10）《静水深深》第9页。
（11）（12）《梅州华侨志》 第22页。
饶淦中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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